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阜街位于北京市西城区，东起龙头井街，西至德胜门内大街。明称定府大街。永乐初，徐达之子，徐曾壽被追封为定国公，其府第在此，故名。清乾隆时作定府楼街。清末又改回原称。民初又将“府”谐音为“阜”。
　　这条街上有个庆王府。继续东行，就是我所见的北京最美的学校原辅仁大学的校址。
　　我第一次见到“辅仁大学”的时候，感觉简直就是“惊艳”。在我面对的是不是一个王府？后来知道，它历史上就是恭王府的一部分。
　　从北门出来，它的后院，一条廊亭立于假山之上，进去，觉得另一圆亭非常眼熟，那可是陈凯歌电影《霸王别姬》程蝶衣说戏的亭子，段小楼的家……《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马猴爬的那个大烟囱据说也在这里。在后花园，还能够看到当年大烟囱的“底座”。
　　定阜街的东头就是柳荫街。也就是恭王府后花园所在的街。这条街种了许多柳树，我有一次骑车去恭王府花园内参观，恰逢下雨，园内游人稀少，我一边看着池中的红鲤鱼嬉水，一边给一个朋友发一些很诗意的短信。看一棵芭蕉上流下的水滴，看一篁青竹婆娑，看一个菜园子里的茄子辣椒还有玉米棒。天放晴时，发现我的车篮里，竟装了几多弯弯的柳叶……
　　有些时候，对于一个地方的感觉就好像对于一个人的感觉，只有在你离开它以后，才会因为忽略了它的缺点而发现它的种种好处。而当你最初离开它的时候，你或许从来没有想到过，你会在某年某月某一天，开始怀念那些有时蔚蓝、有时灰蒙蒙的日子。

最美的大学

　　北京什刹海西侧有一个值得留恋的古迹：20世纪曾经叱咤中国近代史的辅仁大学，就在这片密集的胡同之中。在你游览完著名的恭王府，穿越狭窄胡同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它巍峨而隽永的面容。那斑驳的台阶上，我们似乎还能够看到鲁迅、胡适、梁启超、王国维、郁达夫、张继、范文澜、余嘉锡、马相伯等前辈的足迹。
　　现在这里是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化学系、继续教育学院等办公、教学的场所。霜叶满城的时候，从碧波荡漾的什刹海边，就可以望到辅仁大学高耸入云的楼顶，碧瓦泛金，显得那么壮丽。
　　半个多世纪风雨转眼而逝，变的是人们的容颜和街巷，不变的却是这些高耸的屋宇建筑。当我们理解了它的沧桑以后，才渐渐感觉到自身的幼稚。那古老的墙壁和窗棂，让我们这些后来者感到兴奋。每一步，都有踩在前人足迹上的感觉。
　　很难想像，当年鲁迅、王国维等前辈怎么样在这里讲课、散步……安静的风景里，曾经有那么多令我们激动的人物出现。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霸王别姬》、《手机》等许多赫赫有名的电影，都是从这里选外景拍摄的，那种历史的厚重与神秘，只有在此才能够找到落脚点。
　　在内忧外患的日子，辅仁大学成立以研究顾炎武为名的“炎社”，激发了师生的爱国热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1932年鲁迅在这里的演讲震动中华：“没有抗日的实践，怎知中华民族必亡呢？”它鼓舞了多少青年人。1939年又成立了抗日组织“华北文教协会”。著名的考古学家马衡、现代书法家沈尹默、文学家周作人、胡适、刘半农、美学家朱光潜等都在这里曾经教书。
　　著名的《铁道游击队》中政委李正的原形就是辅仁大学的文立征，1945年他在山东临城的一次突袭中牺牲，年仅34岁……
　　在美国的高能物理学家邓黎昌博士、放射药物学家彭勤淄、英国的邓肇豪、加拿大皇家学院院士叶嘉莹、日本驻华第一任大使小川平四郎等，都是辅仁大学的学子。著名指挥家李德伦、作家萧乾、书法家启功等也都是从这里走出。
　　史树青、叶嘉莹、朱家溍、傅惟慈、来新夏、欧阳中石、张厚粲……这一系列的名字代表了辅仁大学的教育成就，也代表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教育取得的一些成功。1952年，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并。
　　往事悠悠，岁月转瞬而去，人事已非，建筑依旧。近百年的风雨悄然而去，人们到这里也许是为了回忆昨日的青春，寻找沧桑的足迹。

上学的日子

　　在北京师范大学艺术系（今天的定阜大街辅仁大学旧址）读书的日子，是人生记忆中的优美段落。
　　辅仁大学里的长廊与楼梯，在我的生命中演绎着悠远与古朴的年代。我们上课的地方在最后面的小院的一个二层小楼。第一次走进去上课的时候，那斑驳的楼梯与古老的小楼，几乎让我感到恍如隔世，这样古老的小院与保存如此完整的小楼，在北京很少看到。
　　我对一位老师，印象颇为深刻。每次他都是激情饱满地给我们讲课，每部电影的优点与漏洞、精彩与败笔……好几次在梅兰芳故居对面的一个餐馆吃午饭，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也进来了：一边看着电影杂志，一边吃着东西……那个餐馆，桌子是那种砖砌的大桌子、大凳子……
　　有一次，他在课堂上讲电影的时候引用了一句古文，我没有记录下来，下课后我去问他，他说“你去读读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自己去找……”为了找那句话，我结识了《人间词话》。还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他讲课讲得激昂澎湃，将教室后面一扇窗户上的大玻璃都震得“砰”的一声落地，我们目瞪口呆。后来同学们用“感天动地”来形容他的讲课。
　　记得那年他上最后一堂课，说要辞去老师的职位，准备“出家”。最后一堂课，可以用爆满来形容。100多人的大教室，挤满了学生，好多是别的专业、别的系慕名而来的。他讲得慷慨激昂，同学们听得泪流满面。
　　辅仁大学的图书馆在两个天井的中间，宿舍在后区。我最留恋的是图书馆，图书馆很简陋，当年古老的书架，隐深处已落满尘埃。那种古旧的书香，让我彻底陶醉，蹲在这里读自己喜欢的书，一切都变得遥远而不真实，只有文字，给了我血脉的温度。
　　生活总是迟缓而悠长的，不被外界打扰。我发现我很快便喜欢上了这座旧院落。院落四周的围墙都是高达三米的灰砖，外面还围着铁栅栏，每隔一米的栅栏上就蹲着一只由大理石雕刻而成的小狮子，它们威风凛凛，见证了“五四”运动、“三一八惨案”、“一二九”运动中的血雨腥风。 　　辅仁的四合院里一共有两个天井，天井内种有高大的松柏，松柏掩映中还有“一二九”运动烈士纪念碑。密密的树影覆盖了整个校园，草丛中的石头长满青苔，落雨的时候，到处可闻铺天盖地的烟雨声。很多年以后，我觉得自己走不出“五四”年代，仿佛我曾经在那个年代活过、憧憬过、奋争过，虽然它离我已经越来越久远。

与故居为邻

　　上学的时候，中午是最自由的时间，一个多小时，就可以沿着柳荫街到什刹海溜达一圈，那会儿什刹海西岸几乎没什么酒吧，只有最普通的民房与民居，那个打太极拳的老爷爷的塑像，还有银锭桥，还有荷花市场……
　　那时我几乎每天都去恭王府溜达一圈，对门前的福海中的金鱼，记忆最深刻。每次到福海中的小亭子里晒太阳，把带来的苹果嚼碎，扔到湖中，无数的金鱼，蜂拥而来……每天中午去那里喂这些金鱼，也成了那时的一堂必修课。

　　还有附近的郭沫若纪念馆、梅兰芳故居等，都是那时用中午时间“走的”。有的中午，自己一个人漫步在郭沫若纪念馆，穿过长廊，看着那些老照片，像自己也走进那个时代。经常在故居门前的马路散步，顺着高墙走，路边经常有好多蹬三轮的师傅在聊天，在灿烂的阳光下，下棋、侃山，或者眯上一觉，等客人来。
　　郭沫若故居的金字门匾由邓颖超题写，大门里一条小径直伸到一座坐北朝南的垂花门前。在这占地7000多平方米的庭院式两进四合院里，生长着各种各样的植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院子里的10棵银杏，在秋日午后的暖阳中舒展着它们闪亮的叶片。
　　绿荫中一对石狮游玩嬉戏，正是主人的不拘一格，才使它们没有站在大门外显示力量，而是轻松活泼地蹲在草地上。与石狮遥遥相望的是垂花门前两口不成对的铜钟，一左一右，和门前两株古柏相伴为伍。稍高一点的一只铸于明天顺丁丑年，另一只铸于清乾隆甲子年。它们都是郭老的收藏。
　　郭沫若铜像悠然自如地坐落在枝叶纷披的银杏树下，它穿越时空，留下了一个文化先驱的姿态：似在沉思，又似在与前来的朋友傾心交流。
　　而梅兰芳的故居，则是经常关着大门，冬天甚至就不迎接客人。记得有几个夏天，走进那个院子，门口的几间展览着梅兰芳的生平历史图片。我带着几个同学参观过，被它的艺术氛围深深感动。
　　还可以到附近的十三中逛逛，它以前是辅仁附中男生部的校舍。当代著名作家刘心武，就曾在十三中任教十多年。他的成名作《班主任》也许就是取材于他教师生涯中的感受吧。许多人对于这条街的留恋，可以用痴迷来形容。在这条街上，时常可以看到一个人，他已经大学毕业两年了，却经常漫步在这里的夜色中，若有所思。
　　我一直认为定阜街是北京的“文脉”之一，狭长的小巷两旁遍种槐树、柳树，秋天北京的阳光落下细碎的影子，踏上去有点飘忽。附近的什刹海烟水苍茫，堤岸曲折，杨柳依依，雕栏画栋，也有卖旧书画的，有卖古玩的，有老人在拉胡琴唱京戏的，百余年风雨沧桑，在这里充满着老北京一切迟缓、悠长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