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战胜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胜利，迎来了百年华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提出，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纵观国有企业从无到有的历史，中国国有企业为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支持，中国现代国有企业治理的强大基因之密码就是：党、政、工民主共治。所谓现代企业不仅是指时间，也不仅是指组织结构，更在于其文化内涵。现代企业的文化内涵的核心就是对人的尊重，职工在企业的生产经营中实现其社会价值。中国共产党领导创立国有企业伊始便坚持了这样的核心价值理念。
　　确立工人参加管理的权力。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在领导各地方工人运动、改造各色工会的基础上，领导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1927年6月29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起召开了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通过的《宣言》明确提出：没收帝国主义在中国所有的企业及与社会经济有重大关系的大企业，工人阶级的责任之一就是“要求参加管理国有企业”。无产阶级革命首先要实现在企业中的管理权力进而实现对国家的管理。
　　确立三大民主管理原则。1928年，毛泽东和朱德率部会师井冈山，1931年以瑞金为首都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整合缴获的各类工厂创设了隶属于中央军委和共和国的公营企业。 移植党建经验，公营企业管理确立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技术民主原则：职工有权派出代表参加企业的领导和管理工作，对与切身利益相关的工资、待遇、福利等事项职工有决定权;职工有对生产计划的实施、产品质量和技术改造等事项进行讨论并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
　　确立“三人团”管理体制。根据“三大民主”原则，确立了公營企业“三人团”管理体制即由厂长、党支部书记和工会委员会主任构成的三方领导体制，主要任务是：讨论生产计划、加强劳动纪律，以及处理工厂生产中的一些日常问题，由厂长召集三人团会议，出现分歧应由厂长作出最后决定，在设有政委的工厂，政委参加“三人团”会议并有最后决定权，“三人团”决定问题，党支部、工会及厂长在各自的工作系统立即执行。后来针对管理中出现的浪费等问题，刘少奇提出了公营企业必须建立“厂长个人负责制”的思想。
　　探索厂务会议管理体制。红军到达陕北以后，公营工厂管理又出现了“三足鼎立”的问题即厂长、党支部书记和工会主任之间开始出现矛盾。1943年3月至4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了政府直属工厂会议，提出企业化改革的要求，取消了“三人团”体制，实行“一元化”管理即实行厂长领导下的厂务会议。由于厂长权力过大，单纯靠命令行事压抑了党支部和工会工作的热情，1944年5月，边区政府又召开了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暨职工代表会议，强调工厂管理要发扬民主，正确地实行工厂领导一元化。
　　确立工厂管理委员会制度。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1948年8月在哈尔滨召开了“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决议》指出：工人阶级在政治上和社会上居于主人地位，在国家政权中首先是在国家企业中居于领导地位，“有权参加工厂的管理”;“为了实现管理民主化，需要在各工厂中，建立统一领导的工厂或企业管理委员会”，作为“统一领导机关”;“工人代表会议”“传达和讨论工厂决定、生产计划和经验的总结，以便更多地吸收群众建议和批评”。1949年9月21日至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三十二条之规定：“在国家经营的企业中，目前时期应实行工人参加生产管理的制度，即建立在厂长领导之下的工厂管理委员会。”
　　模仿苏联的“一长制”管理。1954年4月，中共中央华北局发布了《关于在国营厂矿企业中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决定》，中共中央同意并转发了这个文件。文件指出：为消除工矿企业内部多头领导无人负责的现象，必须“实行厂长负责制”。“一长制”是对苏联“马钢宪法”的模仿，强调行政命令，依靠少数专家制定标准化规章制度，在技术上也只认同专业精英。中纪委同志调研发现，一些地区在执行“一长制”过程中，放松了党的政治思想领导，甚至使党委处于行政的从属地位，党在群众中的威信也就很低，许多党群干部长期不安心工作，罢工、示威等事件频生。中共中央在1957年3月25日发布了《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加强党委领导下的群众监督，积极试行常任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扩大民主是反对官僚主义。毛泽东在八大二次预备会议上的讲话中也提到：“一直到不久以前，我们才断定‘一长制’不好，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好。”
　　中国企业管理的创举“鞍钢宪法”。贯彻中央关于整顿党的作风的指示，开始检讨企业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努力克服管理中的官僚主义作风，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方式，进一步调动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积极性。鞍山钢铁公司在集合东北企业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了“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体制：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建立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领导干部、技术人员与工人群众相结合。毛泽东批示指出：这“不是马钢宪法那一套，而是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鞍钢宪法”很快在全国得到推广，“两参一改三结合”有效推动了技术创新等工作。日本专家评价说，美国的管理方法只注重管理者的作用，真正激发全员力量的管理方法在中国，就是“鞍钢宪法”。
　　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国营企业探索过管委会等极端民主的管理体制。改革开放以后，开始国营企业承包和下放自主权等改革。进行所有权改革，国营企业改名为国有企业，党的十五大之后确立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企业改革方向，股权多样化公司制改革不断推进。所谓股权多样化的公司制，其本质也是贯彻民主思想，即董事会是股东之间的民主制衡、董事会与经理之间的民主制衡、监事会对董事会、经理层的民主监督。在公司制改革中，经理的权利不断被强化，劳动纠纷突出、突发事件频生，党组织的作用“弱化、虚化、淡化、边缘化”，腐败问题严重。针对存在的问题，中央及时发布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厂务公开”的通知，强调了职工在现代企业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
　　完善现代企业法人治理结构。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后，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央制定了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总结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改革方向的国有企业改革经验，中央提出了以“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深化国有企业改革。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明确和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是坚持党对国有企业领导的内在要求，要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推进厂务公开、业务公开，落实职工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充分调动工人阶级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企业在重大决策上要听取职工意见，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必须经过职代会审议。要坚持和完善职工董事制度、职工监事制度，鼓励职工代表有序参与公司治理;要处理好党组织和其他治理主体的关系，明确权责边界，做到无缝衔接，形成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机制，国有企业领导人员是党在经济领域的执政骨干，是治国理政复合型人才的重要来源，肩负着经营管理国有资产、实现保值增值的重要责任。
　　结束语
　　中国特色的民主内涵是民主集中制即在广泛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决策，具体操作方法便是少数服从多数。中国国有企业从管理到治理近百年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没有集中的民主便出现了管理混乱的现象，没有民主的集中便挫伤职工的积极性，两者都严重地降低了国有企业的效率和效益。中国现代国有企业治理就是在“党政工”职能选择中实现中正的“民主共治”，使制度体系更加成熟。研究学习国有企业历史，倍增了对国有企业的信心。国有企业从管理到治理不断地进行体制改革，无论怎么改：党的领导不能丢、职工作用不能否，厂长经理责任重。概括起来说，民主共治就是中国特色国有企业体制强大基因的密码，懂得这个密码、确保红色基因的传承就能够确实“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从而实现其高质量的健康发展。
　　（作者为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