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浪子”史与自由主义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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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
  作为一个文学教育工作者,我是众多的大学文学教授之一员;作为文学研究者,我是众多人文学者之一员。但我习惯于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文人,身兼教授、作家、文化评论、文学编辑诸多角色,体制内的规则、任务和个体化文人趣味性思考、写作并兼而有之,一个兴趣广泛、博而不精的文人。文人习气,往好听的说,是自由、浪漫,往坏里说,是随意、散漫。我就是这样一个文人。
  我博客名为浪子阿川,是一个文人的自我命名。可以说我从小就“浪”着。我的出生史和成长史就是一部“浪子”史。
  屡屡有人问我的名字的来历,其实很简单:父母都是四川人(现属重庆万州,诗人何其芳的故乡),年轻时到湖北求职,又是在川鄂交汇之地建始。我家之于建始,是异乡客,外地人。我父亲25岁母亲20岁时生下我这个长子,就为我取了这个名字。这个名字肯定是含有他们对故土的感念和对新地的认同之意的。没有根基的流浪感,与生俱来。
  我岀生不久,母亲又怀上了我弟弟,他们根基未稳、事情繁多、条件艰苦,难以抚养几个孩子。在我弟弟出生不久后,我就被送回老家跟奶奶生活。老家是个大家族,我吃百家饭长大,又没有父母管束,从小就被认为是一个调皮的娃儿。我七岁回建始读小学,家居村镇而吃商品粮,既不是地道的农村人,又不是真正的城里人,不仅没有根基感而且没有身份感。
  小学玩蛐蛐,中学看禁书,大学逢“思想解放”,读了三四遍鲁迅,读了大量西方文学名著,我怎么可能做一个循规蹈矩的“孝子”呢?
  我的人生观大概不会有太多变化了。我以为每个人来到世上都是很偶然的事,因此人活着就该自己为自己的生命赋予意义,因此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就是自由的人生。人生本是没有地图的旅行,人永远没有最好的居所。浪迹天涯,任心飞扬,此乃浪子的本色。我想做个浪子,至少在心疆思野中自由飞翔的浪子。
  所以我会研究自由主义文学。命中注定。
  /贰/
  1993年的盛夏,在连续几天近40度的高温中,我为一个200余人的中文本科班讲新诗研究专题课。那天,上午我讲了自称“有浪漫性而无浪漫力”的闻一多,下午将要介绍集“爱、自由、美”于一体的徐志摩。午休时,我跳上了一辆火车,隐隐约约以为是开向成都的。这火车的结构有点怪,节与节的外沿有一个类似阳台的设置,我来到已站有男女老少的“阳台”上,问开往何处。一位白色连衣裙在风中飘舞的陌生女孩,指向火车车厢外壳中间通常的挂牌处说:“你看!” 我顺着她的手看去,两个惨白的正楷字在风中闪现——自由!
  我被深深地感动了,不能自已。这时朦胧地听见了室友的呼唤:川鄂,川鄂,两点了,快上课去!
  这是我人生里最美的梦,因为这个夢,我的一生是充实的。只要还有这个梦的温存,我不会在乎任何世俗的好处。
  所以,我成为鲁迅、胡适研究专家易竹贤的学生,貌似偶然,实为必然,命中注定,非如此不可。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裴多菲的这首诗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外国诗。但绝大多数人都只是吞读而没有切身体悟!实用理性太发达的中国人的实脑筋是难以理会还有比生命和婚姻大事更重要的人生需求的。在古中国的主流文人圈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在民间是“福禄寿喜”,这些价值在现代中国有的仍然存活,有的已改头换面。可是有多少人从个体和人类的角度真正思考过什么是快乐?看一看中国人在筵席上的表现,喝酒不自由不喝酒也不自由;听一听“家中才有自由”和“常回家看看”等流行歌曲中所体现出的品位,太缺乏超越感和个人性了,与自由的真正含义相差太大了;太多的人太深地沉溺于伦理文化所包容的世俗享乐中。痴狂的伪科学伪气功热、国学热读经热、铺张的婚礼丧礼、活跃的风水相命生意、频繁的跑官卖官丑闻、对“8”的崇拜和对“4”的忌讳……理性安在自由安在?在很多场合,我都痛切地感到,仿佛中国从来没有发生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制度、自由理念、科学精神、人权观念、审美人格、平等意识、博爱心理等现代价值系统中的重要内容,即使在很多知识分子心中也是漠然的,愚昧迷信、人情交际、精神胜利法等传统仍以各种方式大行其道。
  /叁/
  1993年,这是文人经商潮的高峰。我和一位颇有才华的朋友怀着半旅游半探路的动机,在南方的几个火爆的城市转了一圈。看到早来者的辛苦劲,我知道我不是那块料。这段时间还和几个朋友谈了阵足球、影视、情爱等大众文化,频频在报刊和电台电视台以“胡四氓”的笔名露面,热闹过一阵,可惜未坚持下去。转眼到了第二年春,武汉大学龙泉明主动为我联系好与导师易竹贤先生见面去商谈报考博士生事宜。易先生对我的独特吸引力不仅是他的学识人品,还有他的招生方向:中国自由派文学。就我所知,在全国范围内,以此为博士生研究方向的,仅此一家。
  当易先生对我谈到中国自由派文学这个研究方向时,我的心头一亮。就是它!我在心中肯定地说。约二十年后的今天,我还清晰地记得易先生说“中国自由派文学”时给我带来的心理震荡。虽然此前我也一直关注着这一派作家,写过一些关于张爱玲、闻一多和其他相关的文字,但从未想到从整体上对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思潮进行把握。所以说,是易先生、是武汉大学给了我这个学习研究这一课题的机会。
  我的博士论文选题没有任何踌躇,那就是综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发展道路、显著特色、贡献与局限。其直接触发,是易老师招博士的研究方向中国“自由派”文学,其深层心理动机,即出于我受益于五四的“启蒙情结”。我读博士的动因是集中几年时间潜心研究自由主义文学,甚至可以说自由主义文学就是我读博士的全部意义。尽管论文并不直接探讨自由和自由主义的普泛原理,而只讨论了1949年前的近现代自由主义文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而且在写作过程中我时刻提醒自己要保持冷静客观的学术心态,但其间确实融入了我的人文理想和艺术美学。
  /肆/
  自由乃人之天性,自由是天赋。每个人来到世间都是很偶然的事,因此人活着就应该自己给自己的生命赋予意义。做自己想做之事,成自己想成之人。在不伤害他人前提下,把自己从人群中分离出来,为自己活着,让人性飞扬起来,所以说,自由乃人之本质。从人与社会关系来看,人是万物之主体。哈耶克说“自由出于无知”,正因为没有人能穷尽一切真理,所以每个人都有探索真理的自由,包括犯错的自由。此乃给了自由一个终极的存在理由。   而自由主义,正如胡适所言,就是人类争取自由的学说和运动。
  自由主义作为渗透人类各个生活领域的思想体系和社会思潮,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深刻影响了近现代世界的历史进程,同时也影响了文学艺术。
  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学充满了自由主义精神,表现在创作主体的自由独立品格,创作内容以人为中心,充满对个性自由的高扬和对一切束缚个性自由的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批判,深厚博大的人道主义和个性主义内涵。
  所谓中国自由主义文学,大体是指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出现的那些深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和文学观念影响的独立作家和松散组合的文学派别,他们创作的那些具有较浓厚的超政治超功利色彩,专注于人性探索和审美创造的文学作品及相关的文学现象。它包括作家、作品和文学思潮三个方面。这些作家通常抱着远政治近艺术的创作态度,具有文学独立性;其作品注重人性的发掘和艺术美的构造、注重文学的自身价值,具有主体性;作为文学思潮,它总是处于非主流状态,具有边缘性。
  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拥有现代作家中的庞大阵营,至少下列著名人物属于此列:胡适、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闻一多、徐志摩、李金发、戴望舒、胡秋源、苏汶、施蛰存、穆时英、刘呐鸥、朱光潜、萧乾、师陀、宗白华、卞之琳、何其芳、梁宗岱、李健吾、沈从文、 钱锺书、张爱玲、 穆旦等。具有较明显的自由主义意味的群落如“现代评论派”“语丝派”“新月派”“第三种人”“自由人”“京派”“新感觉派”“九叶诗派”等,由于它们通常不具有结社的宗派意义,而更具有创作态度创作方式和思潮上的相似性,因而笔者不用“自由派”而用“自由主义”这一较宽泛的提法。
  由此看来,自由主义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史现象和文学研究的对象是客观存在的,提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整体概念有着充足的历史依据和理论依据。应该说,自由主义文学概念,是一个从外部概括文学现象的提法,或者说是一个文学社会学概念。
  中国自由主义文学与文化思想界的自由主义思潮有着密切的联系。简要说来,中国自由主义文学与中国社会的自由主义思潮基本上是一种同构关系:彼长此长,彼伏此伏。受西方尤其是英美自由主义文化熏染的自由派作家,当他们较集中地面向社会和文学发言的时候,自由主义文学思潮便出现了。
  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思想文化问题的重要性凸现于历史进程,大批知识分子成为自由职业者,自由主义文学的局面初步形成。胡适对自由民主思想的大力宣傳介绍,使他成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文化(文学)的始祖。他一生对自由主义的明确追求,他的遭遇,则几乎是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的缩影和象征。而周作人“人的文学”的主张,使他成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理论奠基者。
  自由主义社会政治运动在中国的缺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自由主义文学的缺点;但是,自由主义社会政治运动的失败,并不意味着自由主义文学是失败的。文学作为精神创造物,它一旦出现,就可用甚至只能用精神创造的价值高低来评价。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现代性表现在坚持文学本体观、以人为创作中心的创作观、张扬文学的自由品格等方面。我对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研究,既因我师从易竹贤先生读博士的研究方向为自由派文学,更出于我受益于五四的“启蒙情结”。其间融入了我的人文理想和艺术美学,它是源于心灵的学术。三年博士生学业的学术心得,部分章节的主要内容在《文学评论》《社会科学战线》《人文杂志》《江汉论坛》等刊物发表过,且大被转载。后来结集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出版。
  一本书,对于个人是一段历史,对社会,是某人的一次发言。人微言轻,但我的态度是真诚的,用心是积极的。
  而我在博士论文中已经破题的“综论中国自由主义文学的发展道路、显著特色、贡献与局限”还远未“结题”,需要我在学术道路上继续“真诚”和“积极”下去。
  (作者系湖北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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