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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是一部皇皇之作，一千余页，九十五万字，沉甸甸的。今年四月得到编者赠书后，即远行欧洲，将它放在旅行包内。金融思想史于我是有求知欲的陌生领域。翻阅之后，想到了一些问题。
一、研究路径
回看二十世纪，中国的金融制度曲折反复，金融思想层出不穷，丰富多彩，二者互相影响，有时是正面影响，有时背道而驰。相关的历史研究通常沿着两条线展开：一条是以金融经济运行为线索，思想隐蔽其中，比如像银行史、货币史，这方面的著作相对丰富；一条以思想理论为线索，对经济实践则着墨有限。张家骧主编的《中国货币思想史》是近年来的一部代表作。
第二条线，即研究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的途径，可能有这样三种：一是以不同的历史阶段为背景，理出其中的思想线索；二是以金融专题为支撑，研究相应的思想；三是以人物为线索，总结他们的思想。本书选择的就是第三种。
无论哪一种途径，都要面对如何选择对金融经济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谁的思想被载入史册的挑战，以什么作为参照系呢？一方面，中国不可能脱离国际金融体系；另一方面，金融经济有其历史演变的惯性。比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无论是废两改元，还是法币改革，都有强烈的国际因素，也包含着金融经济的内在逻辑。从大的历史方向看，中国与世界经济主流呈现趋同趋势，这势必反映在金融思想和理论之中。因此，在研究百年金融思想学说时，中国和世界，始终是两个基准。也就是说，评价某种金融思想学说的价值，要看它是否符合中国国情，是否符合世界潮流。
二、历史阶段
如何把握中国金融经济的百年历史沿革？多年来，中国现代历史被意识形态化和被“革命阶段化”。摆脱这样的束缚，就需要寻求金融本身的历史发展阶段。
本书没有陷入套路，但是，依然留下了这样的痕迹。在序二，曾经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货币政策委员会主席的戴相龙，将过去百年分成三个阶段，分别是：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九年民国时期；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八年新中国改革开放前时期；一九七八年至今为改革开放时期。进而又将民国时期分成北洋政府时期（一九一二——一九二七）和国民政府时期（一九二七——一九四九），并概括各个时期的金融主题（2页）。这种划分是被广泛接受的，但是它过分强调政治，以政治事件刻画金融经济发展阶段。
经济史和金融史有自身的规律和惯性，与政治制度、政权更迭有联系，但不是对应关系。例如，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其经济和金融制度没有根本改变，在币制改革方面，继承了清朝确立的基本方向。虽历经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政治和社会急剧变革，内战不断，但是变革金融制度的冲动和所追求的基本目标没有中断，直到一九三五年实现法币改革，奠定现代货币经济制度。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华民国开创的现代金融经济特征，在大陆一度消失，却存活于香港和台湾。一九七八年以后，中国经济改革的各种决定，包括九十年代的金融体制改革，建立资本市场等等，可以看做对一九四九年之前原有经济制度、金融制度的回归，也是对当代世界主流金融制度的移植。也就是说，在大中国范围内，自清末民初以来的经济制度其实是延续的。中央银行制度，早在前清就已建立，民国时期更加成熟。所以，改革开放之后，实质性的金融制度创新是有限的，这也是这个时期有创造性的金融思想学说贫乏的原因之一。
从中国二十世纪以来的金融经济实际出发，其所经历的阶段和相关的思想理论似乎可以做这样一种梳理：
（一）清末至民国初年，是金融经济现代化起步阶段。不仅建立了中央银行，发行纸币，而且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允许外国银行进入，鼓励民营银行的建立，着手币制改革。应该说，当时中国的金融制度已经和世界接轨。在亚洲，甚至超前于日本。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在金融制度方面大体继承了清末遗产。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才能更好地理解《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中第一、二章孙中山、郑观应的货币金融思想。其中，孙中山（一八六六——一九二五）的金融思想超前，其钱币革命说对后来南京政府的币制改革有影响；郑观应（一八四二——一九二二）则主张要适应世界币制发展大趋势。
（二）北洋时期（一九一二——一九二七），是探讨改革金融制度的阶段。面对财政困难，大总统袁世凯认为若是发行不兑换纸币，“全国骚然，危亡立见”。于是，财政部设立币制委员会，将货币改革列入议程，中央银行开始运行。“袁大头”的出现是二十世纪中国货币经济的里程碑。它有助于一九三三年完成“废两改元”，实现银本位。并且，早在一九一四和一九一八年，上海和北京就分别建立了证券交易所，民族资本和工业得到发展。在这个阶段，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是既有理论，也有实践的人，格外引人注目。
（三）南京政府（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十年，是奠定中国现代金融制度的阶段。中外史学界称南京十年为“黄金十年”，实不为过。这不仅因为在此期间，工业化有了长足发展，而且货币制度、银行制度，以至整个金融制度快速实现现代化转型。一九三三年，废两改元，确立银本位制度，改变了中国自由市场经济走向，加快金融垄断，开始了国家控制货币经济。一九三五年推行的法币改革，结束了中国传统金属货币时代，跳跃式地进入国际货币经济潮流。在这十年，中国金融理论界人才辈出，百家争鸣，即使马克思学派也有一席之地，至今还遗留了可以继续探讨的历史课题。例如：一九三五年法币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吗？它对中国经济和政治历史的演变有什么影响？这段历史甚至吸引了诸如弗里德曼这样的经济学家。不仅如此，八十年代以后金融改革所涉及的很多问题，早在七十余年前的中国经济学和金融界，就多有探讨，这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四）从抗战到国共内战时期（一九三七——一九四九），是现代金融制度遭受挫折、暂时崩溃阶段。法币改革后，国民政府实行的战时通货膨胀政策，没有因为抗战结束而结束，甚至变本加厉，成为废除法币推行金元改革的原因之一。通货膨胀政策不一定必然导致金融制度崩溃。但是，抗战胜利后，在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的短短两年间，南京政府的金融制度却不可逆转地走向崩溃，成为大陆政权易手不可忽视的经济历史原因。如何解释中国金融制度在四十年代末崩溃，是当时经济学家关注和讨论的问题。本书第十一章的陈岱孙，第十二章的王亚南，第十三章的胡寄窗，第十四章的黄宪章，第十七章的刘敖，第二十一章的张培刚都涉及这个问题。中国主流思想基本上彻底否定国民党自抗战到一九四九年的货币政策，把国民党金融制度崩溃简单化、政治化。尽管近年来民国成为热门话题，但是相对于浩瀚的文献，民国金融思想史的研究尚十分欠缺。值得提及的是，最近有学者力求给出更客观的分析，强调是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导致金融制度的失败；恶性通货膨胀与政府货币流通区域的急剧缩小有直接关系；所谓的金融制度崩溃主要集中在上海，而非全国范围（朱嘉明：《一九四五——一九四九：从通货膨胀失控到货币金融体系崩溃》，载朱嘉明：《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台湾，远流出版公司二○一二年版〕之第三章：《转型：从“银本位”到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一九一一——一九四九）》）。探讨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仅对理解金融史有意义，而且对理解中国当代史也有价值。 （五）一九四九至一九八○年，是现代金融制度大倒退的阶段。在计划经济下，罢黜金融，也谈不上金融思想。所谓人民币价值基础的争论是缘木求鱼。遗憾的是，金融思想学说的“枯竭”，不仅仅因为实行计划经济，也因为本该出产思想的人屈从于统治集团的意志和说法，不能，也没有独立思想。从二十一章张培刚的思想学说中可以看到，他关于内战—通胀关系、通货膨胀下的中国农业发展、农村合作金融短缺论、影响汇率的汇率管理说等都产生于三十至四十年代，也就是在他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的时期。此后有将近半个世纪的空白。类似的还有第十一章的陈岱孙等等。很多金融家和学者的命运极为悲惨。他们曾经是饱学之士，民国年间服务于政府、研究机构或银行，很多人没有活到一九七八年；有些人虽然活到了，但是老病交加，与世隔绝三十年，思想也沉没了。一九四九年以后上大学的一代，压根儿没有机会接触金融。还有一些人则走的是极端形而下的路线，替政策找说法、献计献策，讨论伪命题。对此，本书没有给予分析和评论，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当然，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仍旧不乏有贡献的人物，像本书第十五章的薛暮桥（一九○四——二○○五），第三十章的杨培新（一九二二—— ）等等。
必须看到，在中国大陆金融思想和理论“乏善可陈”的时期，海外，包括台湾经济学家的视角和贡献值得高度关注。本书收录了蒋硕杰（一九一八——一九九三）（二十六章）、王作荣（一九一九—— ）（二十九章）、费景汉（一九二三——一九九六）（三十一章）的思想学说。严格地讲，一九四九年之后的台湾金融浴火重生，延续了民国金融制度现代化的轨迹，为后来中国大陆提供了经验教训。
（六）八十年代之后，是重建现代金融制度的阶段。以一九八九年为线，呈现两个时期。为数不多，甚至稀少的一些金融学者最大的贡献是把他们在民国时对西方的了解和所学介绍进来，第二十二章的丁鹄（一九一六——二○○○）就是这样一位。他或许并没有什么创新金融思想学说，但是，作为五道口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教授，把知识传授给年轻学子，那是久旱之后的甘霖。诸如此类还有三十二章的虞关涛（一九二三——一九九八）等。这一时期年富力强、有创建的人物有黄达（一九二五—— ）（三十四章）、刘鸿儒（一九三○—— ）（四十一章）等等。此外，第四十七章的邱兆祥（一九四一—— ）涉及面较广，第四十八章孔祥毅（一九四一—— ）的中央银行制度变迁史和票号研究很有意思。
在过去二十余年，中国金融业成为最显赫的行业。然而，相关的学术研究和思想相当滞后。除了一些零星的、片断的思想，未见系统的思想学说，且没有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甚至将不断成熟的现代国际金融制度与风马牛不相及的“阴谋论”挂钩。中国提供了重建和回归现代货币经济的空前试验场，货币化和财富大爆炸交相呼应，金融制度与世界接轨。然而在一个如此特殊，体积庞大的转型经济体中，时至今日，没能出产金融思想大家，无疑是十分遗憾的。
三、人物选择
过去百年，中国金融制度经历了从市场经济到计划经济再回归市场经济的过程，同世界的关系从连通到隔绝再到开放。其间，金融思想是如何反映和影响这个转型过程的？对此，本书诉诸的方法是通过一个一个人物的思想，将其串联起来，并力求保持原汁原味。以人为线索，是这部著作的创新之处。但是，也可能出现遗漏，可能出现所选人物的思想重复，同时也意味着出现思想空白。这无疑是一种挑战。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所选之人和不同金融发展历史阶段的关系。一般来说，是根据不同的历史阶段，选择出有代表性的人物和思想，使人物在时间分布上比较合理，思想脉络比较清晰。在这方面，本书有这样做的安排和意向。但是，可能受制于中国现代金融史的发展阶段框架，对诸如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金融思想发掘不够，而遗漏了一些人物和思想。虽然本书选择了陈光甫（一八八一——一九七六）（四章）、张嘉璈（一八八九——一九七九）（六章）、宋子文（一八九四——一九七一）（七章）等，但是，他们还不足以反映那个时代的金融思想。仅以一九九六年再版的民国小丛书《中国货币史银行史卷》为例：其中有张家骧一九二五年出版的《中华币制史》，潘子豪一九二九年出版的《中国钱庄概要》，施伯一九三一年出版的《钱庄学》，周葆銮一九一九年出版的《中华银行史》，还收集了中国币制汇编。不难发现，当时在金融思想学说方面，特别是对于中国银行制度、货币本位、币制改革思想的深刻性，对中国国情的深入，都非今人可比。有些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并非那么显赫，但是，既然研究思想，那么思想就比人重要，应该尽可能穷尽。比如杨端六（一八八五——一九六六），早在一九三○年就出版了《货币与银行》，多次再版，并作为教科书；刘大钧（一八九一——一九六二）著有《中国的工业和财政》、《外国在华投资》、《经济动员与统制经济》、《非常时期的货币问题》等；周德伟（一九○二——一九八六），哈耶克的学生，著有《中立货币研究》、《金融平衡论》；还有杰出的女性经济学家赵兰坪，其《经济学》在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七年间印行二十六版，著有《资本节制论》（与任福履合著）、《现代币制论》、《外汇统制问题》、《通货外汇与物价》、《货币学》、《货币与银行》、《各国通货政策与货币战争》等等。在张家骧主编的《中国货币思想史》中，列出民国时期上百篇重要文献。有学者研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经济学著作大幅增长，一九二八年达三百六十九种，一九二九年更高达五百九十八种。出版著作的高峰是一九三四、一九三五、一九三六这三年，每年都达九百多种。即使抗战时期，经济学著作依然减少不多。而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经济学界翻译出版了约一千八百一十五种外国经济学书籍。一九三六年中国经济研究机构达二百四十八家，每个研究机构几乎都办有刊物。一九三六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图书室所藏中文经济类杂志即达一千零一十八卷，共有中文杂志四百二十种（孙大权：《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学与经济思想》，载《贵州财经学院学报》，二○一一年第六期）。其中，货币金融是主流经济学界讨论的中心。焦点论题在法币改革前是如何设计一种新的币值稳定的货币制度，以防止中国货币受世界市场波动的牵制。比如，刘振东提出“有限银本位制”，即将货币的银元与货物的银两完全分开。黄元彬提出了“物银矫正策”，即中国与国际合作在伦敦设立统计局，根据输出物物价指数随时调整银价，使中国进出口商品价格保持稳定。顾翊群提出了“管理的银本位制”，即在国外设立汇兑平准基金，以维持汇价稳定。一九三四年白银大量外流后，顾翊群、姚庆三、张素民、赵兰坪等人即提出放弃银本位，实施管理通货制。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法币改革后的论题集中在，如何对通货进行有效管理以达到币值稳定；一九三八至一九四○年，则以是否应该维持法币汇价为主题；一九四○年后，主要是讨论如何反通货膨胀。手头有两本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六年印行的小书：一本是黄元彬的《白银国有论》，一本是张素民的《白银问题与中国币制》。翻阅一下，即可见其专业性和深刻性。这是二十世纪最精彩的篇章。可惜在《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中没能给予足够的展现。
一、研究路径
回看二十世纪，中国的金融制度曲折反复，金融思想层出不穷，丰富多彩，二者互相影响，有时是正面影响，有时背道而驰。相关的历史研究通常沿着两条线展开：一条是以金融经济运行为线索，思想隐蔽其中，比如像银行史、货币史，这方面的著作相对丰富；一条以思想理论为线索，对经济实践则着墨有限。张家骧主编的《中国货币思想史》是近年来的一部代表作。
第二条线，即研究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的途径，可能有这样三种：一是以不同的历史阶段为背景，理出其中的思想线索；二是以金融专题为支撑，研究相应的思想；三是以人物为线索，总结他们的思想。本书选择的就是第三种。
无论哪一种途径，都要面对如何选择对金融经济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想，谁的思想被载入史册的挑战，以什么作为参照系呢？一方面，中国不可能脱离国际金融体系；另一方面，金融经济有其历史演变的惯性。比如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无论是废两改元，还是法币改革，都有强烈的国际因素，也包含着金融经济的内在逻辑。从大的历史方向看，中国与世界经济主流呈现趋同趋势，这势必反映在金融思想和理论之中。因此，在研究百年金融思想学说时，中国和世界，始终是两个基准。也就是说，评价某种金融思想学说的价值，要看它是否符合中国国情，是否符合世界潮流。
二、历史阶段
如何把握中国金融经济的百年历史沿革？多年来，中国现代历史被意识形态化和被“革命阶段化”。摆脱这样的束缚，就需要寻求金融本身的历史发展阶段。
本书没有陷入套路，但是，依然留下了这样的痕迹。在序二，曾经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货币政策委员会主席的戴相龙，将过去百年分成三个阶段，分别是：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九年民国时期；一九四九至一九七八年新中国改革开放前时期；一九七八年至今为改革开放时期。进而又将民国时期分成北洋政府时期（一九一二——一九二七）和国民政府时期（一九二七——一九四九），并概括各个时期的金融主题（2页）。这种划分是被广泛接受的，但是它过分强调政治，以政治事件刻画金融经济发展阶段。
经济史和金融史有自身的规律和惯性，与政治制度、政权更迭有联系，但不是对应关系。例如，辛亥革命后的民国，其经济和金融制度没有根本改变，在币制改革方面，继承了清朝确立的基本方向。虽历经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政治和社会急剧变革，内战不断，但是变革金融制度的冲动和所追求的基本目标没有中断，直到一九三五年实现法币改革，奠定现代货币经济制度。一九四九年之后，中华民国开创的现代金融经济特征，在大陆一度消失，却存活于香港和台湾。一九七八年以后，中国经济改革的各种决定，包括九十年代的金融体制改革，建立资本市场等等，可以看做对一九四九年之前原有经济制度、金融制度的回归，也是对当代世界主流金融制度的移植。也就是说，在大中国范围内，自清末民初以来的经济制度其实是延续的。中央银行制度，早在前清就已建立，民国时期更加成熟。所以，改革开放之后，实质性的金融制度创新是有限的，这也是这个时期有创造性的金融思想学说贫乏的原因之一。
从中国二十世纪以来的金融经济实际出发，其所经历的阶段和相关的思想理论似乎可以做这样一种梳理：
（一）清末至民国初年，是金融经济现代化起步阶段。不仅建立了中央银行，发行纸币，而且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允许外国银行进入，鼓励民营银行的建立，着手币制改革。应该说，当时中国的金融制度已经和世界接轨。在亚洲，甚至超前于日本。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在金融制度方面大体继承了清末遗产。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才能更好地理解《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中第一、二章孙中山、郑观应的货币金融思想。其中，孙中山（一八六六——一九二五）的金融思想超前，其钱币革命说对后来南京政府的币制改革有影响；郑观应（一八四二——一九二二）则主张要适应世界币制发展大趋势。
（二）北洋时期（一九一二——一九二七），是探讨改革金融制度的阶段。面对财政困难，大总统袁世凯认为若是发行不兑换纸币，“全国骚然，危亡立见”。于是，财政部设立币制委员会，将货币改革列入议程，中央银行开始运行。“袁大头”的出现是二十世纪中国货币经济的里程碑。它有助于一九三三年完成“废两改元”，实现银本位。并且，早在一九一四和一九一八年，上海和北京就分别建立了证券交易所，民族资本和工业得到发展。在这个阶段，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是既有理论，也有实践的人，格外引人注目。
（三）南京政府（一九二七——一九三七）十年，是奠定中国现代金融制度的阶段。中外史学界称南京十年为“黄金十年”，实不为过。这不仅因为在此期间，工业化有了长足发展，而且货币制度、银行制度，以至整个金融制度快速实现现代化转型。一九三三年，废两改元，确立银本位制度，改变了中国自由市场经济走向，加快金融垄断，开始了国家控制货币经济。一九三五年推行的法币改革，结束了中国传统金属货币时代，跳跃式地进入国际货币经济潮流。在这十年，中国金融理论界人才辈出，百家争鸣，即使马克思学派也有一席之地，至今还遗留了可以继续探讨的历史课题。例如：一九三五年法币改革是不可避免的吗？它对中国经济和政治历史的演变有什么影响？这段历史甚至吸引了诸如弗里德曼这样的经济学家。不仅如此，八十年代以后金融改革所涉及的很多问题，早在七十余年前的中国经济学和金融界，就多有探讨，这实在令人感慨万千。
（四）从抗战到国共内战时期（一九三七——一九四九），是现代金融制度遭受挫折、暂时崩溃阶段。法币改革后，国民政府实行的战时通货膨胀政策，没有因为抗战结束而结束，甚至变本加厉，成为废除法币推行金元改革的原因之一。通货膨胀政策不一定必然导致金融制度崩溃。但是，抗战胜利后，在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的短短两年间，南京政府的金融制度却不可逆转地走向崩溃，成为大陆政权易手不可忽视的经济历史原因。如何解释中国金融制度在四十年代末崩溃，是当时经济学家关注和讨论的问题。本书第十一章的陈岱孙，第十二章的王亚南，第十三章的胡寄窗，第十四章的黄宪章，第十七章的刘敖，第二十一章的张培刚都涉及这个问题。中国主流思想基本上彻底否定国民党自抗战到一九四九年的货币政策，把国民党金融制度崩溃简单化、政治化。尽管近年来民国成为热门话题，但是相对于浩瀚的文献，民国金融思想史的研究尚十分欠缺。值得提及的是，最近有学者力求给出更客观的分析，强调是国民党军事上的失败导致金融制度的失败；恶性通货膨胀与政府货币流通区域的急剧缩小有直接关系；所谓的金融制度崩溃主要集中在上海，而非全国范围（朱嘉明：《一九四五——一九四九：从通货膨胀失控到货币金融体系崩溃》，载朱嘉明：《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济两千年》〔台湾，远流出版公司二○一二年版〕之第三章：《转型：从“银本位”到现代信用货币制度（一九一一——一九四九）》）。探讨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仅对理解金融史有意义，而且对理解中国当代史也有价值。 （五）一九四九至一九八○年，是现代金融制度大倒退的阶段。在计划经济下，罢黜金融，也谈不上金融思想。所谓人民币价值基础的争论是缘木求鱼。遗憾的是，金融思想学说的“枯竭”，不仅仅因为实行计划经济，也因为本该出产思想的人屈从于统治集团的意志和说法，不能，也没有独立思想。从二十一章张培刚的思想学说中可以看到，他关于内战—通胀关系、通货膨胀下的中国农业发展、农村合作金融短缺论、影响汇率的汇率管理说等都产生于三十至四十年代，也就是在他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的时期。此后有将近半个世纪的空白。类似的还有第十一章的陈岱孙等等。很多金融家和学者的命运极为悲惨。他们曾经是饱学之士，民国年间服务于政府、研究机构或银行，很多人没有活到一九七八年；有些人虽然活到了，但是老病交加，与世隔绝三十年，思想也沉没了。一九四九年以后上大学的一代，压根儿没有机会接触金融。还有一些人则走的是极端形而下的路线，替政策找说法、献计献策，讨论伪命题。对此，本书没有给予分析和评论，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当然，即使在这样的背景下，仍旧不乏有贡献的人物，像本书第十五章的薛暮桥（一九○四——二○○五），第三十章的杨培新（一九二二—— ）等等。
必须看到，在中国大陆金融思想和理论“乏善可陈”的时期，海外，包括台湾经济学家的视角和贡献值得高度关注。本书收录了蒋硕杰（一九一八——一九九三）（二十六章）、王作荣（一九一九—— ）（二十九章）、费景汉（一九二三——一九九六）（三十一章）的思想学说。严格地讲，一九四九年之后的台湾金融浴火重生，延续了民国金融制度现代化的轨迹，为后来中国大陆提供了经验教训。
（六）八十年代之后，是重建现代金融制度的阶段。以一九八九年为线，呈现两个时期。为数不多，甚至稀少的一些金融学者最大的贡献是把他们在民国时对西方的了解和所学介绍进来，第二十二章的丁鹄（一九一六——二○○○）就是这样一位。他或许并没有什么创新金融思想学说，但是，作为五道口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教授，把知识传授给年轻学子，那是久旱之后的甘霖。诸如此类还有三十二章的虞关涛（一九二三——一九九八）等。这一时期年富力强、有创建的人物有黄达（一九二五—— ）（三十四章）、刘鸿儒（一九三○—— ）（四十一章）等等。此外，第四十七章的邱兆祥（一九四一—— ）涉及面较广，第四十八章孔祥毅（一九四一—— ）的中央银行制度变迁史和票号研究很有意思。
在过去二十余年，中国金融业成为最显赫的行业。然而，相关的学术研究和思想相当滞后。除了一些零星的、片断的思想，未见系统的思想学说，且没有摆脱意识形态的影响，甚至将不断成熟的现代国际金融制度与风马牛不相及的“阴谋论”挂钩。中国提供了重建和回归现代货币经济的空前试验场，货币化和财富大爆炸交相呼应，金融制度与世界接轨。然而在一个如此特殊，体积庞大的转型经济体中，时至今日，没能出产金融思想大家，无疑是十分遗憾的。
三、人物选择
过去百年，中国金融制度经历了从市场经济到计划经济再回归市场经济的过程，同世界的关系从连通到隔绝再到开放。其间，金融思想是如何反映和影响这个转型过程的？对此，本书诉诸的方法是通过一个一个人物的思想，将其串联起来，并力求保持原汁原味。以人为线索，是这部著作的创新之处。但是，也可能出现遗漏，可能出现所选人物的思想重复，同时也意味着出现思想空白。这无疑是一种挑战。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所选之人和不同金融发展历史阶段的关系。一般来说，是根据不同的历史阶段，选择出有代表性的人物和思想，使人物在时间分布上比较合理，思想脉络比较清晰。在这方面，本书有这样做的安排和意向。但是，可能受制于中国现代金融史的发展阶段框架，对诸如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金融思想发掘不够，而遗漏了一些人物和思想。虽然本书选择了陈光甫（一八八一——一九七六）（四章）、张嘉璈（一八八九——一九七九）（六章）、宋子文（一八九四——一九七一）（七章）等，但是，他们还不足以反映那个时代的金融思想。仅以一九九六年再版的民国小丛书《中国货币史银行史卷》为例：其中有张家骧一九二五年出版的《中华币制史》，潘子豪一九二九年出版的《中国钱庄概要》，施伯一九三一年出版的《钱庄学》，周葆銮一九一九年出版的《中华银行史》，还收集了中国币制汇编。不难发现，当时在金融思想学说方面，特别是对于中国银行制度、货币本位、币制改革思想的深刻性，对中国国情的深入，都非今人可比。有些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并非那么显赫，但是，既然研究思想，那么思想就比人重要，应该尽可能穷尽。比如杨端六（一八八五——一九六六），早在一九三○年就出版了《货币与银行》，多次再版，并作为教科书；刘大钧（一八九一——一九六二）著有《中国的工业和财政》、《外国在华投资》、《经济动员与统制经济》、《非常时期的货币问题》等；周德伟（一九○二——一九八六），哈耶克的学生，著有《中立货币研究》、《金融平衡论》；还有杰出的女性经济学家赵兰坪，其《经济学》在一九三三至一九四七年间印行二十六版，著有《资本节制论》（与任福履合著）、《现代币制论》、《外汇统制问题》、《通货外汇与物价》、《货币学》、《货币与银行》、《各国通货政策与货币战争》等等。在张家骧主编的《中国货币思想史》中，列出民国时期上百篇重要文献。有学者研究：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经济学著作大幅增长，一九二八年达三百六十九种，一九二九年更高达五百九十八种。出版著作的高峰是一九三四、一九三五、一九三六这三年，每年都达九百多种。即使抗战时期，经济学著作依然减少不多。而一九四九年以前中国经济学界翻译出版了约一千八百一十五种外国经济学书籍。一九三六年中国经济研究机构达二百四十八家，每个研究机构几乎都办有刊物。一九三六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图书室所藏中文经济类杂志即达一千零一十八卷，共有中文杂志四百二十种（孙大权：《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学与经济思想》，载《贵州财经学院学报》，二○一一年第六期）。其中，货币金融是主流经济学界讨论的中心。焦点论题在法币改革前是如何设计一种新的币值稳定的货币制度，以防止中国货币受世界市场波动的牵制。比如，刘振东提出“有限银本位制”，即将货币的银元与货物的银两完全分开。黄元彬提出了“物银矫正策”，即中国与国际合作在伦敦设立统计局，根据输出物物价指数随时调整银价，使中国进出口商品价格保持稳定。顾翊群提出了“管理的银本位制”，即在国外设立汇兑平准基金，以维持汇价稳定。一九三四年白银大量外流后，顾翊群、姚庆三、张素民、赵兰坪等人即提出放弃银本位，实施管理通货制。一九三五年十一月法币改革后的论题集中在，如何对通货进行有效管理以达到币值稳定；一九三八至一九四○年，则以是否应该维持法币汇价为主题；一九四○年后，主要是讨论如何反通货膨胀。手头有两本商务印书馆一九三六年印行的小书：一本是黄元彬的《白银国有论》，一本是张素民的《白银问题与中国币制》。翻阅一下，即可见其专业性和深刻性。这是二十世纪最精彩的篇章。可惜在《百年中国金融思想学说史》中没能给予足够的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