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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启科 1945年6月生于重庆忠县。曾任师、军新闻干事,解放军报社记者,济南军区前卫报社副社长、社长。专业技术三级,享受军级待遇,人们习惯称之为“文职将军”。从事新闻工作近四十年,曾采写过《新一代最可爱的人》等有较大影响的作品。撰写和主编有《新闻采写漫谈》、《释疑解难一百题》、《前卫新闻论丛》等论著。荣立二等功、三等功各1次。获得第二届“范长江新闻奖提名奖”,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现为济南市书法家协会会员、山东将军书画院高级艺术顾问。
李启科将军的人生像一条起伏不定的曲线,一帆风顺中有坎坷;走投无路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有如“天助”。为何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此幸运,得到上天的垂青?
其实我们知道,世间没有“老天爷”,只有机遇,机遇只垂青于有所准备的自助者。
自助者坦然地面对生活。自助者的微笑,绽放出的光芒像漆黑夜里的灯塔,不仅会照亮自己的方向,也会给更多人带来温暖和希望。
得到机遇的真正自助者,最终肯定会取得成功。作为帮助过自助者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宽慰,一种自豪,一种成就。
面对从孤儿到将军的李启科,我想起了那句名言:“如果你知道去哪,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
采访时间:2010年9月5日
地点:山东聊城海源阁
采访撰稿:周 青
上篇 不满15岁就撑起一个家
人生是一次扬帆远航,家是我们休憩的温馨港湾,是永远的岸。如果在无边无际的大海航行中,没有一片港湾在等待着拥抱我们,那岂不令我们绝望?只有海平线上出现港口朦胧的影子,心跳才会加快。
在远航的风雨坎坷中,我们的灵魂或许被磨砺得极其骄傲,或许被冲洗得极其荒凉,家则是上天安排来充盈我们灵魂的使者,无论贫富。
我们需要一个家。
父母都是“命硬”之人
1945年农历六月初六,李启科作为长子降生到重庆忠县三汇镇中和村一户农家。那时,他爷爷李宗春早已去世,他父亲李佑祥已年满32岁。在那个年代的农村,男女20岁还没结婚生子,就很不正常了,何况李启科的父亲已年过30岁。
李启科的父母都是人生坎坷、命运多舛之人。
李佑祥结过三次婚,他的两个前妻都是结婚没几年就患病去世,没有留下孩子。有人议论说李佑祥“命硬”、“克妻”,害得他到30岁还孤身一人。李佑祥的母亲信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得不四处托人为儿子物色对象,有人就介绍了李启科的生母谢华英。
此前,谢华英也结过一次婚。
谢华英刚一岁就患了重病,父母无钱医治她,任她奄奄一息地在床上折腾,结果从床上翻到地上,把右胳膊给摔断了,右手几个指头也被压断了,哭得昏了过去。看着她这样子,她父母也很心疼,可又有啥办法呢?只好眼睁睁地望着她等死,把她当死人停在一张宽板凳上。也许是命不该绝,第二天早上父母准备把她装进木箱扛出去掩埋时,她竟然动了动又活过来了。
这样,谢华英从鬼门关又回到了人间,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只是右手残疾了。
谢华英16岁时就嫁到了一个刘姓家庭,由一个苦窝挪到了另一个苦窝。她嫁过去没两年,那个本来就有病的男人不久就死了。当时也有人议论她是“扫帚星”、“克夫”,害得无人再敢娶她。
李佑祥和谢华英一个被骂“克妻”,一个被骂“克夫”,都是“命硬”之人。介绍人想,若把他俩撮合到一块儿,或许能相克变相生,成就一桩好姻缘。就这样,李佑祥和谢华英结婚了,一年之后便生下了李启科。
虽说李佑祥家也很穷,但比谢华英原来的家还是稍好一点。尤其是她看到李佑祥勤劳、正直、顾家,真是打心眼儿里高兴。尽管李佑祥脾气暴躁,不时冲谢华英发几句火,可谢华英从来不抱怨。她知道男人要撑持一个家很累,累了烦了,回家来冲亲人骂几句、打几下,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忍忍就过去了。
谢华英的这种忍耐,让李佑祥感受到了人世间的温暖,从而对妻子儿女更加关爱和呵护。
中年得子,一家欢喜。谢华英为了把儿子养得壮些,三岁多了还不让他断奶,直到生了李启科的妹妹之后,还让他吃了半年奶才狠心断掉。李佑祥对李启科更是呵护备至,一天到晚不是背着就是抱着,生怕儿子有什么闪失。农村男人最辛苦的就是犁田了,一天下来,累得连饭都吃不下。就是干这么重的活,李佑祥也要用背带把儿子背在背上。
那时家乡流传着两句顺口溜:“穷得巾吊巾缕吊缕,上街少不了二两酒。”可李佑祥从未上酒馆去喝过一次酒,他把上酒馆的钱都省下来给儿子买泡粑了。家里穷得连买盐的钱都没有,只好往锅里舀两汤匙咸菜水添点咸味儿。即便穷得如此,李佑祥每逢赶场,总要领着儿子去,用二分钱给儿子买两个泡粑。
家里穷,李佑祥每天都是天还没亮就起床干活,直到摸黑还要割草喂牛、扯秧挞谷。吃饭时,李佑祥经常端着碗便两眼一闭睡着了,碗掉到地上摔碎了,他又痛惜得直捶桌子。谢华英心疼地说:“你老这样不要命地做活怎么得了,一旦把你累死了,我们这个家怎么办?”李佑祥叹气说:“这么大一家人,我不多干吃啥子?等着饿死?”
1954年春天,李启科又添了个弟弟。李佑祥除了干家里的活外,还牵头成立了互助组,他任组长。插秧季节,李佑祥为了抢时间,争取让全组各家尽快插上秧,更是夜以继日地干,每晚最多能睡四五个小时。这天上午,他冒雨帮同组的李启国家耙了一上午田,下午又冒雨帮他家插秧,就中午吃饭歇了不到一个小时。
到了傍晚,李佑祥突然感到头很疼,心口闷得慌,刚说了句“我站不住了”,便一头栽倒在水田里。大家连忙把他抬回家,换了身干衣服后放到床上躺着。谢华英急得直喊“佑祥,佑祥”,可李佑祥已双眼紧闭说不出话了。到了天擦黑之时,年仅41岁的李佑祥就停止了呼吸,真的给累死了。
濒临绝境也要送儿读书
李启科的父亲因劳累过度去逝后,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一下子失去了顶梁柱。在困苦中,大字不识一个的母亲却把儿子读书当成头等大事。
那时李启科还不满9岁,他妹妹李淑兰只有5岁,弟弟李启玉出生才3个月。他柔弱的母亲和年近七十的奶奶,将如何支撑这个家呀!一家老小顿时感到天塌地陷,陷入了绝望之中。
李启科的奶奶白发人送黑发人,悲痛欲绝卧床不起,一连几天不吃不喝。她那一声声的哀嚎撕心裂肺,邻居和亲人怎么劝解也无济于事。李启科望着哀号不绝的奶奶,高声喊道:“奶奶,爸爸去了还有我哩!您难道想丢下我不管了吗?”
李启科一说完,也大声地哭起来。孙子的喊声和哭声,把半昏迷状态的奶奶给震醒了!她止住哭泣,睁开双眼,伸出干枯的双臂搂住了李启科。
奶奶清醒过来了,大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母亲端过来一碗稀饭,说:“快给奶奶喂点吃的。”李启科正要接碗,奶奶竟坐了起来,说:“不用他喂,我自己吃。”她一气喝了两碗稀饭,脸色也好多了。丧子之痛毕竟对奶奶打击太大,风烛之躯元气大伤,两年之后就病逝了。
矮小瘦弱的谢华英先后失去了丈夫和婆婆,没有被生活打倒,表现得异常镇静和坚强。她忍痛含悲,做事从容不迫。先是请人选墓地、做棺材、缝寿衣,然后妥贴地安葬了丈夫和婆婆,样样都做得干净利索。当然,只有李启科才知道,父亲和奶奶的去世给母亲带来巨痛。谢华英白天强打精神应付一切,夜晚则独自饮泣,悲痛欲绝。
有天晚上,李启科让尿憋醒了,看到母亲坐在床前泪流满面,他被吓哭了。谢华英惊醒过来,赶紧用手捂住儿子的嘴,轻声说:“莫哭莫哭,妈没事儿。”
李启科搂着母亲的脖子说:“妈,爸爸去世了,现在奶奶也去世了,您一个人这么苦,我就不读书了吧,在家也可帮帮您。”一听这话谢华英发火了,“啪”地给他一巴掌,说:“什么?你不想读书了?!再说这话我就撕烂你的嘴!”
此时,谢华英才36岁,可人世间的苦早已让她吃尽了。不过,她并未绝望,身边还有三个儿女,这是她的希望。谢华英从未上过学,但是她懂得一点,要想孩子们将来有点出息,就得读书,就得有文化。所以,为了能让儿子安心读书,从那天晚上发火之后,谢华英就再也不在孩子们面前显露出一点悲戚之状,也从不说一声苦,都憋在心里。
四年初小读完,李启科每学期都被评为优秀学生。班主任谢毓成老师曾对人说李启科这孩子有定力、有悟性,长大了会有出息。这话传到了谢华英耳朵里,她破天荒地煮了一个鸡蛋奖励李启科,要他背着年幼的弟弟妹妹独自吃完。那时鸡蛋是不能随便吃的,全家人的油盐钱全靠它了。
李启科初小毕业以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三汇完小,分在58级二班。离家远了,李启科无法安下心来读书,始终想着家里的母亲与弟妹。李启科决定退学回家帮助母亲劳动。学校领导只好请来了谢华英。母亲一听说儿子要退学回家,如晴天霹雳,见到李启科第一句话就是:“我的小先人,你怎么这样没出息、不争气哟!”
李启科只是哭,无论母亲怎么骂也不吭声,反正是铁了心不读书了。一看劝不转,谢华英只好哭着为李启科办了退学手续。回家的路上,母亲骂一阵又劝一阵,劝一阵又骂一阵,脸上挂满了泪水。李启科始终低着头不吭声,心里说:“我反正再也不离开您了,您想骂就骂吧!”他竟觉得浑身一阵轻松。
回到村里,李启科成了大家议论的话题、嘲笑的对象,这才让他感受到了自己这一愚蠢做法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在众说纷纭的强大社会舆论压力下,李启科无脸见人,谢华英更抬不起头。尤其是当她听到长辈骂李启科是“有人养无人教”,说“要是李佑祥在,这孩子绝不敢这样胡来”时,更是心如刀绞,常常泪流满面。
下一步怎么办?就这样算了?谢华英不甘心,她四处征求那些她信得过的人的意见。李启科初小班主任谢毓成老师很受人敬重,谢华英特地去找了他。谢老师说:“启科这孩子是块读书的料,我教了这么多年书不会看走眼的。你一定不能让他由着性子来,得逼着他再去上学。”谢华英早就有这个想法,谢老师的话就更坚定了她的决心。于是,她跑到三汇完小,问能否让儿子复学。学校领导答复说,这件事已经闹得很不像话,复学已经是不可能了。若想读书,只有找个民办初小补习一年,然后再争取考进来。再补习一年,去哪里补习?有人告诉谢华英,附近的仁和村陈家祠堂办了一所民办初小,老师叫张世毅,想插班可去找他商量。
张世毅家离谢华英娘家很近,谢华英在李启科回心转意之后,领着儿子并带着一篮鸡蛋去找了张世毅。原来,张老师已听说了李启科的情况,谢华英一说他就痛快地答应了。这样,李启科退学两个月后又插班再读初小四年级。
再读四年级,对李启科来说当然不是难事,成绩在班里仍是名列前茅。第二年,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三汇完小。
三汇完小老师凑钱让他上中学
1959年7月,李启科高小毕业之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三汇初中。李启科接到三汇初中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在中和村引起了一番轰动。那时中学生被列为国家粮食供应人口,凡考上初中的学生,都要由所在农业社卖一定数量的粮食,再由粮食部门办理粮食迁移户口交到学校去,从此就由国家粮库按定量供应口粮了。那时,上初中交费并不算高,一学期才二十多元钱。可就这么点钱,对李启科家来说,“倾家荡产”也凑不齐!
能考上学是喜事,但谢华英为学费愁得没法。李启科对母亲说:“您去找农业社领导讲讲,能不能把卖粮食的钱借给我们家,用这钱去交学费不就行了?”
谢华英就去找到农业社领导,谁知那位嫌贫爱富的农业社领导,不仅不同意,还说,他家借了哪年哪月能还得起?想读书有出息,就自己想办法去。再说卖这粮食,要不是上头有文件,我们也不会同意卖的。
到农业社借不到钱,又去找亲戚借,亲戚虽多,可都穷,有钱的也都知道李启科家的状况,认为借了也就等于白扔了,结果一分钱也没借到。李启科便说,这中学不上了,那么多人没读过书,不也照样活人!
谢华英一听火了,说:“考上了就得上!我想好了,把你爸爸生前备下的楼板背去卖了,你给我读出个样子来!”
第二天,办好粮食供应手续后,谢华英又卖了楼板,换来十多元钱,交学费还差七八元钱。谢华英实在没法了,只好去找三汇完小的老师。三汇完小的老师们很爱惜人才,大家表示,他们凑钱,一定要让李启科上初中。于是校长许天一、教导主任向盛六,教师陈孟德、何维乐、杨天平、罗淑光、王万桂、李启芳等人,这个捐出一元,那个捐出五角,很快就把差的那几元学费凑齐了。
母亲没有熬过“三年自然灾害”
1960年的春末夏初,李启科进入三汇中学的第二个学期,李启科多灾多难的母亲谢华英,未能熬过那全国性大饥荒的艰难岁月,撇下李启科三兄妹含泪去世了,年仅42岁。谢华英的离去,在村子里没有引起多大震动,她不是第一个被饿死的,也不是最后一个被饿死的。那年,李启科还不满15岁,妹妹只有11岁,弟弟才6岁。三个孤儿举目无亲,顿时陷入了绝望之中。绝望仅是一种感受,可生活还得继续。李启科这个当长兄的,得考虑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
当时,曾有人劝李启科:赶紧退学回来撑起这个家吧,尽好一个长兄的责任才是正理。这话说得也对,妹妹弟弟还那么小,李启科不撑起这个家,他们可怎么活?然而他转念一想,难道就只有退学这条路可走了么?母亲生前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罪,始终坚持逼自己上学,不就是希望自己多学点知识,长大了有点出息吗?李启科怎么能违背母亲的意愿,轻易就退学呢?
于是又有人给李启科出主意:你不退学也行,那就把你妹妹弟弟送给别人当儿女算了,这样你上学也就没了后顾之忧。李启科一听就觉得这是个馊主意,当即表示反对。因为,李启科作为长兄,怎能在父母去世之后,就让妹妹弟弟改名换姓去给别人当儿女?若那样做,就对不起父母的在天之灵,李启科自己也会愧疚一辈子的。
这也难那也难,李启科到底该咋办才好呢?一个不满15岁的少年,不得不独自面对这个连许多成年人也难以面对的重大抉择。左思右想,李启科最后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既不退学,也不丢弃妹妹弟弟不管,坚持一边上学一边尽力维持住这个家。
李启科明白,要做到这样,就得恳请学校领导和老师们给予关照。至于李启科个人要多吃一些苦,多受一些累,那是无所谓的,因为他懂得,灾难临头,只得认了!
难忘三汇中学的救助之恩
李启科料理完母亲的后事,忐忑不安地回到学校,向班主任马洪德老师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当即得到了他的理解和支持。马老师说:“你放心,学校领导会支持你这样做的。他们对学生从来不嫌贫爱富,一定会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给予你最大的帮助。”
马老师对那些贫困而又好学的学生十分关心。他家境并不宽裕,每月工资也不多,但他经常都要挤出一点钱来,资助那些特别困难的学生度过难关,李启科是其中受惠最多的一个。马老师不仅从经济上接济李启科,还经常从思想上关心李启科,从学业上督促李启科。
学校领导听了马老师的汇报后,经研究决定,给予了李启科三项特殊优惠:一是不受学校关于不能随便请事假的限制,李启科可以随时请假回家照顾妹妹弟弟的生活;二是每月发给李启科5元钱的高额助学金以解决他的吃饭问题;三是每学期的学杂费能免的都免了。这么优待一个学生,在三汇中学历史上还是极少的。
常言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上初中后和第三个学期的一天早上,李启科利用出操前的一点时间,到双杠上去练双臂支撑,哪知一不留神,左大臂骨折了。个人吃点苦头是小事,可这医药费从哪来?结果是没要李启科掏一分钱,全由学校付了。非但如此,班主任马洪德老师还专门安排同学照顾李启科,真让李启科感动不已。
就在李启科左臂治愈不久,一场更大的灾难又降临到他头上。开始,李启科只是觉得胸部有些胀痛,以为是消化不良所致,便没在意。后来,这胀痛感越来越强烈,以致连饭也吃不下去,听课也坚持不住,躺在床上竟奄奄一息了。校医查不出李启科到底是患了什么病,他只好请示学校领导该咋办。幸亏学校领导没迟疑,当即决定派人送李启科到50公里外的县医院抢救。
那时,从三汇到县城还没通公路,是校领导安排人绑了一副滑竿,由四个人轮换着把李启科抬到县医院的。他们是:职工方本培、柳义忠;学生王永昌、杜熙雄。当时李启科的体重只有四十多公斤,要是走平路,两个人抬着还不吃力,然而从三汇到县城几乎没有什么平路,不是上坡就是下坡,四个人轮换着抬,从早上七点钟出发,到下午四点多钟才到达,五十多公里路走了九个多小时。
到了县医院,医生立即把李启科推进了急救室。经检查,李启科患的是急性黄胆型肝炎,已经非常严重了。医生说:“要是再晚两天送来,人就没救了。”于是,就安排李启科住院治疗。李启科在县医院住了二十多天,病就全好了。出院时,医院也没让李启科交医药费,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是学校领导给县文教局打了报告,医药费全部由县里给报销了。
1961年下半年,国家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养更多的学校,只好先停办一部分学校,待经济好转以后再复校。这样,三汇中学便奉命停办了。老师留校学习、劳动,学生全部回家,只留极个别学生留守护校。那么留谁呢?学校领导经再三研究,最后决定把几个无父无母的孤儿学生留下来,因为他们回家衣食无着,将来复校也成问题。李启科是留校学生之一。留校后,分配给李启科的任务是与另两位学生一道,负责喂养学校面房里的一头黄牛。学校坐落在山沟里,周围山坡上青草很多,三个学生喂一头牛,轻松得很,有大量时间可用来读书。李启科学生时代看书最多的,就是学校停办这一年,差不多把学校图书室的中外小说都看了个遍。
李启科的表现得到了学校领导和老师们的肯定,认为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1962年下半年三汇中学复校后,经学校领导推荐,李启科被选为学生会主席。这对饱受磨难,敏感自卑的李启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鼓舞!
在忠师的两个“错误思想”
1963年夏,李启科初中毕业,参加升学考试。他从容应试,自信考得不错,录取有把握。不出所料,李启科真的被录取了,不过不是他报考的高中,而是忠县师范。李启科感到特别沮丧,他的大学梦破灭了。
进人忠师后,李启科才得知,那年参加中考的学生,凡考分高的差不多都被忠师录取了。据说,这是县里有关领导的旨意,理由是有发展潜力的学生,读了高中读大学,大学毕业都远走高飞了,留在县里的都是二三流人才。要改变这种人才外流的状况,就得把住中考这一关,把有发展潜力的尖子生都囊括到忠师去。这样,他们毕业后就在县里扎根,想飞也难了。从县领导保留人才的角度看,这一招确实高明,可从考生想尽量施展才华的角度看,这又有些不公平。李启科听到了这个内部消息,心里就很不是味儿,常常和几个不愿读师范的同学议论这事,这便种下了后来挨批受压的根子。
刚进忠师那段时间,学校领导还是比较器重李启科的。因为他在三汇初中担任过学生会主席,而且档案评语中不乏“品学兼优”之类的话。所以,进忠师不久改选校团委时,李启科被选为团委宣传委员。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天就传出了对李启科的一些议论,开始主要集中在两点上:一是“专业思想不巩固,好高骛远想当作家”;二是“受落后教师影响很深,走白专道路”。李启科刚听到这些议论时,还以为是讲别人,没当回事儿。直到有天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校领导在批判学生的一些“错误思想”时,公开点了这两条,而且指明这是刚入校的新生中出现的问题。他这句话刚讲完,一些知道内情的学生就齐刷刷地把目光转向了李启科。李启科这才如梦初醒:第一反应是“该我倒霉了”。
会后,班主任老师找李启科谈话,直截了当地点出了他这两个问题,并要他虚心接受批评。李启科当然不服气,语气激烈地进行辩驳。班主任老师打断了他的话,没让他说完。于是,17岁的李启科成了忠师的“反面典型”。打为以后,他产生了“恐会症”,一听说全校开会就知道又要挨批了,便高度紧张起来,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也听不好课。
接着,学校便以“思想有问题”为由,撤销了李启科的校团委宣传委员职务。从此,李启科看到周围都是蔑视的眼光,开始他深感自卑,连走路都不敢抬头看人。可时间一长,他就无所谓了:不是批我“好高骛远想当作家”么?我就是想当作家又怎么样?全校办了两块黑板报,专门刊登学生写的诗歌之类文章,李启科就经常给它投稿,差不多期期都有他的诗作。县文化馆办了一份刊登群众文艺作品的油印小刊物,李启科投去的作品都给刊登了出来。文化馆的同志发现忠师还有这么一个人才,便专门来看望李启科。县政府负责文化工作的干部吴汉辉,看到了李启科的作品后颇感兴趣,还专门召见了他一次。这样,李启科在忠师又有点儿名气了,那些整他的人也就有所收敛。在此期间,李启科结识了两位喜爱文学的同学,一位是李承福,一位是欧应长。他们课余常在一起谈天说地、吟诗作赋。到了忠师第三学期,他的处境逐渐就有所好转,还担任了班里的文体委员。
清贫中建立起一个甜蜜的家
1966年夏天,李启科师范毕业了。正等待分配工作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随波逐流地狂热了两年,就下决心报名参军去。参军前三个月,他结婚了,妻子叫谢翠珍。
李启科和谢翠珍两家相距仅两公里,她四姐谢英珍还是李启科的同学。谢翠珍在初小、高小时和李启科同过几年学,只是她比李启科低一个年级,互相没讲过话。
早在1965年“四清”运动快结束的时候,李启科就对谢翠珍产生了好感。那时,村里在中学读书的学生,每年寒假回家都要组织农村青年唱歌并排练春节文艺节目,其主要骨干有谢翠珍的四姐谢英珍、李启科以及他的堂兄李启堂。谢翠珍和其他十几位男女农村青年,则是文化活动积极分子。谢翠珍那时显得很文静,别人叽叽喳喳,她却很少吭声儿,而且总是时不时地微笑着看李启科几眼。
李启科与谢翠珍的眼光一撞,便心头一热,似乎有一股强大的磁力把他深深地吸引住了,久久难以忘怀。因为他们早就认识,李启科对谢翠珍和她的家庭比较了解,知道她能吃苦且绝不会嫌弃他家穷。从此,李启科就盼望能经常见到她,所以,春节前大队组织的每一次活动,李启科从不缺席,每次去后首先看看谢翠珍来了没有,要是没来,他的情绪顿时会降到零度。
李启科和谢翠珍热恋着,没有遇到过什么干扰,即使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风暴,也没有影响他们的恋爱生活。谢翠珍知道他家穷,她从不让李启科给她买任何东西,相反,她每年还给他做一两双新布鞋。当然,李启科只要兜里还有几元钱,也总要给谢翠珍买点手帕、发夹之类的小玩艺。这类不值几个钱的东西她当然也很喜欢,因为这是李启科给她买的,礼轻情意重嘛!李启科告诉她:“你现在嫁给我,可能要吃几年苦、受几年累,但你一定要相信,我将来会报答你的,这辈子不会让你受到委屈。”谢翠珍当然相信他,从未对他的穷表示过任何怨言,并认定他们的未来决不会比谁差。正是因为她的这一信念和品格,深深地吸引和感动了李启科,所以他们的婚姻才会如此稳固。
1967年9月,忠师66级毕业生很快就要分配工作了,李启科真是高兴万分。工作了就有工资养家糊口,于是李启科就和谢翠珍商议结婚的事。那时李启科22岁,谢翠珍21岁,按当时的《婚姻法》,符合结婚的年龄。
1968年1月26日,李启科穿着一身旧衣服,把谢翠珍娶进了家。此前两个月,他已分配了工作,到县城近郊的东云小学任教师。因为当时李启科在县里搞“文化大革命”只领工资,未去上课。他们的生活是清苦的,但却不失甜蜜。
下篇 乐于吃苦才能有所作为
蚕忍受着茧的束缚,默默积蓄力量把纷飞的梦想留给明天;蚌忍受着沙石的打磨,用血肉模糊的痛苦把纯洁的珍珠留给明天。
在痛苦中默默忍受的李启科明白:这一时的痛苦,一时的忍耐是对灿烂梦想的铺垫,是对未来最强的支持。忍耐,让生命没有不可承受之重。
投笔从军
1967年夏天,“文化大革命”中的派系斗争已发展到刀兵相见的程度,武斗不断升级。李启科强烈反对武斗,为躲避这一劫难,他要求去搞“文攻”,于是, 他创办并主编了一份名叫《轻骑战报》的红卫兵油印小报,同窗好友李承福、欧应长都是编委。
李启科还试着给《万县日报》写了几篇署名文章,结果都发表了。当他写的文章第一次变成铅字刊登在地区报纸上时,李启科心里很激动。他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打打杀杀更加反感了。
1968年初,征兵工作开始了。许多已经厌倦了“文化大革命”的年轻人都争先恐后报名参军,连几位已经进入县革委会领导班子的“造反派”学生也报了名。李启科当时也想去报名,但想到自己已经超过22岁,眼睛又近视,而且结婚才两个多月,如果甩手走了,妻子有能力领着弟弟妹妹过日子吗?何况当教师每月27.5元钱工资,满一年后还可以升至37元,要比当兵6元钱津贴多得多。这样一想,李启科决定不去凑热闹,还是先干教师工作,等以后再找出去的机会吧!
似乎人世间果有“天助”一说,当时接兵部队正在四处打听搜寻“笔杆子”。因为县城学生中有不少人知道李启科在《万县日报》上发表过文章,而且一直在县里办油印小报,所以,他们就向接兵干部介绍了他的情况。接兵的同志听后很感兴趣,便让人带路找到了李启科。
李启科决定去当兵以后,亲朋好友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李启科一时拿不定主意,最后就看谢翠珍的态度了。谢翠珍说:“去不去当兵由你自己定,只要你的决心下了,我都支持。”当时,李启科从长远考虑,县里现在这个乱糟糟的环境,是不利于自己发展的,如今有了这么一个跳出去的机会,为何不抓住呢?
李启科终于坚定了当兵的决心。结婚不到三个月就要分别,李启科是很不情愿的,离开的前夜他和妻子告别时,他们都哭了,但只好忍痛分别。
李启科坐了整整一天一夜上水船,终于到达了重庆。下船后,李启科被分到了一营一连。当时一连和其他连队一样,都在重庆市各个单位负责“支左”,连队驻在重庆市文化宫。李启科被分到一排一班,班长邓本林是个老同志,为人忠厚,对李启科特别关照。到了班里,铺床时李启科发现床头墙壁上有个大洞,便悄悄问老兵:“墙上怎么有这样大一个洞?”老兵回答说:“这是重庆市两派搞武斗时,一发炮弹打过来留下的。”一听这话,李启科心里顿时一惊:乖乖,要是晚上睡觉时,再有一发炮弹打过来,自己不就完了么?
于是,他就产生了不该来当兵的念头。
李启科入伍不到两个月,和他同时人伍的战友谢宝庭,在一次制止武斗时,胸部中弹差点丢命。当时新兵经过不到一个月的简单训练后,经常和老兵一道外出执行制止武斗任务,随时都有受伤、牺牲的可能。这更加重了李启科的心理负担:要是自己被不长眼睛的子弹击中,妻子和弟弟妹妹在家可怎么办?还不如找个理由要求提前退伍,回去老老实实当小学教员算了。
当离队的念头越来越强烈时,李启科便不计后果地写了份退伍申请,交给了连队指导员杨光逢。杨指导员并不介意,他没有板着面孔训斥李启科,而是和颜悦色地说:“你是个教员出身的小知识分子,你不会不知道逃兵在群众心目中是个什么形象吧?”
是啊,逃兵是祖国和人民的叛徒!李启科冲动的头脑冷静下来,打消了提前退伍的念头。
当天晚上,李启科从杨指导员手中要回了退伍申请,决心咬紧牙关把两年服役期度过去,说啥也不能当逃兵。
从当好一名真正的战士开始
李启科的退伍申请虽然在杨指导员手中只放了一天就被他要回来销毁了,但连里在分析新兵思想动向和向上级汇报新兵教育情况时,李启科被作为典型事例讲了出去。因此,老兵新兵见了他眼神都怪怪的。营教导员王显尧来连队讲话时,也不点名地讲了李启科的事,一时间真让他有些无地自容。幸好班长邓本林是个厚道人,他从不提李启科这事,也不准班里其他人讲,一如既往地关照、维护李启科,让他感到特别温暖。为了帮助李启科在连里树立威信,凡有写发言稿、广播稿以及黑板报稿之类的事,邓班长就交给李启科去完成。李启科当然不负厚望,每次任务都完成得比较好,全连上下都知道李启科是个有文才的新兵,因此对李启科逐渐有了好感。干部们也对他越来越器重,凡有上级来人开座谈会,都让李启科去参加。
李启科在忠师读书时就学会了理发,加之他有悟性,能根据不同的头型理出不同的发型来。新兵下连后,连队的老理发员复员了,一时没人接手,李启科便主动利用课余时间给同志们理发。由于李启科的理发技术不错,连里干部也来找他理。这事不知怎么传到团里去了,团政委张德富到连队检查工作时,竟然点名让李启科给他理发。一个新兵给团政委理发,这在连里引起了轰动。李启科全身心地融入集体,成长为一名真正的战士了。
由于李启科有写作特长,很快被调到团报道组。在团报道组,李启科勤奋,采访写作,陆续发表了30多篇稿件。1970年初,师部的一个电话,将李启科调到了师宣传科报道组。在师宣传科报道组,李启科写的消息在《解放军报》头版头条发了出来,并与编辑陈济结下忘年交。1970年3月,李启科提升为干部。年底,他被调到了军宣传处报道组。
1971年8月,解放军报社决定在各大军区重建记者组,武汉军区记者组由组长张凌霄负责选人。那个时候,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李启科都不是当记者的合适人选:入伍还不满4年,提升干部还不到2年,学历也只是个中专,发表的新闻作品中也没有几篇是很有质量的,作为新闻干事都还不十分够格,怎么能到中央级大报去当记者呢?然而阴差阳错,张凌霄组长偏偏就选中了李启科。当时李启科曾问过老张同志为啥要选他当记者,张凌霄回答说:“选中你,一是看中你对新闻工作的热爱;二是看中你这人还踏实,有吃苦精神。只要你能保持和发扬这两大长处,相信以后会成为一名优秀记者的。”
作为一名从业不久的记者,李启科想:老记者能做到写一篇登一篇,我不如人家,就写两篇、三篇登一篇。为了年终算总账时不至于太落后,别人写十篇登十篇,我就多下部队多写稿,写二十、三十篇登十篇,年终算见稿数量不就差不多了吗?
那时,军报记者处每年都要统计下部队的天数,李启科每年都是前两三名。有一两年,李启科是下部队最多的,一年达到二百七十天以上,最少的也没有少于二百天。军报一位老领导对李启科的评价是:“在军报记者中,论智力和能力,李启科算不上一流,但论刻苦实干,他却是拔尖的。”
攀登地球之巅
中国的珠穆朗玛峰是世界第一高峰,1978年春末夏初,中国登山队和伊朗国防登山队决定联合攀登珠穆朗玛峰。解放军报社要派一名记者随队采访,记者处领导几经斟酌,觉得李启科比较年轻,身体棒,又出生在山区,吃苦精神比较强,执行这项任务比较合适,就一纸电报把正在老家探亲的李启科召到了北京。经登山队医生严格检查,认为他的身体基本合格,同意他随登山队进藏。听到这消息,李启科非常高兴,能有机会攀登珠穆朗玛峰,那是多么荣幸的事!
体育报社一位多次采访登山队的老记者告诉李启科,采访登山队就和军人上战场差不多,是要冒生命危险的。因为到了海拔五千米,氧气就只有内地的一半,倘若呼吸道或心脏有点什么毛病,很可能晚上睡下去第二天早上就醒不过来了。老记者还绘声绘色地讲了几个这方面的事例,让李启科听得心惊肉跳。怎么办?李启科考虑再三,觉得军人什么时候都不能打退堂鼓,活就要活出一分胆识、一股豪气。“人生能有几回搏”,再大的风险也得去搏一回。于是,李启科咬咬牙二话没说,义无反顾地到国家体委登山队报到去了。
进藏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从北京坐飞机直飞日喀则;另一条是从北京坐火车到青海西宁,再转乘汽车进藏。选前一条路线,好处是能避开乘汽车一路上的颠簸之苦;不利之处是在短短几个小时内,从海拔不足百米陡然升到海拔四千多米,身体没有一个适应过程,强烈的高山反应会让人受不了,有的人连飞机也下不去就只好原机返回。选后一条路线,虽然一路上颠簸辛苦,但可随海拔慢慢升高逐步适应,到了西藏要少受许多罪。权衡再三,李启科选择了后一条路线。
从北京坐火车到西宁这一段,自然是舒舒服服,可换乘汽车之后,苦头就一个个接踵而来了。好在李启科年轻,身体棒,一般的苦累击不垮他。汽车过了格尔木之后,进入海拔四千多米的青藏高原,同行的几位记者高山反应加重,吃不好睡不好,一个个脸色蜡黄,就像患了大病似的,然而李启科却没有什么明显感觉,照样活蹦乱跳。在沱沱河兵站,《体育报》老记者鲁光挑战似的对李启科说:“李记者,敢不敢和我打两盘乒乓球?”李启科头一扬回答说: “有什么不敢的?打就打,奉陪到底。”说罢,他俩走进兵站乒乓球室,操起球拍一气就打了半个多小时。站在一旁观战的《体育报》另一位老记者潘超对李启科说:“不愧是军人,佩服佩服!不过,明天到了五道梁兵站,你如果还有这个劲头儿,那就更不简单了。”李启科问: “为什么?”潘超说: “没听人讲吗? ‘到了五道梁,哭爹又叫娘’,那可是青藏线上高山反应最厉害的地方,没有几个人能顶得住的。你可得悠着点!”
果然,第二天傍晚到了五道梁,李启科还没下车就明显感觉不行了。下车后,头疼欲裂,呼吸困难,连路都走不稳了。那天晚上,他粒米未进,躺在床上一直处于半昏迷状态,要不是登山队医生及时给他服药治疗,他真要哭爹叫娘了。李启科是解放军报记者,他心中时刻装着部队官兵。每到一个兵站,他都要抽出一至两个小时的时间采访兵站官兵,想把他们长年累月奋战在风雪高原的动人事迹好好宣传宣传。惟独在这五道梁兵站他不得不放弃采访,因为实在是动不了了。还好,第二天早上出发时,他就觉得好多了,精神头儿又来了,照旧有说有笑的。奇怪的是,过了五道梁后海拔越来越高,可他的高山反应却并不严重,即使到了人称阝生命禁区”的唐古拉山口,他也没趴下,还找兵站官兵采访了一个半小时。
这一路上的采访虽说是附带的,可对李启科的触动却是非常之大。兵站的官兵大都来自内地,绝大多数是李启科的四川同乡。他们参军来到风雪高原,一年四季生活在连氧气也吃不够的冰雪荒原上,脸被紫外线烧得像松树皮。在那样恶劣的生活环境里,他们每天还要为过往人员安排食宿,有的兵站还要到几里外的冰河去凿冰拉冰,用来化水煮饭烧茶水。李启科想,我们仅仅是路过一下就难受得要死要活,真不知兵站官兵的日子是咋过的。他对这些可爱的兵站官兵,发自内心怀着深深的敬意。他们这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对李启科后来能坚持到登山活动结束起了很大作用。
一路颠簸十多天,李启科他们终于到达了西藏第二大城市日喀则。登山队领导决定在这里休整几天,等待伊朗国防登山队到达后,一齐向珠峰大本营开进。
利用这个空隙,李启科把采访兵站官兵的素材梳理了一遍,尔后撰写了一篇题为《风雪高原春意浓》的长篇通讯发回军报,算是了却了他的一桩心愿。
几天后,中伊联合登山队浩浩荡荡向珠穆朗玛峰进发,经两天行程到达珠峰脚下。大本营设在绒布河畔,一溜三大排帐篷,煞是壮观。这里虽海拔五千多米,但地势开阔,抬眼便可望见珠峰的雄姿。住下来后,李启科的高山反应并不特别严重,只是浑身乏力,上坡喘气有些费劲而已,看来他选择乘车进藏是非常明智的。
那些乘飞机进藏的记者,进驻大本营不到一个星期,就有一半人被迫撤离,返回日喀则疗养去了。又过了几天,登山队医生给记者们检查身体,发现李启科的心脏也有些异常,便动员他撤离,以防发生意外。可李启科觉得自己是军人,咬咬牙就挺得住,关键时刻不能当逃兵。他对医生说,比比青藏公路沿线兵站的同志,我吃这么几天苦又算得了啥?他请求医生让他再呆一段,到实在顶不住了再说。医生勉强同意了,并告诉了他一些注意事项。
留下来就得尽力干活。那段时间,他每天的工作主要是两项:一是在两国登山队员中来回转悠,搜集撰写文字稿的素材;二是拿着照相机,把他最感兴趣的画面留存下来。中、伊登山队员正式攀登那天,记者们也跟随爬了一段。当他们陪着两国登山队员爬到海拔五千四百米的地方时,医生就坚决不让他们再爬了,说是再上就可能有危险。他们当然得听医生的,这种时候万万不能凭一时冲动而出问题。就是那一次,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派去的一位中年摄影记者,看上去身体特别壮实,他就是因为不听医生的再三劝告,非要坚持再往上爬不可,结果爬到海拔六千四百多米处,心脏病突发又无法抢救,牺牲在登山途中了。后来,在大本营为他开追悼会时,会场上的所有照片还是李启科帮助拍摄的。大家都为失去了这样一位好同志而难过。
对于李启科来说,头一回执行如此陌生而又艰巨的任务,却并未让军报领导和同志们失望,发回去的稿子都陆续见报了,登山队领导也给予了好评。这年底,他被解放军报社评为“学雷锋积极分子”。
“新一代最可爱的人”
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登载魏巍采写的反映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事迹和高贵品质的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通讯很快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无数人民群众被志愿军官兵的事迹和精神所感动,“最可爱的人”这一崇高称谓成为了志愿军将士的代称。
28年后的1979年3月3日,《解放军报》第一版以近二分之一的版面发表李启科采写的战地通讯《新一代最可爱的人》,报道了边疆自卫还击作战某师官兵前仆后继、英勇顽强的战况。这篇通讯经《人民日报》转载后,也迅速传遍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参加边疆自卫还击作战的干部战士,由此被称之为“新一代最可爱的人”。
1979年2月,忍无可忍的边疆自卫还击战打响。李启科作为《解放军报》派往前线的随军记者,参加了战斗的全过程。
战斗打响前夕,李启科想得最多的是这样一个问题:部队二十多年没打过仗了,所有基层官兵都是在和平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如今面对生死考验,官兵们的士气如何?能不能夺取这场自卫还击作战的胜利?这当然也是全国老百姓共同关注的问题。作为记者,应该用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来给予回答,好让全国人民放心。
于是,李启科就马不停蹄地在某师各个阵地采访。战斗打响前,他了解到了大量反映部队官兵士气高昂、斗志旺盛的生动事例,尔后激情满怀地撰写了一篇题为《放`心吧,亲爱的战友》的战地通讯。稿件发回军报后,很快就以半个版的篇幅在二版头题位置刊登出来了,反响比较强烈。
战斗打响的头天晚上,李启科和陪同他上前线的师新闻干事刘欣生,蹲在他们自己挖的猫耳洞里,心里七上八下,直犯嘀咕:前几天自己还充好汉说,怕死就别当军报记者,如今到了前线,才真正尝到了生死考验的滋味儿。他转眼望了望刘欣生,发现这位老弟也是心事重重,未能合眼。两人一夜未睡,聊了个通宵。到凌晨,战斗就打响了。
炮声隆隆,震得大地也在颤抖。
激战了一天,到傍晚四周的枪炮声才渐渐沉寂下来。第二天早饭后,李启科提出到某团坚守的无名高地去采访,因为师前方指挥所也在那里,师政治部领导同意了。陪他同去的除师新闻干事刘欣生外,还有师政治部干事鲁建华、徐德良、孙凤让以及武汉军区政治部创作室的年轻作家朱秀海。他们到无名高地要路过一个小村子,有十多户人家。村子里人都跑光了,既无犬吠也无炊烟。有人提议到村子里去看看,李启科怕耽误时间没有同意,他们便悄悄地绕过村子上了山。幸亏李启科没同意进村子,就在他们一行路过村子不到半小时,就从村子里冒出七十多个敌人,结队向西南方向逃窜。原来,这里是我军两个师防线的接合部,被打散了的残敌都藏到这里来了。如果李启科他们贸然进去,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事后,陪同李启科上山的几位同志都说:“李记者,你的一句话救了我们几个人的命哪!要不然,我们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啰!”那些从村子里逃窜出来的敌人,后来都被坚守无名高地的某团给收拾了。
来到无名高地,李启科见到了副军长兼某师师长的张万年。张万年对李启科十分热情,当他听说李启科要采访昨天的战况时,便对师参谋长说: “这里你负责吧,我到那边猫耳洞去和记者谈谈战况。”那天上午没有仗打,主要是防止敌人反扑。
李启科跟着张万年来到一个大一点儿的猫耳洞里,两人各抓了一把草垫在屁股下面,分别坐在洞口边上。这个猫耳洞能坐四五个人,洞口朝着北方,光线很好。张万年问:“抽烟吗?”李启科说:“抽。”于是,张万年掏出一盒大中华,递给李启科一支,他自己也点燃了一支。他们就这样你一支我一支地边抽烟边谈战况,不到一个小时大半盒烟就抽光了。张万年讲了头天的战况,又讲了下一步的部署,激情满怀滔滔不绝,李启科低头记满了好几十页纸。最后,张万年对李启科说:“我只能讲一些大致的情况,具体的例子和细节,你还得到下面去采访。”不过,张万年的最后一席话,印证了李启科在战前的设想。张万年说:“抗美援朝时,魏巍写过一篇《谁是最可爱的人》,通过昨天一天的战斗,证明我们今天的战士仍旧是最可爱的人。你到营连去采访时就会真切地感受到,我们的战士实在是太可爱了。”李启科说:“我正想写一篇今天的战士仍然是最可爱的人的战地通讯,张副军长你这样一讲我就更有底了。我马上到营连去搜集材料,一定把稿子写好。”
几天过去,李启科再不像开战前的晚上那样恐|惧了,脑子里成天想的就是多抓材料多写稿,要让全国人民看看我们的战士有多可爱。他带着刘欣生和其他几位师团干事,在几个团的阵地上来回跑,有时炮弹就在头顶上飞,他也毫不在乎。从前线回到后方指挥所,李启科就按掌握的素材,给几位师团新闻干事分了工,让他们以写战斗故事为主,他自己则集中精力撰写那篇题为《新一代最可爱的人》的战地通讯。他蹲在猫耳洞口,把背包放在膝盖上当桌子,文思泉涌,下笔疾书,一个白天加一个晚上,写好了初稿。
文章在《解放军报》头版见报后,《人民日报》接着就转载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播发了这篇通讯。
打仗期间以及战斗结束后一段时间,李启科夜以继日地采访写作,稿子源源不断地发回军报,并不断地见诸报端,有时同张报纸上就刊有他两三篇稿子,成为当时发稿量最大的记者之一。后来,军报老记者林兆义、袁良也赶到了张万年所在师,李启科和两位老同志一道,又采写出了好多篇分量颇重的战地通讯,受到了军报领导的表扬。打仗结束后,部队给李启科报请了二等功,军报领导说应该,就给批准了。这是他入伍以来头一次立功,深感欣慰。
从前线回到报社,李启科被军内外好几个单位请去作报告。他含着眼泪介绍了他在前线的所见所闻,感动了许多人。
连升两级竟然事前一点不知
1984年11月,李启科从解放军报社调武汉军区战斗报社任副社长。从副团提升为副师,事前李启科竟然一点不知。李启科从一个年轻记者跃升到军区报社副社长位置,一开始感到很不适应。因为,以前他没有干过编辑工作,更没有当过领导干部,许多知识都还得从头学起。好在他当军报记者的那十多年,练就了吃苦耐劳的作风和永不服输的劲头,上任后如履薄冰,边学习边干,认认真真地做好每一件事情,尤其注意虚心地向老社长、老编辑们学习。这样,半年过后也就慢慢地人门了、顺手了。他懂得如何扬长补短,在能够发挥自己长处的方面他用足了气力。
当时,全军上下正在进行如何正确对待精简整编的教育,这也是当时报纸宣传的中心任务。李启科以其较强的政治敏感和新闻敏感,指导他分管的编辑室制定了一个周密的宣传计划,其中的重点是以“论在大局下行动”为总题,撰写一组系列言论,尽力发挥好报纸的舆论导向作用。启科领着有关编辑反复研究、精心撰写,很快就拿出了六篇颇有分量的言论。这“六论”陆续见报之后,军区领导很满意,部队官兵很满意,反响比较强烈。
从南方到了北方
正当李启科干得有滋有味时,百万大裁军,武汉军区被撤销了。
1985年9月12日,李启科和原武汉军区机关的一百多名干部,登上了前往济南的列车。这就意味着,他这个在南方生活了近四十年的人,从此就要过北方人的生活了。他对自己的这一选择并不感到后悔,他对新的工作单位――济南军区政治部前卫报社充满了期待。因为,在离开武汉之前,他曾收集到一大摞《前卫报》,细细地研读过,觉得这份报纸品位较高,从版面到内容都有特色,说明这个报社很有人才,能到这样一个单位去工作是好事。
济南军区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李启科代表来自武汉军区的干部在会上发表讲话。他浓重的四川口音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时令已近深秋,从南方到北方是越走越冷。然而,受到如此热烈欢迎,我们心里却越来越热。”从此,李启科在济南扎下了根。
精简整编后,前卫报社就只有一个社长、一个副社长了,工作量大。李启科是个能吃苦的人,工作量再大他也不在乎,他真正在乎而又说不出口的是:自己这个“外来户”会不会受到排挤、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然而,没过多久,―件出乎意料的事让他打消了疑虑。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对机关干部进行民意测验,列出德才实绩等十几个项目,让大家给每个同志逐项打分,然后以总分多少排出名次。民意测验的结果出乎李启科的意料:在前卫报社,社长邢景文总分最高名列第一,李启科仅以极小的差距名列第二。这下子李启科总算服气了:前卫报社的同志素质不低,他这个“外来户”并未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相反是受到了极大的信任和尊重。他很受感动也很受鼓舞。他曾多次对人说: “自己过去是多虑了。”
打这以后,李启科没了后顾之忧,真正全身心地投人到了报纸宣传和报社自身建设中去了。李启科在军区报社副社长的位置上干了八年,在社长位置又干了九年。
《前卫报》参加全军好新闻评比,连续多年都是位居前三名;两次参加华东地区六省一市报纸质量评比,均被评为“优秀级报纸”;1999年,前卫报社被济南军区评为“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2000年,前卫报社被山东省记协评为“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至于受到军区和军区政治部领导的表扬和鼓励,那就更多了。李启科十分感激全社同志对他的信任和支持。
结束语:名利淡如水事业重如山
李启科,从孤儿到将军。
前行的道路上,由于他的永不放弃,获得“天助”。
李启科一路走来,取得丰硕成果。有不少年轻的同行请教李启科:要干好新闻这一行,主要靠什么?他们以为李启科肯定有不少经验、体会甚至秘诀,希望能从李启科这里得到真传。李启科回答他们的大都是这样一句话:乐于吃苦才能有所作为。这是李启科掏心窝子的话,他的人生之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名利淡如水,事业重如山。
李启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能给别人留下印象的、真正让人家佩服的,一是你的为人好,二是你的事业有成。有的人尽管官当得不小,但是为人不好,或没有多大本事,尽管人家当面称赞或恭维你,但背后也是会戳你脊梁骨的。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这是李启科孜孜以求的一种心境。因为他明白,不远离尘嚣宠辱两忘,决不会有所作为的。李启科打仗立了二等功,不时有人请去讲课、作报告,他的名气渐渐大了。可他并不像有的人那样,稍有点儿名气架子就大起来,走到哪里都要摆摆谱。
李启科头脑一直很清醒,知道人生的艰难与不易,懂得应该怎样为人,怎样做事。
李启科将军的人生像一条起伏不定的曲线,一帆风顺中有坎坷;走投无路时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有如“天助”。为何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此幸运,得到上天的垂青?
其实我们知道,世间没有“老天爷”,只有机遇,机遇只垂青于有所准备的自助者。
自助者坦然地面对生活。自助者的微笑,绽放出的光芒像漆黑夜里的灯塔,不仅会照亮自己的方向,也会给更多人带来温暖和希望。
得到机遇的真正自助者,最终肯定会取得成功。作为帮助过自助者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宽慰,一种自豪,一种成就。
面对从孤儿到将军的李启科,我想起了那句名言:“如果你知道去哪,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
采访时间:2010年9月5日
地点:山东聊城海源阁
采访撰稿:周 青
上篇 不满15岁就撑起一个家
人生是一次扬帆远航,家是我们休憩的温馨港湾,是永远的岸。如果在无边无际的大海航行中,没有一片港湾在等待着拥抱我们,那岂不令我们绝望?只有海平线上出现港口朦胧的影子,心跳才会加快。
在远航的风雨坎坷中,我们的灵魂或许被磨砺得极其骄傲,或许被冲洗得极其荒凉,家则是上天安排来充盈我们灵魂的使者,无论贫富。
我们需要一个家。
父母都是“命硬”之人
1945年农历六月初六,李启科作为长子降生到重庆忠县三汇镇中和村一户农家。那时,他爷爷李宗春早已去世,他父亲李佑祥已年满32岁。在那个年代的农村,男女20岁还没结婚生子,就很不正常了,何况李启科的父亲已年过30岁。
李启科的父母都是人生坎坷、命运多舛之人。
李佑祥结过三次婚,他的两个前妻都是结婚没几年就患病去世,没有留下孩子。有人议论说李佑祥“命硬”、“克妻”,害得他到30岁还孤身一人。李佑祥的母亲信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不得不四处托人为儿子物色对象,有人就介绍了李启科的生母谢华英。
此前,谢华英也结过一次婚。
谢华英刚一岁就患了重病,父母无钱医治她,任她奄奄一息地在床上折腾,结果从床上翻到地上,把右胳膊给摔断了,右手几个指头也被压断了,哭得昏了过去。看着她这样子,她父母也很心疼,可又有啥办法呢?只好眼睁睁地望着她等死,把她当死人停在一张宽板凳上。也许是命不该绝,第二天早上父母准备把她装进木箱扛出去掩埋时,她竟然动了动又活过来了。
这样,谢华英从鬼门关又回到了人间,并顽强地生存了下来,只是右手残疾了。
谢华英16岁时就嫁到了一个刘姓家庭,由一个苦窝挪到了另一个苦窝。她嫁过去没两年,那个本来就有病的男人不久就死了。当时也有人议论她是“扫帚星”、“克夫”,害得无人再敢娶她。
李佑祥和谢华英一个被骂“克妻”,一个被骂“克夫”,都是“命硬”之人。介绍人想,若把他俩撮合到一块儿,或许能相克变相生,成就一桩好姻缘。就这样,李佑祥和谢华英结婚了,一年之后便生下了李启科。
虽说李佑祥家也很穷,但比谢华英原来的家还是稍好一点。尤其是她看到李佑祥勤劳、正直、顾家,真是打心眼儿里高兴。尽管李佑祥脾气暴躁,不时冲谢华英发几句火,可谢华英从来不抱怨。她知道男人要撑持一个家很累,累了烦了,回家来冲亲人骂几句、打几下,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忍忍就过去了。
谢华英的这种忍耐,让李佑祥感受到了人世间的温暖,从而对妻子儿女更加关爱和呵护。
中年得子,一家欢喜。谢华英为了把儿子养得壮些,三岁多了还不让他断奶,直到生了李启科的妹妹之后,还让他吃了半年奶才狠心断掉。李佑祥对李启科更是呵护备至,一天到晚不是背着就是抱着,生怕儿子有什么闪失。农村男人最辛苦的就是犁田了,一天下来,累得连饭都吃不下。就是干这么重的活,李佑祥也要用背带把儿子背在背上。
那时家乡流传着两句顺口溜:“穷得巾吊巾缕吊缕,上街少不了二两酒。”可李佑祥从未上酒馆去喝过一次酒,他把上酒馆的钱都省下来给儿子买泡粑了。家里穷得连买盐的钱都没有,只好往锅里舀两汤匙咸菜水添点咸味儿。即便穷得如此,李佑祥每逢赶场,总要领着儿子去,用二分钱给儿子买两个泡粑。
家里穷,李佑祥每天都是天还没亮就起床干活,直到摸黑还要割草喂牛、扯秧挞谷。吃饭时,李佑祥经常端着碗便两眼一闭睡着了,碗掉到地上摔碎了,他又痛惜得直捶桌子。谢华英心疼地说:“你老这样不要命地做活怎么得了,一旦把你累死了,我们这个家怎么办?”李佑祥叹气说:“这么大一家人,我不多干吃啥子?等着饿死?”
1954年春天,李启科又添了个弟弟。李佑祥除了干家里的活外,还牵头成立了互助组,他任组长。插秧季节,李佑祥为了抢时间,争取让全组各家尽快插上秧,更是夜以继日地干,每晚最多能睡四五个小时。这天上午,他冒雨帮同组的李启国家耙了一上午田,下午又冒雨帮他家插秧,就中午吃饭歇了不到一个小时。
到了傍晚,李佑祥突然感到头很疼,心口闷得慌,刚说了句“我站不住了”,便一头栽倒在水田里。大家连忙把他抬回家,换了身干衣服后放到床上躺着。谢华英急得直喊“佑祥,佑祥”,可李佑祥已双眼紧闭说不出话了。到了天擦黑之时,年仅41岁的李佑祥就停止了呼吸,真的给累死了。
濒临绝境也要送儿读书
李启科的父亲因劳累过度去逝后,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一下子失去了顶梁柱。在困苦中,大字不识一个的母亲却把儿子读书当成头等大事。
那时李启科还不满9岁,他妹妹李淑兰只有5岁,弟弟李启玉出生才3个月。他柔弱的母亲和年近七十的奶奶,将如何支撑这个家呀!一家老小顿时感到天塌地陷,陷入了绝望之中。
李启科的奶奶白发人送黑发人,悲痛欲绝卧床不起,一连几天不吃不喝。她那一声声的哀嚎撕心裂肺,邻居和亲人怎么劝解也无济于事。李启科望着哀号不绝的奶奶,高声喊道:“奶奶,爸爸去了还有我哩!您难道想丢下我不管了吗?”
李启科一说完,也大声地哭起来。孙子的喊声和哭声,把半昏迷状态的奶奶给震醒了!她止住哭泣,睁开双眼,伸出干枯的双臂搂住了李启科。
奶奶清醒过来了,大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母亲端过来一碗稀饭,说:“快给奶奶喂点吃的。”李启科正要接碗,奶奶竟坐了起来,说:“不用他喂,我自己吃。”她一气喝了两碗稀饭,脸色也好多了。丧子之痛毕竟对奶奶打击太大,风烛之躯元气大伤,两年之后就病逝了。
矮小瘦弱的谢华英先后失去了丈夫和婆婆,没有被生活打倒,表现得异常镇静和坚强。她忍痛含悲,做事从容不迫。先是请人选墓地、做棺材、缝寿衣,然后妥贴地安葬了丈夫和婆婆,样样都做得干净利索。当然,只有李启科才知道,父亲和奶奶的去世给母亲带来巨痛。谢华英白天强打精神应付一切,夜晚则独自饮泣,悲痛欲绝。
有天晚上,李启科让尿憋醒了,看到母亲坐在床前泪流满面,他被吓哭了。谢华英惊醒过来,赶紧用手捂住儿子的嘴,轻声说:“莫哭莫哭,妈没事儿。”
李启科搂着母亲的脖子说:“妈,爸爸去世了,现在奶奶也去世了,您一个人这么苦,我就不读书了吧,在家也可帮帮您。”一听这话谢华英发火了,“啪”地给他一巴掌,说:“什么?你不想读书了?!再说这话我就撕烂你的嘴!”
此时,谢华英才36岁,可人世间的苦早已让她吃尽了。不过,她并未绝望,身边还有三个儿女,这是她的希望。谢华英从未上过学,但是她懂得一点,要想孩子们将来有点出息,就得读书,就得有文化。所以,为了能让儿子安心读书,从那天晚上发火之后,谢华英就再也不在孩子们面前显露出一点悲戚之状,也从不说一声苦,都憋在心里。
四年初小读完,李启科每学期都被评为优秀学生。班主任谢毓成老师曾对人说李启科这孩子有定力、有悟性,长大了会有出息。这话传到了谢华英耳朵里,她破天荒地煮了一个鸡蛋奖励李启科,要他背着年幼的弟弟妹妹独自吃完。那时鸡蛋是不能随便吃的,全家人的油盐钱全靠它了。
李启科初小毕业以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三汇完小,分在58级二班。离家远了,李启科无法安下心来读书,始终想着家里的母亲与弟妹。李启科决定退学回家帮助母亲劳动。学校领导只好请来了谢华英。母亲一听说儿子要退学回家,如晴天霹雳,见到李启科第一句话就是:“我的小先人,你怎么这样没出息、不争气哟!”
李启科只是哭,无论母亲怎么骂也不吭声,反正是铁了心不读书了。一看劝不转,谢华英只好哭着为李启科办了退学手续。回家的路上,母亲骂一阵又劝一阵,劝一阵又骂一阵,脸上挂满了泪水。李启科始终低着头不吭声,心里说:“我反正再也不离开您了,您想骂就骂吧!”他竟觉得浑身一阵轻松。
回到村里,李启科成了大家议论的话题、嘲笑的对象,这才让他感受到了自己这一愚蠢做法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在众说纷纭的强大社会舆论压力下,李启科无脸见人,谢华英更抬不起头。尤其是当她听到长辈骂李启科是“有人养无人教”,说“要是李佑祥在,这孩子绝不敢这样胡来”时,更是心如刀绞,常常泪流满面。
下一步怎么办?就这样算了?谢华英不甘心,她四处征求那些她信得过的人的意见。李启科初小班主任谢毓成老师很受人敬重,谢华英特地去找了他。谢老师说:“启科这孩子是块读书的料,我教了这么多年书不会看走眼的。你一定不能让他由着性子来,得逼着他再去上学。”谢华英早就有这个想法,谢老师的话就更坚定了她的决心。于是,她跑到三汇完小,问能否让儿子复学。学校领导答复说,这件事已经闹得很不像话,复学已经是不可能了。若想读书,只有找个民办初小补习一年,然后再争取考进来。再补习一年,去哪里补习?有人告诉谢华英,附近的仁和村陈家祠堂办了一所民办初小,老师叫张世毅,想插班可去找他商量。
张世毅家离谢华英娘家很近,谢华英在李启科回心转意之后,领着儿子并带着一篮鸡蛋去找了张世毅。原来,张老师已听说了李启科的情况,谢华英一说他就痛快地答应了。这样,李启科退学两个月后又插班再读初小四年级。
再读四年级,对李启科来说当然不是难事,成绩在班里仍是名列前茅。第二年,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三汇完小。
三汇完小老师凑钱让他上中学
1959年7月,李启科高小毕业之后,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三汇初中。李启科接到三汇初中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在中和村引起了一番轰动。那时中学生被列为国家粮食供应人口,凡考上初中的学生,都要由所在农业社卖一定数量的粮食,再由粮食部门办理粮食迁移户口交到学校去,从此就由国家粮库按定量供应口粮了。那时,上初中交费并不算高,一学期才二十多元钱。可就这么点钱,对李启科家来说,“倾家荡产”也凑不齐!
能考上学是喜事,但谢华英为学费愁得没法。李启科对母亲说:“您去找农业社领导讲讲,能不能把卖粮食的钱借给我们家,用这钱去交学费不就行了?”
谢华英就去找到农业社领导,谁知那位嫌贫爱富的农业社领导,不仅不同意,还说,他家借了哪年哪月能还得起?想读书有出息,就自己想办法去。再说卖这粮食,要不是上头有文件,我们也不会同意卖的。
到农业社借不到钱,又去找亲戚借,亲戚虽多,可都穷,有钱的也都知道李启科家的状况,认为借了也就等于白扔了,结果一分钱也没借到。李启科便说,这中学不上了,那么多人没读过书,不也照样活人!
谢华英一听火了,说:“考上了就得上!我想好了,把你爸爸生前备下的楼板背去卖了,你给我读出个样子来!”
第二天,办好粮食供应手续后,谢华英又卖了楼板,换来十多元钱,交学费还差七八元钱。谢华英实在没法了,只好去找三汇完小的老师。三汇完小的老师们很爱惜人才,大家表示,他们凑钱,一定要让李启科上初中。于是校长许天一、教导主任向盛六,教师陈孟德、何维乐、杨天平、罗淑光、王万桂、李启芳等人,这个捐出一元,那个捐出五角,很快就把差的那几元学费凑齐了。
母亲没有熬过“三年自然灾害”
1960年的春末夏初,李启科进入三汇中学的第二个学期,李启科多灾多难的母亲谢华英,未能熬过那全国性大饥荒的艰难岁月,撇下李启科三兄妹含泪去世了,年仅42岁。谢华英的离去,在村子里没有引起多大震动,她不是第一个被饿死的,也不是最后一个被饿死的。那年,李启科还不满15岁,妹妹只有11岁,弟弟才6岁。三个孤儿举目无亲,顿时陷入了绝望之中。绝望仅是一种感受,可生活还得继续。李启科这个当长兄的,得考虑今后的日子该怎么过呀!
当时,曾有人劝李启科:赶紧退学回来撑起这个家吧,尽好一个长兄的责任才是正理。这话说得也对,妹妹弟弟还那么小,李启科不撑起这个家,他们可怎么活?然而他转念一想,难道就只有退学这条路可走了么?母亲生前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罪,始终坚持逼自己上学,不就是希望自己多学点知识,长大了有点出息吗?李启科怎么能违背母亲的意愿,轻易就退学呢?
于是又有人给李启科出主意:你不退学也行,那就把你妹妹弟弟送给别人当儿女算了,这样你上学也就没了后顾之忧。李启科一听就觉得这是个馊主意,当即表示反对。因为,李启科作为长兄,怎能在父母去世之后,就让妹妹弟弟改名换姓去给别人当儿女?若那样做,就对不起父母的在天之灵,李启科自己也会愧疚一辈子的。
这也难那也难,李启科到底该咋办才好呢?一个不满15岁的少年,不得不独自面对这个连许多成年人也难以面对的重大抉择。左思右想,李启科最后做出了这样一个决定:既不退学,也不丢弃妹妹弟弟不管,坚持一边上学一边尽力维持住这个家。
李启科明白,要做到这样,就得恳请学校领导和老师们给予关照。至于李启科个人要多吃一些苦,多受一些累,那是无所谓的,因为他懂得,灾难临头,只得认了!
难忘三汇中学的救助之恩
李启科料理完母亲的后事,忐忑不安地回到学校,向班主任马洪德老师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当即得到了他的理解和支持。马老师说:“你放心,学校领导会支持你这样做的。他们对学生从来不嫌贫爱富,一定会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给予你最大的帮助。”
马老师对那些贫困而又好学的学生十分关心。他家境并不宽裕,每月工资也不多,但他经常都要挤出一点钱来,资助那些特别困难的学生度过难关,李启科是其中受惠最多的一个。马老师不仅从经济上接济李启科,还经常从思想上关心李启科,从学业上督促李启科。
学校领导听了马老师的汇报后,经研究决定,给予了李启科三项特殊优惠:一是不受学校关于不能随便请事假的限制,李启科可以随时请假回家照顾妹妹弟弟的生活;二是每月发给李启科5元钱的高额助学金以解决他的吃饭问题;三是每学期的学杂费能免的都免了。这么优待一个学生,在三汇中学历史上还是极少的。
常言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上初中后和第三个学期的一天早上,李启科利用出操前的一点时间,到双杠上去练双臂支撑,哪知一不留神,左大臂骨折了。个人吃点苦头是小事,可这医药费从哪来?结果是没要李启科掏一分钱,全由学校付了。非但如此,班主任马洪德老师还专门安排同学照顾李启科,真让李启科感动不已。
就在李启科左臂治愈不久,一场更大的灾难又降临到他头上。开始,李启科只是觉得胸部有些胀痛,以为是消化不良所致,便没在意。后来,这胀痛感越来越强烈,以致连饭也吃不下去,听课也坚持不住,躺在床上竟奄奄一息了。校医查不出李启科到底是患了什么病,他只好请示学校领导该咋办。幸亏学校领导没迟疑,当即决定派人送李启科到50公里外的县医院抢救。
那时,从三汇到县城还没通公路,是校领导安排人绑了一副滑竿,由四个人轮换着把李启科抬到县医院的。他们是:职工方本培、柳义忠;学生王永昌、杜熙雄。当时李启科的体重只有四十多公斤,要是走平路,两个人抬着还不吃力,然而从三汇到县城几乎没有什么平路,不是上坡就是下坡,四个人轮换着抬,从早上七点钟出发,到下午四点多钟才到达,五十多公里路走了九个多小时。
到了县医院,医生立即把李启科推进了急救室。经检查,李启科患的是急性黄胆型肝炎,已经非常严重了。医生说:“要是再晚两天送来,人就没救了。”于是,就安排李启科住院治疗。李启科在县医院住了二十多天,病就全好了。出院时,医院也没让李启科交医药费,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是学校领导给县文教局打了报告,医药费全部由县里给报销了。
1961年下半年,国家拿不出那么多钱来养更多的学校,只好先停办一部分学校,待经济好转以后再复校。这样,三汇中学便奉命停办了。老师留校学习、劳动,学生全部回家,只留极个别学生留守护校。那么留谁呢?学校领导经再三研究,最后决定把几个无父无母的孤儿学生留下来,因为他们回家衣食无着,将来复校也成问题。李启科是留校学生之一。留校后,分配给李启科的任务是与另两位学生一道,负责喂养学校面房里的一头黄牛。学校坐落在山沟里,周围山坡上青草很多,三个学生喂一头牛,轻松得很,有大量时间可用来读书。李启科学生时代看书最多的,就是学校停办这一年,差不多把学校图书室的中外小说都看了个遍。
李启科的表现得到了学校领导和老师们的肯定,认为他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1962年下半年三汇中学复校后,经学校领导推荐,李启科被选为学生会主席。这对饱受磨难,敏感自卑的李启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鼓舞!
在忠师的两个“错误思想”
1963年夏,李启科初中毕业,参加升学考试。他从容应试,自信考得不错,录取有把握。不出所料,李启科真的被录取了,不过不是他报考的高中,而是忠县师范。李启科感到特别沮丧,他的大学梦破灭了。
进人忠师后,李启科才得知,那年参加中考的学生,凡考分高的差不多都被忠师录取了。据说,这是县里有关领导的旨意,理由是有发展潜力的学生,读了高中读大学,大学毕业都远走高飞了,留在县里的都是二三流人才。要改变这种人才外流的状况,就得把住中考这一关,把有发展潜力的尖子生都囊括到忠师去。这样,他们毕业后就在县里扎根,想飞也难了。从县领导保留人才的角度看,这一招确实高明,可从考生想尽量施展才华的角度看,这又有些不公平。李启科听到了这个内部消息,心里就很不是味儿,常常和几个不愿读师范的同学议论这事,这便种下了后来挨批受压的根子。
刚进忠师那段时间,学校领导还是比较器重李启科的。因为他在三汇初中担任过学生会主席,而且档案评语中不乏“品学兼优”之类的话。所以,进忠师不久改选校团委时,李启科被选为团委宣传委员。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几天就传出了对李启科的一些议论,开始主要集中在两点上:一是“专业思想不巩固,好高骛远想当作家”;二是“受落后教师影响很深,走白专道路”。李启科刚听到这些议论时,还以为是讲别人,没当回事儿。直到有天召开全校师生大会,校领导在批判学生的一些“错误思想”时,公开点了这两条,而且指明这是刚入校的新生中出现的问题。他这句话刚讲完,一些知道内情的学生就齐刷刷地把目光转向了李启科。李启科这才如梦初醒:第一反应是“该我倒霉了”。
会后,班主任老师找李启科谈话,直截了当地点出了他这两个问题,并要他虚心接受批评。李启科当然不服气,语气激烈地进行辩驳。班主任老师打断了他的话,没让他说完。于是,17岁的李启科成了忠师的“反面典型”。打为以后,他产生了“恐会症”,一听说全校开会就知道又要挨批了,便高度紧张起来,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也听不好课。
接着,学校便以“思想有问题”为由,撤销了李启科的校团委宣传委员职务。从此,李启科看到周围都是蔑视的眼光,开始他深感自卑,连走路都不敢抬头看人。可时间一长,他就无所谓了:不是批我“好高骛远想当作家”么?我就是想当作家又怎么样?全校办了两块黑板报,专门刊登学生写的诗歌之类文章,李启科就经常给它投稿,差不多期期都有他的诗作。县文化馆办了一份刊登群众文艺作品的油印小刊物,李启科投去的作品都给刊登了出来。文化馆的同志发现忠师还有这么一个人才,便专门来看望李启科。县政府负责文化工作的干部吴汉辉,看到了李启科的作品后颇感兴趣,还专门召见了他一次。这样,李启科在忠师又有点儿名气了,那些整他的人也就有所收敛。在此期间,李启科结识了两位喜爱文学的同学,一位是李承福,一位是欧应长。他们课余常在一起谈天说地、吟诗作赋。到了忠师第三学期,他的处境逐渐就有所好转,还担任了班里的文体委员。
清贫中建立起一个甜蜜的家
1966年夏天,李启科师范毕业了。正等待分配工作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随波逐流地狂热了两年,就下决心报名参军去。参军前三个月,他结婚了,妻子叫谢翠珍。
李启科和谢翠珍两家相距仅两公里,她四姐谢英珍还是李启科的同学。谢翠珍在初小、高小时和李启科同过几年学,只是她比李启科低一个年级,互相没讲过话。
早在1965年“四清”运动快结束的时候,李启科就对谢翠珍产生了好感。那时,村里在中学读书的学生,每年寒假回家都要组织农村青年唱歌并排练春节文艺节目,其主要骨干有谢翠珍的四姐谢英珍、李启科以及他的堂兄李启堂。谢翠珍和其他十几位男女农村青年,则是文化活动积极分子。谢翠珍那时显得很文静,别人叽叽喳喳,她却很少吭声儿,而且总是时不时地微笑着看李启科几眼。
李启科与谢翠珍的眼光一撞,便心头一热,似乎有一股强大的磁力把他深深地吸引住了,久久难以忘怀。因为他们早就认识,李启科对谢翠珍和她的家庭比较了解,知道她能吃苦且绝不会嫌弃他家穷。从此,李启科就盼望能经常见到她,所以,春节前大队组织的每一次活动,李启科从不缺席,每次去后首先看看谢翠珍来了没有,要是没来,他的情绪顿时会降到零度。
李启科和谢翠珍热恋着,没有遇到过什么干扰,即使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风暴,也没有影响他们的恋爱生活。谢翠珍知道他家穷,她从不让李启科给她买任何东西,相反,她每年还给他做一两双新布鞋。当然,李启科只要兜里还有几元钱,也总要给谢翠珍买点手帕、发夹之类的小玩艺。这类不值几个钱的东西她当然也很喜欢,因为这是李启科给她买的,礼轻情意重嘛!李启科告诉她:“你现在嫁给我,可能要吃几年苦、受几年累,但你一定要相信,我将来会报答你的,这辈子不会让你受到委屈。”谢翠珍当然相信他,从未对他的穷表示过任何怨言,并认定他们的未来决不会比谁差。正是因为她的这一信念和品格,深深地吸引和感动了李启科,所以他们的婚姻才会如此稳固。
1967年9月,忠师66级毕业生很快就要分配工作了,李启科真是高兴万分。工作了就有工资养家糊口,于是李启科就和谢翠珍商议结婚的事。那时李启科22岁,谢翠珍21岁,按当时的《婚姻法》,符合结婚的年龄。
1968年1月26日,李启科穿着一身旧衣服,把谢翠珍娶进了家。此前两个月,他已分配了工作,到县城近郊的东云小学任教师。因为当时李启科在县里搞“文化大革命”只领工资,未去上课。他们的生活是清苦的,但却不失甜蜜。
下篇 乐于吃苦才能有所作为
蚕忍受着茧的束缚,默默积蓄力量把纷飞的梦想留给明天;蚌忍受着沙石的打磨,用血肉模糊的痛苦把纯洁的珍珠留给明天。
在痛苦中默默忍受的李启科明白:这一时的痛苦,一时的忍耐是对灿烂梦想的铺垫,是对未来最强的支持。忍耐,让生命没有不可承受之重。
投笔从军
1967年夏天,“文化大革命”中的派系斗争已发展到刀兵相见的程度,武斗不断升级。李启科强烈反对武斗,为躲避这一劫难,他要求去搞“文攻”,于是, 他创办并主编了一份名叫《轻骑战报》的红卫兵油印小报,同窗好友李承福、欧应长都是编委。
李启科还试着给《万县日报》写了几篇署名文章,结果都发表了。当他写的文章第一次变成铅字刊登在地区报纸上时,李启科心里很激动。他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打打杀杀更加反感了。
1968年初,征兵工作开始了。许多已经厌倦了“文化大革命”的年轻人都争先恐后报名参军,连几位已经进入县革委会领导班子的“造反派”学生也报了名。李启科当时也想去报名,但想到自己已经超过22岁,眼睛又近视,而且结婚才两个多月,如果甩手走了,妻子有能力领着弟弟妹妹过日子吗?何况当教师每月27.5元钱工资,满一年后还可以升至37元,要比当兵6元钱津贴多得多。这样一想,李启科决定不去凑热闹,还是先干教师工作,等以后再找出去的机会吧!
似乎人世间果有“天助”一说,当时接兵部队正在四处打听搜寻“笔杆子”。因为县城学生中有不少人知道李启科在《万县日报》上发表过文章,而且一直在县里办油印小报,所以,他们就向接兵干部介绍了他的情况。接兵的同志听后很感兴趣,便让人带路找到了李启科。
李启科决定去当兵以后,亲朋好友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李启科一时拿不定主意,最后就看谢翠珍的态度了。谢翠珍说:“去不去当兵由你自己定,只要你的决心下了,我都支持。”当时,李启科从长远考虑,县里现在这个乱糟糟的环境,是不利于自己发展的,如今有了这么一个跳出去的机会,为何不抓住呢?
李启科终于坚定了当兵的决心。结婚不到三个月就要分别,李启科是很不情愿的,离开的前夜他和妻子告别时,他们都哭了,但只好忍痛分别。
李启科坐了整整一天一夜上水船,终于到达了重庆。下船后,李启科被分到了一营一连。当时一连和其他连队一样,都在重庆市各个单位负责“支左”,连队驻在重庆市文化宫。李启科被分到一排一班,班长邓本林是个老同志,为人忠厚,对李启科特别关照。到了班里,铺床时李启科发现床头墙壁上有个大洞,便悄悄问老兵:“墙上怎么有这样大一个洞?”老兵回答说:“这是重庆市两派搞武斗时,一发炮弹打过来留下的。”一听这话,李启科心里顿时一惊:乖乖,要是晚上睡觉时,再有一发炮弹打过来,自己不就完了么?
于是,他就产生了不该来当兵的念头。
李启科入伍不到两个月,和他同时人伍的战友谢宝庭,在一次制止武斗时,胸部中弹差点丢命。当时新兵经过不到一个月的简单训练后,经常和老兵一道外出执行制止武斗任务,随时都有受伤、牺牲的可能。这更加重了李启科的心理负担:要是自己被不长眼睛的子弹击中,妻子和弟弟妹妹在家可怎么办?还不如找个理由要求提前退伍,回去老老实实当小学教员算了。
当离队的念头越来越强烈时,李启科便不计后果地写了份退伍申请,交给了连队指导员杨光逢。杨指导员并不介意,他没有板着面孔训斥李启科,而是和颜悦色地说:“你是个教员出身的小知识分子,你不会不知道逃兵在群众心目中是个什么形象吧?”
是啊,逃兵是祖国和人民的叛徒!李启科冲动的头脑冷静下来,打消了提前退伍的念头。
当天晚上,李启科从杨指导员手中要回了退伍申请,决心咬紧牙关把两年服役期度过去,说啥也不能当逃兵。
从当好一名真正的战士开始
李启科的退伍申请虽然在杨指导员手中只放了一天就被他要回来销毁了,但连里在分析新兵思想动向和向上级汇报新兵教育情况时,李启科被作为典型事例讲了出去。因此,老兵新兵见了他眼神都怪怪的。营教导员王显尧来连队讲话时,也不点名地讲了李启科的事,一时间真让他有些无地自容。幸好班长邓本林是个厚道人,他从不提李启科这事,也不准班里其他人讲,一如既往地关照、维护李启科,让他感到特别温暖。为了帮助李启科在连里树立威信,凡有写发言稿、广播稿以及黑板报稿之类的事,邓班长就交给李启科去完成。李启科当然不负厚望,每次任务都完成得比较好,全连上下都知道李启科是个有文才的新兵,因此对李启科逐渐有了好感。干部们也对他越来越器重,凡有上级来人开座谈会,都让李启科去参加。
李启科在忠师读书时就学会了理发,加之他有悟性,能根据不同的头型理出不同的发型来。新兵下连后,连队的老理发员复员了,一时没人接手,李启科便主动利用课余时间给同志们理发。由于李启科的理发技术不错,连里干部也来找他理。这事不知怎么传到团里去了,团政委张德富到连队检查工作时,竟然点名让李启科给他理发。一个新兵给团政委理发,这在连里引起了轰动。李启科全身心地融入集体,成长为一名真正的战士了。
由于李启科有写作特长,很快被调到团报道组。在团报道组,李启科勤奋,采访写作,陆续发表了30多篇稿件。1970年初,师部的一个电话,将李启科调到了师宣传科报道组。在师宣传科报道组,李启科写的消息在《解放军报》头版头条发了出来,并与编辑陈济结下忘年交。1970年3月,李启科提升为干部。年底,他被调到了军宣传处报道组。
1971年8月,解放军报社决定在各大军区重建记者组,武汉军区记者组由组长张凌霄负责选人。那个时候,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李启科都不是当记者的合适人选:入伍还不满4年,提升干部还不到2年,学历也只是个中专,发表的新闻作品中也没有几篇是很有质量的,作为新闻干事都还不十分够格,怎么能到中央级大报去当记者呢?然而阴差阳错,张凌霄组长偏偏就选中了李启科。当时李启科曾问过老张同志为啥要选他当记者,张凌霄回答说:“选中你,一是看中你对新闻工作的热爱;二是看中你这人还踏实,有吃苦精神。只要你能保持和发扬这两大长处,相信以后会成为一名优秀记者的。”
作为一名从业不久的记者,李启科想:老记者能做到写一篇登一篇,我不如人家,就写两篇、三篇登一篇。为了年终算总账时不至于太落后,别人写十篇登十篇,我就多下部队多写稿,写二十、三十篇登十篇,年终算见稿数量不就差不多了吗?
那时,军报记者处每年都要统计下部队的天数,李启科每年都是前两三名。有一两年,李启科是下部队最多的,一年达到二百七十天以上,最少的也没有少于二百天。军报一位老领导对李启科的评价是:“在军报记者中,论智力和能力,李启科算不上一流,但论刻苦实干,他却是拔尖的。”
攀登地球之巅
中国的珠穆朗玛峰是世界第一高峰,1978年春末夏初,中国登山队和伊朗国防登山队决定联合攀登珠穆朗玛峰。解放军报社要派一名记者随队采访,记者处领导几经斟酌,觉得李启科比较年轻,身体棒,又出生在山区,吃苦精神比较强,执行这项任务比较合适,就一纸电报把正在老家探亲的李启科召到了北京。经登山队医生严格检查,认为他的身体基本合格,同意他随登山队进藏。听到这消息,李启科非常高兴,能有机会攀登珠穆朗玛峰,那是多么荣幸的事!
体育报社一位多次采访登山队的老记者告诉李启科,采访登山队就和军人上战场差不多,是要冒生命危险的。因为到了海拔五千米,氧气就只有内地的一半,倘若呼吸道或心脏有点什么毛病,很可能晚上睡下去第二天早上就醒不过来了。老记者还绘声绘色地讲了几个这方面的事例,让李启科听得心惊肉跳。怎么办?李启科考虑再三,觉得军人什么时候都不能打退堂鼓,活就要活出一分胆识、一股豪气。“人生能有几回搏”,再大的风险也得去搏一回。于是,李启科咬咬牙二话没说,义无反顾地到国家体委登山队报到去了。
进藏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从北京坐飞机直飞日喀则;另一条是从北京坐火车到青海西宁,再转乘汽车进藏。选前一条路线,好处是能避开乘汽车一路上的颠簸之苦;不利之处是在短短几个小时内,从海拔不足百米陡然升到海拔四千多米,身体没有一个适应过程,强烈的高山反应会让人受不了,有的人连飞机也下不去就只好原机返回。选后一条路线,虽然一路上颠簸辛苦,但可随海拔慢慢升高逐步适应,到了西藏要少受许多罪。权衡再三,李启科选择了后一条路线。
从北京坐火车到西宁这一段,自然是舒舒服服,可换乘汽车之后,苦头就一个个接踵而来了。好在李启科年轻,身体棒,一般的苦累击不垮他。汽车过了格尔木之后,进入海拔四千多米的青藏高原,同行的几位记者高山反应加重,吃不好睡不好,一个个脸色蜡黄,就像患了大病似的,然而李启科却没有什么明显感觉,照样活蹦乱跳。在沱沱河兵站,《体育报》老记者鲁光挑战似的对李启科说:“李记者,敢不敢和我打两盘乒乓球?”李启科头一扬回答说: “有什么不敢的?打就打,奉陪到底。”说罢,他俩走进兵站乒乓球室,操起球拍一气就打了半个多小时。站在一旁观战的《体育报》另一位老记者潘超对李启科说:“不愧是军人,佩服佩服!不过,明天到了五道梁兵站,你如果还有这个劲头儿,那就更不简单了。”李启科问: “为什么?”潘超说: “没听人讲吗? ‘到了五道梁,哭爹又叫娘’,那可是青藏线上高山反应最厉害的地方,没有几个人能顶得住的。你可得悠着点!”
果然,第二天傍晚到了五道梁,李启科还没下车就明显感觉不行了。下车后,头疼欲裂,呼吸困难,连路都走不稳了。那天晚上,他粒米未进,躺在床上一直处于半昏迷状态,要不是登山队医生及时给他服药治疗,他真要哭爹叫娘了。李启科是解放军报记者,他心中时刻装着部队官兵。每到一个兵站,他都要抽出一至两个小时的时间采访兵站官兵,想把他们长年累月奋战在风雪高原的动人事迹好好宣传宣传。惟独在这五道梁兵站他不得不放弃采访,因为实在是动不了了。还好,第二天早上出发时,他就觉得好多了,精神头儿又来了,照旧有说有笑的。奇怪的是,过了五道梁后海拔越来越高,可他的高山反应却并不严重,即使到了人称阝生命禁区”的唐古拉山口,他也没趴下,还找兵站官兵采访了一个半小时。
这一路上的采访虽说是附带的,可对李启科的触动却是非常之大。兵站的官兵大都来自内地,绝大多数是李启科的四川同乡。他们参军来到风雪高原,一年四季生活在连氧气也吃不够的冰雪荒原上,脸被紫外线烧得像松树皮。在那样恶劣的生活环境里,他们每天还要为过往人员安排食宿,有的兵站还要到几里外的冰河去凿冰拉冰,用来化水煮饭烧茶水。李启科想,我们仅仅是路过一下就难受得要死要活,真不知兵站官兵的日子是咋过的。他对这些可爱的兵站官兵,发自内心怀着深深的敬意。他们这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精神,对李启科后来能坚持到登山活动结束起了很大作用。
一路颠簸十多天,李启科他们终于到达了西藏第二大城市日喀则。登山队领导决定在这里休整几天,等待伊朗国防登山队到达后,一齐向珠峰大本营开进。
利用这个空隙,李启科把采访兵站官兵的素材梳理了一遍,尔后撰写了一篇题为《风雪高原春意浓》的长篇通讯发回军报,算是了却了他的一桩心愿。
几天后,中伊联合登山队浩浩荡荡向珠穆朗玛峰进发,经两天行程到达珠峰脚下。大本营设在绒布河畔,一溜三大排帐篷,煞是壮观。这里虽海拔五千多米,但地势开阔,抬眼便可望见珠峰的雄姿。住下来后,李启科的高山反应并不特别严重,只是浑身乏力,上坡喘气有些费劲而已,看来他选择乘车进藏是非常明智的。
那些乘飞机进藏的记者,进驻大本营不到一个星期,就有一半人被迫撤离,返回日喀则疗养去了。又过了几天,登山队医生给记者们检查身体,发现李启科的心脏也有些异常,便动员他撤离,以防发生意外。可李启科觉得自己是军人,咬咬牙就挺得住,关键时刻不能当逃兵。他对医生说,比比青藏公路沿线兵站的同志,我吃这么几天苦又算得了啥?他请求医生让他再呆一段,到实在顶不住了再说。医生勉强同意了,并告诉了他一些注意事项。
留下来就得尽力干活。那段时间,他每天的工作主要是两项:一是在两国登山队员中来回转悠,搜集撰写文字稿的素材;二是拿着照相机,把他最感兴趣的画面留存下来。中、伊登山队员正式攀登那天,记者们也跟随爬了一段。当他们陪着两国登山队员爬到海拔五千四百米的地方时,医生就坚决不让他们再爬了,说是再上就可能有危险。他们当然得听医生的,这种时候万万不能凭一时冲动而出问题。就是那一次,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派去的一位中年摄影记者,看上去身体特别壮实,他就是因为不听医生的再三劝告,非要坚持再往上爬不可,结果爬到海拔六千四百多米处,心脏病突发又无法抢救,牺牲在登山途中了。后来,在大本营为他开追悼会时,会场上的所有照片还是李启科帮助拍摄的。大家都为失去了这样一位好同志而难过。
对于李启科来说,头一回执行如此陌生而又艰巨的任务,却并未让军报领导和同志们失望,发回去的稿子都陆续见报了,登山队领导也给予了好评。这年底,他被解放军报社评为“学雷锋积极分子”。
“新一代最可爱的人”
1951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登载魏巍采写的反映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事迹和高贵品质的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通讯很快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无数人民群众被志愿军官兵的事迹和精神所感动,“最可爱的人”这一崇高称谓成为了志愿军将士的代称。
28年后的1979年3月3日,《解放军报》第一版以近二分之一的版面发表李启科采写的战地通讯《新一代最可爱的人》,报道了边疆自卫还击作战某师官兵前仆后继、英勇顽强的战况。这篇通讯经《人民日报》转载后,也迅速传遍全国,引起巨大反响。参加边疆自卫还击作战的干部战士,由此被称之为“新一代最可爱的人”。
1979年2月,忍无可忍的边疆自卫还击战打响。李启科作为《解放军报》派往前线的随军记者,参加了战斗的全过程。
战斗打响前夕,李启科想得最多的是这样一个问题:部队二十多年没打过仗了,所有基层官兵都是在和平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如今面对生死考验,官兵们的士气如何?能不能夺取这场自卫还击作战的胜利?这当然也是全国老百姓共同关注的问题。作为记者,应该用自己耳闻目睹的事实来给予回答,好让全国人民放心。
于是,李启科就马不停蹄地在某师各个阵地采访。战斗打响前,他了解到了大量反映部队官兵士气高昂、斗志旺盛的生动事例,尔后激情满怀地撰写了一篇题为《放`心吧,亲爱的战友》的战地通讯。稿件发回军报后,很快就以半个版的篇幅在二版头题位置刊登出来了,反响比较强烈。
战斗打响的头天晚上,李启科和陪同他上前线的师新闻干事刘欣生,蹲在他们自己挖的猫耳洞里,心里七上八下,直犯嘀咕:前几天自己还充好汉说,怕死就别当军报记者,如今到了前线,才真正尝到了生死考验的滋味儿。他转眼望了望刘欣生,发现这位老弟也是心事重重,未能合眼。两人一夜未睡,聊了个通宵。到凌晨,战斗就打响了。
炮声隆隆,震得大地也在颤抖。
激战了一天,到傍晚四周的枪炮声才渐渐沉寂下来。第二天早饭后,李启科提出到某团坚守的无名高地去采访,因为师前方指挥所也在那里,师政治部领导同意了。陪他同去的除师新闻干事刘欣生外,还有师政治部干事鲁建华、徐德良、孙凤让以及武汉军区政治部创作室的年轻作家朱秀海。他们到无名高地要路过一个小村子,有十多户人家。村子里人都跑光了,既无犬吠也无炊烟。有人提议到村子里去看看,李启科怕耽误时间没有同意,他们便悄悄地绕过村子上了山。幸亏李启科没同意进村子,就在他们一行路过村子不到半小时,就从村子里冒出七十多个敌人,结队向西南方向逃窜。原来,这里是我军两个师防线的接合部,被打散了的残敌都藏到这里来了。如果李启科他们贸然进去,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事后,陪同李启科上山的几位同志都说:“李记者,你的一句话救了我们几个人的命哪!要不然,我们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啰!”那些从村子里逃窜出来的敌人,后来都被坚守无名高地的某团给收拾了。
来到无名高地,李启科见到了副军长兼某师师长的张万年。张万年对李启科十分热情,当他听说李启科要采访昨天的战况时,便对师参谋长说: “这里你负责吧,我到那边猫耳洞去和记者谈谈战况。”那天上午没有仗打,主要是防止敌人反扑。
李启科跟着张万年来到一个大一点儿的猫耳洞里,两人各抓了一把草垫在屁股下面,分别坐在洞口边上。这个猫耳洞能坐四五个人,洞口朝着北方,光线很好。张万年问:“抽烟吗?”李启科说:“抽。”于是,张万年掏出一盒大中华,递给李启科一支,他自己也点燃了一支。他们就这样你一支我一支地边抽烟边谈战况,不到一个小时大半盒烟就抽光了。张万年讲了头天的战况,又讲了下一步的部署,激情满怀滔滔不绝,李启科低头记满了好几十页纸。最后,张万年对李启科说:“我只能讲一些大致的情况,具体的例子和细节,你还得到下面去采访。”不过,张万年的最后一席话,印证了李启科在战前的设想。张万年说:“抗美援朝时,魏巍写过一篇《谁是最可爱的人》,通过昨天一天的战斗,证明我们今天的战士仍旧是最可爱的人。你到营连去采访时就会真切地感受到,我们的战士实在是太可爱了。”李启科说:“我正想写一篇今天的战士仍然是最可爱的人的战地通讯,张副军长你这样一讲我就更有底了。我马上到营连去搜集材料,一定把稿子写好。”
几天过去,李启科再不像开战前的晚上那样恐|惧了,脑子里成天想的就是多抓材料多写稿,要让全国人民看看我们的战士有多可爱。他带着刘欣生和其他几位师团干事,在几个团的阵地上来回跑,有时炮弹就在头顶上飞,他也毫不在乎。从前线回到后方指挥所,李启科就按掌握的素材,给几位师团新闻干事分了工,让他们以写战斗故事为主,他自己则集中精力撰写那篇题为《新一代最可爱的人》的战地通讯。他蹲在猫耳洞口,把背包放在膝盖上当桌子,文思泉涌,下笔疾书,一个白天加一个晚上,写好了初稿。
文章在《解放军报》头版见报后,《人民日报》接着就转载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播发了这篇通讯。
打仗期间以及战斗结束后一段时间,李启科夜以继日地采访写作,稿子源源不断地发回军报,并不断地见诸报端,有时同张报纸上就刊有他两三篇稿子,成为当时发稿量最大的记者之一。后来,军报老记者林兆义、袁良也赶到了张万年所在师,李启科和两位老同志一道,又采写出了好多篇分量颇重的战地通讯,受到了军报领导的表扬。打仗结束后,部队给李启科报请了二等功,军报领导说应该,就给批准了。这是他入伍以来头一次立功,深感欣慰。
从前线回到报社,李启科被军内外好几个单位请去作报告。他含着眼泪介绍了他在前线的所见所闻,感动了许多人。
连升两级竟然事前一点不知
1984年11月,李启科从解放军报社调武汉军区战斗报社任副社长。从副团提升为副师,事前李启科竟然一点不知。李启科从一个年轻记者跃升到军区报社副社长位置,一开始感到很不适应。因为,以前他没有干过编辑工作,更没有当过领导干部,许多知识都还得从头学起。好在他当军报记者的那十多年,练就了吃苦耐劳的作风和永不服输的劲头,上任后如履薄冰,边学习边干,认认真真地做好每一件事情,尤其注意虚心地向老社长、老编辑们学习。这样,半年过后也就慢慢地人门了、顺手了。他懂得如何扬长补短,在能够发挥自己长处的方面他用足了气力。
当时,全军上下正在进行如何正确对待精简整编的教育,这也是当时报纸宣传的中心任务。李启科以其较强的政治敏感和新闻敏感,指导他分管的编辑室制定了一个周密的宣传计划,其中的重点是以“论在大局下行动”为总题,撰写一组系列言论,尽力发挥好报纸的舆论导向作用。启科领着有关编辑反复研究、精心撰写,很快就拿出了六篇颇有分量的言论。这“六论”陆续见报之后,军区领导很满意,部队官兵很满意,反响比较强烈。
从南方到了北方
正当李启科干得有滋有味时,百万大裁军,武汉军区被撤销了。
1985年9月12日,李启科和原武汉军区机关的一百多名干部,登上了前往济南的列车。这就意味着,他这个在南方生活了近四十年的人,从此就要过北方人的生活了。他对自己的这一选择并不感到后悔,他对新的工作单位――济南军区政治部前卫报社充满了期待。因为,在离开武汉之前,他曾收集到一大摞《前卫报》,细细地研读过,觉得这份报纸品位较高,从版面到内容都有特色,说明这个报社很有人才,能到这样一个单位去工作是好事。
济南军区召开了隆重的欢迎大会,李启科代表来自武汉军区的干部在会上发表讲话。他浓重的四川口音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时令已近深秋,从南方到北方是越走越冷。然而,受到如此热烈欢迎,我们心里却越来越热。”从此,李启科在济南扎下了根。
精简整编后,前卫报社就只有一个社长、一个副社长了,工作量大。李启科是个能吃苦的人,工作量再大他也不在乎,他真正在乎而又说不出口的是:自己这个“外来户”会不会受到排挤、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然而,没过多久,―件出乎意料的事让他打消了疑虑。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对机关干部进行民意测验,列出德才实绩等十几个项目,让大家给每个同志逐项打分,然后以总分多少排出名次。民意测验的结果出乎李启科的意料:在前卫报社,社长邢景文总分最高名列第一,李启科仅以极小的差距名列第二。这下子李启科总算服气了:前卫报社的同志素质不低,他这个“外来户”并未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相反是受到了极大的信任和尊重。他很受感动也很受鼓舞。他曾多次对人说: “自己过去是多虑了。”
打这以后,李启科没了后顾之忧,真正全身心地投人到了报纸宣传和报社自身建设中去了。李启科在军区报社副社长的位置上干了八年,在社长位置又干了九年。
《前卫报》参加全军好新闻评比,连续多年都是位居前三名;两次参加华东地区六省一市报纸质量评比,均被评为“优秀级报纸”;1999年,前卫报社被济南军区评为“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2000年,前卫报社被山东省记协评为“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至于受到军区和军区政治部领导的表扬和鼓励,那就更多了。李启科十分感激全社同志对他的信任和支持。
结束语:名利淡如水事业重如山
李启科,从孤儿到将军。
前行的道路上,由于他的永不放弃,获得“天助”。
李启科一路走来,取得丰硕成果。有不少年轻的同行请教李启科:要干好新闻这一行,主要靠什么?他们以为李启科肯定有不少经验、体会甚至秘诀,希望能从李启科这里得到真传。李启科回答他们的大都是这样一句话:乐于吃苦才能有所作为。这是李启科掏心窝子的话,他的人生之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名利淡如水,事业重如山。
李启科认为,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能给别人留下印象的、真正让人家佩服的,一是你的为人好,二是你的事业有成。有的人尽管官当得不小,但是为人不好,或没有多大本事,尽管人家当面称赞或恭维你,但背后也是会戳你脊梁骨的。
“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这是李启科孜孜以求的一种心境。因为他明白,不远离尘嚣宠辱两忘,决不会有所作为的。李启科打仗立了二等功,不时有人请去讲课、作报告,他的名气渐渐大了。可他并不像有的人那样,稍有点儿名气架子就大起来,走到哪里都要摆摆谱。
李启科头脑一直很清醒,知道人生的艰难与不易,懂得应该怎样为人,怎样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