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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鸳鸯蝴蝶派小说曾是新文化运动前文学界最走俏的通俗读物之一，文学定位于娱乐和消遣，正好与中国现代文学精神中的启蒙、政治等功用对立，因此屡次被批判、被否定，在爱国救亡的历史大背景下渐渐消亡。
关键词：鸳鸯蝴蝶派 通俗小说 现代文学精神
二十世纪初，在新小说崛起的同时，通俗小说的创作也悄然而起并日趋繁荣，形成了雅俗对峙互补的格局;这里所说的通俗小说，是指清末民初强调政治功利性的新小说相对的、为满足广大市民群众文化娱乐的要求而创作的小说，也就是，后来屡遭挞伐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到了今天，有相当一部分评论家认为它文学价值不高，还有人批评它“媚俗和低级”。
此类小说萌生于1906年前后，1912年出现了它们的代表作徐枕亚的《玉梨魂》，此后就形成了一个影响很大的文学流派。作者的人数高峰时达到近三百人，开始分散于江浙一带，后来集中于京津沪等一些大城市。作者群开始是分散的，没有固定的组织，后来有了青社与星社。包天笑为这一派的主持者，重要的代表人物有徐枕亚、张恨水、吴双热、吴若梅、程小青、孙玉声、李涵秋、许啸天、秦瘦欧、冯玉奇等。他们创作的题材是非常广泛的，既有“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阴花下，像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的才子佳人恋爱小说，也有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社会小说等。他们创作了众多深受市民喜爱的通俗小说。
其中最为闻名的就是鸳鸯蝴蝶派小说，也是当时最走俏的通俗小说之一。比如徐枕亚的《玉梨魂》，再版了三十二次，销售超过数十万。张恨水的《嘀笑因缘》也再版了十余次，鲁迅的母亲也是张恨水的“粉丝”之一。张恨水、包天笑、周瘦鹃他们的作品在报纸连载时，市民们曾经排队等候报纸发行。这个时期也是鸳鸯蝴蝶派的全盛时期。五四运动以后，鸳鸯蝴蝶派屡次遭到新文学阵营的批评和打压，读者有逐渐减少的趋势，但在市民中仍有不少拥趸。到新中国成立后，该流派的价值观和追求与当时社会大环境和人民的期盼与追求格格不入，导致最终消亡。
从历史、社会等方面综合分析，鸳鸯蝴蝶派的兴起在当时也是必然的，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一是清末科举的废除为鸳鸯蝴蝶派提供了职业作者。科举废除之后，读书人失去了一直以来为之奋斗的目标，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仕途。知识分子一部分人走上了学习新技术的道路，一部分人把目光转向创作之途。他们深受传统文化影响，有良好的旧学底子，文笔娴熟加上诗赋才华，创作的小说一经推出，迅速在文坛上占领了一席之地并在市民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二是印刷工业的发展为小说提供了传播技术。印刷业在晚清开始发达，另外由于新闻事业的繁荣，促进了印刷技术的迅速更新。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报纸和杂质的销量大增。据统计，仅1911年，报刊杂志就达500种，从晚清到1917年文学革命之前，单是以小说命名的文学杂志就以近30种。报刊杂志的繁荣与印刷技术的发展互相促进，又共同促进了文学的发展，文化的进一步繁荣。
三是大都会的兴起带来了广泛经营活动与社交活动以及都市性的劳休制度。广泛经营活动与社交活动带来人的求知欲与信息扩充要求，因而“咸亨酒店”式的信息交流方式再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撑航船”的七斤不能继续充当“新闻”发言人。都市性的劳休制度使人们不再日出而作、日落而歇，大都市的职工阶层实行了“六作一休”制，在紧张工作之余，他们需要消遣、娱乐。
《礼拜六·出版赘言》说：读小说则以小银元一枚。换得新奇小说数十篇……意兴稍阑。故人有不爱买笑、不爱买醉、不爱顾曲，而未有不爱读小说者。（礼拜六第1期，1914年6月6日）
该文把读小说和“平日买笑，酒楼觅醉，戏园顾曲”相提并论，认为所不同者只是读小说经“平康买笑”等寻欢作乐方式要“省俭而欢乐”、更安全且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是一种更为方便稳妥的消遣方式。
也就是说，鸳鸯蝴蝶派的文学定位就在于娱乐性、消遣性，意在供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这和中国小说传统的“志怪”和“传奇”是一脉相承的。
这也就成为了后来的新文学所主要攻击的依据。“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遭到多次抨击、批判。到它的后期，除了对张恨水在抗战中的作品有所肯定之外，其名声一直被贬。在解放后的一些现代文学史著中，更被斥之为“文坛上的逆流”，“辛亥革命后小说的反动”，“是当时新文学发展中的狡猾的敌人。”
从现在的观点来看，文学的题材应该是多元的，功能也应该是丰富多样的，既有为政治、教育服务的，也有审美、娱乐等等。更多的文学作品是兼具多重功能于一身的。
而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精神是以救亡、统一、强盛为内核。梁启超在他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译印政治小说序》等论文中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可见他之所以提倡“小说界革命”是与他追求国家强盛，人民觉醒的爱国诉求联系起来的。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爱国主义是一直涌动的思想强音，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例如五四时期文学研究会成立的目的便是：一.反对旧文学，特别是发对当时仍在市场上大量流行的游戏文学、消遣文学;二.建设新文学，特别是要建立具有现代品格的、能与世界文学对话的民族文学、为人生的文学;所谓“为人生”，包含以下几层意思：第一是要真实的表现人生，特別是平民阶级的人生;二是要批评人生，即将表现中国国民的人生同揭示国民性格中的弱点、改造国民性结合起来;三是要改造人生，主张文学应为唤起民众、改造社会尽一份力量，作家在忠实描写现实的同时，还应表现自己的理想。
因此，鸳鸯蝴蝶派的文学主张和文学特点是和当时的时代氛围格格不入的。鸳鸯蝴蝶派继承的是中国传统小说的特点，又借鉴了部分西方小说的情节和特点。另外，鸳鸯蝴蝶派主要是适应市民市场，注重读者的口味和心理，用凄怨缠绵的爱情故事和扣人心弦的奇遇吸引读者。它的主要目的是满足市场的需要，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它不可避免的存在如下缺点：首先，趣味性、娱乐性、消遣性的创作宗旨大大降低了对小说家的要求，作家不是抱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深入生活，努力发掘生活中最有价值、最具本质意义的东西，并进行认真严肃的艺术创作，而是一味迎合文化层次原本就不高的市民的口味，抓注生活中的一些表层现象进行写作，这就是他们的作品俚俗、浅薄，虽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却缺少振聋发聩、鼓舞人心的力量。 其次，“快餐式”的文学样式，便于迅速的反应生活，却不利于作家进行精心的审美创造。“鸳鸯蝴蝶派”很多长篇小说，写的都是刚刚发生过的事，且往往是边写边往报刊上发表，前后照应已属不易，也就谈不上对作品进行总体构思、精雕细刻了，大都浅陋粗糙。加上一部分作家把写小说看成牟利的手段，粗制滥造，甚至剽窃抄袭，严重影响了这一派小说的艺术价值。象张恨水的《春明外史》，在文学价值上它并不如后来的《啼笑因缘》，但确实当时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因为其中涉及影射许多名人隐私，充分满足了读者的好奇。
从时代特点来看，近现代处于社会历史大变革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学自然会特别强调政治和教育功能。充满血泪的变革和困苦的人民生活是当时具有使命感的作家们主要关注的内容，而在文学中只讲风花雪月的“鸳鸯蝴蝶派”自然就成了众矢之的。在“五四”历史文化语境中，新文化阵营中的几乎所有人都把鸳蝴派文学当作封建旧文学的余孽、当作建立新文学的障碍和对立物而痛加批判与否定。即使有很多新文学阵营的作家虽然在背地里也看过不少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但明里或不承认、或严厉批判。就是“鸳鸯蝴蝶派”阵营里的作者，也羞于承认他们是鸳鸯蝴蝶派。所以，在那种爱国救亡的历史环境下，鸳派一直被严厉打压而范围逐渐缩小，到新中国成立之后，“鸳鸯蝴蝶派”消失无踪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通俗文学一直是文学阵营里重要的一支，它面向的读者是最普通和最广泛大众，一直以来它都被视作是精英文学的补充或辅助。而实际上，通俗文学一直都有着最广泛的影响，即使在文革时期，也有《第一次握手》、《一双绣花鞋》、《少女的心》这些手抄本的流行，就完全说明了普通大众对它们的阅读需求。所以，80年代后，金庸、琼瑶等通俗小说家带来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言情、武侠、公安、侦探、法制等各种通俗题材全面复苏，《今古传奇》、《中国故事》等通俗刊物占领了重要市场。特别是网络技术的推广，普通大众也能参与通俗小说的创作，各种网络小说不管是数量还是阅读量都蔚为期观。市场正以超前的它的宽广和包容迎接日益多元化的文学。而反观当时的鸳鸯蝴蝶派，只能那种爱国救亡的大主题下渐渐失去了它们的立足之地。
参考文献
[1]范伯群、孔庆东.《通俗文学十五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张爱玲.《张爱玲文集》[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3]佘小杰.《中国现代社会言情小说研究》[M].中国社會科学出版社，2004.
[4]陶东风、徐艳蕊.《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5]李勇.《通俗文学理论》[M].知识出版社，2004.
基金项目：株洲教育规划课题《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群文阅读教学研究与实践》（课题编号：ZJGH18B069）
（作者介绍：余醴，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文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鸳鸯蝴蝶派 通俗小说 现代文学精神
二十世纪初，在新小说崛起的同时，通俗小说的创作也悄然而起并日趋繁荣，形成了雅俗对峙互补的格局;这里所说的通俗小说，是指清末民初强调政治功利性的新小说相对的、为满足广大市民群众文化娱乐的要求而创作的小说，也就是，后来屡遭挞伐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到了今天，有相当一部分评论家认为它文学价值不高，还有人批评它“媚俗和低级”。
此类小说萌生于1906年前后，1912年出现了它们的代表作徐枕亚的《玉梨魂》，此后就形成了一个影响很大的文学流派。作者的人数高峰时达到近三百人，开始分散于江浙一带，后来集中于京津沪等一些大城市。作者群开始是分散的，没有固定的组织，后来有了青社与星社。包天笑为这一派的主持者，重要的代表人物有徐枕亚、张恨水、吴双热、吴若梅、程小青、孙玉声、李涵秋、许啸天、秦瘦欧、冯玉奇等。他们创作的题材是非常广泛的，既有“相悦相恋，分拆不开，柳阴花下，像一对蝴蝶，一双鸳鸯一样”的才子佳人恋爱小说，也有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社会小说等。他们创作了众多深受市民喜爱的通俗小说。
其中最为闻名的就是鸳鸯蝴蝶派小说，也是当时最走俏的通俗小说之一。比如徐枕亚的《玉梨魂》，再版了三十二次，销售超过数十万。张恨水的《嘀笑因缘》也再版了十余次，鲁迅的母亲也是张恨水的“粉丝”之一。张恨水、包天笑、周瘦鹃他们的作品在报纸连载时，市民们曾经排队等候报纸发行。这个时期也是鸳鸯蝴蝶派的全盛时期。五四运动以后，鸳鸯蝴蝶派屡次遭到新文学阵营的批评和打压，读者有逐渐减少的趋势，但在市民中仍有不少拥趸。到新中国成立后，该流派的价值观和追求与当时社会大环境和人民的期盼与追求格格不入，导致最终消亡。
从历史、社会等方面综合分析，鸳鸯蝴蝶派的兴起在当时也是必然的，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
一是清末科举的废除为鸳鸯蝴蝶派提供了职业作者。科举废除之后，读书人失去了一直以来为之奋斗的目标，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仕途。知识分子一部分人走上了学习新技术的道路，一部分人把目光转向创作之途。他们深受传统文化影响，有良好的旧学底子，文笔娴熟加上诗赋才华，创作的小说一经推出，迅速在文坛上占领了一席之地并在市民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二是印刷工业的发展为小说提供了传播技术。印刷业在晚清开始发达，另外由于新闻事业的繁荣，促进了印刷技术的迅速更新。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报纸和杂质的销量大增。据统计，仅1911年，报刊杂志就达500种，从晚清到1917年文学革命之前，单是以小说命名的文学杂志就以近30种。报刊杂志的繁荣与印刷技术的发展互相促进，又共同促进了文学的发展，文化的进一步繁荣。
三是大都会的兴起带来了广泛经营活动与社交活动以及都市性的劳休制度。广泛经营活动与社交活动带来人的求知欲与信息扩充要求，因而“咸亨酒店”式的信息交流方式再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撑航船”的七斤不能继续充当“新闻”发言人。都市性的劳休制度使人们不再日出而作、日落而歇，大都市的职工阶层实行了“六作一休”制，在紧张工作之余，他们需要消遣、娱乐。
《礼拜六·出版赘言》说：读小说则以小银元一枚。换得新奇小说数十篇……意兴稍阑。故人有不爱买笑、不爱买醉、不爱顾曲，而未有不爱读小说者。（礼拜六第1期，1914年6月6日）
该文把读小说和“平日买笑，酒楼觅醉，戏园顾曲”相提并论，认为所不同者只是读小说经“平康买笑”等寻欢作乐方式要“省俭而欢乐”、更安全且不受时间、地点的限制，是一种更为方便稳妥的消遣方式。
也就是说，鸳鸯蝴蝶派的文学定位就在于娱乐性、消遣性，意在供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这和中国小说传统的“志怪”和“传奇”是一脉相承的。
这也就成为了后来的新文学所主要攻击的依据。“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遭到多次抨击、批判。到它的后期，除了对张恨水在抗战中的作品有所肯定之外，其名声一直被贬。在解放后的一些现代文学史著中，更被斥之为“文坛上的逆流”，“辛亥革命后小说的反动”，“是当时新文学发展中的狡猾的敌人。”
从现在的观点来看，文学的题材应该是多元的，功能也应该是丰富多样的，既有为政治、教育服务的，也有审美、娱乐等等。更多的文学作品是兼具多重功能于一身的。
而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精神是以救亡、统一、强盛为内核。梁启超在他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译印政治小说序》等论文中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可见他之所以提倡“小说界革命”是与他追求国家强盛，人民觉醒的爱国诉求联系起来的。尤其是中国现代文学，爱国主义是一直涌动的思想强音，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例如五四时期文学研究会成立的目的便是：一.反对旧文学，特别是发对当时仍在市场上大量流行的游戏文学、消遣文学;二.建设新文学，特别是要建立具有现代品格的、能与世界文学对话的民族文学、为人生的文学;所谓“为人生”，包含以下几层意思：第一是要真实的表现人生，特別是平民阶级的人生;二是要批评人生，即将表现中国国民的人生同揭示国民性格中的弱点、改造国民性结合起来;三是要改造人生，主张文学应为唤起民众、改造社会尽一份力量，作家在忠实描写现实的同时，还应表现自己的理想。
因此，鸳鸯蝴蝶派的文学主张和文学特点是和当时的时代氛围格格不入的。鸳鸯蝴蝶派继承的是中国传统小说的特点，又借鉴了部分西方小说的情节和特点。另外，鸳鸯蝴蝶派主要是适应市民市场，注重读者的口味和心理，用凄怨缠绵的爱情故事和扣人心弦的奇遇吸引读者。它的主要目的是满足市场的需要，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它不可避免的存在如下缺点：首先，趣味性、娱乐性、消遣性的创作宗旨大大降低了对小说家的要求，作家不是抱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深入生活，努力发掘生活中最有价值、最具本质意义的东西，并进行认真严肃的艺术创作，而是一味迎合文化层次原本就不高的市民的口味，抓注生活中的一些表层现象进行写作，这就是他们的作品俚俗、浅薄，虽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却缺少振聋发聩、鼓舞人心的力量。 其次，“快餐式”的文学样式，便于迅速的反应生活，却不利于作家进行精心的审美创造。“鸳鸯蝴蝶派”很多长篇小说，写的都是刚刚发生过的事，且往往是边写边往报刊上发表，前后照应已属不易，也就谈不上对作品进行总体构思、精雕细刻了，大都浅陋粗糙。加上一部分作家把写小说看成牟利的手段，粗制滥造，甚至剽窃抄袭，严重影响了这一派小说的艺术价值。象张恨水的《春明外史》，在文学价值上它并不如后来的《啼笑因缘》，但确实当时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因为其中涉及影射许多名人隐私，充分满足了读者的好奇。
从时代特点来看，近现代处于社会历史大变革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学自然会特别强调政治和教育功能。充满血泪的变革和困苦的人民生活是当时具有使命感的作家们主要关注的内容，而在文学中只讲风花雪月的“鸳鸯蝴蝶派”自然就成了众矢之的。在“五四”历史文化语境中，新文化阵营中的几乎所有人都把鸳蝴派文学当作封建旧文学的余孽、当作建立新文学的障碍和对立物而痛加批判与否定。即使有很多新文学阵营的作家虽然在背地里也看过不少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但明里或不承认、或严厉批判。就是“鸳鸯蝴蝶派”阵营里的作者，也羞于承认他们是鸳鸯蝴蝶派。所以，在那种爱国救亡的历史环境下，鸳派一直被严厉打压而范围逐渐缩小，到新中国成立之后，“鸳鸯蝴蝶派”消失无踪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通俗文学一直是文学阵营里重要的一支，它面向的读者是最普通和最广泛大众，一直以来它都被视作是精英文学的补充或辅助。而实际上，通俗文学一直都有着最广泛的影响，即使在文革时期，也有《第一次握手》、《一双绣花鞋》、《少女的心》这些手抄本的流行，就完全说明了普通大众对它们的阅读需求。所以，80年代后，金庸、琼瑶等通俗小说家带来的热潮一浪高过一浪。言情、武侠、公安、侦探、法制等各种通俗题材全面复苏，《今古传奇》、《中国故事》等通俗刊物占领了重要市场。特别是网络技术的推广，普通大众也能参与通俗小说的创作，各种网络小说不管是数量还是阅读量都蔚为期观。市场正以超前的它的宽广和包容迎接日益多元化的文学。而反观当时的鸳鸯蝴蝶派，只能那种爱国救亡的大主题下渐渐失去了它们的立足之地。
参考文献
[1]范伯群、孔庆东.《通俗文学十五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张爱玲.《张爱玲文集》[M].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
[3]佘小杰.《中国现代社会言情小说研究》[M].中国社會科学出版社，2004.
[4]陶东风、徐艳蕊.《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5]李勇.《通俗文学理论》[M].知识出版社，2004.
基金项目：株洲教育规划课题《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群文阅读教学研究与实践》（课题编号：ZJGH18B069）
（作者介绍：余醴，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中文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