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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史料，提取信息，历史信息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13-0030-05
在当下的历史教学与考试中，史料的地位日益显要。在解读史料时，历史教师总会谆谆告诫学生，要充分地从史料中获取有效信息。那么，如何才能充分获取史料信息呢？笔者认为，史料信息是由三個层面和九个要素构成的。三个层面是指显性的信息、隐性的信息和概括的信息。九个要素是指时间、地点、人物、事实、观念、意图、内容、形式和价值。时间、地点、人物属于显性的信息，常可于史料中直接获取;事实、观念、意图属于隐性的信息，一般需读者在史料内外钩沉索隐;内容、形式、价值属于综合的信息，往往是在其他要素的基础上概括而成。要充分地从史料中获取有效信息，可由这三个层面和九个要素入手。
所有的史料，都是关于特定时间、特点地点和特定人物的材料，没有一则史料涉及所有时间、所有地点和所有人物;如果有，那也只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不是我们所谈的史料。这一点看似平淡无奇，但却事关重大。往小处说，注意到时间、地点和人物的特定性，不容易犯以偏概全的错误。往大处说，历史学科的特质就建立在这种特定性的基础上，因为历史学研究对象之一恰好是个别的、特殊的事物。
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界定了特定历史人物所生活的时空情境。要想理解古人的一言一行，必须将其还原到特定的时空情境中。
下面试以例言之。
据统计，武昌起义爆发至1913年，以“民主”“民权”“民国”和“国民”等命名的报纸，“全国达五百余家，北京为政治中心，故独占五分之一”。
民国初年，“读报者虽限于少数人士，但报纸发表之意见，由公众的或私人议论，几于下等之苦力，亦受其宣传”。
——据戈公振：《中国报学史》②
这则材料，往往被解读为辛亥革命促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其实，如果注意到这则材料的时间（民国初年）、地点（城镇）和人物（读报者，有文化），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民国初年，部分城镇的部分市民受到了民主共和观念的影响。这种获取信息的办法，就叫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
（1914年）前月旅行北省某地，作登山游，时予着日本衣……入一小村农家乞饮。农家老视予良久，问曰：子为清国人乎，抑为日本人乎？……予正色对曰：予中华民国人也。农家老忽作惊状，似绝不解中华民国为何物者，曰：子其革命党乎？予曰：何故？农家老曰：中华民国人，非革命党而何？予拂然作色曰：然则子亦革命党，因子亦为中华民国人也。农家老茫然惶然，连声曰：我非革命党，我非中华民国人。
——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1909—1920》①
这则材料，往往会被用来证明辛亥革命的局限性。其实，如果注意到这则材料的时间（民国初年）、地点（农村）和人物（老农），我们也不难得出结论：民国初年，部分农村的部分农民对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所知有限。有限材料得出的认识亦有限。
那么，这两则材料是不是一正一反的关系呢？恐怕不是，因为它们所涉及的地点和人物不同。将这两则材料综合起来，能够得出的结论应该是：民国初年，辛亥革命对不同地域和不同人群的影响是不均衡的。但我们的解释不应停留于这种表面现象，否则历史研究是没有意义的。研究历史的意义在于：怎样理解这种不均衡呢？此时，时间的重要性就凸现出来了。材料所述的现象属于思想史的范畴。按照布罗代尔的时间理论，历史时间可区分为地理时间（对应人同周围环境的关系史）、社会时间（对应经济、社会、国家、文明的历史）、个人时间（对应传统的事件史）。②地理时间几乎静止，社会时间变化缓慢，个人时间变化迅疾。思想史不同于事件史和环境史，它应该属于社会时间。也就是说，它的变化相对缓慢。要让一个民族的思想从专制保守整体转向民主共和，短短几年时间显然是不够的。故此，不宜因为民国初年部分人的愚昧无知而对辛亥革命横加指责，因为这是辛亥革命无法完成的任务。相反，我们应该承认，辛亥革命是中国社会从君主到民主这个转型之旅的成功开始。
史料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其中蕴含有可供钩沉的事实，可助后人重构历史。同样值得警醒的是，史料所述的事实，不可能是全部的事实。由于作者的立场、角度、价值观、获取信息渠道的影响，甚至是由于篇幅所限，史料所呈现的往往只是事实的某个侧面。对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不要犯盲人摸象的错误。此外，史料所记述的事实并非都是直白的，它往往是扭曲的，甚至是颠倒的、荒诞的，需用矫正镜方可看个明白。
下面试以例言之。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
——《史记·周本纪》③
这段史料看似荒诞不经，毫无事实可言，但是，它却以神话的形式折射出周族最早的社会形态——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转化。除了周族始祖弃外，商族始祖契也是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出生的（简狄食鸟卵而孕）。两人的共同点是：其一，知道母亲的名字;其二，出生方式很神奇。按照《史记·周本纪》的记载，弃虽不知父亲的名字，但是，自弃之后，周族的父子传承关系一目了然;相反，母亲的名字倒是阙而不录。显然，弃出生时还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自弃开始，周族进入父系氏族。那么，出生的神话该怎样解释呢？弃作为父系氏族的开创者，不知父亲的名字，但总要对其出生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因此神话就应运而生，不仅说明了其出生，还赋予了神圣化的色彩。其实，不独中国如此，世界许多民族都经历过这个阶段。美国学者摩尔根考察了希腊上古时期的氏族，发现“他们保留了氏族始祖的母亲的名字，并认为始祖是由他的母亲同某位神祇交合诞生的”。④
史料不同于自然物，它们都是人工制品，不可避免地掺杂着制作者的观念。尤其是文献材料和图像材料，或多或少、或直或曲、或显或隐地存在着作者的观念。即使材料所述纯粹为事实，但在字里行间，事实的取舍与组织方式仍在顽强地表达着作者的观念。 下面试以例言之。
及（后稷）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饹戎狄之间。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庆节卒，子皇仆立。皇仆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毁隃立。毁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亚圉立。亚圉卒，子公叔祖类立。公叔祖类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
——《史记·周本纪》
这段材料，几乎纯为事实的描述，但纵然如此，字里行间也隐藏着史料编纂者①的观念。周族列祖列宗，自后稷至古公亶父，凡十三人。除了后稷、公刘和古公亶父，其余十人唯有“立”和“卒”，几乎没有其他记述。后稷、公刘和古公亶父流传下来的事迹很多，详加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有个共同点——“务耕种”。而其余十人，“去稷不务”“奔戎狄之间”，带领族人过着居无定处的游荡生活。
为什么史料作者对务耕种者不惜笔墨，而对其他人惜墨如金呢？其实，这反映的是史料编纂者关于文明与野蛮的观念：农耕的定居生活是文明，渔猎的游荡生活是野蛮。带领周族走向文明的祖宗自然要大书特书，而险使周族走向“邪路”的祖宗自然要为尊者讳。
法国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将史料分为有意证据和无意证据。②所谓无意证据，即作者无意而为之。如家庭账册，是家庭主妇记录给自己看的，不是为了影响当时人或后世历史学家。有意证据则相反，作者故意而为之，或者欲以自己的观念影响当时人，或者想为后世留下自己的最佳形象。绝大部分的文献材料和图像材料都属于有意证据，最典型的有意证据是演讲、漫画、宣传画等。在理解有意证据时，不能不详加考辨，否则就会在无意识中成为其意图的俘虏。下面试以例言之。
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
（1937年7月20日）③
这则材料流传很广，尤其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被后人视为抗战名言。在很多人看来，这是蒋介石所做的抗战总动员。其实不然。
1937年7月17日，蔣介石在庐山面向国内党政人士、著名学者和社会名流发表讲话，此即著名的“庐山谈话”。7月20日，该讲话稿经过精心修改，发表于各大报纸。既然是公开发表，那就是想传达某种意图。因此，问题关键在于，蒋介石的预期读者是谁？如果是中国民众，那当然就是在做抗战总动员。但是，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呢？在发表庐山谈话的同一天，蒋介石在日记里记载：
倭寇使用不战而屈之惯技，暴露无余。我必以战而不屈之决心待之，或可制彼凶暴，消弭战祸乎？
……
告国民书发表后之影响，是否因此引起战争？决不致此。我表示决心之文书，似已到时间。此中关键，非常心所能知也。人以为危，而我以为安。更应使倭寇明知我最后立场乃可戢其野心也。①
1937年7月21日，也就是各大报纸发表庐山谈话的次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
倭寇虚实与和战真相，可于今日表现。如过今日尚无最后通牒或坚强动作，则我国精神战胜者十之八，而形式胜利尚在其次。②
由此可见，《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是蒋介石对日本发动的一场“精神战”，其真实意图在于展示“战而不屈之决心”，希望日本知难而退，争取最好的结果——避免战争。
史料的内容由时间、地点、人物、事实、观念、意图等要素概括而成，常以“这是一则关于什么的材料”的样式来呈现。比如，上文所述的《史记·周本纪》，综合其时间、地点、人物、事实、观念、意图等要素，我们可以推断，这是一则关于周族起源、世系和早期发展的材料，它反映了周族的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等方面的内容。
史料的形式是指材料属于一手材料还是二手材料，有意证据还是无意证据，文献资料、图像资料、实物资料还是口碑资料等。再具体一点，史料的形式还包括漫画、宣传画、新闻报道、演讲、日记、碑刻、铭文、墓志铭、家谱、奏章、档案、遗迹遗址、家庭账册、雕塑、地图、照片、绘画、民谣、民间传说、标语，乃至音频和视频等。
之所以深究史料的形式，是因为史料的形式关系到史料的可信度以及解读方法。比如，一手材料虽然不能视为当然可信，但它们无疑蕴含着更多的来自历史现场的气息，甚至包含有一些无意证据，让人收获意外之喜;二手材料经过后人遵循一定的准则进行了加工、转写、缩写，甚至改写，因此使用之前最好要核对原文，以免出现讹误。
文献材料重在养成对文字的敏锐性，从字里行间发现历史的隐秘信息;图像材料则要格外注意其外在形象和象征符号，因为它们往往是打开时代精神面貌和作者观念的钥匙;报纸材料不仅要注意报道的内容，更要注意报社的一贯立场;日记材料要区分私密日记还是写给别人看的日记;民间传说的内容虽然不尽可信，但却真实地反映了老百姓的心态;照片材料不仅要注意照片中的人，更要想到照片外还有一个人（即摄影者）。
下面试以例言之。
这幅漫画常被用于解释法国大革命的背景：法国农民深受特权等级的压迫，具有反抗性。这种解释自然有其合理性，但是，如果认真推敲的话，也会发现不少问题。
首先，法国大革命不是从农民阶层兴起的，主要表现形式也不是农民斗争，而是城市暴动。
其次，法国农民受压迫的程度在整个欧洲来讲并不是最严重的，俄罗斯农奴的命运比法国农民的命运更悲惨，但他们却安之若素，因此，受压迫的程度与反抗的强度并不必然成正比。这种解读，潜意识中是把漫画当作了一种客观现实，而忽略了漫画是一种主观现实。 其实，漫画最大的价值不在于它是否忠实地反映了客观现实，而在于它所折射出来的社会心态与普遍观念。亦即，要将漫画放在心态史的角度去解读。这幅漫画的作者已不可考，但可以合理推测，他（她）应该不是农民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有觉悟的特权等级（法国大革命中有不少贵族反叛了自己所处的阶级）。故此，这幅漫画体现的是，当时法国已经有人认识到等级制度的不合理，法国启蒙运动已经结出硕果。一个制度不合理，如果没有人站出来表示反对（如当时的沙俄），这个制度将继续存在下去;而当有人认识到这个制度的不合理并大声疾呼，这个制度离瓦解之日势将不远。
史料的价值可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
从宏观层面来讲，史料的价值在于它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没有史料，历史研究也就无从谈起。从微观层面来讲，史料的价值取决于问题，这也是本文所讲的史料价值。史料的价值建立在时间、地点、人物、事实、观念、意图、内容、形式等要素的基础上，但是，史料自身并没有价值。当它被用来回答问题时，时间、地点、人物、事实、观念、意图、内容、形式等要素就活起来了，史料的价值因此得以凸现。故此，史料的价值取决于它与问题之间的关联。问题提对了，史料就有价值;问题提错了，史料就没有价值。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①如果用伪材料来回答其伪托的时代及作者的思想，这将导致南辕北辙之谬误;但如果用伪材料来回答作伪时代及作者的思想，那么该材料将极富价值。再如神话和传说，看似荒诞，但只要问对了问题，它也有很大的价值。正如上文中的《史记·周本纪》，如果我们能提出问题：“为什么弃知道母亲的名字，而不知道父亲的名字？”“为什么弃之后的父子传承关系一目了然？”“为什么周族列祖列宗的事迹有详有略？其标准是什么？”史料就会向我们揭开诸多史实神秘的面纱。
当然，并非所有的史料都包含时间、地点、人物、事实、觀念、意图、内容、形式、价值等三个层面九个要素的信息，如无意证据就不包含意图。但这三个层面九个要素，作为获取有效信息的分析框架，是基本合用的。至于获取方式，有直接提取，有合理推测，有核实查证，甚至有综合判断，皆需视具体情况而定。
【作者简介】张汉林，首都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教育、教师教育。
邓敏，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王雅贞】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13-0030-05
在当下的历史教学与考试中，史料的地位日益显要。在解读史料时，历史教师总会谆谆告诫学生，要充分地从史料中获取有效信息。那么，如何才能充分获取史料信息呢？笔者认为，史料信息是由三個层面和九个要素构成的。三个层面是指显性的信息、隐性的信息和概括的信息。九个要素是指时间、地点、人物、事实、观念、意图、内容、形式和价值。时间、地点、人物属于显性的信息，常可于史料中直接获取;事实、观念、意图属于隐性的信息，一般需读者在史料内外钩沉索隐;内容、形式、价值属于综合的信息，往往是在其他要素的基础上概括而成。要充分地从史料中获取有效信息，可由这三个层面和九个要素入手。
所有的史料，都是关于特定时间、特点地点和特定人物的材料，没有一则史料涉及所有时间、所有地点和所有人物;如果有，那也只可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不是我们所谈的史料。这一点看似平淡无奇，但却事关重大。往小处说，注意到时间、地点和人物的特定性，不容易犯以偏概全的错误。往大处说，历史学科的特质就建立在这种特定性的基础上，因为历史学研究对象之一恰好是个别的、特殊的事物。
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界定了特定历史人物所生活的时空情境。要想理解古人的一言一行，必须将其还原到特定的时空情境中。
下面试以例言之。
据统计，武昌起义爆发至1913年，以“民主”“民权”“民国”和“国民”等命名的报纸，“全国达五百余家，北京为政治中心，故独占五分之一”。
民国初年，“读报者虽限于少数人士，但报纸发表之意见，由公众的或私人议论，几于下等之苦力，亦受其宣传”。
——据戈公振：《中国报学史》②
这则材料，往往被解读为辛亥革命促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
其实，如果注意到这则材料的时间（民国初年）、地点（城镇）和人物（读报者，有文化），我们不难得出结论：民国初年，部分城镇的部分市民受到了民主共和观念的影响。这种获取信息的办法，就叫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
（1914年）前月旅行北省某地，作登山游，时予着日本衣……入一小村农家乞饮。农家老视予良久，问曰：子为清国人乎，抑为日本人乎？……予正色对曰：予中华民国人也。农家老忽作惊状，似绝不解中华民国为何物者，曰：子其革命党乎？予曰：何故？农家老曰：中华民国人，非革命党而何？予拂然作色曰：然则子亦革命党，因子亦为中华民国人也。农家老茫然惶然，连声曰：我非革命党，我非中华民国人。
——唐文权、桑兵编：《戴季陶集1909—1920》①
这则材料，往往会被用来证明辛亥革命的局限性。其实，如果注意到这则材料的时间（民国初年）、地点（农村）和人物（老农），我们也不难得出结论：民国初年，部分农村的部分农民对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所知有限。有限材料得出的认识亦有限。
那么，这两则材料是不是一正一反的关系呢？恐怕不是，因为它们所涉及的地点和人物不同。将这两则材料综合起来，能够得出的结论应该是：民国初年，辛亥革命对不同地域和不同人群的影响是不均衡的。但我们的解释不应停留于这种表面现象，否则历史研究是没有意义的。研究历史的意义在于：怎样理解这种不均衡呢？此时，时间的重要性就凸现出来了。材料所述的现象属于思想史的范畴。按照布罗代尔的时间理论，历史时间可区分为地理时间（对应人同周围环境的关系史）、社会时间（对应经济、社会、国家、文明的历史）、个人时间（对应传统的事件史）。②地理时间几乎静止，社会时间变化缓慢，个人时间变化迅疾。思想史不同于事件史和环境史，它应该属于社会时间。也就是说，它的变化相对缓慢。要让一个民族的思想从专制保守整体转向民主共和，短短几年时间显然是不够的。故此，不宜因为民国初年部分人的愚昧无知而对辛亥革命横加指责，因为这是辛亥革命无法完成的任务。相反，我们应该承认，辛亥革命是中国社会从君主到民主这个转型之旅的成功开始。
史料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其中蕴含有可供钩沉的事实，可助后人重构历史。同样值得警醒的是，史料所述的事实，不可能是全部的事实。由于作者的立场、角度、价值观、获取信息渠道的影响，甚至是由于篇幅所限，史料所呈现的往往只是事实的某个侧面。对此，我们应该保持清醒，不要犯盲人摸象的错误。此外，史料所记述的事实并非都是直白的，它往往是扭曲的，甚至是颠倒的、荒诞的，需用矫正镜方可看个明白。
下面试以例言之。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
——《史记·周本纪》③
这段史料看似荒诞不经，毫无事实可言，但是，它却以神话的形式折射出周族最早的社会形态——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的转化。除了周族始祖弃外，商族始祖契也是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出生的（简狄食鸟卵而孕）。两人的共同点是：其一，知道母亲的名字;其二，出生方式很神奇。按照《史记·周本纪》的记载，弃虽不知父亲的名字，但是，自弃之后，周族的父子传承关系一目了然;相反，母亲的名字倒是阙而不录。显然，弃出生时还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只知其母，不知其父;自弃开始，周族进入父系氏族。那么，出生的神话该怎样解释呢？弃作为父系氏族的开创者，不知父亲的名字，但总要对其出生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因此神话就应运而生，不仅说明了其出生，还赋予了神圣化的色彩。其实，不独中国如此，世界许多民族都经历过这个阶段。美国学者摩尔根考察了希腊上古时期的氏族，发现“他们保留了氏族始祖的母亲的名字，并认为始祖是由他的母亲同某位神祇交合诞生的”。④
史料不同于自然物，它们都是人工制品，不可避免地掺杂着制作者的观念。尤其是文献材料和图像材料，或多或少、或直或曲、或显或隐地存在着作者的观念。即使材料所述纯粹为事实，但在字里行间，事实的取舍与组织方式仍在顽强地表达着作者的观念。 下面试以例言之。
及（后稷）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饹戎狄之间。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庆节卒，子皇仆立。皇仆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毁隃立。毁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亚圉立。亚圉卒，子公叔祖类立。公叔祖类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亶父复修后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
——《史记·周本纪》
这段材料，几乎纯为事实的描述，但纵然如此，字里行间也隐藏着史料编纂者①的观念。周族列祖列宗，自后稷至古公亶父，凡十三人。除了后稷、公刘和古公亶父，其余十人唯有“立”和“卒”，几乎没有其他记述。后稷、公刘和古公亶父流传下来的事迹很多，详加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他们有个共同点——“务耕种”。而其余十人，“去稷不务”“奔戎狄之间”，带领族人过着居无定处的游荡生活。
为什么史料作者对务耕种者不惜笔墨，而对其他人惜墨如金呢？其实，这反映的是史料编纂者关于文明与野蛮的观念：农耕的定居生活是文明，渔猎的游荡生活是野蛮。带领周族走向文明的祖宗自然要大书特书，而险使周族走向“邪路”的祖宗自然要为尊者讳。
法国史学家马克·布洛赫将史料分为有意证据和无意证据。②所谓无意证据，即作者无意而为之。如家庭账册，是家庭主妇记录给自己看的，不是为了影响当时人或后世历史学家。有意证据则相反，作者故意而为之，或者欲以自己的观念影响当时人，或者想为后世留下自己的最佳形象。绝大部分的文献材料和图像材料都属于有意证据，最典型的有意证据是演讲、漫画、宣传画等。在理解有意证据时，不能不详加考辨，否则就会在无意识中成为其意图的俘虏。下面试以例言之。
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
（1937年7月20日）③
这则材料流传很广，尤其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被后人视为抗战名言。在很多人看来，这是蒋介石所做的抗战总动员。其实不然。
1937年7月17日，蔣介石在庐山面向国内党政人士、著名学者和社会名流发表讲话，此即著名的“庐山谈话”。7月20日，该讲话稿经过精心修改，发表于各大报纸。既然是公开发表，那就是想传达某种意图。因此，问题关键在于，蒋介石的预期读者是谁？如果是中国民众，那当然就是在做抗战总动员。但是，有没有其他的可能呢？在发表庐山谈话的同一天，蒋介石在日记里记载：
倭寇使用不战而屈之惯技，暴露无余。我必以战而不屈之决心待之，或可制彼凶暴，消弭战祸乎？
……
告国民书发表后之影响，是否因此引起战争？决不致此。我表示决心之文书，似已到时间。此中关键，非常心所能知也。人以为危，而我以为安。更应使倭寇明知我最后立场乃可戢其野心也。①
1937年7月21日，也就是各大报纸发表庐山谈话的次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
倭寇虚实与和战真相，可于今日表现。如过今日尚无最后通牒或坚强动作，则我国精神战胜者十之八，而形式胜利尚在其次。②
由此可见，《对卢沟桥事件之严正声明》是蒋介石对日本发动的一场“精神战”，其真实意图在于展示“战而不屈之决心”，希望日本知难而退，争取最好的结果——避免战争。
史料的内容由时间、地点、人物、事实、观念、意图等要素概括而成，常以“这是一则关于什么的材料”的样式来呈现。比如，上文所述的《史记·周本纪》，综合其时间、地点、人物、事实、观念、意图等要素，我们可以推断，这是一则关于周族起源、世系和早期发展的材料，它反映了周族的社会形态和生产方式等方面的内容。
史料的形式是指材料属于一手材料还是二手材料，有意证据还是无意证据，文献资料、图像资料、实物资料还是口碑资料等。再具体一点，史料的形式还包括漫画、宣传画、新闻报道、演讲、日记、碑刻、铭文、墓志铭、家谱、奏章、档案、遗迹遗址、家庭账册、雕塑、地图、照片、绘画、民谣、民间传说、标语，乃至音频和视频等。
之所以深究史料的形式，是因为史料的形式关系到史料的可信度以及解读方法。比如，一手材料虽然不能视为当然可信，但它们无疑蕴含着更多的来自历史现场的气息，甚至包含有一些无意证据，让人收获意外之喜;二手材料经过后人遵循一定的准则进行了加工、转写、缩写，甚至改写，因此使用之前最好要核对原文，以免出现讹误。
文献材料重在养成对文字的敏锐性，从字里行间发现历史的隐秘信息;图像材料则要格外注意其外在形象和象征符号，因为它们往往是打开时代精神面貌和作者观念的钥匙;报纸材料不仅要注意报道的内容，更要注意报社的一贯立场;日记材料要区分私密日记还是写给别人看的日记;民间传说的内容虽然不尽可信，但却真实地反映了老百姓的心态;照片材料不仅要注意照片中的人，更要想到照片外还有一个人（即摄影者）。
下面试以例言之。
这幅漫画常被用于解释法国大革命的背景：法国农民深受特权等级的压迫，具有反抗性。这种解释自然有其合理性，但是，如果认真推敲的话，也会发现不少问题。
首先，法国大革命不是从农民阶层兴起的，主要表现形式也不是农民斗争，而是城市暴动。
其次，法国农民受压迫的程度在整个欧洲来讲并不是最严重的，俄罗斯农奴的命运比法国农民的命运更悲惨，但他们却安之若素，因此，受压迫的程度与反抗的强度并不必然成正比。这种解读，潜意识中是把漫画当作了一种客观现实，而忽略了漫画是一种主观现实。 其实，漫画最大的价值不在于它是否忠实地反映了客观现实，而在于它所折射出来的社会心态与普遍观念。亦即，要将漫画放在心态史的角度去解读。这幅漫画的作者已不可考，但可以合理推测，他（她）应该不是农民阶级，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者有觉悟的特权等级（法国大革命中有不少贵族反叛了自己所处的阶级）。故此，这幅漫画体现的是，当时法国已经有人认识到等级制度的不合理，法国启蒙运动已经结出硕果。一个制度不合理，如果没有人站出来表示反对（如当时的沙俄），这个制度将继续存在下去;而当有人认识到这个制度的不合理并大声疾呼，这个制度离瓦解之日势将不远。
史料的价值可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
从宏观层面来讲，史料的价值在于它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没有史料，历史研究也就无从谈起。从微观层面来讲，史料的价值取决于问题，这也是本文所讲的史料价值。史料的价值建立在时间、地点、人物、事实、观念、意图、内容、形式等要素的基础上，但是，史料自身并没有价值。当它被用来回答问题时，时间、地点、人物、事实、观念、意图、内容、形式等要素就活起来了，史料的价值因此得以凸现。故此，史料的价值取决于它与问题之间的关联。问题提对了，史料就有价值;问题提错了，史料就没有价值。诚如陈寅恪先生所言：“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①如果用伪材料来回答其伪托的时代及作者的思想，这将导致南辕北辙之谬误;但如果用伪材料来回答作伪时代及作者的思想，那么该材料将极富价值。再如神话和传说，看似荒诞，但只要问对了问题，它也有很大的价值。正如上文中的《史记·周本纪》，如果我们能提出问题：“为什么弃知道母亲的名字，而不知道父亲的名字？”“为什么弃之后的父子传承关系一目了然？”“为什么周族列祖列宗的事迹有详有略？其标准是什么？”史料就会向我们揭开诸多史实神秘的面纱。
当然，并非所有的史料都包含时间、地点、人物、事实、觀念、意图、内容、形式、价值等三个层面九个要素的信息，如无意证据就不包含意图。但这三个层面九个要素，作为获取有效信息的分析框架，是基本合用的。至于获取方式，有直接提取，有合理推测，有核实查证，甚至有综合判断，皆需视具体情况而定。
【作者简介】张汉林，首都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教育、教师教育。
邓敏，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王雅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