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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从诫走了，悄悄地走了。这位“低碳生活”理念的主倡者，曾在许多场合都是“不受欢迎的人”。在他因病淡出人们视野之前，记者对他做过一个下午的专访。对视而坐的梁从诫，神情略显安静，往往让人误解为“严肃”，谈及环保则神采飞扬起来，“温文尔雅的学者+耿直敢言的环保斗士”的两重魅力凸现。
作为名门之后，梁从诫是低调的，他不喜欢被当作名门之后受人追捧。只有在参与具体环保行动时，他是高调的，在许多重要的环保事件中，他都作为组织者出现，并且身体力行。或许是家族的基因使然，他10多年来一直在为中国人居环境奔走呼号……
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绿色组织”
1993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在北京西郊京密引水渠边一座荒废的古塔下，一群知识分子通过聚谈环保得出了一个共识：为了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青山绿水，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组织起来，行动起来。
“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在一起谈到环境问题的时候，说国外的经验都是公众推着政府走，而不是政府做好了环保规划、环保法律、公布了要求请公众执行。我们谈到中国的环境问题，说中国没有这种团体，而国外当时最有名的是‘绿色和平’，可惜我们中国没有。哪里找这么一股力量从外部来推动政府、监督政府来进一步地把环境搞好。后来，大家就想，既然没有，咱们自己组织一个怎么样，就这么简单开始的。”这个聚谈会议后来被称为“玲珑园聚会”。
谈起往事时，粱从诫告诉记者有关他名字的来历。他说，自己出生时，父亲正在研读北宋著名建筑家李诫(李明仲)的中国最早的一本建筑专著《营造法式》这本书。“所谓从诫，便是寄，我师从李诫搞建筑了。然而阴差阳错，我搞的却是历史。”
当年，他考清华大学建筑系时差了6分，遂改学历史(当时清华大学建筑系系主任即为梁思成)。1950年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学习，1952年转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进人云南大学任教，后调回北京，主要从事历史方面的教学，研究。1988年，他辞去公职，应聘到民办中国文化书院任教授。从1989年开始，他连续4届任全国政协委员。他本来是个历史学家，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什么风险也不会有，就能有所成就。
学界泰斗、北京大学原副校长季羡林先生曾说：“从诫本来是一个历史学家……然而，他不甘心坐在象牙塔里，养尊处优；他毅然抛开那一条‘无灾无难到公卿’的道路，由一个历史学家一变而为。自然之友’。这就是他忧国忧民忧天下思想的表现，是顺乎民心应乎潮流之举。我对他只能表示钦佩与尊敬。宁愿丢一个历史学家，也要多一个‘自然之友’。”
梁从诫真正开始关注环境问题缘于一个偶然。20世纪80年代初期，正是中国的乡镇企业大发展之时，各地的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人们从主流媒体上看到的也都是乡镇企业如何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消息。
那时的粱从诫创办了一率叫做《百科知识》的杂志，他每天要接到大量的社会来稿。有一天，他从雪片般的来稿中发现了一篇特别的稿件，作者的视角很特别，透过乡镇企业的发展表达了对中国未来环境问题的忧虑。就是这篇来稿，第一次引发了梁从诫对中国环境问题的思考。
1994年3月31日，梁从诫在北京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群众性、会员制的非政府环保组织——“中华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又称“自然之友”)，以“保护自然、善待自然”为宗旨，以开展公众环保教育为己任，以与政府的良好合作为基础，竭力推进中国的环保事业。他就是这个组织的灵魂性领袖人物。
名门之后的鼓与呼
提起“梁从诫”这个名字，许多中国人也许并不太熟悉，然而他的祖父和父亲却赫赫有名：祖父梁启超是维新思想家；父亲梁思成、母亲林徽因则开创了中国建筑史的研究。梁从诫曾笑说自己一生都生活在祖辈和父辈的阴影之下，不过，他也从不讳言自己要利用这样特殊的身世背景来推动中国的环保事业的发展。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过：“曾经有人怀疑我，说你做这事就是为了要出风头，说别的名人的后代隔两代都淹没无闻了，说这个梁从诫是挣扎着要从水下浮出水面，最后居然还让他弄出些响动来了，好像我搞环保就是为了要挣扎着冒出水面，弄出些响动来似的……”
言及上辈及自己的影响，梁从诫微笑着陈述：“如果说我从祖父和父母身上继承了点什么的话，那就是这个信念：人要有社会责任感。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你总得对这个世界有所回报吧。”
同当年的父亲梁思成一样，梁从诫也曾—直在为北京的旧城保护而奔走。
“20世纪50年代，我父母提议保护北京城的时候，北京城基本格局没有动——我父亲形容它是一个‘活的历史博物馆’，人们还在里面居住生活着。那么壮丽的城墙，那么壮丽的城门楼，而且从城墙来讲它有将近800年的历史，是全世界惟一的孤例，他们希望能保存。当时说什么也要拆，我母亲就直接和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当面辩论，说你们现在拆的是真古董，将来你们会后悔的，等到你们后悔的时候，你们再盖就是假古董。现在就是完全应验了她的话，北京到处在盖假古董。到我来呼吁的时候，这些主要的东西都已经没了，就是孤零零的一个小院，我真是觉得很悲哀，但是如果连这一点都不再保护，那北京城就真的只剩下一个故宫，一个北海，一个天坛，其他就荡然无存了。”
每当有了保护文物、保护四合院、保护胡同的活动，梁从诫都参与，每一次可以呼吁的机会，他都不放过，“挽救四合院，一定要明确产权”这样的话，在各种场合，他不知说了多少遍。对北京生存环境恶化的焦虑，始终萦绕着梁从诫。
1997年3月，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就提出《建议首钢停止2160工程并部分逐步迁出北京》的提案，但没有得到采纳。2001年初，作为北京市奥申委生态环境顾问的他重提此事。为此，他给时任北京市长的刘淇写信，“解决首钢对大气和水的污染，还有交通负荷问题的惟一办法，是把首钢有污染的项目全部搬迁出去”。对此，北京市环保局复函表示，首钢“2002年以后要逐步停产污染严重的炼焦、炼铁工序，进一步压缩生产规模，最终要将所有炼钢、炼铁等热加工工序转移出去”。
“首钢搬迁、落户曹妃甸”的消息，让北京市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多年的“顽疾”终于有了确定的指望。“地点和现在确定的一模一样，就在曹妃甸，如果早一点决定变迁，这几年首都的环境质量不至于像现在这么糟糕。”面对迟到多年的搬迁决定，梁从诫的心情有些复杂。
梁从诫的环保义举，赢得广泛认可：“地球奖”、“大熊猫奖”、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使者”、北京奥申委环境顾问、雷蒙·麦格赛赛“公众服务奖”、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保护杰出贡献者”、北京 奥组委环境顾问、2005年“绿色中国”年度人物、2005年度“十大法治人物”……一个个奖项或荣誉接踵而至。粱从诫常说，我只是一个普通公民，只是在履行一个公民的职责。“不受欢迎”的“低碳生活”主倡者
用“温而厉”来形容梁从诫的性格比较恰当。对于前来求教的学生，对于热心环保的志愿者，梁从诫总是面带微笑，谦和可亲；对那些蛮不讲理的官员和财太气粗的老板，粱从诫从来是不畏不惧，直言不讳，有时甚至疾言厉色，拍案而起。
1995年，梁从诫和某省一位官员同去一处风景区，官员随手往车窗外丢矿泉水瓶，当梁从诫劝阻他并下车把瓶子捡回来的时候，官员竟极不耐烦地说：“这有什么关系。扔的人多着呢!”梁从诫在给美国《时代》周刊的文章中写道：“这么简单而明显的问题上，我和他一时竟找不到共同语言。”
在许多场合，倔强的梁从诚是“不受欢迎的人”，“出风头”、“不识时务”、“执拗”、“脾气火暴”、“不撞南墙不回头”之类的风凉话时有耳闻。
2001年，在北京城市河道治理对话会上，他因为河床干洞的缘由，与一位北京市领导争执得面红耳赤。他当面斥费：“你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以至于这位官员气得拂袖而去。
“管别人，先要管好自己。”梁从诫以身作则，用点滴行动诠释着什么是言行一致：每次外出吃饭，即便是赶赴香槟酒晚宴，他都随身携带专门为带筷子而配套使用的“筷子袋”。他拒绝纸巾，只使用一方发黄的白手帕。他家中的洗菜水，收集起来冲马桶；他住的房子，几十年没有装修；出门办事，他能骑自行车就骑自行车……
“自然之友”所有专职工作人员的名片，都是崩废纸印的。非打印不可的资料，都打在废纸张的背面。“自然之友”办公室的许多办公用品，打印机，文件柜、保险柜……都是别人淘汰下来的。工作人员偶尔聚餐，都实行A A制。在“自然之友”的影响下，周围几家比较太的餐馆也已经用可以循环使用的筷子代替了一次性筷子。到过“自然之友”的人都知道，那里的工作人员待客只倒半杯水，“免得浪费”。即便是梁从诫的生日，工作凡员亲手制作的赞卡，也仅是一张小小的签满名字的绿色纸片。
永远的“中国公民环保启蒙的先驱”
这些年来，“自然之友”已经累计发展会员1万余人，其中活跃会员3000余人，团体会员近30家，由会员发起创办的NGO也有十多家。2006年2月，“自然之友”凭活动规模及社会效果、公共决策和社会民众的影响、获取与使用资源的规范性等指标出色而荣获“最具责任感的NGO”称号。
从2004年开始，粱从诫就有意地淡出“自然之友”的工作。他认为，一个健康的组织要依靠组织本身的感召力而非个人感召力。在人大有关环境方面立法的会议中，“自然之友”作为惟一一家NGO被邀请，邀请信上写的是“自然之友”，而不是梁从诫，这让他本人十分欣慰。
2010年10月28日下午4时许，78岁的梁从诚在与疾病抗争数年之后，因病悄然离开了所热爱的这个世界，一如北京深秋的落叶。据梁从诫的夫人方晶介绍，梁从诫去世的病因是“内脏器官衰竭”。
直到去世，“自然之友”和梁从诫的家大还不忘一切从简。“自然之友”发出的讣告称，“为遵从梁老及其家人人的意愿，告别仪式婉拒花圈和花篮，一切从朴、从简。”夫人方晶说，“他在环保方面—直身体力行，后事也不希望太过铺张。”“自然之友”的这份讣告在告诉亲朋好友告别仪式的地点后，还特别写上一句，“请大家优先考虐公共交通出行”。
11月2日，北京世纪坛医院的灵堂。社会各界上千人士自发赶来。逡这位“民间环保的先驱”最后一程。
这是最简朴的告别仪式之一。告别仪式现场，“自然之友”及梁从诫的家属为公众准备了1000多支白菊、黄菊，为践行老人的环保理念，这些菊花均会循环使用。清华次学的学生送上了一篮从校园里搜集来的银杏树叶，说“这样的做法是对梁先生的最好的怀念和尊重”。
这位堪称民间环保的领袖人物走了，永远地离开了人世间，却与他热爱的草木山河永久地待在了一起。对这位“中国公民环保启蒙的先驱”最好的纪念，莫过于我们每个人在自己选择“低碳生活”的同时，影响，带动更多的人走进这样的生活氛围。
可敬的老人走了。但是他生前播下的“绿色种子”，已开始在960万平公里的中华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责任编辑 张小华
作为名门之后，梁从诫是低调的，他不喜欢被当作名门之后受人追捧。只有在参与具体环保行动时，他是高调的，在许多重要的环保事件中，他都作为组织者出现，并且身体力行。或许是家族的基因使然，他10多年来一直在为中国人居环境奔走呼号……
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绿色组织”
1993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在北京西郊京密引水渠边一座荒废的古塔下，一群知识分子通过聚谈环保得出了一个共识：为了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青山绿水，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组织起来，行动起来。
“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在一起谈到环境问题的时候，说国外的经验都是公众推着政府走，而不是政府做好了环保规划、环保法律、公布了要求请公众执行。我们谈到中国的环境问题，说中国没有这种团体，而国外当时最有名的是‘绿色和平’，可惜我们中国没有。哪里找这么一股力量从外部来推动政府、监督政府来进一步地把环境搞好。后来，大家就想，既然没有，咱们自己组织一个怎么样，就这么简单开始的。”这个聚谈会议后来被称为“玲珑园聚会”。
谈起往事时，粱从诫告诉记者有关他名字的来历。他说，自己出生时，父亲正在研读北宋著名建筑家李诫(李明仲)的中国最早的一本建筑专著《营造法式》这本书。“所谓从诫，便是寄，我师从李诫搞建筑了。然而阴差阳错，我搞的却是历史。”
当年，他考清华大学建筑系时差了6分，遂改学历史(当时清华大学建筑系系主任即为梁思成)。1950年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学习，1952年转入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进人云南大学任教，后调回北京，主要从事历史方面的教学，研究。1988年，他辞去公职，应聘到民办中国文化书院任教授。从1989年开始，他连续4届任全国政协委员。他本来是个历史学家，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什么风险也不会有，就能有所成就。
学界泰斗、北京大学原副校长季羡林先生曾说：“从诫本来是一个历史学家……然而，他不甘心坐在象牙塔里，养尊处优；他毅然抛开那一条‘无灾无难到公卿’的道路，由一个历史学家一变而为。自然之友’。这就是他忧国忧民忧天下思想的表现，是顺乎民心应乎潮流之举。我对他只能表示钦佩与尊敬。宁愿丢一个历史学家，也要多一个‘自然之友’。”
梁从诫真正开始关注环境问题缘于一个偶然。20世纪80年代初期，正是中国的乡镇企业大发展之时，各地的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人们从主流媒体上看到的也都是乡镇企业如何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消息。
那时的粱从诫创办了一率叫做《百科知识》的杂志，他每天要接到大量的社会来稿。有一天，他从雪片般的来稿中发现了一篇特别的稿件，作者的视角很特别，透过乡镇企业的发展表达了对中国未来环境问题的忧虑。就是这篇来稿，第一次引发了梁从诫对中国环境问题的思考。
1994年3月31日，梁从诫在北京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群众性、会员制的非政府环保组织——“中华文化书院绿色文化分院”(又称“自然之友”)，以“保护自然、善待自然”为宗旨，以开展公众环保教育为己任，以与政府的良好合作为基础，竭力推进中国的环保事业。他就是这个组织的灵魂性领袖人物。
名门之后的鼓与呼
提起“梁从诫”这个名字，许多中国人也许并不太熟悉，然而他的祖父和父亲却赫赫有名：祖父梁启超是维新思想家；父亲梁思成、母亲林徽因则开创了中国建筑史的研究。梁从诫曾笑说自己一生都生活在祖辈和父辈的阴影之下，不过，他也从不讳言自己要利用这样特殊的身世背景来推动中国的环保事业的发展。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说过：“曾经有人怀疑我，说你做这事就是为了要出风头，说别的名人的后代隔两代都淹没无闻了，说这个梁从诫是挣扎着要从水下浮出水面，最后居然还让他弄出些响动来了，好像我搞环保就是为了要挣扎着冒出水面，弄出些响动来似的……”
言及上辈及自己的影响，梁从诫微笑着陈述：“如果说我从祖父和父母身上继承了点什么的话，那就是这个信念：人要有社会责任感。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你总得对这个世界有所回报吧。”
同当年的父亲梁思成一样，梁从诫也曾—直在为北京的旧城保护而奔走。
“20世纪50年代，我父母提议保护北京城的时候，北京城基本格局没有动——我父亲形容它是一个‘活的历史博物馆’，人们还在里面居住生活着。那么壮丽的城墙，那么壮丽的城门楼，而且从城墙来讲它有将近800年的历史，是全世界惟一的孤例，他们希望能保存。当时说什么也要拆，我母亲就直接和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当面辩论，说你们现在拆的是真古董，将来你们会后悔的，等到你们后悔的时候，你们再盖就是假古董。现在就是完全应验了她的话，北京到处在盖假古董。到我来呼吁的时候，这些主要的东西都已经没了，就是孤零零的一个小院，我真是觉得很悲哀，但是如果连这一点都不再保护，那北京城就真的只剩下一个故宫，一个北海，一个天坛，其他就荡然无存了。”
每当有了保护文物、保护四合院、保护胡同的活动，梁从诫都参与，每一次可以呼吁的机会，他都不放过，“挽救四合院，一定要明确产权”这样的话，在各种场合，他不知说了多少遍。对北京生存环境恶化的焦虑，始终萦绕着梁从诫。
1997年3月，他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就提出《建议首钢停止2160工程并部分逐步迁出北京》的提案，但没有得到采纳。2001年初，作为北京市奥申委生态环境顾问的他重提此事。为此，他给时任北京市长的刘淇写信，“解决首钢对大气和水的污染，还有交通负荷问题的惟一办法，是把首钢有污染的项目全部搬迁出去”。对此，北京市环保局复函表示，首钢“2002年以后要逐步停产污染严重的炼焦、炼铁工序，进一步压缩生产规模，最终要将所有炼钢、炼铁等热加工工序转移出去”。
“首钢搬迁、落户曹妃甸”的消息，让北京市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多年的“顽疾”终于有了确定的指望。“地点和现在确定的一模一样，就在曹妃甸，如果早一点决定变迁，这几年首都的环境质量不至于像现在这么糟糕。”面对迟到多年的搬迁决定，梁从诫的心情有些复杂。
梁从诫的环保义举，赢得广泛认可：“地球奖”、“大熊猫奖”、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使者”、北京奥申委环境顾问、雷蒙·麦格赛赛“公众服务奖”、国家环保总局“环境保护杰出贡献者”、北京 奥组委环境顾问、2005年“绿色中国”年度人物、2005年度“十大法治人物”……一个个奖项或荣誉接踵而至。粱从诫常说，我只是一个普通公民，只是在履行一个公民的职责。“不受欢迎”的“低碳生活”主倡者
用“温而厉”来形容梁从诫的性格比较恰当。对于前来求教的学生，对于热心环保的志愿者，梁从诫总是面带微笑，谦和可亲；对那些蛮不讲理的官员和财太气粗的老板，粱从诫从来是不畏不惧，直言不讳，有时甚至疾言厉色，拍案而起。
1995年，梁从诫和某省一位官员同去一处风景区，官员随手往车窗外丢矿泉水瓶，当梁从诫劝阻他并下车把瓶子捡回来的时候，官员竟极不耐烦地说：“这有什么关系。扔的人多着呢!”梁从诫在给美国《时代》周刊的文章中写道：“这么简单而明显的问题上，我和他一时竟找不到共同语言。”
在许多场合，倔强的梁从诚是“不受欢迎的人”，“出风头”、“不识时务”、“执拗”、“脾气火暴”、“不撞南墙不回头”之类的风凉话时有耳闻。
2001年，在北京城市河道治理对话会上，他因为河床干洞的缘由，与一位北京市领导争执得面红耳赤。他当面斥费：“你这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以至于这位官员气得拂袖而去。
“管别人，先要管好自己。”梁从诫以身作则，用点滴行动诠释着什么是言行一致：每次外出吃饭，即便是赶赴香槟酒晚宴，他都随身携带专门为带筷子而配套使用的“筷子袋”。他拒绝纸巾，只使用一方发黄的白手帕。他家中的洗菜水，收集起来冲马桶；他住的房子，几十年没有装修；出门办事，他能骑自行车就骑自行车……
“自然之友”所有专职工作人员的名片，都是崩废纸印的。非打印不可的资料，都打在废纸张的背面。“自然之友”办公室的许多办公用品，打印机，文件柜、保险柜……都是别人淘汰下来的。工作人员偶尔聚餐，都实行A A制。在“自然之友”的影响下，周围几家比较太的餐馆也已经用可以循环使用的筷子代替了一次性筷子。到过“自然之友”的人都知道，那里的工作人员待客只倒半杯水，“免得浪费”。即便是梁从诫的生日，工作凡员亲手制作的赞卡，也仅是一张小小的签满名字的绿色纸片。
永远的“中国公民环保启蒙的先驱”
这些年来，“自然之友”已经累计发展会员1万余人，其中活跃会员3000余人，团体会员近30家，由会员发起创办的NGO也有十多家。2006年2月，“自然之友”凭活动规模及社会效果、公共决策和社会民众的影响、获取与使用资源的规范性等指标出色而荣获“最具责任感的NGO”称号。
从2004年开始，粱从诫就有意地淡出“自然之友”的工作。他认为，一个健康的组织要依靠组织本身的感召力而非个人感召力。在人大有关环境方面立法的会议中，“自然之友”作为惟一一家NGO被邀请，邀请信上写的是“自然之友”，而不是梁从诫，这让他本人十分欣慰。
2010年10月28日下午4时许，78岁的梁从诚在与疾病抗争数年之后，因病悄然离开了所热爱的这个世界，一如北京深秋的落叶。据梁从诫的夫人方晶介绍，梁从诫去世的病因是“内脏器官衰竭”。
直到去世，“自然之友”和梁从诫的家大还不忘一切从简。“自然之友”发出的讣告称，“为遵从梁老及其家人人的意愿，告别仪式婉拒花圈和花篮，一切从朴、从简。”夫人方晶说，“他在环保方面—直身体力行，后事也不希望太过铺张。”“自然之友”的这份讣告在告诉亲朋好友告别仪式的地点后，还特别写上一句，“请大家优先考虐公共交通出行”。
11月2日，北京世纪坛医院的灵堂。社会各界上千人士自发赶来。逡这位“民间环保的先驱”最后一程。
这是最简朴的告别仪式之一。告别仪式现场，“自然之友”及梁从诫的家属为公众准备了1000多支白菊、黄菊，为践行老人的环保理念，这些菊花均会循环使用。清华次学的学生送上了一篮从校园里搜集来的银杏树叶，说“这样的做法是对梁先生的最好的怀念和尊重”。
这位堪称民间环保的领袖人物走了，永远地离开了人世间，却与他热爱的草木山河永久地待在了一起。对这位“中国公民环保启蒙的先驱”最好的纪念，莫过于我们每个人在自己选择“低碳生活”的同时，影响，带动更多的人走进这样的生活氛围。
可敬的老人走了。但是他生前播下的“绿色种子”，已开始在960万平公里的中华大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责任编辑 张小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