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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快速变迁，实践持续发展，立法不断演进。历史的脚步走入2011年，刑诉法开始进行第二次“大修”。此次修法正式启动于2010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密集调研，此后召开四次学者座谈会，分专题研讨刑诉法修改的重点问题。
陈光中表示，实际上在上届人大常委会时，就曾考虑过修改刑诉法，但各方分歧太大，难以达成共识。“比如非法证据排除，侦查部门强烈反对，他说没有必要，打击犯罪你整这个就捆了我们的手脚，我们无法保证打击犯罪的力度，其他还有录音录像、律师介入，都反对。”
陈卫东全程参与了这次修法。他介绍，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在惩罚犯罪工作中面临新形势新情况，司法实践对进一步修改完善刑诉法提出了迫切要求。
修改契机来自十七大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于2008年下发的司法体制改革意见，在统一刑诉法修改的思想上有所推进。
“法律的修改完善也得益于近年来司法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果。”陈卫东说，近年全国两会上，很多人大代表提出修改刑诉法的相关议案，司法机关也不断提出修改法律的建议，迫切需要通过完善刑诉法，进一步保障司法机关准确及时惩罚犯罪，保护公民合法权益。
看到法律不断进步完善，陈光中十分兴奋，如同眼见自己的孩子正在茁壮成长。“这部法律从最初的164条，增加到225条，这次修改正在向300条迈进。条文增加与细化，限制人身自由的程序规定更加严密，可以使‘保障人权’的理念在科学化、规范化、具体化中得以落实。”
陈卫东内心也充满喜悦与期盼，“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诉法，是这次修法的最大亮点。这是宪法精神最直接的贯彻。”
宪法保障人权原则在刑诉法中体现得如此具体——完善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特别程序等7个方面的法条增修，都有集中体现。
“这是宪法有规定以来，我国部门法第一次有了明确的人权规定。”陈光中说：“规定这几个字，不仅有宣示性，也有指导性意义。”
人权，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一个敏感词。1979年的刑诉法第一条对立法目的的阐述如下：“刑事诉讼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宪法为根据，结合我国各族人民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经验和打击敌人、保护人民的实际需要制定”。
1996年修法时，这条政治意味浓重的表述，被修改为“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2011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刑诉法修正案草案时，陈光中乐观地认为，保障人权有希望写入刑诉法。在此之前由法工委组织的座谈会上，陈光中就曾呼吁把保障人权写入刑诉法。“但开始并没有改，在今年3月上全国人代会审议时，最后才进行了修改。”学术界和立法机关组成人员持续的努力，终于促成保障人权写入了最后通过的刑诉法修正案。
不过正如陈卫东所言，刑诉法修改不可能一步到位，修法过程还要经历若干次，经历相当长的过程，才能达到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
让秩序与自由平衡，确立人权保障理念，彰显人的尊严。如今，人权保障的程序改革已放在首位。“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诉法，是中国人权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陈光中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
保障人权最终入法，也得益于开门立法，解放思想，让不同观点在思想的市场上自由交流——
2011年12月27日，人民大会堂广西厅，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刑诉法修正案草案的会场，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秦希燕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南腔，发表着他对刑诉法修正案草案的意见。30多条厚厚的一本意见和理由，一个多小时的发言，表达着他对草案修改的热忱……
去年８月，互联网上公布草案全文征求社会意见，共收到８0953条意见。“没想到一部如此专业的法律，大家能提出这么多的意见，还对法条的个别字句都反复斟酌。科技的进步，让立法机关开放性的吸收各种观点和意见成为可能。”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有关负责人说。
让闪光的法律在实践中迸发力量，维护好公平正义的底线，把依法治国推向新的境界。
历史勾勒立法发展轨迹，历史铭记法制光辉历程。刑诉法的制定完善，是中国民主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进程的缩影。司法机关有法必依、严格执法，让刑诉法展现强大生命力，是人民对公平正义的更大期许。
已故的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江华在19８1年12月7日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读起来依然振聋发聩——
“近两年来执行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实践，我们深切地感到，法律的权威不仅表现在制定的法律上，更重要的还表现在对法律的切实贯彻执行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实际上等于无法。”
法律中的机关行使国家权力重大而威严：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
法律构筑的诉讼流程复杂而严密：侦查、拘留、逮捕、公诉、审判……
法律中的“角色”众多纷繁：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律师、警察、检察官、法官……
“保证无辜的人不受追究是刑事诉讼的底线。”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认为，“作为普通的公民，每个人都有犯罪的可能，但是作为国家，应该追求‘最高的善’。这就要求國家在任何时候都要避免自己犯错误，特别是不能犯以合法的方式侵害人的自由、财产和生命的错误。”
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公民人身自由。
“不能依法独立办案，做到法律至上，这是冤错案发生的重要原因。一桩刑事案件发生了，社会舆论、外部环境给办案机关和办案人员也会造成很大压力，常常影响到独立行使司法权。”检察官蒋汉生直言，“办案必须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不屈从任何‘压力’，不照顾‘面子’，所谓的地方部门利益，都不能成为办冤错案的借口。”
司法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底线。培根说：一次错误的判决，等于十次犯罪。一次犯罪只是污染水流，误判却是污染水源。
蒋汉生说，“刑事诉讼活动中的出现司法误判可能是偶然的，但它给当事人造成的伤害却是无法弥补的，而更严重的后果是还会导致公众对司法机关和法律的普遍不信任，甚至形成反社会的对立情绪，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隐患，危及社会长久稳定。”
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
让公平正义从“纸面”到“和人民面对面”，让人民有序参与司法审判，需要制度上的突破和创新。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安东，向全国人代会提交了“在诉讼活动中建立中国特色人民陪审团制度”的议案。
安东认为，建立人民陪审团制度能有效壮大公正司法的力量，增强司法对不当干预的抗干扰能力，最大限度地避免人情、关系和权力对审判的干预。也能强化对法官的监督，促进司法公正廉洁。同时，可以满足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的强烈愿望和需求，促使公众有序、理性表达对司法裁判的意见建议，提高公民法治观念，树立法律信仰。
人要有尊严——陈光中教授激动地说，“即使是死刑犯也不能打他，因为死刑犯也是人，也有人权和尊严！”
法律要有尊严——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文显说，“司法机关在保障法律实施、维护法律尊严和权威、维护公平正义方面，今后担子更重，使命也更加光荣。”
法律，通过司法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司法，让法律的信仰根植于每个社会成员内心。
三十年，我们铭记——公平正义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和殷切期待，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不懈追求。
三十年，我们呼唤——公正对待每一个人，维护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权益，守护好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底线。
策划：卢劲杉 编辑：陈畅鸣 charmingchin@163.com
陈光中表示，实际上在上届人大常委会时，就曾考虑过修改刑诉法，但各方分歧太大，难以达成共识。“比如非法证据排除，侦查部门强烈反对，他说没有必要，打击犯罪你整这个就捆了我们的手脚，我们无法保证打击犯罪的力度，其他还有录音录像、律师介入，都反对。”
陈卫东全程参与了这次修法。他介绍，当前，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在惩罚犯罪工作中面临新形势新情况，司法实践对进一步修改完善刑诉法提出了迫切要求。
修改契机来自十七大后，中共中央办公厅于2008年下发的司法体制改革意见，在统一刑诉法修改的思想上有所推进。
“法律的修改完善也得益于近年来司法体制改革取得的成果。”陈卫东说，近年全国两会上，很多人大代表提出修改刑诉法的相关议案，司法机关也不断提出修改法律的建议，迫切需要通过完善刑诉法，进一步保障司法机关准确及时惩罚犯罪，保护公民合法权益。
看到法律不断进步完善，陈光中十分兴奋，如同眼见自己的孩子正在茁壮成长。“这部法律从最初的164条，增加到225条，这次修改正在向300条迈进。条文增加与细化，限制人身自由的程序规定更加严密，可以使‘保障人权’的理念在科学化、规范化、具体化中得以落实。”
陈卫东内心也充满喜悦与期盼，“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诉法，是这次修法的最大亮点。这是宪法精神最直接的贯彻。”
宪法保障人权原则在刑诉法中体现得如此具体——完善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制度、侦查措施、审判程序、执行规定、特别程序等7个方面的法条增修，都有集中体现。
“这是宪法有规定以来，我国部门法第一次有了明确的人权规定。”陈光中说：“规定这几个字，不仅有宣示性，也有指导性意义。”
人权，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一个敏感词。1979年的刑诉法第一条对立法目的的阐述如下：“刑事诉讼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宪法为根据，结合我国各族人民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经验和打击敌人、保护人民的实际需要制定”。
1996年修法时，这条政治意味浓重的表述，被修改为“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2011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审议刑诉法修正案草案时，陈光中乐观地认为，保障人权有希望写入刑诉法。在此之前由法工委组织的座谈会上，陈光中就曾呼吁把保障人权写入刑诉法。“但开始并没有改，在今年3月上全国人代会审议时，最后才进行了修改。”学术界和立法机关组成人员持续的努力，终于促成保障人权写入了最后通过的刑诉法修正案。
不过正如陈卫东所言，刑诉法修改不可能一步到位，修法过程还要经历若干次，经历相当长的过程，才能达到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
让秩序与自由平衡，确立人权保障理念，彰显人的尊严。如今，人权保障的程序改革已放在首位。“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刑诉法，是中国人权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陈光中激动的心情溢于言表。
保障人权最终入法，也得益于开门立法，解放思想，让不同观点在思想的市场上自由交流——
2011年12月27日，人民大会堂广西厅，全国人大常委会分组审议刑诉法修正案草案的会场，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秦希燕操着一口浓重的湖南腔，发表着他对刑诉法修正案草案的意见。30多条厚厚的一本意见和理由，一个多小时的发言，表达着他对草案修改的热忱……
去年８月，互联网上公布草案全文征求社会意见，共收到８0953条意见。“没想到一部如此专业的法律，大家能提出这么多的意见，还对法条的个别字句都反复斟酌。科技的进步，让立法机关开放性的吸收各种观点和意见成为可能。”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有关负责人说。
让闪光的法律在实践中迸发力量，维护好公平正义的底线，把依法治国推向新的境界。
历史勾勒立法发展轨迹，历史铭记法制光辉历程。刑诉法的制定完善，是中国民主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进程的缩影。司法机关有法必依、严格执法，让刑诉法展现强大生命力，是人民对公平正义的更大期许。
已故的最高人民法院原院长江华在19８1年12月7日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读起来依然振聋发聩——
“近两年来执行刑法、刑事诉讼法的实践，我们深切地感到，法律的权威不仅表现在制定的法律上，更重要的还表现在对法律的切实贯彻执行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实际上等于无法。”
法律中的机关行使国家权力重大而威严：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
法律构筑的诉讼流程复杂而严密：侦查、拘留、逮捕、公诉、审判……
法律中的“角色”众多纷繁：被害人、犯罪嫌疑人、律师、警察、检察官、法官……
“保证无辜的人不受追究是刑事诉讼的底线。”全国人大代表、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认为，“作为普通的公民，每个人都有犯罪的可能，但是作为国家，应该追求‘最高的善’。这就要求國家在任何时候都要避免自己犯错误，特别是不能犯以合法的方式侵害人的自由、财产和生命的错误。”
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公民人身自由。
“不能依法独立办案，做到法律至上，这是冤错案发生的重要原因。一桩刑事案件发生了，社会舆论、外部环境给办案机关和办案人员也会造成很大压力，常常影响到独立行使司法权。”检察官蒋汉生直言，“办案必须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不屈从任何‘压力’，不照顾‘面子’，所谓的地方部门利益，都不能成为办冤错案的借口。”
司法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底线。培根说：一次错误的判决，等于十次犯罪。一次犯罪只是污染水流，误判却是污染水源。
蒋汉生说，“刑事诉讼活动中的出现司法误判可能是偶然的，但它给当事人造成的伤害却是无法弥补的，而更严重的后果是还会导致公众对司法机关和法律的普遍不信任，甚至形成反社会的对立情绪，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隐患，危及社会长久稳定。”
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
让公平正义从“纸面”到“和人民面对面”，让人民有序参与司法审判，需要制度上的突破和创新。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安东，向全国人代会提交了“在诉讼活动中建立中国特色人民陪审团制度”的议案。
安东认为，建立人民陪审团制度能有效壮大公正司法的力量，增强司法对不当干预的抗干扰能力，最大限度地避免人情、关系和权力对审判的干预。也能强化对法官的监督，促进司法公正廉洁。同时，可以满足人民群众参与司法的强烈愿望和需求，促使公众有序、理性表达对司法裁判的意见建议，提高公民法治观念，树立法律信仰。
人要有尊严——陈光中教授激动地说，“即使是死刑犯也不能打他，因为死刑犯也是人，也有人权和尊严！”
法律要有尊严——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文显说，“司法机关在保障法律实施、维护法律尊严和权威、维护公平正义方面，今后担子更重，使命也更加光荣。”
法律，通过司法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司法，让法律的信仰根植于每个社会成员内心。
三十年，我们铭记——公平正义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愿望和殷切期待，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不懈追求。
三十年，我们呼唤——公正对待每一个人，维护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权益，守护好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底线。
策划：卢劲杉 编辑：陈畅鸣 charmingchi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