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我下面要说的院校合并故事，并不能算有趣的故事，乃至带有一些悲剧色彩，用英文单词来说，应该是interesting story而非funny story。因本人香港史科目以及本科毕业论文均与中文大学有关，下面涉及的一些事件有一定可信度。
总之，谨以此篇献给我挚爱的中文大学。
前言：
中文大学（以下简称中大）于1963年由新亚书院、联合书院、崇基学院三院合并成立，是香港第二所公立大学，打破了只允许开办一所高等学府的500年来的惯例。
按照给一个事件确立一个意义的规矩的话，可以这么说：三院合并及中大成立是香港中高等教育史、华文学术界乃至英国殖民地史上一件不容小觑的大事。
它的背后，有中文高等教育的传承，也有权术、交易、心酸无奈和妥协。中大成立，代表了香港一个时代的消失和新时代的开始。并非我自吹自擂或夸大其辞，诸位且静静看下去，便会知道我所言非虚。
一、40—50年代香港的中高等教育
1946年，国共开始内战，许多学者、知识分子南下逃难，连带了很多逃难的学生一起到了香港，或辗转往台湾，或往国外。数年之中香港人口迅速膨胀，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时香港有60万人左右，到1950年则增至220万人，饮食、住房、教育资源均严重不足。
战后国际冷战的环境和反殖民统治的浪潮，威胁着港英政府统治。由于与美国共持反共产主义的立场，英国和港府对此格外小心和警惕。港督葛量洪（Sir AlexanderGrantham）不断强调：“我们在香港的有利地位，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们不干预和参与政治问题”，即所谓“政治中立”原则。
香港彼时以英语作为唯一官方语言，但港内华人占香港总人口的90%以上，皆操汉语。故香港的小学、中学分为英文、中文两个体系。
受新中国成立的影响，香港的中文中学也分为三个阵营：其一是教会办的中学，不涉及政治；其二是左派开办的与内地政权关系密切的“进步学校”；其三便是与台湾国民党政府关系密切的右派学校。左派学校的毕业生一般往内地升学，右派学校毕业生通常前往台湾。
当时实行精英教育，主要任务是培养政府文官或公务员等人。当时中文中学毕业生远多于英文中学毕业生（4～5倍），只有极少数通晓英语的中文中学毕业生才有报考港大的机会，而港大的录取要求十分严格，于是本地学生苦于无处升学，亦纷纷前往内地或台湾。这种情况对港英来说，并不理想：人才流失严重，教育情况也十分严峻，本地学生出路受阻，而中文高等教育与英文高等教育在香港地位全然不平等。
在中文学院中，教师和学校氛围都是中国式的，教学主要媒介亦是中文，这与英文中学的英式教育和港大的精英教育并存，形成了两套体系。两个群体在两套教育体系中不断循环，两套体系间文化差异不断扩大，甚至达到了社会文化分裂的地步。这种情况，很容易让香港民众认为港府并不重视中文中学以及中文高等教育，中、英文两种体系的并存背后透露的信息是中英文化阶层上的分化，甚至引申出港英政府将英语、英国文化视为高等语言和文化，而不尊重乃至侮辱中文、中国文化。这对港府来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香港绝大部分居民都是华人，如果对中文院校不以为意，那么未来社会肯定会有不满情绪出现。
二、三间书院
马料水在1956年前都还是一片荒芜之地。最早这块地是1956年政府拨给崇基学院作为其永久校址。
中大1963年合三校成立，此前，香港只有一所公立大学——香港大学，但这并不代表香港没有其他的高等院校。在香港学生选择往外地求学的同时，本港一些提供中文高等教育的学院也在逐渐兴起，这些学院大多由南来的学者文人和香港本地关心中文高等教育的人共同开办，都属私立学校。
新亚书院创立于1949年，先师祖钱穆联合唐君毅、张丕介南下创立。钱穆师祖以宋儒书院讲学精神立院，教授官立学校所缺乏的中国文化课程，被视为中国儒学的复兴基地，以及宋代书院文化的延续。
崇基学院合原上海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大学等13所基督教大学，于1951年创立。“崇基”是崇奉基督之意。由于有宗教背景，故受美国教会经济援助较多，思想、办学倾美式教会大学。
联合书院1956年合原华侨书院、广侨书院等五所书院而成，故称“联合”。联合书院更多提供社科与工商管理教育，满足香港社会实际需要，思想、办学方式倾向本地职业化教育。提倡实用。
三所书院风格不同，教学目标迥异，课程大相径庭，但有一个共同之处，都是以中文作为院校授课语言。这些院校吸纳的多是中文中学的毕业生以及考不上港大的内地学生。
这些院校没有大学的地位，毕业生的学位无法被承认。他们纷纷要求政府给与他们应有的高等教育地位，同时他们也在积极申请资金补助，而港府则认为其资格远远不够而统统拒绝。
但是越来越严峻的文化、教育阶层分裂摆在眼前，无法忽视。于是，教育司长高诗雅1957年初召集了新亚（钱穆、唐君毅）、崇基（凌道扬院长）、联合（蒋法贤院长）三所院校代表，讨论中文高等教育的未来。而后，三院成立香港中文专上学校协会（又称为中文学院联合会），以联合书院院长蒋法贤为主席，同政府商讨中文院校的发展。
与此同时，港大对一个威胁其地位的高等学府出现感到不安，50-60年代，三院联合会与港大多次论战，讨论中文高等教育在香港实行的可能性。
香港大学校长赖廉士（Sir Lindsay TasmanRide）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称“中文的教学、学术水平值得怀疑，且中文教科书并不足够，教学工具缺乏，中文教育又达不到国际学术标准，故香港应该以英文教育为宗。重要的并非开办一所新的大学，而是扩充香港大学来应付学生的需要”。
三院联合会驳斥赖廉士的说法，并指出中文高等教育存在已久，学术传统浓厚，唯用英国的标准来衡量中文学习，中文学习确实会不足，但反过来情况也可能一样，用中国标准来衡量英国学习，又该如何？三院更抛出杀手锏，警告政府：“华人学生对以中文作教学语言的高等教育在本能上有强烈的渴求……忽略学生希望以他们自己的语言来学习，和其背后的情感因素的重要性，实为不明智。”
三院关心中文高等教育在香港的延续，港英更关心政治稳定——官员们看到了新加坡政府拒不承认由华人创办的南洋大学的学位，导致新加坡政府与华侨界不和，乃至使得政治不稳定。
经过数轮较量与斟酌，终于1959年6月，港督柏立基（Robert Brown Black）正式宣布香港有意建立一所以中文为主要教学语言的大学，新大学即将成立了。柏立基向大臣报告时指中文大学将实行书院联邦制，由最好的几所中文学院组成，便是新亚、联合、崇基。
中大最早实行“书院联邦制”是参考了牛津剑桥的书院制，并结合香港当时实际，凭空建立一所大学费时费力，耗人耗钱，不如资助现有书院，合并他们，运用现有师资、图书、设备。
现今中大有九间书院，除创校三院外，还有逸夫、善衡、晨兴、和声、伍宜孙、敬文六间书院。在下是逸夫书院学生。
（未完待续）
总之，谨以此篇献给我挚爱的中文大学。
前言：
中文大学（以下简称中大）于1963年由新亚书院、联合书院、崇基学院三院合并成立，是香港第二所公立大学，打破了只允许开办一所高等学府的500年来的惯例。
按照给一个事件确立一个意义的规矩的话，可以这么说：三院合并及中大成立是香港中高等教育史、华文学术界乃至英国殖民地史上一件不容小觑的大事。
它的背后，有中文高等教育的传承，也有权术、交易、心酸无奈和妥协。中大成立，代表了香港一个时代的消失和新时代的开始。并非我自吹自擂或夸大其辞，诸位且静静看下去，便会知道我所言非虚。
一、40—50年代香港的中高等教育
1946年，国共开始内战，许多学者、知识分子南下逃难，连带了很多逃难的学生一起到了香港，或辗转往台湾，或往国外。数年之中香港人口迅速膨胀，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时香港有60万人左右，到1950年则增至220万人，饮食、住房、教育资源均严重不足。
战后国际冷战的环境和反殖民统治的浪潮，威胁着港英政府统治。由于与美国共持反共产主义的立场，英国和港府对此格外小心和警惕。港督葛量洪（Sir AlexanderGrantham）不断强调：“我们在香港的有利地位，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我们不干预和参与政治问题”，即所谓“政治中立”原则。
香港彼时以英语作为唯一官方语言，但港内华人占香港总人口的90%以上，皆操汉语。故香港的小学、中学分为英文、中文两个体系。
受新中国成立的影响，香港的中文中学也分为三个阵营：其一是教会办的中学，不涉及政治；其二是左派开办的与内地政权关系密切的“进步学校”；其三便是与台湾国民党政府关系密切的右派学校。左派学校的毕业生一般往内地升学，右派学校毕业生通常前往台湾。
当时实行精英教育，主要任务是培养政府文官或公务员等人。当时中文中学毕业生远多于英文中学毕业生（4～5倍），只有极少数通晓英语的中文中学毕业生才有报考港大的机会，而港大的录取要求十分严格，于是本地学生苦于无处升学，亦纷纷前往内地或台湾。这种情况对港英来说，并不理想：人才流失严重，教育情况也十分严峻，本地学生出路受阻，而中文高等教育与英文高等教育在香港地位全然不平等。
在中文学院中，教师和学校氛围都是中国式的，教学主要媒介亦是中文，这与英文中学的英式教育和港大的精英教育并存，形成了两套体系。两个群体在两套教育体系中不断循环，两套体系间文化差异不断扩大，甚至达到了社会文化分裂的地步。这种情况，很容易让香港民众认为港府并不重视中文中学以及中文高等教育，中、英文两种体系的并存背后透露的信息是中英文化阶层上的分化，甚至引申出港英政府将英语、英国文化视为高等语言和文化，而不尊重乃至侮辱中文、中国文化。这对港府来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香港绝大部分居民都是华人，如果对中文院校不以为意，那么未来社会肯定会有不满情绪出现。
二、三间书院
马料水在1956年前都还是一片荒芜之地。最早这块地是1956年政府拨给崇基学院作为其永久校址。
中大1963年合三校成立，此前，香港只有一所公立大学——香港大学，但这并不代表香港没有其他的高等院校。在香港学生选择往外地求学的同时，本港一些提供中文高等教育的学院也在逐渐兴起，这些学院大多由南来的学者文人和香港本地关心中文高等教育的人共同开办，都属私立学校。
新亚书院创立于1949年，先师祖钱穆联合唐君毅、张丕介南下创立。钱穆师祖以宋儒书院讲学精神立院，教授官立学校所缺乏的中国文化课程，被视为中国儒学的复兴基地，以及宋代书院文化的延续。
崇基学院合原上海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东吴大学、金陵大学等13所基督教大学，于1951年创立。“崇基”是崇奉基督之意。由于有宗教背景，故受美国教会经济援助较多，思想、办学倾美式教会大学。
联合书院1956年合原华侨书院、广侨书院等五所书院而成，故称“联合”。联合书院更多提供社科与工商管理教育，满足香港社会实际需要，思想、办学方式倾向本地职业化教育。提倡实用。
三所书院风格不同，教学目标迥异，课程大相径庭，但有一个共同之处，都是以中文作为院校授课语言。这些院校吸纳的多是中文中学的毕业生以及考不上港大的内地学生。
这些院校没有大学的地位，毕业生的学位无法被承认。他们纷纷要求政府给与他们应有的高等教育地位，同时他们也在积极申请资金补助，而港府则认为其资格远远不够而统统拒绝。
但是越来越严峻的文化、教育阶层分裂摆在眼前，无法忽视。于是，教育司长高诗雅1957年初召集了新亚（钱穆、唐君毅）、崇基（凌道扬院长）、联合（蒋法贤院长）三所院校代表，讨论中文高等教育的未来。而后，三院成立香港中文专上学校协会（又称为中文学院联合会），以联合书院院长蒋法贤为主席，同政府商讨中文院校的发展。
与此同时，港大对一个威胁其地位的高等学府出现感到不安，50-60年代，三院联合会与港大多次论战，讨论中文高等教育在香港实行的可能性。
香港大学校长赖廉士（Sir Lindsay TasmanRide）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称“中文的教学、学术水平值得怀疑，且中文教科书并不足够，教学工具缺乏，中文教育又达不到国际学术标准，故香港应该以英文教育为宗。重要的并非开办一所新的大学，而是扩充香港大学来应付学生的需要”。
三院联合会驳斥赖廉士的说法，并指出中文高等教育存在已久，学术传统浓厚，唯用英国的标准来衡量中文学习，中文学习确实会不足，但反过来情况也可能一样，用中国标准来衡量英国学习，又该如何？三院更抛出杀手锏，警告政府：“华人学生对以中文作教学语言的高等教育在本能上有强烈的渴求……忽略学生希望以他们自己的语言来学习，和其背后的情感因素的重要性，实为不明智。”
三院关心中文高等教育在香港的延续，港英更关心政治稳定——官员们看到了新加坡政府拒不承认由华人创办的南洋大学的学位，导致新加坡政府与华侨界不和，乃至使得政治不稳定。
经过数轮较量与斟酌，终于1959年6月，港督柏立基（Robert Brown Black）正式宣布香港有意建立一所以中文为主要教学语言的大学，新大学即将成立了。柏立基向大臣报告时指中文大学将实行书院联邦制，由最好的几所中文学院组成，便是新亚、联合、崇基。
中大最早实行“书院联邦制”是参考了牛津剑桥的书院制，并结合香港当时实际，凭空建立一所大学费时费力，耗人耗钱，不如资助现有书院，合并他们，运用现有师资、图书、设备。
现今中大有九间书院，除创校三院外，还有逸夫、善衡、晨兴、和声、伍宜孙、敬文六间书院。在下是逸夫书院学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