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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段时间来，世界对中国经济的前途引发了激烈的争吵。中国经济到底还行不行？国际评论界可谓泾渭分明，分为“牛派”和“熊派”两大阵营。
“熊派”认为，中国经济有硬着陆的危险。他们的依据主要有：
首先，一系列数据已经表明中国经济面临困境。
一是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放缓。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自2011年起一直在下降通道运行。从2010年的10.4%，一路下降到2011年的9.2%，2012、2013年的7.7%。2014年上半年继续下滑到7.4%。各项分类增长指标也基本上处于下降通道。比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也逐月下降。二是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速在下降。从2013年1月的21.2%下降到2014年1月的17.6%。房地产开发投资名义增速也逐级下降，从2013年1月的22.8%下降到2014年1-3月的16.8%。三是企业家信心指数和企业景气指数逐级下降。企业家信心指数从2011年一季度的138.9，回落到2013年四季度的117.1，回落20多个点。企业景气指数从2011年一季度的140.3回落到2013年四季度的119.5，回落20多个点。此外，中国还面临产能过剩、地方债务、房地产市场、影子银行等诸多风险点。
其次，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据世界银行统计，到1960年有101个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但是到2008年的时候只有13个经济体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90多个还继续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中国也有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一是发展模式的陷阱。过去我们的发展模式主要是靠人口红利、出口红利。就人口红利来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52%，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在减缓并开始出现减少，加上劳动力人口供给开始减少，支持低成本的剩余劳动力供给进入刘易斯拐点。招工难度加大，成本上升，劳动力成本优势明显减退。就出口红利来说，全球经济低迷成为一种新的常态，外部需求增速减缓，市场成为最为稀缺的资源，生产供给过剩，靠出口拉动越来越难。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既无法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技术研制方面跟富裕国家竞争。中国发展同时面临来自高中低两端的压力。二是收入陷阱。收入差距达到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最高点，我们的基尼系数是0.48，贫富分化程度甚至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收入差距拉大引发社会矛盾积聚，如何解决收入不均并且平衡社会心理是个巨大的难题。三是腐败陷阱。腐败指数也达到了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最高点。腐败所产生的负能量对社会、对政府冲击都很大。政府诚信受到广泛质疑，出现了所谓的“塔西陀陷阱”，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网络时代的政府面临的“塔西佗陷阱”将是空前的，这一陷阱与发展的陷阱、收入的陷阱、腐败的陷阱相互呼应，对政府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四是资源环境的陷阱。一个是资源供给达到了临界点，能源资源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过高。二个是环境约束增强，国内环境群体性事件频繁出现，国际上则有减少碳排放的压力，中国实现节能减排目标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五是养老陷阱。随着人口老龄化，支持高投资的高储蓄难以为继，人们存钱的难度越来越大了，月光族越来越多了，这样投资率会下降，消费率会上升，如果处理不好两者的关系，就会产生大的波动。“熊派”认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来说，中等收入陷阱很难跨越。
“牛派”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只是偶感风寒，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着强健的体魄。
（一）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下降是长期高速发展的正常“调挡”。
一是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仍处于较高水平。尽管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从两位数的增长下降到了个位数，但仍然是大国当中最高的。二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是“调速”而不是“失速”。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越来越大，增速虽然下降，但增长的实际量却没有下降，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增量就达到5000多亿元，比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年的经济总量还要多，在这么大的基数下，经济增速适当减缓具有客观必然性。三是调速是中国政府适应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主动调整的结果。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很复杂。国际上，世界经济虽然出现缓慢复苏，但是有不稳定不确定性。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后，能不能保持现有的增长？日本靠政策刺激带来的短期复苏能不能持续？日本的结构性改革能不能推进下去？欧洲经济增长虽然从负转正，但是这种弱复苏在北欧、南欧、中欧和东欧走势分化，能否形成合力？新兴经济体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作为前一时期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普遍面临外需疲弱、内生增长动力不足、通胀压力上升等问题，而且随着美国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和美元升值，相当多的国家面临资本外流和国际收支逆差的巨大压力。世界经济增长的这种不确定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外向型发展的经济体来说，需要审慎对待，中国经济必须做好应对世界经济波动的准备。四是调速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中国目前处于经济增长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阶段，必须统筹好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三者的关系。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依然十分扎实。
从赤字率看，我国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2009年是2.8%，2012年进一步下降到1.5%。2014年，中央准备适度增加一点财政赤字，也只有2.1%，与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的赤字率相比，比例是很低的。财政收入增速较快、赤字率低为我国运用积极财政政策保持较快发展创造了一定的周旋空间。就业状况总体稳定。过去5年，新增城镇就业5870万人。目前创造就业的能力进一步增强。统计显示，以前GDP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吸纳80万人就业，目前可以吸纳140-160万人，今年一季度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超过300万，比去年同期继续增加。我国物价总体稳定。2013年，CPI上涨2.6%，比确定的4%的目标低1.4%。 今年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增幅继续出现回落，同比上涨2.3%。通货膨胀率远低于其他新兴经济体，这为宏观调控提供了很大弹性空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持续较快增长。过去5年年均分别增长8.8%、9.9%。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10.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2%，比去年同期有所加快。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向合理化方向发展。区域发展协调性明确提高，投资从东高西低，转向西高东低，东部地区投资同比增长16.4%，中部地区增长20.2%，西部地区增长19.1%。我国发展出现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局面。投资结构逐步优化，固定资产投资速度虽然比上年同期增幅回落3.3个百分点，但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同比名义增长达到17.6%。民间投资增速快于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一产、三产增速快于正处于结构调整当中的二产。特别是前些年过热的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金融体系运行稳健，银行业风险抵御能力持续增强，资本充足率从2007年的8.4%已经提升到2012年的13.3%，不良贷款率由6.1%下降到0.95%。从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来看，目前我国的存款准备金率还保持在20%左右，1年期利率还保持在3%，这为我国运用货币手段调控经济提供了较大的弹性空间。产业结构优化，一产比重已经降到了10%，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到49%，比上年同期提高1.1个百分点，高于二产4.1个百分点，三产增速比二产增速高0.5个百分点。二产结构也发生了积极变化，二产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要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平均增速高3个百分点。节能减排和污染防治取得成果，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4.3%。城乡收入结构逐步改善，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外汇储备充足，截止今年3月底，达到3.95万亿美元，比较多的外汇储备为我国发展提供了机动余地。
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有不同看法属于正常现象，真理越辩越明，趋势越辩越清。牛熊之辩有利更加全面客观看待中国经济，有利更加准确把握中国经济发展趋势，有利更加准确区分中国经济增长的优势与劣势，有利更加科学化解阻力、挖掘潜力。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转型发展的新阶段，正经历着由工业主导型经济向服务业主导型经济转变，由投资主导型经济转向消费主导型经济的结构性变革之中，中国经济增长的形态、驱动力正出现新的变化。中国的经济学理论、经济政策都需要实现跨越，从指导摆脱贫困转向指导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由指导经济起飞转向指导经济现代化，由单纯追求国富转向追求民富国强，由追求速度转向追求质量效益。
“熊派”认为，中国经济有硬着陆的危险。他们的依据主要有：
首先，一系列数据已经表明中国经济面临困境。
一是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放缓。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自2011年起一直在下降通道运行。从2010年的10.4%，一路下降到2011年的9.2%，2012、2013年的7.7%。2014年上半年继续下滑到7.4%。各项分类增长指标也基本上处于下降通道。比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也逐月下降。二是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增速在下降。从2013年1月的21.2%下降到2014年1月的17.6%。房地产开发投资名义增速也逐级下降，从2013年1月的22.8%下降到2014年1-3月的16.8%。三是企业家信心指数和企业景气指数逐级下降。企业家信心指数从2011年一季度的138.9，回落到2013年四季度的117.1，回落20多个点。企业景气指数从2011年一季度的140.3回落到2013年四季度的119.5，回落20多个点。此外，中国还面临产能过剩、地方债务、房地产市场、影子银行等诸多风险点。
其次，中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据世界银行统计，到1960年有101个经济体达到中等收入，但是到2008年的时候只有13个经济体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90多个还继续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徘徊。中国也有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一是发展模式的陷阱。过去我们的发展模式主要是靠人口红利、出口红利。就人口红利来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52%，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在减缓并开始出现减少，加上劳动力人口供给开始减少，支持低成本的剩余劳动力供给进入刘易斯拐点。招工难度加大，成本上升，劳动力成本优势明显减退。就出口红利来说，全球经济低迷成为一种新的常态，外部需求增速减缓，市场成为最为稀缺的资源，生产供给过剩，靠出口拉动越来越难。中国目前的发展模式既无法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技术研制方面跟富裕国家竞争。中国发展同时面临来自高中低两端的压力。二是收入陷阱。收入差距达到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最高点，我们的基尼系数是0.48，贫富分化程度甚至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中国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收入差距拉大引发社会矛盾积聚，如何解决收入不均并且平衡社会心理是个巨大的难题。三是腐败陷阱。腐败指数也达到了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最高点。腐败所产生的负能量对社会、对政府冲击都很大。政府诚信受到广泛质疑，出现了所谓的“塔西陀陷阱”，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网络时代的政府面临的“塔西佗陷阱”将是空前的，这一陷阱与发展的陷阱、收入的陷阱、腐败的陷阱相互呼应，对政府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四是资源环境的陷阱。一个是资源供给达到了临界点，能源资源对国际市场依赖程度过高。二个是环境约束增强，国内环境群体性事件频繁出现，国际上则有减少碳排放的压力，中国实现节能减排目标要付出很大的努力。五是养老陷阱。随着人口老龄化，支持高投资的高储蓄难以为继，人们存钱的难度越来越大了，月光族越来越多了，这样投资率会下降，消费率会上升，如果处理不好两者的关系，就会产生大的波动。“熊派”认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来说，中等收入陷阱很难跨越。
“牛派”认为，中国经济目前只是偶感风寒，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着强健的体魄。
（一）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下降是长期高速发展的正常“调挡”。
一是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仍处于较高水平。尽管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经从两位数的增长下降到了个位数，但仍然是大国当中最高的。二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是“调速”而不是“失速”。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越来越大，增速虽然下降，但增长的实际量却没有下降，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增量就达到5000多亿元，比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年的经济总量还要多，在这么大的基数下，经济增速适当减缓具有客观必然性。三是调速是中国政府适应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主动调整的结果。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内外环境很复杂。国际上，世界经济虽然出现缓慢复苏，但是有不稳定不确定性。美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退出后，能不能保持现有的增长？日本靠政策刺激带来的短期复苏能不能持续？日本的结构性改革能不能推进下去？欧洲经济增长虽然从负转正，但是这种弱复苏在北欧、南欧、中欧和东欧走势分化，能否形成合力？新兴经济体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作为前一时期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也普遍面临外需疲弱、内生增长动力不足、通胀压力上升等问题，而且随着美国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和美元升值，相当多的国家面临资本外流和国际收支逆差的巨大压力。世界经济增长的这种不确定性，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外向型发展的经济体来说，需要审慎对待，中国经济必须做好应对世界经济波动的准备。四是调速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中国目前处于经济增长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阶段，必须统筹好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三者的关系。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依然十分扎实。
从赤字率看，我国的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2009年是2.8%，2012年进一步下降到1.5%。2014年，中央准备适度增加一点财政赤字，也只有2.1%，与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的赤字率相比，比例是很低的。财政收入增速较快、赤字率低为我国运用积极财政政策保持较快发展创造了一定的周旋空间。就业状况总体稳定。过去5年，新增城镇就业5870万人。目前创造就业的能力进一步增强。统计显示，以前GDP增长一个百分点可以吸纳80万人就业，目前可以吸纳140-160万人，今年一季度城镇新增就业人数超过300万，比去年同期继续增加。我国物价总体稳定。2013年，CPI上涨2.6%，比确定的4%的目标低1.4%。 今年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增幅继续出现回落，同比上涨2.3%。通货膨胀率远低于其他新兴经济体，这为宏观调控提供了很大弹性空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持续较快增长。过去5年年均分别增长8.8%、9.9%。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10.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7.2%，比去年同期有所加快。投资与消费的关系向合理化方向发展。区域发展协调性明确提高，投资从东高西低，转向西高东低，东部地区投资同比增长16.4%，中部地区增长20.2%，西部地区增长19.1%。我国发展出现东方不亮，西方亮的局面。投资结构逐步优化，固定资产投资速度虽然比上年同期增幅回落3.3个百分点，但仍然保持在较高水平，同比名义增长达到17.6%。民间投资增速快于国有及国有控股投资，一产、三产增速快于正处于结构调整当中的二产。特别是前些年过热的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金融体系运行稳健，银行业风险抵御能力持续增强，资本充足率从2007年的8.4%已经提升到2012年的13.3%，不良贷款率由6.1%下降到0.95%。从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来看，目前我国的存款准备金率还保持在20%左右，1年期利率还保持在3%，这为我国运用货币手段调控经济提供了较大的弹性空间。产业结构优化，一产比重已经降到了10%，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到49%，比上年同期提高1.1个百分点，高于二产4.1个百分点，三产增速比二产增速高0.5个百分点。二产结构也发生了积极变化，二产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要比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平均增速高3个百分点。节能减排和污染防治取得成果，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4.3%。城乡收入结构逐步改善，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实际增长快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外汇储备充足，截止今年3月底，达到3.95万亿美元，比较多的外汇储备为我国发展提供了机动余地。
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有不同看法属于正常现象，真理越辩越明，趋势越辩越清。牛熊之辩有利更加全面客观看待中国经济，有利更加准确把握中国经济发展趋势，有利更加准确区分中国经济增长的优势与劣势，有利更加科学化解阻力、挖掘潜力。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转型发展的新阶段，正经历着由工业主导型经济向服务业主导型经济转变，由投资主导型经济转向消费主导型经济的结构性变革之中，中国经济增长的形态、驱动力正出现新的变化。中国的经济学理论、经济政策都需要实现跨越，从指导摆脱贫困转向指导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由指导经济起飞转向指导经济现代化，由单纯追求国富转向追求民富国强，由追求速度转向追求质量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