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心海外求学报国的莘莘学子,到获得海外名校认可获得终身教职;从学成归来创建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到入仕央行,再到掌控外管。不经意间,易纲已经完成了从海归学者到金融高官的转变。而如今,在央行副行长任上兼任外管局局长刚刚一年的易纲,在当前世界经济尚难言复苏之下,面对前景不确定的大环境,以及日益复杂的汇率谜局,将如何弈子布局,中外正翘首以待。
　　
　　君子之盟
　　
　　说起易纲,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他的海外留学背景。作为人民银行的第一位“海归”,也是中国现任职最高的“海归”之一,易纲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学生,1977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经济学系,之后被北大选派到美国哈姆林大学留学,并获得管理学学士学位。1986年易纲获得了伊利诺伊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他扎实的学术功底得到了印第安纳大学的垂青,受邀在经济系任教,于1992年获得终身教职。
　　作为一位“地道的洋博士”,易纲曾在英文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20多篇。其中有11篇被世界权威索引《经济学文献期刊》编入其期刊和电子索引。他的英文专著《中国的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中国经济改革:回顾与反思》等,多次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组织引用。他的主要学术论文:“改革期间中国的货币化过程”、“中国的货币供给机制”和“中国的货币需求”等,也被世界各地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多次反复引用。
　　系统规范的西方经济理论学习,以及十余年的美国游学任教经验不仅使得易纲具备了深厚的货币理论基础,也使得其早在回国前便成为了业内货币政策的权威级理论思想者。对于易纲来说,如何有效调节货币政策,促进中国经济改革高效、稳定地推进一直是其致力研究的重点。早在1991年,易纲便得出了中国货币增长的重量级理论结论:通过其提出的货币化理论模型,解释为什么中国改革过程中货币增长率远远大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和。
　　1994年回国后,易纲又与海闻、林毅夫三人践行了留美期间关于“探求中国经济改革路径”的“君子之盟”,陆续回到北大,拉上了刚从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张维迎联手创办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以期为推动中国经济理论研究有所贡献。在当时,研究中心的办公地“朗润园”只是一个北京大学院内一个破旧的小花园,而如今在浓厚的学术气息的衬托下显得古朴秀雅,简陋的研究中心也成了享誉海外的研究重镇,而几位年轻的创始人也早已名满天下。对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创建,易纲坦言:“我们当时想请中国在海外学成的学者,特别是优秀的教员和研究人员能够回到中国扎根,进行教学、科研,并且进行中国改革的政策研究和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使得中国经济在世界的位置越来越重要,中国的经济学研究也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现在这几个目的都达到了,甚至远远超过当初的预想。”
　　
　　央行生涯
　　
　　从1997年出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到今天,在十余年的人民银行工作历程中,易纲始终任职于人民银行货币政策的第一线,从最初的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到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兼货币政策司副司长、货币政策司司长、人民银行行长助理、直至人民银行副行长,几乎见证了期间每一项货币政策的制定与执行。
　　尽管已入职人民银行十余载,但易纲从未停止过理论研究,多年来始终笔耕不辍。十余本著作,数十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便是其多年学术成果的明证。而在2010年,已身兼外管局局长的易纲又出版了其新作《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在书中,易纲本人对于经过三十年来的不断改革与发展后,货币政策所发生的转变做了如下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为货币调控方式的转变提供了契机;货币政策工具的运用必须立足中国国情,与市场化进程保持同步,与市场化取向相一致;辩证对待计划经济继承的政策工具,搭配使用市场化政策工具,较好地实现了向间接调控方式的转变;因地制宜创新对冲操作工具,进一步提高了货币调控的主动性和有效性;伴随市场化改革的推进,稳步推进货币政策工具由数量型向价格型转变。
　　易纲由于深厚学术积淀和央行十余年来特有的身份资历,使得在中国的多次货币政策决策乃至金融改革中,均有他的影子与痕迹。对于我国一直实行的稳健货币政策,易纲曾表示:“同为稳健,内涵不同”。稳健的货币政策有着比较丰富的内涵,在1998年至2002年期间,中国面临通货紧缩压力,货币政策就是投放货币,放松银根,这段时间稳健的货币政策,以教科书上的语言来说,就是扩张性货币政策。而在2003年,国内出现流动性过剩,信贷高位增长,粮食供求关系趋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猛、货币信贷投放过多、煤电油运供求紧张等问题。中国的货币政策目标也及时由反通货紧缩转向了防止结构性价格上涨抑制明显的通货膨胀。对此,当时已身居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的易纲,在其2003年后的论文和讲话中一直主张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适度是从紧货币政策的应有之意”,“我们可以默许一个低的通货膨胀,但绝不容忍高的通货膨胀”。而在2003年到2008年间,人民银行不断加强和改进金融宏观调控,进一步完善间接调控机制,以经济手段为主调节货币政策方向和力度,加强流动管理,紧缩银根,增强本外币政策协调等一系列遏制通货膨胀的政策也印证了易纲对于经济情况的判断。
　　无论是身为学者,还是转型为官员,有着扎实理论功底和宽阔的国际视野做为支撑的易纲,总是能够对所处的经济形势做出准确的预测和正确的判断。其实早在1997年,易纲赴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任副秘书长之时,恰逢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首次通货紧缩。而在此之前,作为一直关注、研究通货紧缩的学者,易纲就曾针对中国可能出现的通货紧缩问题,撰写过《谨防通货紧缩的危险》、《寻求多重目标下的有效政策组合》等文章,并提出一系列通货紧缩来临的应对之策:在通货紧缩之际,如果采取了过紧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将犯历史性的错误,那样国民经济会继续下滑,下岗失业更加严重,社会稳定受到威胁。社会不稳定会导致政府出台应急救助措施,而这些措施通常来自预算外财政支出、非正式贷款,迫使央行放出基础货币,所造成的后果还是可能出现的赖账经济。其对于通货紧缩的深入研究及准确预测,使得有人甚至称其为“国内第一位预测到1997年通货紧缩之人”。而随后人民银行从1998年开始实施的侧重于以市场化为主要手段的反通缩工作,秉持“间接调控为主,直接调控为辅”的指导方针,综合运用取消贷款规模管理、大幅下调法定准备金率、开展公开市场操作、降息等调控方式,稳定币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等政策。
　　在任职人民银行期间,易纲对各类热点问题始终保持着学者般敏锐的视角。对于几年来,国内CPI基本保持平稳,而资产价格却存在持续上涨的热议,作为学者兼人民银行重要官员的易纲曾表示: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币值稳定。币值稳定对内就是反通胀、反通缩,对外要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虽然货币政策关注资产价格,比如房地产价格和股市价格,但货币政策调控的主要依据应当是以保持币值稳定为依据。如果经济的变量,如通货膨胀或其他经济变量威胁到人民币币值的稳定,货币政策就会毫不手软,坚决出台措施反对通货膨胀。
　　在2008年,全球深陷金融海啸之际,中国合理有效的、与各国相互协调的货币政策对于促进经济复苏显得尤为重要。当时作为中国代表团代表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第十八届部长级会议时表示:由于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较此前预计的更为严重,信用紧缩造成一些经济体通货紧缩的风险已明显增加。因此,各主要国家政府和央行更要加强政策协调,在继续抑制2009年开始抬头的通胀压力的同时,也要警惕通缩的出现。而对于随后中国的天量信贷,易纲也曾直言表示:整体而言,金融危机情况下的货币信贷较快增长利大于弊,应引导商业银行优化绩效考核机制,促进信贷均衡投放。
　　
　　崭新历程
　　
　　2009年8月,国际金融危机的阴云尚未散去,易纲在复杂的局势下接任了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的职务。在国人的印象中,国家外汇管理局一直是一较为低调的机构,鲜有新闻报道,但外管局在国际上却极具影响力,因为它掌握着中国两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它的一举一动都将影响着世界经济的走向。有人说,这样一个既低调又重要的机构所需要的领导者,首先必须稳重,还要具有国际视野,更需要深厚的学术功底。而这恰恰说出了易纲的特点。
　　回顾易纲多年的学术研究历程就能发现,易纲不仅仅在货币政策方面是个中翘楚,在汇率研究方面也成果丰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易纲在2000年根据中国的国情,大胆地改良了克鲁格曼的“不可能三角模型”,是为“扩展三角理论”。他认为当资本流动规模较小、金融衍生工具不发达时,政府可以选择“中间制度解”。但随着资本流动规模的增大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发展,在防范汇率风险的同时还必须考虑投机攻击的可能性。如果继续采用中间制度安排,由此产生的道德风险和信任危机很可能成为货币危机的根源。因此,当资本流动更加自由时,汇率制度将变得更加灵活,或趋于另一极端,即货币联盟的形式。最终“角点解”制度将占优势。易纲认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不可能放弃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主要的问题是要在固定汇率和资本自由流动之间做出选择,一定程度上说就是要在稳定和效率之间进行权衡。从长远来看,资本自由流动和浮动的汇率制度将是中国的必然选择。
　　2005年中国改变先前单一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而且随着中国金融市场逐渐全面开放,中国的汇率制度将会进一步深化改革,人民币汇率浮动的幅度也会加大。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也印证了易纲早年的观点,体现了他作为学者,对复杂的汇率问题有着的敏锐洞察力和准确的判断力。
　　正如对货币政策研究的笔耕不辍,易纲对汇率问题的思考也从未停止。2008年时任央行副行长的易纲发表了《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人民币汇率体制的演变》,文中宏观系统地回顾了汇率体制改革的“步履维艰”,总结了每个阶段的工作重点和有效经验;理论结合实践地分析了人民币汇率变化的原因和制度因素;讨论了汇率在货币政策中的作用。对外汇问题的独到见解和准确把握也成为易纲被选任为外管局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错综复杂的2010年,外界预期中国外汇净流入压力会进一步增大,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的任务依然艰巨。易纲指出当前的问题一是外贸出口可能出现恢复性增长。国际市场需求回暖、中央有关推动出口增长的政策都是出口回升的有利条件。二是外商直接投资可能稳步增加。我国经济复苏步伐快于其他国家,国内投资机会多,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仍具有竞争优势,对外商来华直接投资有很大的吸引力。三是异常跨境资金流入压力加大。美英等主要央行的利率均接近零的水平,使得跨境套利交易盛行。而我国利率水平较高,人民币升值预期较大,容易成为国际“热钱”的集散地。对于刚就任外管局长的易纲,新的历程并非康庄大道。
　　众所周知,外汇监管工作的覆盖面很宽,监管理念和方式要着眼于长远,具有前瞻性,同时也要立足于实际,扎实有序地推进。通过长期的学术积累和对当前情况的具体分析,易纲创新地提出实现管理理念和方式的“五个转变”:即从重审批转变为重监测分析,逐步从较为依赖审批和核准的管理方式转变为重点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的监测分析和预警;从重事前监管转变为强调事后管理,逐步从事前逐笔审核转为事后核查和重点查处;从重行为管理转变为更加强调主体管理,逐步从按交易行为和业务性质监管转为以经济主体为单位进行管理;从“有罪假设”转变到“无罪假设”,逐步从事前排查经济主体外汇收支的真实性转为事后举证查处违法违规经济主体;从“正面清单”转变到“负面清单”,逐步从“法无明文授权不可为”转为“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
　　“五个转变”既是对当前外管思想作出的总结,又为外管工作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它的指导思想是科学发展观,出发点是以人为本,着力点是改善服务,立足点是科学监测,关键点是风险可控。根据这个新思路,易纲也对2010年的外汇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一是推进外汇管理重点领域改革,促进涉外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二是进一步完善异常跨境资金流动监管,防范跨境收支风险;三是推进数据和管理系统整合,提高监测监管效率和服务水平;四是加大政策宣传力度,继续提高外汇管理政策透明度;五是进一步完善外汇储备经营管理,实现外汇储备资产保值增值。
　　虽然当前形势仍然比较严峻,易纲履新的效果还有待进一步观察,但毋庸置疑的是,国家外汇管理局长这一新角色给他带来了更大的舞台。
　　从2003年出版的论文集《中国的货币化进程》到2010年的《中国金融改革思想录》,七年间,易纲从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走到了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经历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洗礼和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更宽广的视野、更丰厚的经验、更深入的研究、更深刻的见解让易纲在学术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随着身份越来越特殊,易纲已经不能在公开场合畅所欲言,但他严谨又勇于创新的学术生活还一如既往。2010年的国际局势已经开始好转,国内外汇管理体制改革、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等一系列工作也在向纵深开展,可谓是任重道远。但易纲对国际规则的熟知和丰富的国内经验,让人们对这位学者型的高官都充满信心。
　　易纲在他的新书中有这样一段感悟:“清晰的彼岸犹如艰难前行中的指路明灯”。从海归学者到央行高官,再到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改变的是易纲不同的身份,但他年轻时报效祖国的理想却从未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