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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纵览》杂志是从1981年12月创刊的《安徽党史资料通讯》到《安徽党史通讯》、《安徽党史研究》发展演变而来的，至今创刊已30年了。
我从1990年的第6期（总第88期）《安徽党史研究》到1993年第5期任杂志主编；1993年9月开始，以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现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前身）副主任的身份兼任主编，到1998年第1期（总第131期）《党史纵览》，担任主编前后共9个年头，主编刊物44期。此后，作为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主管《党史纵览》，直至1999年年初退休。在刊物30年的历史中，我和刊物结缘10年，对刊物有着深厚的感情。
这10年，通过和编辑部的同志们一起辛勤耕耘，努力奋斗，《党史纵览》得到了快速发展。
实施七大转变 创造多项“第一”
要办好刊物，使刊物不断发展前进，必须认真回顾反思走过的路程，仔细考察审视现实状况。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总结并吸取经验教训，针对实际，制订改革发展的对策，才能树立信心，增强决心，做好工作。
10年间，我们精心制定、积极实施了七大转变战略。
体制和机制大转变
第一个10年，刊物工作一直作为承担多重任务的编辑处的一部分工作存在，没有应有的地位和施展空间，专司刊物工作的人员不固定；“婆婆”层次多，不必要的约束多；编辑人员缺乏自主权、话语权，以致不宜刊发、不该刊发的稿件多有刊发。比如新华社随时播出、中央及省级大报不过夜发表的新闻、资料，拿到两月一期并且不能按时出刊的刊物刊发等。此外，经济关系不独立，在机关“吃大锅饭”，发行量大小无关紧要。体制的弊端导致机制的僵化死板，积极性无法展示，整体活力不能得到发挥。
1990年，编辑处裂解，《安徽党史研究》编辑部诞生。体制一改，全盘皆活，编辑部有了一定的自主权。首先，实行主编负责制，当时机关给我的任命是“编辑部主任”，按照行规应该是“主编”才名正言顺。不管白猫黑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为了刊物的发展，我便在1991年第1期刊物上署上“主编”的称谓。后来的事实证明，此一改动虽小，却让人们对刊物刮目相看，感到刊物在向正规轨道转变，对刊物有了信心。
实行主编负责制以后，编辑、出版、发行等每个环节都有了自主权，有了自主权就有了主动权。新的体制激活了机制，办刊人员积极性迸发出来，刊物充满了活力。
刊物性质、读者对象定位大转变
刊物初创时，是资料性质的，为研究提供资料，这是办刊的初衷。随着全省党史工作的深入，刊物改名为《安徽党史研究》，转向“研究”，“研究”和“资料”共生并存，增加了学术性。刊物的性质决定着其读者对象是全省党史工作机构及人员。
刊物要发展，就要为其性质和读者对象重新定位。经过深入分析，我们对刊物性质作了这样的转变：将其定为资料性、普及教育性与学术性相结合，以资料性、普及教育性为主；读者对象不仅面向党史部门、党史工作者，更侧重面向青少年及广大人民群众。
栏目设置和选题策划大转变
刊物栏目的设置，直接关系着刊物的外在形象和内在质量，不仅是形式表现问题，而且关乎刊物个性特色的发挥、办刊宗旨的体现和社会目标的实现。为此，我们根据党史研究和宣传教育的需要，根据对刊物性质、读者对象的重新定位和刊物的现实状况，扬其所长，避其所短，实施栏目设置科学转变，合理地规划栏目。
后来基本固定的栏目，史论性质的有“探索与争鸣”、“专论”；史料性质的有“文献与史料”、“史海钩沉”；史料与史论相结合的有“专稿”、“省情与国情”；普及教育与史料相结合的有“名人皖事”、“顶梁柱石”、“故事天地”、“刊海拾贝”、“一史一议”；省内兼顾省外的有“安徽近现代人物研究”、“名人皖事”、“党史人物”；党内兼顾党外的有“风雨同舟”；党史与党建相结合的有“党委书记论坛”、“党的建设”；党史兼顾经济建设和党的其他事业的有“企业之路”、“江淮纵览”；对党史业务和办刊业务进行指导的有“业务指导”、“革命领袖论党史”、“党史工作”、“动态与信息”、“读者•作者•编者”。这些相对固定的栏目，有的颇具特色，一直沿用下来。不固定的，有党的重大节日、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纪念专栏。这些栏目既针对安徽实际情况又符合党史研究宣传的实际需要，聚汇了不同内容、特点的文章，极大地满足了不同知识文化层次、不同年龄层次、不同职业背景的读者的阅读兴趣和需要。
根据栏目的要求，进行选题策划。我们从材料采集开始，在大量占有各种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从中找出选题的方位，进行策划。同一个栏目中，可以包含几个主题的文章，根据综合分析的信息，确定选题的主题，考虑形成文章的规模、体裁，比较其优点、特色和价值以及读者对象，经过系统分析研究再决定是否列入选题。这样策划的选题，通过细选选优，刊出的效果很令人满意。
组稿、选稿、编辑加工工作大转变
选题确定以后，有现成的来稿便采用来稿；没有现稿的，编辑人员自己采写，或约请作者撰稿。我们的编辑加工工作，按责任编辑审读、主编审定两道程序进行。责任编辑审读的任务，一是从宏观上把握，鉴别稿件是否可用，有没有加工的基础，提出采用、退稿修改或不予采用的意见和理由；二是从微观上核定史实，修改润色文字。主编审定的任务主要是复核文稿的思想性、审查政治导向，复审重大事实的准确性，最终批示发稿。
由于编辑工作采取严格的两审制，从未发生政治导向有误、重大史实失真，以及重要语言文字上有大的毛病等问题。
校对工作大转变
在刊物的校对工作上，当时我们采取四校制，编辑部三校，印刷大样退作者一校。内部三校，全体人员共同负责，严把道道关口，切实提高准确率。经出版部门审查检测，刊物的总差错率为万分之零点一至零点二，大大低于国家规定万分之一的标准。
设计、装帧、印刷方式大转变
刊物是意识形态内容的物质载体，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又是一种需要交换的物品，具有商品的特征。这种双重性特征决定了刊物的质量特征，表现为：第一，必须坚持正确的导向；第二，必须具有外在美。从1991年第1期起，刊物即在设计、装帧、印刷诸方面实施了转变。
首先，聘请了特邀美术编辑，专司设计装帧。在设计装帧中，最吸引人眼球的是彩色封面上的油画作品、红色的刊徽和彩色的封底，以及封二、封三的大量照片、画作。采取这样的设计装帧，大大增强了刊物的美感。
刊物的目录页和正文页也作了与四封相适应的设计。除设计版式以外，还为文章配发了相关的照片、插图等。刊物印刷，彻底告别铅字，四封采用铜版纸胶版彩色印刷技术，正文也为胶版印刷。
设计、装帧、印刷方式的大转变，给读者以极大的视觉冲击力，使受众脑海里迸发出刊物面目焕然一新的感觉，其效果直观，远远大于其他方面的转变。
经营管理工作大转变
刊物具有商品属性，需要进入市场，参与竞争。事实告诉我们，不转变观念，不抓综合管理是绝对不行的。
发行工作是综合管理必不可少的环节。我们加大宣传力度，努力推广刊物，扩大发行。独立办刊第一年的1991年发行总量突破万份大关，比前一年增长近一倍。
刊发广告是实施综合管理工作必不可少的。经向省工商局申请广告许可得到批准后，即以最快的速度在1991年第1期上刊发了第一版广告。全年刊发广告共4版，创收1.2万元。
综合管理，既抓开源，又抓节流。我们通过多种办法，尽最大努力节约开支。彩色图片电分制版，拿到工价低的深圳制作，又对邮发刊物的包装进行改革，仅这两项一年就节省了1.67万元。
办刊观念的转变和办刊模式的七大转变，带动了办刊整个过程中多程序、全方位、大幅度的转变。一年中，创造了办刊历史上多个“第一”：
第一次实行主编负责制，刊物掌握了编辑、出版、印刷和经营管理的自主权。
第一次为刊物找准性质和读者对象的定位，加强普及教育性，面向社会公众。
第一次直面党委领导层。设“党委书记论坛”专栏，专门发表地、市、县党委书记（或副书记）纵论党史、党史工作、党的建设的文章，加强了刊物与他们的沟通和联系，从而提升了各级党委对党史工作和刊物工作的认知度和支持重视度。
第一次围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设置了诸多栏目，刊发了众多文章和图片，使刊物贴近现实，体现了为现实服务的宗旨。
第一次设“读者•作者•编者”专栏，发表读者、作者的来信，听取意见，与他们交流沟通，共同改进工作，提高刊物质量。
第一次推行两审定稿的编辑工作制度和编者、作者四校的校对工作制度。
七大转变和一系列的创新改革，使刊物内容丰富扎实，形式光鲜亮丽，显示出普及教育性和资料性、学术性相结合的性质特点，以及既严肃又活泼的特色，深受读者的称赞。
持续攀登高峰 再创新的辉煌
1991年，刊物旗开得胜，打响第一炮。在此基础上，从1992年起，我们继续遵循科学的办刊规律，从办刊程序的方方面面入手，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推进创新，进行改革，促进发展。
纵观宣传、组织、发行和编辑、印刷、出版、经营管理等各方面，我们又采取了10项举措：
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宣传刊物。1992年，破天荒召开刊物工作的专门会议，专题研究刊物的改革、创新和发展。在会议上既宣传了刊物，又听取了改进意见，讨论了发展措施。这是第一大举措。
利用各种媒体和平台宣传刊物。几年来，通过《安徽日报》、《安徽新闻出版报》、安徽电视台、安徽人民广播电台发报道、发评介文章，宣传刊物；同时还充分利用全省党建理论研究会等其他平台宣传刊物。通过宣传，使刊物的信息受众增多，传播更广，被认知面扩大。这是第二大举措。
建立并不断完善刊物的通讯网络、发行网络和作者网络。通过这些网络使刊物的覆盖面更加扩大，与受众的联系更紧密，从而不断提高文稿质量，促进了刊物的宣传，提升了刊物的社会影响力。这是第三大举措。
把刊物与精神文明建设挂钩、结合。刊物是精神产品，理应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其刊发的大量生动资料是精神文明建设不可多得的教材。我们专门举办“我为精神文明建设做贡献”的学刊用刊活动。这一活动对于刊物社会效益的发挥，产生了积极作用。这是第四大举措。
设立刊物理事会。1996年1月，刊物正式成立了理事会，并且从当年第1期起，在显著版面扉页上与广大读者见面。我担任理事长，理事会聘请李世农、郑锐为顾问，省人大主任孟富林、副主任陈基余为名誉理事长，聘请诸多我省具有较大规模和较佳绩效的企业的负责同志分别任副理事长或理事。他们有的人格魅力大、社会影响广，有的在企业等经济领域里，个人知名度高。在此前后还多次约请省级以上老同志、领导同志，如张劲夫、王光宇、卢荣景、傅锡寿和孙宗溶、郑淮舟等为本刊撰稿、题词。这些做法，对于刊物地位和影响的提升，意义重大；对于通过与企业合作，提高刊物经济效益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第五大举措。
联合省委组织部发行刊物。从1992年起，我们商请省委组织部与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联合发文，通过地市县委组织部和党史部门共同发行刊物，收到较好效果。这是第六大举措。
《安徽党史研究》更名。通过报请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从1994年第1期起，沿用多年的《安徽党史研究》刊名变更为《党史纵览》，并获颁国内统一刊号CN34—1134/D。《安徽党史研究》这一严肃的刊名使不少读者产生距离感。三十六计，“改”为上计，于是在集思广益的前提下，改用了“党史纵览”这个名字。这是第七大举措。
扩大开本，走出国门。经过筹划，从1997年第1期开始，刊物由普通16开本改为大16开本。改大以后，不但外观庄重大气，而且使文字刊发量增加20%左右。经申请，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并颁发ISSN1005—9482国际标准刊号；同时联系由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负责，向国外发行，国外发行代号为：BM1325。为便于对外发行，在目录页上，除印有中文目录外，增加英文目录。也是从此期开始，设立“杂志社”，对内分工承担了出版发行工作，对外显示机构的健全壮大。四项改革同时并进，这是刊物历史上最重大的创新改革、最重大的突破。这是第八大举措。
贴近现实，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1992年以来，我们一直注重服务于现实，开辟了若干与社会现实，与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紧密联系的栏目，刊发了相应的文稿。尤其值得提及的是我们紧紧把握时代脉搏，根据现实的需要，不失时机地刊发与现实相结合的相关文章。比如，改革开放在全国范围开展十几年了，要继续推进，需要有榜样引路，而深圳正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领头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远赴深圳，采写并发表了《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深圳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调查与思考》一文，评介了深圳10多年来的发展业绩、做法、经验，并且谈了我们的体会。稿件一发出，立即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这是第九大举措。
扩大与改善经营管理。坚持不懈抓发行，不遗余力抓广告，千方百计抓节支。1992年至1998年共刊发彩色广告67版，其中1996年第1期还增刊了4个版的彩色广告专页，每期6版彩色广告，全年16版；1997年、1998年，每年6期，各刊彩色广告15版。1996年第5期起还开始在正文末页刊发黑白广告，至1998年底共刊19版。这是第十大举措。
多年来，年年都有新举措，这些举措，对刊物不断改革和持续发展发挥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有的产生了关键性作用，在刊物的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10年过去了，刊物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1993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局为了集中展示改革开放15年以来我国报刊业的新发展、报刊改革开放和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新成就，于9月27日至10月4日，在北京举办“1978—1993年中国报刊业发展成就博览会”，本刊在全国近9000种报刊中脱颖而出，被选中参展。这标志着本刊跨进了全国报刊的先进行列。
1991年在全省社科类期刊优秀作品评奖活动中，本刊有1篇文章获一等奖，2篇获二等奖，3篇获三等奖。此后在省委宣传部和省新闻出版局领导并组织的1992年第一届全省社科类优秀期刊评选活动中和1997年第二届评选活动中，刊物又两度被评为优秀期刊。
这10年中，刊物质量大幅度提升和管理模式彻底转变使刊物在社会效益明显提高的同时，经济效益数倍翻番。发行量逐年递增，1998年达到两万多份，比1991年万份翻一番还拐了个弯。刊发广告收入逐年上升。
综上所述，10年间，刊物在艰难困苦中，辛勤攀登，砥砺奋进，创造了辉煌成绩。
（责任编辑：周 平）
我从1990年的第6期（总第88期）《安徽党史研究》到1993年第5期任杂志主编；1993年9月开始，以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现省委党史研究室的前身）副主任的身份兼任主编，到1998年第1期（总第131期）《党史纵览》，担任主编前后共9个年头，主编刊物44期。此后，作为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主管《党史纵览》，直至1999年年初退休。在刊物30年的历史中，我和刊物结缘10年，对刊物有着深厚的感情。
这10年，通过和编辑部的同志们一起辛勤耕耘，努力奋斗，《党史纵览》得到了快速发展。
实施七大转变 创造多项“第一”
要办好刊物，使刊物不断发展前进，必须认真回顾反思走过的路程，仔细考察审视现实状况。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总结并吸取经验教训，针对实际，制订改革发展的对策，才能树立信心，增强决心，做好工作。
10年间，我们精心制定、积极实施了七大转变战略。
体制和机制大转变
第一个10年，刊物工作一直作为承担多重任务的编辑处的一部分工作存在，没有应有的地位和施展空间，专司刊物工作的人员不固定；“婆婆”层次多，不必要的约束多；编辑人员缺乏自主权、话语权，以致不宜刊发、不该刊发的稿件多有刊发。比如新华社随时播出、中央及省级大报不过夜发表的新闻、资料，拿到两月一期并且不能按时出刊的刊物刊发等。此外，经济关系不独立，在机关“吃大锅饭”，发行量大小无关紧要。体制的弊端导致机制的僵化死板，积极性无法展示，整体活力不能得到发挥。
1990年，编辑处裂解，《安徽党史研究》编辑部诞生。体制一改，全盘皆活，编辑部有了一定的自主权。首先，实行主编负责制，当时机关给我的任命是“编辑部主任”，按照行规应该是“主编”才名正言顺。不管白猫黑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为了刊物的发展，我便在1991年第1期刊物上署上“主编”的称谓。后来的事实证明，此一改动虽小，却让人们对刊物刮目相看，感到刊物在向正规轨道转变，对刊物有了信心。
实行主编负责制以后，编辑、出版、发行等每个环节都有了自主权，有了自主权就有了主动权。新的体制激活了机制，办刊人员积极性迸发出来，刊物充满了活力。
刊物性质、读者对象定位大转变
刊物初创时，是资料性质的，为研究提供资料，这是办刊的初衷。随着全省党史工作的深入，刊物改名为《安徽党史研究》，转向“研究”，“研究”和“资料”共生并存，增加了学术性。刊物的性质决定着其读者对象是全省党史工作机构及人员。
刊物要发展，就要为其性质和读者对象重新定位。经过深入分析，我们对刊物性质作了这样的转变：将其定为资料性、普及教育性与学术性相结合，以资料性、普及教育性为主；读者对象不仅面向党史部门、党史工作者，更侧重面向青少年及广大人民群众。
栏目设置和选题策划大转变
刊物栏目的设置，直接关系着刊物的外在形象和内在质量，不仅是形式表现问题，而且关乎刊物个性特色的发挥、办刊宗旨的体现和社会目标的实现。为此，我们根据党史研究和宣传教育的需要，根据对刊物性质、读者对象的重新定位和刊物的现实状况，扬其所长，避其所短，实施栏目设置科学转变，合理地规划栏目。
后来基本固定的栏目，史论性质的有“探索与争鸣”、“专论”；史料性质的有“文献与史料”、“史海钩沉”；史料与史论相结合的有“专稿”、“省情与国情”；普及教育与史料相结合的有“名人皖事”、“顶梁柱石”、“故事天地”、“刊海拾贝”、“一史一议”；省内兼顾省外的有“安徽近现代人物研究”、“名人皖事”、“党史人物”；党内兼顾党外的有“风雨同舟”；党史与党建相结合的有“党委书记论坛”、“党的建设”；党史兼顾经济建设和党的其他事业的有“企业之路”、“江淮纵览”；对党史业务和办刊业务进行指导的有“业务指导”、“革命领袖论党史”、“党史工作”、“动态与信息”、“读者•作者•编者”。这些相对固定的栏目，有的颇具特色，一直沿用下来。不固定的，有党的重大节日、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纪念专栏。这些栏目既针对安徽实际情况又符合党史研究宣传的实际需要，聚汇了不同内容、特点的文章，极大地满足了不同知识文化层次、不同年龄层次、不同职业背景的读者的阅读兴趣和需要。
根据栏目的要求，进行选题策划。我们从材料采集开始，在大量占有各种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分析，从中找出选题的方位，进行策划。同一个栏目中，可以包含几个主题的文章，根据综合分析的信息，确定选题的主题，考虑形成文章的规模、体裁，比较其优点、特色和价值以及读者对象，经过系统分析研究再决定是否列入选题。这样策划的选题，通过细选选优，刊出的效果很令人满意。
组稿、选稿、编辑加工工作大转变
选题确定以后，有现成的来稿便采用来稿；没有现稿的，编辑人员自己采写，或约请作者撰稿。我们的编辑加工工作，按责任编辑审读、主编审定两道程序进行。责任编辑审读的任务，一是从宏观上把握，鉴别稿件是否可用，有没有加工的基础，提出采用、退稿修改或不予采用的意见和理由；二是从微观上核定史实，修改润色文字。主编审定的任务主要是复核文稿的思想性、审查政治导向，复审重大事实的准确性，最终批示发稿。
由于编辑工作采取严格的两审制，从未发生政治导向有误、重大史实失真，以及重要语言文字上有大的毛病等问题。
校对工作大转变
在刊物的校对工作上，当时我们采取四校制，编辑部三校，印刷大样退作者一校。内部三校，全体人员共同负责，严把道道关口，切实提高准确率。经出版部门审查检测，刊物的总差错率为万分之零点一至零点二，大大低于国家规定万分之一的标准。
设计、装帧、印刷方式大转变
刊物是意识形态内容的物质载体，具有意识形态的特征，又是一种需要交换的物品，具有商品的特征。这种双重性特征决定了刊物的质量特征，表现为：第一，必须坚持正确的导向；第二，必须具有外在美。从1991年第1期起，刊物即在设计、装帧、印刷诸方面实施了转变。
首先，聘请了特邀美术编辑，专司设计装帧。在设计装帧中，最吸引人眼球的是彩色封面上的油画作品、红色的刊徽和彩色的封底，以及封二、封三的大量照片、画作。采取这样的设计装帧，大大增强了刊物的美感。
刊物的目录页和正文页也作了与四封相适应的设计。除设计版式以外，还为文章配发了相关的照片、插图等。刊物印刷，彻底告别铅字，四封采用铜版纸胶版彩色印刷技术，正文也为胶版印刷。
设计、装帧、印刷方式的大转变，给读者以极大的视觉冲击力，使受众脑海里迸发出刊物面目焕然一新的感觉，其效果直观，远远大于其他方面的转变。
经营管理工作大转变
刊物具有商品属性，需要进入市场，参与竞争。事实告诉我们，不转变观念，不抓综合管理是绝对不行的。
发行工作是综合管理必不可少的环节。我们加大宣传力度，努力推广刊物，扩大发行。独立办刊第一年的1991年发行总量突破万份大关，比前一年增长近一倍。
刊发广告是实施综合管理工作必不可少的。经向省工商局申请广告许可得到批准后，即以最快的速度在1991年第1期上刊发了第一版广告。全年刊发广告共4版，创收1.2万元。
综合管理，既抓开源，又抓节流。我们通过多种办法，尽最大努力节约开支。彩色图片电分制版，拿到工价低的深圳制作，又对邮发刊物的包装进行改革，仅这两项一年就节省了1.67万元。
办刊观念的转变和办刊模式的七大转变，带动了办刊整个过程中多程序、全方位、大幅度的转变。一年中，创造了办刊历史上多个“第一”：
第一次实行主编负责制，刊物掌握了编辑、出版、印刷和经营管理的自主权。
第一次为刊物找准性质和读者对象的定位，加强普及教育性，面向社会公众。
第一次直面党委领导层。设“党委书记论坛”专栏，专门发表地、市、县党委书记（或副书记）纵论党史、党史工作、党的建设的文章，加强了刊物与他们的沟通和联系，从而提升了各级党委对党史工作和刊物工作的认知度和支持重视度。
第一次围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设置了诸多栏目，刊发了众多文章和图片，使刊物贴近现实，体现了为现实服务的宗旨。
第一次设“读者•作者•编者”专栏，发表读者、作者的来信，听取意见，与他们交流沟通，共同改进工作，提高刊物质量。
第一次推行两审定稿的编辑工作制度和编者、作者四校的校对工作制度。
七大转变和一系列的创新改革，使刊物内容丰富扎实，形式光鲜亮丽，显示出普及教育性和资料性、学术性相结合的性质特点，以及既严肃又活泼的特色，深受读者的称赞。
持续攀登高峰 再创新的辉煌
1991年，刊物旗开得胜，打响第一炮。在此基础上，从1992年起，我们继续遵循科学的办刊规律，从办刊程序的方方面面入手，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推进创新，进行改革，促进发展。
纵观宣传、组织、发行和编辑、印刷、出版、经营管理等各方面，我们又采取了10项举措：
召开专门会议，研究、宣传刊物。1992年，破天荒召开刊物工作的专门会议，专题研究刊物的改革、创新和发展。在会议上既宣传了刊物，又听取了改进意见，讨论了发展措施。这是第一大举措。
利用各种媒体和平台宣传刊物。几年来，通过《安徽日报》、《安徽新闻出版报》、安徽电视台、安徽人民广播电台发报道、发评介文章，宣传刊物；同时还充分利用全省党建理论研究会等其他平台宣传刊物。通过宣传，使刊物的信息受众增多，传播更广，被认知面扩大。这是第二大举措。
建立并不断完善刊物的通讯网络、发行网络和作者网络。通过这些网络使刊物的覆盖面更加扩大，与受众的联系更紧密，从而不断提高文稿质量，促进了刊物的宣传，提升了刊物的社会影响力。这是第三大举措。
把刊物与精神文明建设挂钩、结合。刊物是精神产品，理应为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其刊发的大量生动资料是精神文明建设不可多得的教材。我们专门举办“我为精神文明建设做贡献”的学刊用刊活动。这一活动对于刊物社会效益的发挥，产生了积极作用。这是第四大举措。
设立刊物理事会。1996年1月，刊物正式成立了理事会，并且从当年第1期起，在显著版面扉页上与广大读者见面。我担任理事长，理事会聘请李世农、郑锐为顾问，省人大主任孟富林、副主任陈基余为名誉理事长，聘请诸多我省具有较大规模和较佳绩效的企业的负责同志分别任副理事长或理事。他们有的人格魅力大、社会影响广，有的在企业等经济领域里，个人知名度高。在此前后还多次约请省级以上老同志、领导同志，如张劲夫、王光宇、卢荣景、傅锡寿和孙宗溶、郑淮舟等为本刊撰稿、题词。这些做法，对于刊物地位和影响的提升，意义重大；对于通过与企业合作，提高刊物经济效益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第五大举措。
联合省委组织部发行刊物。从1992年起，我们商请省委组织部与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联合发文，通过地市县委组织部和党史部门共同发行刊物，收到较好效果。这是第六大举措。
《安徽党史研究》更名。通过报请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从1994年第1期起，沿用多年的《安徽党史研究》刊名变更为《党史纵览》，并获颁国内统一刊号CN34—1134/D。《安徽党史研究》这一严肃的刊名使不少读者产生距离感。三十六计，“改”为上计，于是在集思广益的前提下，改用了“党史纵览”这个名字。这是第七大举措。
扩大开本，走出国门。经过筹划，从1997年第1期开始，刊物由普通16开本改为大16开本。改大以后，不但外观庄重大气，而且使文字刊发量增加20%左右。经申请，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并颁发ISSN1005—9482国际标准刊号；同时联系由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负责，向国外发行，国外发行代号为：BM1325。为便于对外发行，在目录页上，除印有中文目录外，增加英文目录。也是从此期开始，设立“杂志社”，对内分工承担了出版发行工作，对外显示机构的健全壮大。四项改革同时并进，这是刊物历史上最重大的创新改革、最重大的突破。这是第八大举措。
贴近现实，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1992年以来，我们一直注重服务于现实，开辟了若干与社会现实，与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紧密联系的栏目，刊发了相应的文稿。尤其值得提及的是我们紧紧把握时代脉搏，根据现实的需要，不失时机地刊发与现实相结合的相关文章。比如，改革开放在全国范围开展十几年了，要继续推进，需要有榜样引路，而深圳正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领头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远赴深圳，采写并发表了《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深圳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的调查与思考》一文，评介了深圳10多年来的发展业绩、做法、经验，并且谈了我们的体会。稿件一发出，立即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这是第九大举措。
扩大与改善经营管理。坚持不懈抓发行，不遗余力抓广告，千方百计抓节支。1992年至1998年共刊发彩色广告67版，其中1996年第1期还增刊了4个版的彩色广告专页，每期6版彩色广告，全年16版；1997年、1998年，每年6期，各刊彩色广告15版。1996年第5期起还开始在正文末页刊发黑白广告，至1998年底共刊19版。这是第十大举措。
多年来，年年都有新举措，这些举措，对刊物不断改革和持续发展发挥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有的产生了关键性作用，在刊物的历史上具有转折意义。10年过去了，刊物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1993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局为了集中展示改革开放15年以来我国报刊业的新发展、报刊改革开放和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新成就，于9月27日至10月4日，在北京举办“1978—1993年中国报刊业发展成就博览会”，本刊在全国近9000种报刊中脱颖而出，被选中参展。这标志着本刊跨进了全国报刊的先进行列。
1991年在全省社科类期刊优秀作品评奖活动中，本刊有1篇文章获一等奖，2篇获二等奖，3篇获三等奖。此后在省委宣传部和省新闻出版局领导并组织的1992年第一届全省社科类优秀期刊评选活动中和1997年第二届评选活动中，刊物又两度被评为优秀期刊。
这10年中，刊物质量大幅度提升和管理模式彻底转变使刊物在社会效益明显提高的同时，经济效益数倍翻番。发行量逐年递增，1998年达到两万多份，比1991年万份翻一番还拐了个弯。刊发广告收入逐年上升。
综上所述，10年间，刊物在艰难困苦中，辛勤攀登，砥砺奋进，创造了辉煌成绩。
（责任编辑：周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