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访，往往令地方政府和上访人两败俱伤。
　　對地方政府而言，在处理这个问题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精神上也不堪其扰，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于闹访者本人，闹访也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种轻易就能达到不合理要求的便捷途径。即使最后少数闹访人的不合理诉求暂时获得了一些利益安抚，一般此前也都经过了长期的纠缠，甚至动辄搭上十数年甚至数十年的光阴，种种代价，得不偿失。
　　
　　地方政府的经济成本
　　
　　为了给地方政府施压，以达到其不合理要求的目的，闹访群众经常动辄上省进京越级上访，个别人甚至跑到中南海、外国驻京领事馆、天安门等非信访接待的地方制造事端。这时候地方政府往往被要求派人去接，一趟的花费动辄上万。
　　45岁的谭显永是某市街道办事处主任。该街道办事处辖区内的一个老上访户与邻居发生纠纷后，要求把邻居戴高帽子游街、开批斗会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式，仅为此事就多次进京上访。有一年春节期间，街道办派人去北京接他，赶上旅游旺季，来回一共花了2万元。
　　节假日及重要政治时刻，“截访”的任务更是频繁。福建某上访小县，每年花销在全国“两会”的“截访”费用大概为2～3万元，而省“两会”期间，这一经费的支出为3～3.5万元。
　　北方某省会一阎姓法官已经在北京连续搞了3年“截访”。他说：“每年两会期间，集体吃宾馆、住宾馆，额外每人每天补助100元，还享受单位的每天100元补助，加起来每天会得200元。”一般一年一两次的慰问经费还不算在其中。
　　事后的“截访”不如事前的稳控，这也是接回上访人后必要的后续工作，否则劳师动众的“截访”等于徒劳。为了从根本上杜绝上访人的一再上访，基层部门不得不再下血本做好这些老上访户的稳控工作。
　　谭显永所在的街道办，为了稳控那名老上访户，专门请了保姆全天陪伴并负责为其洗衣做饭，每月还发给这名上访者500元福利补助。谭显永说，监控一个上访人一般情况下街道办每年大约要花3～10万元不等的稳控费。如果一个街道有好几个要重点监控的上访人，那将是一场“噩梦”。
　　一个街道尚且如此，一个县用于稳控闹访人的费用更是数额不菲。四川一个农业大县，去年仅用于安抚闹访户不合理要求的经费就在160万元以上；另一个稍小些的县，此类经费每年也在百万以上。一名县信访局局长强调：“把事情解决了是重点。”
　　接访经费的增加，对于经费富余的单位还好说，如果是一些清水衙门，直接增加了其办公经费的紧张，甚至有些单位为此连正常办公都无法维持。
　　河南杞县法院一名工作人员称，2005年该法院进京“截访”花去2万多元；2006年该费用为5万多元；2007年该费用为10万元。而法院的有些车辆早已过了报废期却无钱购买新车，不少办公电话也停机无法使用。
　　
　　信访干部不堪其扰
　　
　　采访中，四川某地一信访局干部向记者抱怨，春节期间都没休息。当地将老上访户们进行了编号，一到重点“维稳”时刻，信访干部们要责任到人，“包人到户”。因此，春节期间他和另外两个同事主要在陪一个老上访户打牌，还只能输不敢赢，怕他一不高兴又跑了。
　　三番五次地接待、苦口婆心地劝说、东奔西跑地“维稳”，日复一日的重复劳动中，信访干部承受着闹访的种种压力。节假日没有完整的休息时间，即使不值班，手机呼叫转移也让人不得不随时保持工作状态；闹访人的哭闹、辱骂是家常便饭，情绪激动的闹访人对信访干部动手甚至“下嘴”也是常有的事。
　　除此之外，将闹访人分头落实到信访干部头上的解决办法，使闹访人的“维稳”工作与信访干部的绩效考核、评先评优甚至晋升都利害攸关。但闹访人防不胜防的“出招”，令有些信访干部寝食难安。
　　某地在举行一次重大活动期间，有中央领导出席，为防一老上访户闹访影响活动，派3名干部到其家中全天候陪护。晚上三四点左右，3名信访干部熬不住睡着了，醒来发现陪护的信访人不见了，3个人吓得不轻，赶紧四处寻找，最后在其一亲戚家找到，才松了一口气，感慨：午夜惊魂哪！
　　大量不现实的信访要求，影响到政府工作人员的其他正常工作，大量正当信访件无暇处理。涉法涉诉信访件在这方面尤其明显。与其他信访案件不同，法院受理的每一个信访案件都是一个申诉案件。实际上，很多以前积累的案件当事人，已经是在超时限申诉；有的案件几级法院都审理驳回，当事人还来申诉；有的经过几级审判、监督程序，当事人还是不服法院判决，个人要求与判决结果差别太大。法院干部无奈地感慨：“如果几级法院的判决你都不相信，还能相信谁？”
　　在这样的情况下，信访人的要求在法律条文下是无法实现的，白白牵扯工作人员的时间精力，也只能“就事论事、求一时息事宁人”。该法院在近日的党组会上，一半的时间在研究怎么处理上访的事情。平时很大一部分工作时间也放在解决上访问题上面。
　　
　　
　　闹访者不是赢家
　　闹访，往往在地方政府的坚持原则下，无法得到期望中的收获，于是一些人在自以为是的理直气壮中，期望通过上访、曝光等施压。但在这个过程中，闹访人会渐渐发现，这条路并不那么好走。
　　有些人本来就生活贫困，及至四处上访时，更加没有了生活来源，甚至露宿街头、乞讨度日、饥寒交迫，与正常生活完全隔离。有些闹访人陷入越闹越穷、越穷越闹的恶性循环中，偶尔会为了“到北京上访只花单边的车费”，或者在维稳期间，被“好吃好喝地侍候着”而沾沾自喜，完全不反思失去正常生活的代价。如果不是纠缠于不正当诉求，通过积极工作，勤劳致富，也许早已过上了舒心的日子。
　　当闹访者的行为突破了法律底线时，还会换来法律的制裁，那时，闹访人付出的将不仅仅是时间，还包括自由。
　　黑龙江富锦市砚山镇农场村农民王立功，自1989年开始向检察机关举报本村党支部书记莫某存在贪污受贿问题。富锦市多次调查认为莫某仅存在违纪问题，不构成犯罪。王立功不服，在闹访未果后，在富锦市"两会"期间，用自制的火药炸毁富锦检察院的牌匾，王立功因此被法院以爆炸罪判处8年有期徒刑。2005年12月王立功被释放后，立即进京上访，在最高人民检察院扬言，如果不满足他的要求，他就头撞纪念碑，硬闯中南海。在检察机关的努力下，王立功渐渐被感化，不再上访，至此才发现他过去的18年“白瞎了”，表示今后要一心一意过日子。
　　遗憾的是，更多的闹访者无法意识到，闹访是在浪费的自己的人生，甚至越闹越觉得自己有理，长此以往，钻在牛角尖里无法自拔，不知不觉精神上或多或少地出现一些问题。
　　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等人的调查显示，长期滞京的上访人员，有些人的精神状况已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需要进行心理辅导。
　　记者就曾经在某机关门口，看到一个花白头发的老者，嚷着“我要举报”。不一会儿，老者转到了另一条街上，见人就打，表现出明显的精神问题。
　　这对上访者本人及其家人，是最不可估量的代价。一个人的后半辈子，一个家庭的正常生活，由此被彻底改写。
　　
　　闹访对闹访者和地方政府来说，就像一个黑色旋涡。随着一次次无功而返，有些闹访人可能会放弃，而留下来的人愈发被激发得“斗志高昂”。他们在这个旋涡里渐渐开始身不由己，越陷越深，以致迷失了自我，无法反思自己的认识误区；而当地方政府为息事宁人迁就闹访人的不合理要求时，势必造成“多闹多得，不闹不得”的印象，换来的只有更多更凶的闹访，如此陷入周而复始的恶性循环，耗费大量公共资源。（本文参考了《凤凰周刊》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