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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水光阴，恍如一梦，我这梦只有一个地方、一个人，它长长久久地萦绕着我这半生。”杨广芹的梦中人，是乡土文学作家刘绍棠。因为一场腥风血雨，原本两个世界的人，命运从此有了交集。
那年，“右派代表”刘绍棠从北京回到他的出生地——大运河畔通县儒林村。13岁发表作品，15岁到《河北文艺》当编辑，17岁作品入选高中课本，离开时，他是“神童作家”，风光无限;如今，30岁的他被视为“青年作家堕落的典型”，创作权利被剥夺，被迫收拾行囊回乡。
从天之骄子到众矢之的，从握笔杆到接受劳动教育，内心的惶恐和失落可想而知。第一天上工，他对着群众鞠了一躬，没有人知道，队伍里，有个女孩心里一激灵。她就是杨广芹，15岁，学校停课，她暂时回乡劳动。从小，爷爷的运河故事伴她长大，对同样歌咏乡土的刘绍棠，她自然景仰崇拜，传说中的大作家突然以落魄姿态出现在眼前，她内心五味杂陈。
亲人远离，前途无望，独自住在黑乎乎、冷冰冰的屋子里，他常常听着房檐滴水的声音一直到天亮。刘绍棠想借劳动麻痹自己，奈何“体力和技能不如一个小脚放足的老太太”。
两年后，杨广芹回到村里负责在菜园卖菜。下工后，买菜人多，刘绍棠自觉地躲在最后，轮到他时，往往什么都没有了。出于同情，杨广芹便提前给他把菜留好。17岁的懵懂少女对政治没有兴趣，也不懂右派意味着什么，对一个失意的大作家，爱说爱笑的她只有善良和率真。一来二去，交谈多了起来，当他叹息着说“日子就像这个夜，挨不到天亮”时，她安慰他：“总有天亮的时候，你喜欢写就继续写吧。”伴随着她的欢笑，头顶的乌云镶上了金边，在纸上，他郑重地写下一个“琹”字，对她说：“这个‘琹’是我们共同拥有的，因为我们都有一个琴字（刘绍棠的小名叫宝琴），我缺木，你姓木。”
信念重新点燃，刘绍棠开始偷偷写小说，一周后，描写校园爱情的小说《知己》写完了。岂料，杨广芹看完后，直言不讳地说：“这篇小说写得不好，离我们的生活特别远。”热爱的运河故事，他当然想写，可是他不敢，身边不时有人监视，如果被发现，会罪加一等。“有什么不敢的，有什么事，我给你挡着！”她一句话，让他湿了眼眶。几天后的上工路上，他塞给她一张纸条，上面是6个字：我是你的阮湄。“阮湄”，是《知己》中主人公的名字。他的意思很明显，希望他们互为知己。从她身上，他获得了力量，兴奋地拿出未完成的《狼烟》手稿说：“有你的支持，我能写出好的小说，我会把这部残稿整理出来。”
受他影响，她也开始读书。四面漏风的小屋里，他们一起谈《静静的顿河》，谈鲁迅，谈《红楼梦》，苦闷颓废的他不再自暴自弃，开始构思小说《桅顶》。他动情地对她说：“你就是像桅顶一样给我希望的人。”《桅顶》的主人公叫“飘香”，意为“三秋桂子，十里飘香”。而她的小名，就叫桂香。他要把她写进去，卷曲的头发，豆荚形的俏眼，还有紫丁香一样沁人的气息。“在运河家乡这片天地间，我们在心灵上比谁都要接近。你那颗芳洁的心，直觉地理解我的好坏和功罪，公道而深情。你这个小小的人儿，对我有着奇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他滔滔的话语令她感动，她也无比振奋：“你好好写吧，我支持你！”
疲惫的身心得到安抚，笔下画卷徐徐展开。每写完几段，他都会念给她听，她说不好的，他就立刻修改;她抚掌称赞时，他就高兴地绕着她转圈;她该离开了，失落的他便捧着几张稿纸恋恋不舍地盯着她。
在错综复杂的人生路口，在他感到迷惘和茫然时，她适时的鼓励让他望见了地平线上的桅顶，从此，他看到希望，有了方向。“我要在我们运河家乡的土地上，完成我少年时代的宏愿——写一部多卷体长篇小说。”他将以她为主角，让她在小说中“更丰富，更放大，更完美，更可爱，更理想”，他希望她在他身边，给他支持，目睹他的胜利。
那时，杨广芹是广播员、团支部书记，村干部对她寄予厚望。1973年，村里推荐她报考大学，条件是：“带头斗斗刘绍棠，政审就算通过了。”她没有服从，换来的结果是：“再考察考察。”第二年，第三年，同样如此。为了保护他，她3次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他得知后，痛苦地说：“我心里难过，我太难受了，太折磨人了！”事实上，她的牺牲远不止此，流言蜚语、世俗压力，以及道德上的评判接踵而来，而她一一顶住。他无以为报，只有更勤奋地创作，相继完成了《地火》《春草》《狼烟》三部长篇小说的初稿。
1979年，刘绍棠重返文坛，回到北京。而那时，杨广芹已经是28岁的老姑娘了。他渴望和她组建家庭，他在信中说：“让我们不要轻言放弃，并要抓紧时间，爱得更心明，爱得更情深，以免最后像晴雯死前对贾宝玉的哭诉：早知如此，何必空担个虚名。”他甚至设想了婚后的理想生活，“运河边上，几间明亮的小房，一座干净的院落，院里花木葱茏，藤萝架绿荫如伞。我们一同劳动、读书、写作、休息、娱乐，生儿育女……”
可是，她宁愿空担个虚名。他需要时，她挺身而出;他命运好转，她悄声而退。为了让他能够安心自己的事业和家庭，1980年底，她瞒着他，悄悄嫁人了。得知消息后，他气呼呼地来到她的家，看到她生活幸福时，终于释然。后来，他创作了小说《乡风》，里面那个被丈夫宠爱的娟妹子，原型就是她。“我的乡土小说，多半取材于本村，人有原型，事有出处，芹妹子是亲历目睹的见证人，凡是我写的缺欠不足之处，她都帮我充实、丰富、饱满。”“芹妹子”是他永远的创作灵感，包括《蒲柳人家》在内的、引起文坛轰动的一系列作品，都有她的影子。
他成为著名乡土文学作家，闻名世界，而她默默祝福，从不宣扬和他的关系。他的来信，她也一字不复，直到1996年收到他患重病的消息，她才回復了几十年来唯一一封信：“如果年龄能够交换，病体能代替，我愿接受病魔的挑战，替你战胜疾病，弥补你痛失的青春岁月……”
几个月后，刘绍棠去世。青春情感，苦难彷徨仍历历在目，所有的付出与成全，她无怨无悔。
（编辑/张金余）
那年，“右派代表”刘绍棠从北京回到他的出生地——大运河畔通县儒林村。13岁发表作品，15岁到《河北文艺》当编辑，17岁作品入选高中课本，离开时，他是“神童作家”，风光无限;如今，30岁的他被视为“青年作家堕落的典型”，创作权利被剥夺，被迫收拾行囊回乡。
从天之骄子到众矢之的，从握笔杆到接受劳动教育，内心的惶恐和失落可想而知。第一天上工，他对着群众鞠了一躬，没有人知道，队伍里，有个女孩心里一激灵。她就是杨广芹，15岁，学校停课，她暂时回乡劳动。从小，爷爷的运河故事伴她长大，对同样歌咏乡土的刘绍棠，她自然景仰崇拜，传说中的大作家突然以落魄姿态出现在眼前，她内心五味杂陈。
亲人远离，前途无望，独自住在黑乎乎、冷冰冰的屋子里，他常常听着房檐滴水的声音一直到天亮。刘绍棠想借劳动麻痹自己，奈何“体力和技能不如一个小脚放足的老太太”。
两年后，杨广芹回到村里负责在菜园卖菜。下工后，买菜人多，刘绍棠自觉地躲在最后，轮到他时，往往什么都没有了。出于同情，杨广芹便提前给他把菜留好。17岁的懵懂少女对政治没有兴趣，也不懂右派意味着什么，对一个失意的大作家，爱说爱笑的她只有善良和率真。一来二去，交谈多了起来，当他叹息着说“日子就像这个夜，挨不到天亮”时，她安慰他：“总有天亮的时候，你喜欢写就继续写吧。”伴随着她的欢笑，头顶的乌云镶上了金边，在纸上，他郑重地写下一个“琹”字，对她说：“这个‘琹’是我们共同拥有的，因为我们都有一个琴字（刘绍棠的小名叫宝琴），我缺木，你姓木。”
信念重新点燃，刘绍棠开始偷偷写小说，一周后，描写校园爱情的小说《知己》写完了。岂料，杨广芹看完后，直言不讳地说：“这篇小说写得不好，离我们的生活特别远。”热爱的运河故事，他当然想写，可是他不敢，身边不时有人监视，如果被发现，会罪加一等。“有什么不敢的，有什么事，我给你挡着！”她一句话，让他湿了眼眶。几天后的上工路上，他塞给她一张纸条，上面是6个字：我是你的阮湄。“阮湄”，是《知己》中主人公的名字。他的意思很明显，希望他们互为知己。从她身上，他获得了力量，兴奋地拿出未完成的《狼烟》手稿说：“有你的支持，我能写出好的小说，我会把这部残稿整理出来。”
受他影响，她也开始读书。四面漏风的小屋里，他们一起谈《静静的顿河》，谈鲁迅，谈《红楼梦》，苦闷颓废的他不再自暴自弃，开始构思小说《桅顶》。他动情地对她说：“你就是像桅顶一样给我希望的人。”《桅顶》的主人公叫“飘香”，意为“三秋桂子，十里飘香”。而她的小名，就叫桂香。他要把她写进去，卷曲的头发，豆荚形的俏眼，还有紫丁香一样沁人的气息。“在运河家乡这片天地间，我们在心灵上比谁都要接近。你那颗芳洁的心，直觉地理解我的好坏和功罪，公道而深情。你这个小小的人儿，对我有着奇大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他滔滔的话语令她感动，她也无比振奋：“你好好写吧，我支持你！”
疲惫的身心得到安抚，笔下画卷徐徐展开。每写完几段，他都会念给她听，她说不好的，他就立刻修改;她抚掌称赞时，他就高兴地绕着她转圈;她该离开了，失落的他便捧着几张稿纸恋恋不舍地盯着她。
在错综复杂的人生路口，在他感到迷惘和茫然时，她适时的鼓励让他望见了地平线上的桅顶，从此，他看到希望，有了方向。“我要在我们运河家乡的土地上，完成我少年时代的宏愿——写一部多卷体长篇小说。”他将以她为主角，让她在小说中“更丰富，更放大，更完美，更可爱，更理想”，他希望她在他身边，给他支持，目睹他的胜利。
那时，杨广芹是广播员、团支部书记，村干部对她寄予厚望。1973年，村里推荐她报考大学，条件是：“带头斗斗刘绍棠，政审就算通过了。”她没有服从，换来的结果是：“再考察考察。”第二年，第三年，同样如此。为了保护他，她3次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他得知后，痛苦地说：“我心里难过，我太难受了，太折磨人了！”事实上，她的牺牲远不止此，流言蜚语、世俗压力，以及道德上的评判接踵而来，而她一一顶住。他无以为报，只有更勤奋地创作，相继完成了《地火》《春草》《狼烟》三部长篇小说的初稿。
1979年，刘绍棠重返文坛，回到北京。而那时，杨广芹已经是28岁的老姑娘了。他渴望和她组建家庭，他在信中说：“让我们不要轻言放弃，并要抓紧时间，爱得更心明，爱得更情深，以免最后像晴雯死前对贾宝玉的哭诉：早知如此，何必空担个虚名。”他甚至设想了婚后的理想生活，“运河边上，几间明亮的小房，一座干净的院落，院里花木葱茏，藤萝架绿荫如伞。我们一同劳动、读书、写作、休息、娱乐，生儿育女……”
可是，她宁愿空担个虚名。他需要时，她挺身而出;他命运好转，她悄声而退。为了让他能够安心自己的事业和家庭，1980年底，她瞒着他，悄悄嫁人了。得知消息后，他气呼呼地来到她的家，看到她生活幸福时，终于释然。后来，他创作了小说《乡风》，里面那个被丈夫宠爱的娟妹子，原型就是她。“我的乡土小说，多半取材于本村，人有原型，事有出处，芹妹子是亲历目睹的见证人，凡是我写的缺欠不足之处，她都帮我充实、丰富、饱满。”“芹妹子”是他永远的创作灵感，包括《蒲柳人家》在内的、引起文坛轰动的一系列作品，都有她的影子。
他成为著名乡土文学作家，闻名世界，而她默默祝福，从不宣扬和他的关系。他的来信，她也一字不复，直到1996年收到他患重病的消息，她才回復了几十年来唯一一封信：“如果年龄能够交换，病体能代替，我愿接受病魔的挑战，替你战胜疾病，弥补你痛失的青春岁月……”
几个月后，刘绍棠去世。青春情感，苦难彷徨仍历历在目，所有的付出与成全，她无怨无悔。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