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之进化如同生物进化一样每一种进化与发展都是不可逆的。这便意味着，一旦做出了某种“路径选择”，便永无回头路可走。因此，在每一个发展的关键点上的选择都是“紧要关头”。而我们所处的时代，在历史发展的大坐标系上，恰正处在这样一个必须做出某种选择的“紧要关头”。如果说，在非“紧要关头”时，我们尚可以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如何做”这类战术性问题上的话，在“紧要关头”时，我们必须将我们的关注重点放在“在哪做”、“做什么”这类战略性的问题上，因为它是“系好衬衣的第一个纽扣”。在这个意义上，我赞成这样一句话：“对于发展和进步而言，方向比速度更重要。”
　　
　　比照我们这个时代危机爆发的频度和强度，我们不能不认识到，这是一个危机空前频繁、剧烈的时代，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不可靠性和不安全感。危机随时随地挑选它的牺牲品，而人们则无处可逃，因为已经失去了泊于过去的锚，也找不到驶向未来的帆。所以从容的战略不见了，我们所能够见到的理论和实践都不过是应急管理和救火行动。而危机所造成的灾难“选择不同的日子。敲开每一扇门”，“灾难不是仇人所为，受害者无法叫出它们的名字，它们隐身于诸如全球化、市场竞争、金融体系和食品安全等光怪陆离的名目之下”：经济、政治、文化和个人生活仿佛都安插了导火索，在漂浮中寻找点爆的星火，“脚下的大地并不可靠，没有一块坚硬的基石，可以让人驻足一跃。”因此，行动已不再代表任何进步，而行动之后的幻灭感则反映着既往历史的终结投射于文化上的情绪。
　　
　　当下，知识分子和媒体开始日复一日地重复讲述着情节梗概大体相同的故事：在黑夜里，有一个醉汉丢了钱，他在路灯下一圈一圈地寻找，直到匍匐在地。勤奋的记者们完整再现了醉汉是如何转了一圈又一圈，并且访问了他的家属，甚至追溯了他的童年；专家们则争吵不休，有人说他应该再多转一圈，有人说他应该转得更快一点，有人说他为什么醉酒带钱走夜路呢—要么策略有问题要么背后有阴谋，还有人说这“本质上”是一个法治问题，加强酒后理财机制建设势在必行。
　　
　　这个寓言几乎成了所有社会问题的公共讨论“标准路线图”：从企业经营管理到政府执政能力，再到个人的生活方式，人人皆是醉汉。其实，事实的真相是，钱并不在路灯下，只是因为醉汉以及讨论这个问题的人们觉得灯下最明亮、最便利。这也正是我们目前应对发展中的危机与困境时的真实状态——短视，自欺、直觉主义、绕舌绕圈子。远见卓识缺位，整体性的理解力丧失，一切流于虚浮和泡沫，最终被一盏路灯或者一条新闻遮蔽了。我要说的是，在当前的“紧要关头”，我们需要竭力呼唤知识分子的超越意识和批判力，重归时代引领者的关键位置——这既是我们的责任所在，也是我们的尊严所依。
　　
　　在我看来，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应该有点像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敢用自己的不懈行动和职业生命来捍卫道德，正义和信仰。与堂吉诃德不同的是，现代知识分子只是一个脱离现实、敢于幻想。行动盲目的人，他应该从时代的困境出发，闻知社会亟待改革的气息，并以严谨扎实的努力来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我想说的是，现实可能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但也一定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糟。因此，在通向理想的大道上，如果不能一米一米地前进，那我们就一厘米一厘米地前进；如果不能一厘米一厘米地前进，那我们就一毫米一毫米地前进——关键在于，我们努力地在向着正确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