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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达：辅佐多位元帅的优秀参谋长
在开国上将中，李达的资历似乎相对浅一些，但他曾参加过著名的宁都起义。在长年的军事生涯中，他的工作范围主要在部队的参谋领域，担任过红六军团参谋长、红二方面军参谋长、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参谋长、第二野战军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等一系列重要职务，是我军将领中担任野战军参谋长时间最长的一位。从1934年10月至1953年7月近20年时间里，李达先后辅佐过贺龙、刘伯承、徐向前、陈毅、彭德怀等5位共和国元帅，成为我军军史上辅佐元帅最多的参谋长。
作为高级参谋长，李达心胸宽广，甘居人次，积极认真辅佐军事主官的工作，尽职尽力不越位，忠诚坦荡善谋断，被刘伯承称为“称职的好参谋长”，被邓小平誉为“一幅活地图”，被陈毅说成是“抱着电话机睡觉的参谋长”，而李达自己则谦称是“站在首长阴影里面的参谋”。
任红八军独立第一师参谋长兼第三团团长时，李达率部参加了网岭、官田、分宜等战斗。在分宜战斗中，他带领部队在战场上救护了负伤的军代政治委员王震，并按王震的命令率部连续冲锋，一举攻占了国民党军第十八师第五十二旅一部据守的钤岗岭制高点。
任红八军参谋长时，李达协助军长萧克、政治委员蔡会文组织指挥了九渡冲战斗和棠市战斗，取得了配合红一方面军主力进行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重大胜利。为此，李达荣获二等红星奖章。
任红六军团第十七师参谋长兼第五十团团长时，李达协助萧克先后指挥了湘赣边界的五佛岭战斗、黄沙反击战和沙市伏击战，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在黄沙战斗中，李达果断指导通信人员使用刚刚缴获的国民党军陆空联络信号，诱使国民党军飞机越过红军阵地轰炸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并趁国民党军挨炸陷入混乱之际，协助萧克指挥部队迅即发起反攻，毙伤国民党军官兵近千人。
任红六军团参谋长兼第十七师参谋长时，李达辅佐萧克和王震，率部撤离湘赣苏区，转移到湘中开创新的根据地。途中，在贵州石阡县的甘溪镇，红六军团陷入湘、桂、黔国民党军20多个团的重围，战斗失利，部队被截为3段。李达把各团突围出来的400余人临时编为特务团，迅速赶往梵净山区寻找贺龙的红三军。艰苦转战9昼夜后，终于在沿河县水田坝遇见了红三军部队。贺龙了解情况后，于第二天立即率部南下，接应红六军团，李达则带特务团作为前导。经七八天辗转行军，先遇到了失散的第十七师第五十团，接着在梵净山西北的木黄找到了红六军团主力。贺龙与萧克两部从而胜利会合。
任红二军团参谋长时，李达辅佐贺龙和任弼时，制订了湘西攻势作战方案，并参与指挥了龙家寨、梧溪河、忠堡、龙山、板栗园等战斗，为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红二、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李达协助任弼时、贺龙等指挥了突破乌江战斗、将军山战斗、乌蒙山回旋战及抢渡金沙江、翻越雪山等重大行动。他经常率领侦察连走在全军最前面，探察敌情、民情、地形、道路。到了宿营地，又要值班处理文电、设置警戒、安排宿营，还用干电池收音机收听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被公认为“管事最多睡觉最少的人”。
任红二方面军参谋长时，李达成为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在军事方面的得力助手。长征途中，红二方面军发动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战役，李达起草了《第二方面军基本命令》。战役打响后，他协助贺龙、萧克等指挥作战，一举攻占甘南4座县城和陕南部分地区，为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创造了条件。
任援西军参谋长时，李达辅佐刘伯承和张浩，在甘肃镇原城设置招待所，在西安至兰州的公路上设立多处接待站，为接应突围的西路军失散人员，做出了积极贡献。
全面抗战开始后，李达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参谋处处长，他充分发挥司令部的作用，协助师参谋长倪志亮，把师首长刘伯承、徐向前的作战意图转化为扎实稳妥的部队行动。一二九师以袭击、伏击、阻击等战法，先后在阳明堡、七亘村、黄崖底和广阳等地重创日军，还取得了反“六路围攻”的胜利。在七亘村战斗之前，李达随刘伯承在预设战场观察敌情时，两次与日军小部队遭遇。李达果断指挥警卫排和参谋人员击毙数名日军，成功掩护刘伯承脱险。后来，李达协助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一二九师成功地进行了猛袭长生口、伏击神头岭、完胜响堂铺、急袭长乐村等一系列以劣胜优的战斗。
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参谋长时，李达辅佐刘伯承和邓小平，协助指挥一二九师，转战冀南、晋冀豫、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他精心制订作战方案，部署战役，事必尽责。先后参与指挥了著名的反“九路围攻”、开辟冀南、白晋战役、百团大战、历次反“扫荡”等一系列作战，粉碎了日军的残酷“围攻”、疯狂“扫荡”及“囚笼政策”。
在著名的百团大战中，李达辅佐刘伯承和邓小平，完成了八路军总部赋予一二九师的作战任务。战役第一阶段，李达草拟了一二九师的作战计划，组织司令部人员绘制了正太铁路西段和晋东南的情况图，编写了工兵、爆破等有关技术资料，印发给部队。还布置了通信、侦察、警戒、防空、防毒等具体工作。一二九师扩大战果时，李达参与研究并起草了作战计划。他还依据各部队上报的情况，整理了《破路经验介绍》下发各参战部队，用以指导部队进行第二阶段破袭作战。第二阶段，李达拟制榆（社）辽（县）作战计划，部署部队。第三阶段，李达协助刘伯承、邓小平指挥弓家沟伏击战、黄崖洞保卫战、关家垴攻坚战，坚决反击日军的报复性“扫荡”。
百团大战结束后，一二九师部队展开全面整训。李达在负责整训的军事部分时，针对部队在战斗中暴露出的战斗动作不熟练、射击技术不精、白刃格斗能力不强等问题，组织部队进行了小分队袭取据点、野战进攻及伏击、遭遇战术的演习；技术训练方面，强化刺杀、投弹、射击的练习。经过整训，有效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李达还十分注重研究司令部的业务工作。他撰写的《健全司令部工作的具体要求》发表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他在主持一二九师参谋训练队时，要求作战参谋必须学会识图、绘图、“背图”。背图，就是不看地图，也能将战区军用地图上标出的山川、城镇、村庄、道路、桥梁、地物等叙述出来。 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参谋长时，李达辅佐刘伯承、邓小平指挥野战军主力，先在晋冀地区进行了上党战役、邯郸战役；还受刘伯承、邓小平的派遣，以老西北军“袍泽”的身份，促成了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编第八军军长高树勋如约率1万名官兵起义。接着，在鲁西南战场机动作战时，先后参与指挥了陇海、定陶、巨野、鄄城、滑县、巨（野）金（乡）鱼（台）、豫皖边和豫北反攻等战役；后来，又挥军突破国民党军队黄河防线，参与发起鲁西南战役，战胜敌人的多次追堵，千里跃进大别山，直插国民党政权的腹心地区，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
任中原野战军参谋长时，李达辅佐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和李先念，参与组织指挥了宛西、宛东、襄（阳）樊（城）、郑州等战役和三大战略决战中的淮海战役。
大战前，李达敏锐地发现第四纵队试制的“飞雷”和第一纵队制造的“土发射筒”等武器，虽然粗糙，但很有杀伤力，且能用于攻坚战，于是果断上报总前委加以推广。后来，这些土法上马的自制武器，在围歼国民党军主力黄维兵团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任第二野战军参谋长时，李达协助刘伯承、邓小平组织指挥了渡江战役，渡过长江天险，直出浙赣线，解放皖南、浙西、赣东北和闽北广大地区。随后，在贺龙等部配合下，向西南进军，解放了四川、云南、贵州、西康4省。
渡江战役前，李达组织部队大力开展水上训练，如划船、游泳、登陆、水上射击等，打消了北方籍战士对滔滔江水的畏惧感，提高了水上作战的技能。他还按照刘伯承的指示，组织了一次渡江登陆的实验性战斗，调动第十二军第三十五师的一个团在炮火掩护下乘船攻打长江中的一个江心洲。结果仅用7分钟就登上江心洲，无一伤亡地全歼国民党守军300余人。此战大大增强了部队指战员胜利渡江的信心。
在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期间，李达辅佐贺龙和邓小平，具体组织西南军区部队对四川、云南、贵州、西康4省边远地区的股匪进行大规模的围剿。为打开进军西藏的大门，李达拟订了昌都战役作战方案，并与贺龙、邓小平一起签发了《昌都战役基本命令》，还承担了解决进军西藏的后勤工作这一艰巨任务。
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时，李达辅佐彭德怀和邓华，参与组织指挥了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及金城战役。战役之前和战役之初，他亲自到志愿军的5个兵团部、4个特种兵指挥部、5个后勤分部，朝鲜人民军的6个军团部巡察，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加强协调。这期间，李达还积极协助志愿军首长选择攻击目标，制定作战计划，部署、调动部队，确保了参战部队密切配合、战役顺利进行。
长期的战争实践证明，李达不愧为第二野战军的好参谋长，也是全军著名的参谋长之一。
李克农：被毛泽东谐称为“共产党的‘大特务’”
李克农是解放军中唯一没有带过兵、也没有指挥部队打过仗的开国上将，是一名从“寂静战场”上走出来的特殊将军，被外界誉为“最神秘”的红色“特工王”。李克农虽然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但他在隐蔽战场上经历了无数惊涛骇浪，在中共多次重大历史事件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有人说他的作用超过10个整编师。
李克农从事党的秘密活动的源头可追溯到他1926年冬入党之时，而他作为情报专业人员的非凡才华则在1929年12月之后才真正显示出来。
当时，担任中共上海市沪中区委宣传委员的李克农，经组织上批准考入了国民党无线电管理局，担任广播新闻编辑之职。
无线电管理局其实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属下的一个特务情报机构，而党务调查科又是国民党中统（简称CC系）特务组织的重要部门，为掩人耳目，对外却挂总务科的牌子，科址设在南京，调查科主任兼管理局局长，就是中统大特务徐恩曾。
那么，我党是怎么知道其广播新闻编辑的位置就是特务身份的呢？为什么秘密党员李克农能打入这一外表森严的特务组织呢？因为，掌握这个情报信息的钱壮飞是徐恩曾的私人秘书，而钱壮飞本人正是先期打入敌人内部的中共秘密党员。
世间凡事总有巧合。钱壮飞掌握着敌人的不少核心机密，但一直苦于找不到党组织，情报也传不出去，因当时上海情况复杂，党的组织与活动极为隐秘，如果没有相当的原则和程序，一般的同志是接不上头的。徐恩曾对钱壮飞十分赏识，让钱壮飞再兼任党务调查科的机要秘书，这无疑是一个获取情报的绝好机会，而且无线电管理局正要招兵买马，扩大特务组织。钱壮飞想，我们何不也派人借机打入呢？但怎样才能把此事告知党组织呢？
正当钱壮飞有心寻找党组织时，机会突然来了。他在为徐恩曾筹办酒席送来迎往时，竟巧遇当年与自己同在北京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好友胡底。钱壮飞与胡底都是1925年入党的中共北方局秘密党员。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北方局的各级党组织相继遭到严重破坏，李大钊等人被残酷杀害。在党组织安排下，胡底和钱壮飞秘密南下前往上海。抵沪后，为了谋生，他们又几度聚散。此时两人相见，自是分外高兴。寒暄后，钱壮飞得知胡底现正在一家影业公司拍电影，特别是得知胡底已和上海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更是欣喜异常。于是，钱壮飞郑重其事地要求胡底带他去见党组织，称有急事相告。胡底欣然应诺。第二天，钱壮飞如约来到摄影棚，胡底将他领到一个角落，同样郑重其事地给他介绍了一个人。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李克农。原来，李克农是胡底的安徽老乡加旧时好友，胡底来上海跟钱壮飞分手后，又与李克农重逢，就接上了组织关系。钱壮飞将自己的所知全部告诉了李克农，并请李克农尽快向党组织汇报，以求对策。
李克农迅速将这一情报通过中共沪中区委向上级汇报。组织上对此非常重视，经开会研究，正式同意钱壮飞担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并派李克农打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
经过层层考试筛选，加上钱壮飞的暗中安排，结果，才华出众、思路敏捷的李克农以优异成绩顺利地考入国民党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后来，又经过徐恩曾的严密考察，李克农终被委任为该局的广播新闻编辑。随后，胡底在钱壮飞的帮助下也进入了无线电管理局，被派往天津，参与创办国民党在北方的情报机构——长城通讯社，不久即担任社长一职。 李克农在实际工作中认真细致，严密周到，凡是他经手整理的调查材料，徐恩曾看了都十分满意。中共为使李克农能够进一步取得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信任，便将一些过期的文件转交给李克农，让他以“缴获共党文件”为名送往南京。徐恩曾看过这些材料，连声称赞李克农真有办法。通过不断努力，李克农被提拔为电务股股长，统管全国的无线电报务员考核登记的大权。
后来，根据钱壮飞的安排，经组织批准，李克农与钱壮飞、胡底3人组成中共特别小组，李克农任组长，往来宁沪之间指导工作，归中央特科直接领导，并由特科的情报科科长陈赓单线与他们联系。从此，他们在敌人心脏展开了一场特殊的战斗。
中央特科为了收发情报的需要，在上海设了一些秘密据点。三明照相馆就是以陈赓为老板来作掩护的一个重要秘密据点。李克农若获有重要情报，便来此地与陈赓接头。同时，组织上还派秘密交通员宋治家以李克农的“佣人”身份来传递情报。
1930年8月下旬，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准备在上海秘密举行，但被国民党南京特务总部侦悉，已密令上海方面军警特联合行动，欲将中共首脑一网打尽。在此危急时刻，李克农获悉了这一情报。他在一张钞票上写了4个字：“会不能开！”以让宋治家买饭为借口，很巧妙地把情报及时传了出去。随即，中共中央决定会议延期举行，地点也做了变动，从而粉碎了国民党的围捕计划。
1930年9月初，李克农奉中央特委之命，利用特殊身份作掩护，从上海护送刘伯承去南京。此时，国民党特务机构也掌握了刘伯承离沪的情报，所以，从上海到武汉一路布下严密的封锁线。但谁也想不到，与李克农一起坐在火车的头等车厢里，像绅士一样的人就是刘伯承。途中，李克农利用持有的特种证件，很巧妙地应付了特务的监视和军警的搜查，只身一人将刘伯承安全送到南京。
1930年12月至1931年5月，钱壮飞先后从徐恩曾那里获取了国民党要对红军中央苏区发动第一、第二次军事“围剿”的命令、兵力部署等绝密战略情报，并由李克农及时交给了陈赓和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这些准确及时的情报，使毛泽东、朱德能够知己知彼，争取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率领工农红军百战不殆，从而取得了两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由于以李克农为首的特别小组控制着敌人的情报机构，蒋介石几次企图破获驻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均告失败。而特务头子徐恩曾对这一切毫不知情，还十分得意自己拥有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底这3名干将。
1931年4月26日凌晨，李克农在上海家中收到了钱壮飞派他的女婿、秘密交通员刘杞夫从南京送来的密信：中央特科行动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国民党抓捕后叛变。这个消息令李克农非常震惊！因为顾顺章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掌握着中共中央大量的核心机密、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住处，也包括被称为中共情报系统“龙潭三杰” 的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的详细情况。
接到钱壮飞这十万火急的情报，李克农十分明白顾顺章的叛变意味着什么：不要说宁、沪之间历尽艰险建立起来的情报机构会遭到彻底破坏，甚至整个中央领导机关也将面临灭顶之灾。
李克农感觉到十分焦虑，他果断决定务必要抢在敌人动手之前，以最快速度将情报交给党中央。而偏偏不凑巧，这天不是他与陈赓定期碰面的日子。危急的形势已经容不得半点拖延！李克农灵机一动，不顾个人安危，立即行动，先找到江苏省委，随之在中央刚刚建立的一个紧急备用的联络站找到了陈赓，然后又和陈赓马不停蹄地找到周恩来。听到这个骇然的消息后，周恩来立即召集中央有关领导商议，决定采取紧急措施，通知所有机关和人员紧急转移！
与此同时，徐恩曾正带人到上海去抓捕周恩来和陈赓等人，但为时已晚，在前后不到几分钟或十几分钟的时间里，中共领导人的住处已经人去楼空，只见未焚尽的文件还在冒着青烟。
顾顺章事件之后，李克农用“克潮病笃”的暗语，给天津的胡底发电，通知他事态严重，速返上海。27日早晨，钱壮飞也坐着火车撤离南京到上海。李克农本人的身份同样暴露，国民党特务多次密谋抓捕甚至暗杀他，可都没能得逞。紧接着，“龙潭三杰”先后撤离上海，相聚于江西苏区。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李克农一家抵达延安。毛泽东和朱德在杨家岭的窑洞里请李克农一家吃饭。
毛泽东说：李克农是一个好人。当年在苏区，我靠边站，找博古要个秘书也要不到。我找李克农，他马上送来叶子龙；还有，我当时患肺病，是李克农搞来鱼肝油，使我的病得到治疗；遵义会议时，李克农负责卫戍工作，为会议安全提供了保证，警卫工作做得很好……
毛泽东还幽默地对李克农的孩子们说：“你爸爸是个‘大特务’。不过，他是我们共产党的‘大特务’！”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评价说：“李克农、钱壮飞等同志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他们，当时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包括周恩来这些同志，都不存在了。”
李克农曾说过：我一生不外乎做了三件事情，一是保卫党中央的“警卫员”，二是统一战线的“尖兵”，三是培养干部的“园丁”。这也是李克农一生的真实写照。
（责任编辑：吴玫）
在开国上将中，李达的资历似乎相对浅一些，但他曾参加过著名的宁都起义。在长年的军事生涯中，他的工作范围主要在部队的参谋领域，担任过红六军团参谋长、红二方面军参谋长、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参谋长、第二野战军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等一系列重要职务，是我军将领中担任野战军参谋长时间最长的一位。从1934年10月至1953年7月近20年时间里，李达先后辅佐过贺龙、刘伯承、徐向前、陈毅、彭德怀等5位共和国元帅，成为我军军史上辅佐元帅最多的参谋长。
作为高级参谋长，李达心胸宽广，甘居人次，积极认真辅佐军事主官的工作，尽职尽力不越位，忠诚坦荡善谋断，被刘伯承称为“称职的好参谋长”，被邓小平誉为“一幅活地图”，被陈毅说成是“抱着电话机睡觉的参谋长”，而李达自己则谦称是“站在首长阴影里面的参谋”。
任红八军独立第一师参谋长兼第三团团长时，李达率部参加了网岭、官田、分宜等战斗。在分宜战斗中，他带领部队在战场上救护了负伤的军代政治委员王震，并按王震的命令率部连续冲锋，一举攻占了国民党军第十八师第五十二旅一部据守的钤岗岭制高点。
任红八军参谋长时，李达协助军长萧克、政治委员蔡会文组织指挥了九渡冲战斗和棠市战斗，取得了配合红一方面军主力进行第四次反“围剿”作战的重大胜利。为此，李达荣获二等红星奖章。
任红六军团第十七师参谋长兼第五十团团长时，李达协助萧克先后指挥了湘赣边界的五佛岭战斗、黄沙反击战和沙市伏击战，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作战。在黄沙战斗中，李达果断指导通信人员使用刚刚缴获的国民党军陆空联络信号，诱使国民党军飞机越过红军阵地轰炸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并趁国民党军挨炸陷入混乱之际，协助萧克指挥部队迅即发起反攻，毙伤国民党军官兵近千人。
任红六军团参谋长兼第十七师参谋长时，李达辅佐萧克和王震，率部撤离湘赣苏区，转移到湘中开创新的根据地。途中，在贵州石阡县的甘溪镇，红六军团陷入湘、桂、黔国民党军20多个团的重围，战斗失利，部队被截为3段。李达把各团突围出来的400余人临时编为特务团，迅速赶往梵净山区寻找贺龙的红三军。艰苦转战9昼夜后，终于在沿河县水田坝遇见了红三军部队。贺龙了解情况后，于第二天立即率部南下，接应红六军团，李达则带特务团作为前导。经七八天辗转行军，先遇到了失散的第十七师第五十团，接着在梵净山西北的木黄找到了红六军团主力。贺龙与萧克两部从而胜利会合。
任红二军团参谋长时，李达辅佐贺龙和任弼时，制订了湘西攻势作战方案，并参与指挥了龙家寨、梧溪河、忠堡、龙山、板栗园等战斗，为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要贡献。后来，红二、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苏区开始长征，李达协助任弼时、贺龙等指挥了突破乌江战斗、将军山战斗、乌蒙山回旋战及抢渡金沙江、翻越雪山等重大行动。他经常率领侦察连走在全军最前面，探察敌情、民情、地形、道路。到了宿营地，又要值班处理文电、设置警戒、安排宿营，还用干电池收音机收听了解各方面的情况，被公认为“管事最多睡觉最少的人”。
任红二方面军参谋长时，李达成为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在军事方面的得力助手。长征途中，红二方面军发动成（县）徽（县）两（当）康（县）战役，李达起草了《第二方面军基本命令》。战役打响后，他协助贺龙、萧克等指挥作战，一举攻占甘南4座县城和陕南部分地区，为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创造了条件。
任援西军参谋长时，李达辅佐刘伯承和张浩，在甘肃镇原城设置招待所，在西安至兰州的公路上设立多处接待站，为接应突围的西路军失散人员，做出了积极贡献。
全面抗战开始后，李达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参谋处处长，他充分发挥司令部的作用，协助师参谋长倪志亮，把师首长刘伯承、徐向前的作战意图转化为扎实稳妥的部队行动。一二九师以袭击、伏击、阻击等战法，先后在阳明堡、七亘村、黄崖底和广阳等地重创日军，还取得了反“六路围攻”的胜利。在七亘村战斗之前，李达随刘伯承在预设战场观察敌情时，两次与日军小部队遭遇。李达果断指挥警卫排和参谋人员击毙数名日军，成功掩护刘伯承脱险。后来，李达协助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一二九师成功地进行了猛袭长生口、伏击神头岭、完胜响堂铺、急袭长乐村等一系列以劣胜优的战斗。
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参谋长时，李达辅佐刘伯承和邓小平，协助指挥一二九师，转战冀南、晋冀豫、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他精心制订作战方案，部署战役，事必尽责。先后参与指挥了著名的反“九路围攻”、开辟冀南、白晋战役、百团大战、历次反“扫荡”等一系列作战，粉碎了日军的残酷“围攻”、疯狂“扫荡”及“囚笼政策”。
在著名的百团大战中，李达辅佐刘伯承和邓小平，完成了八路军总部赋予一二九师的作战任务。战役第一阶段，李达草拟了一二九师的作战计划，组织司令部人员绘制了正太铁路西段和晋东南的情况图，编写了工兵、爆破等有关技术资料，印发给部队。还布置了通信、侦察、警戒、防空、防毒等具体工作。一二九师扩大战果时，李达参与研究并起草了作战计划。他还依据各部队上报的情况，整理了《破路经验介绍》下发各参战部队，用以指导部队进行第二阶段破袭作战。第二阶段，李达拟制榆（社）辽（县）作战计划，部署部队。第三阶段，李达协助刘伯承、邓小平指挥弓家沟伏击战、黄崖洞保卫战、关家垴攻坚战，坚决反击日军的报复性“扫荡”。
百团大战结束后，一二九师部队展开全面整训。李达在负责整训的军事部分时，针对部队在战斗中暴露出的战斗动作不熟练、射击技术不精、白刃格斗能力不强等问题，组织部队进行了小分队袭取据点、野战进攻及伏击、遭遇战术的演习；技术训练方面，强化刺杀、投弹、射击的练习。经过整训，有效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李达还十分注重研究司令部的业务工作。他撰写的《健全司令部工作的具体要求》发表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他在主持一二九师参谋训练队时，要求作战参谋必须学会识图、绘图、“背图”。背图，就是不看地图，也能将战区军用地图上标出的山川、城镇、村庄、道路、桥梁、地物等叙述出来。 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参谋长时，李达辅佐刘伯承、邓小平指挥野战军主力，先在晋冀地区进行了上党战役、邯郸战役；还受刘伯承、邓小平的派遣，以老西北军“袍泽”的身份，促成了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编第八军军长高树勋如约率1万名官兵起义。接着，在鲁西南战场机动作战时，先后参与指挥了陇海、定陶、巨野、鄄城、滑县、巨（野）金（乡）鱼（台）、豫皖边和豫北反攻等战役；后来，又挥军突破国民党军队黄河防线，参与发起鲁西南战役，战胜敌人的多次追堵，千里跃进大别山，直插国民党政权的腹心地区，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
任中原野战军参谋长时，李达辅佐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和李先念，参与组织指挥了宛西、宛东、襄（阳）樊（城）、郑州等战役和三大战略决战中的淮海战役。
大战前，李达敏锐地发现第四纵队试制的“飞雷”和第一纵队制造的“土发射筒”等武器，虽然粗糙，但很有杀伤力，且能用于攻坚战，于是果断上报总前委加以推广。后来，这些土法上马的自制武器，在围歼国民党军主力黄维兵团时发挥了重要作用。
任第二野战军参谋长时，李达协助刘伯承、邓小平组织指挥了渡江战役，渡过长江天险，直出浙赣线，解放皖南、浙西、赣东北和闽北广大地区。随后，在贺龙等部配合下，向西南进军，解放了四川、云南、贵州、西康4省。
渡江战役前，李达组织部队大力开展水上训练，如划船、游泳、登陆、水上射击等，打消了北方籍战士对滔滔江水的畏惧感，提高了水上作战的技能。他还按照刘伯承的指示，组织了一次渡江登陆的实验性战斗，调动第十二军第三十五师的一个团在炮火掩护下乘船攻打长江中的一个江心洲。结果仅用7分钟就登上江心洲，无一伤亡地全歼国民党守军300余人。此战大大增强了部队指战员胜利渡江的信心。
在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期间，李达辅佐贺龙和邓小平，具体组织西南军区部队对四川、云南、贵州、西康4省边远地区的股匪进行大规模的围剿。为打开进军西藏的大门，李达拟订了昌都战役作战方案，并与贺龙、邓小平一起签发了《昌都战役基本命令》，还承担了解决进军西藏的后勤工作这一艰巨任务。
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时，李达辅佐彭德怀和邓华，参与组织指挥了1953年夏季反击战役及金城战役。战役之前和战役之初，他亲自到志愿军的5个兵团部、4个特种兵指挥部、5个后勤分部，朝鲜人民军的6个军团部巡察，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加强协调。这期间，李达还积极协助志愿军首长选择攻击目标，制定作战计划，部署、调动部队，确保了参战部队密切配合、战役顺利进行。
长期的战争实践证明，李达不愧为第二野战军的好参谋长，也是全军著名的参谋长之一。
李克农：被毛泽东谐称为“共产党的‘大特务’”
李克农是解放军中唯一没有带过兵、也没有指挥部队打过仗的开国上将，是一名从“寂静战场”上走出来的特殊将军，被外界誉为“最神秘”的红色“特工王”。李克农虽然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但他在隐蔽战场上经历了无数惊涛骇浪，在中共多次重大历史事件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有人说他的作用超过10个整编师。
李克农从事党的秘密活动的源头可追溯到他1926年冬入党之时，而他作为情报专业人员的非凡才华则在1929年12月之后才真正显示出来。
当时，担任中共上海市沪中区委宣传委员的李克农，经组织上批准考入了国民党无线电管理局，担任广播新闻编辑之职。
无线电管理局其实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属下的一个特务情报机构，而党务调查科又是国民党中统（简称CC系）特务组织的重要部门，为掩人耳目，对外却挂总务科的牌子，科址设在南京，调查科主任兼管理局局长，就是中统大特务徐恩曾。
那么，我党是怎么知道其广播新闻编辑的位置就是特务身份的呢？为什么秘密党员李克农能打入这一外表森严的特务组织呢？因为，掌握这个情报信息的钱壮飞是徐恩曾的私人秘书，而钱壮飞本人正是先期打入敌人内部的中共秘密党员。
世间凡事总有巧合。钱壮飞掌握着敌人的不少核心机密，但一直苦于找不到党组织，情报也传不出去，因当时上海情况复杂，党的组织与活动极为隐秘，如果没有相当的原则和程序，一般的同志是接不上头的。徐恩曾对钱壮飞十分赏识，让钱壮飞再兼任党务调查科的机要秘书，这无疑是一个获取情报的绝好机会，而且无线电管理局正要招兵买马，扩大特务组织。钱壮飞想，我们何不也派人借机打入呢？但怎样才能把此事告知党组织呢？
正当钱壮飞有心寻找党组织时，机会突然来了。他在为徐恩曾筹办酒席送来迎往时，竟巧遇当年与自己同在北京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好友胡底。钱壮飞与胡底都是1925年入党的中共北方局秘密党员。1927 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北方局的各级党组织相继遭到严重破坏，李大钊等人被残酷杀害。在党组织安排下，胡底和钱壮飞秘密南下前往上海。抵沪后，为了谋生，他们又几度聚散。此时两人相见，自是分外高兴。寒暄后，钱壮飞得知胡底现正在一家影业公司拍电影，特别是得知胡底已和上海党组织取得了联系，更是欣喜异常。于是，钱壮飞郑重其事地要求胡底带他去见党组织，称有急事相告。胡底欣然应诺。第二天，钱壮飞如约来到摄影棚，胡底将他领到一个角落，同样郑重其事地给他介绍了一个人。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李克农。原来，李克农是胡底的安徽老乡加旧时好友，胡底来上海跟钱壮飞分手后，又与李克农重逢，就接上了组织关系。钱壮飞将自己的所知全部告诉了李克农，并请李克农尽快向党组织汇报，以求对策。
李克农迅速将这一情报通过中共沪中区委向上级汇报。组织上对此非常重视，经开会研究，正式同意钱壮飞担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并派李克农打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
经过层层考试筛选，加上钱壮飞的暗中安排，结果，才华出众、思路敏捷的李克农以优异成绩顺利地考入国民党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后来，又经过徐恩曾的严密考察，李克农终被委任为该局的广播新闻编辑。随后，胡底在钱壮飞的帮助下也进入了无线电管理局，被派往天津，参与创办国民党在北方的情报机构——长城通讯社，不久即担任社长一职。 李克农在实际工作中认真细致，严密周到，凡是他经手整理的调查材料，徐恩曾看了都十分满意。中共为使李克农能够进一步取得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信任，便将一些过期的文件转交给李克农，让他以“缴获共党文件”为名送往南京。徐恩曾看过这些材料，连声称赞李克农真有办法。通过不断努力，李克农被提拔为电务股股长，统管全国的无线电报务员考核登记的大权。
后来，根据钱壮飞的安排，经组织批准，李克农与钱壮飞、胡底3人组成中共特别小组，李克农任组长，往来宁沪之间指导工作，归中央特科直接领导，并由特科的情报科科长陈赓单线与他们联系。从此，他们在敌人心脏展开了一场特殊的战斗。
中央特科为了收发情报的需要，在上海设了一些秘密据点。三明照相馆就是以陈赓为老板来作掩护的一个重要秘密据点。李克农若获有重要情报，便来此地与陈赓接头。同时，组织上还派秘密交通员宋治家以李克农的“佣人”身份来传递情报。
1930年8月下旬，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准备在上海秘密举行，但被国民党南京特务总部侦悉，已密令上海方面军警特联合行动，欲将中共首脑一网打尽。在此危急时刻，李克农获悉了这一情报。他在一张钞票上写了4个字：“会不能开！”以让宋治家买饭为借口，很巧妙地把情报及时传了出去。随即，中共中央决定会议延期举行，地点也做了变动，从而粉碎了国民党的围捕计划。
1930年9月初，李克农奉中央特委之命，利用特殊身份作掩护，从上海护送刘伯承去南京。此时，国民党特务机构也掌握了刘伯承离沪的情报，所以，从上海到武汉一路布下严密的封锁线。但谁也想不到，与李克农一起坐在火车的头等车厢里，像绅士一样的人就是刘伯承。途中，李克农利用持有的特种证件，很巧妙地应付了特务的监视和军警的搜查，只身一人将刘伯承安全送到南京。
1930年12月至1931年5月，钱壮飞先后从徐恩曾那里获取了国民党要对红军中央苏区发动第一、第二次军事“围剿”的命令、兵力部署等绝密战略情报，并由李克农及时交给了陈赓和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这些准确及时的情报，使毛泽东、朱德能够知己知彼，争取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率领工农红军百战不殆，从而取得了两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由于以李克农为首的特别小组控制着敌人的情报机构，蒋介石几次企图破获驻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均告失败。而特务头子徐恩曾对这一切毫不知情，还十分得意自己拥有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底这3名干将。
1931年4月26日凌晨，李克农在上海家中收到了钱壮飞派他的女婿、秘密交通员刘杞夫从南京送来的密信：中央特科行动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国民党抓捕后叛变。这个消息令李克农非常震惊！因为顾顺章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掌握着中共中央大量的核心机密、共产国际在上海的机关和中央领导人的住处，也包括被称为中共情报系统“龙潭三杰” 的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的详细情况。
接到钱壮飞这十万火急的情报，李克农十分明白顾顺章的叛变意味着什么：不要说宁、沪之间历尽艰险建立起来的情报机构会遭到彻底破坏，甚至整个中央领导机关也将面临灭顶之灾。
李克农感觉到十分焦虑，他果断决定务必要抢在敌人动手之前，以最快速度将情报交给党中央。而偏偏不凑巧，这天不是他与陈赓定期碰面的日子。危急的形势已经容不得半点拖延！李克农灵机一动，不顾个人安危，立即行动，先找到江苏省委，随之在中央刚刚建立的一个紧急备用的联络站找到了陈赓，然后又和陈赓马不停蹄地找到周恩来。听到这个骇然的消息后，周恩来立即召集中央有关领导商议，决定采取紧急措施，通知所有机关和人员紧急转移！
与此同时，徐恩曾正带人到上海去抓捕周恩来和陈赓等人，但为时已晚，在前后不到几分钟或十几分钟的时间里，中共领导人的住处已经人去楼空，只见未焚尽的文件还在冒着青烟。
顾顺章事件之后，李克农用“克潮病笃”的暗语，给天津的胡底发电，通知他事态严重，速返上海。27日早晨，钱壮飞也坐着火车撤离南京到上海。李克农本人的身份同样暴露，国民党特务多次密谋抓捕甚至暗杀他，可都没能得逞。紧接着，“龙潭三杰”先后撤离上海，相聚于江西苏区。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李克农一家抵达延安。毛泽东和朱德在杨家岭的窑洞里请李克农一家吃饭。
毛泽东说：李克农是一个好人。当年在苏区，我靠边站，找博古要个秘书也要不到。我找李克农，他马上送来叶子龙；还有，我当时患肺病，是李克农搞来鱼肝油，使我的病得到治疗；遵义会议时，李克农负责卫戍工作，为会议安全提供了保证，警卫工作做得很好……
毛泽东还幽默地对李克农的孩子们说：“你爸爸是个‘大特务’。不过，他是我们共产党的‘大特务’！”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评价说：“李克农、钱壮飞等同志是立了大功的，如果不是他们，当时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包括周恩来这些同志，都不存在了。”
李克农曾说过：我一生不外乎做了三件事情，一是保卫党中央的“警卫员”，二是统一战线的“尖兵”，三是培养干部的“园丁”。这也是李克农一生的真实写照。
（责任编辑：吴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