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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9月7日,英、美、法、德、日、俄、奥、意八国联军的铁蹄踏破中国国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从此中国背负起4.5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赔款分39年付清,按年息4厘,共本息9.8亿两。美国作为当时的受益国,获得赔款3293.9万余两(折合美金约2444.1万),但当时美国的实际“损失”只有1365.5万美元。对此美国进行了两次退款。
究竟美国的退款善举是一种自我赎罪,还是另有图谋?
一、驻美公使梁诚发现1901年美国向中国索取的庚子赔款数额,与其在北京等地受义和团焚杀劫掠的实际损失不相符合,捏造的赔款数额远远超过实际损失
1904年美国同意庚子退款,首倡列强退款之风,当时的驻美公使梁诚功不可没。
梁诚,原名丕旭,字震东,广东番禺人,1875年作为第四批留美幼童成员之一赴美留学,1881年尚未毕业,即随全体留美幼童被召回。回国后,初任总理衙门章京,后来以候选县丞资格,随张荫桓公使赴美,升任使馆参赞,从此开始外交生涯。跟随张荫桓出访英国时,展现出出色的外交才能。1901年,奉命作为醇亲王载沣的首席随员赴德国“谢罪”,德國皇帝威廉二世要求中方叩头示歉,中方拒绝受辱,随即梁诚建议以鞠躬代替,妙解争执,逐渐在外交界崭露头角。1903年3月,因前驻美、日(日西巴尼亚的简称,即今西班牙)和秘鲁等国公使伍廷芳任期届满,梁诚继伍廷芳出任上述诸国钦差大臣。
梁诚担任驻美公使,可谓身负重任。由于签订条约时清政府没有考虑到金银汇率的浮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政府愈发感到一律用黄金偿付赔款,财政压力太大。因此梁诚受清政府之命,与美国政府商议辛丑条约赔款支付问题,试图与美交涉商议暂改收银。1905年1月,梁诚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讨论赔款用银的问题,海约翰借口关于此事驻华公使康格(Edwin H.Conger)已经提过了,希望和其他国家一同办理,态度坚定,表示婉拒。梁诚借机迂回拉拢,因为在列强争议用银用金偿付时,美国曾经提议用白银支付赔款。然而这次海约翰出尔反尔,回应“当时用金用银之说未定,美国顾念邦交,特允暂行用银,以待各国公议,今各国既得贵政府允认还金,美国自当一例相待”。
梁诚见此情形,晓之以利弊,“中国财政支绌,贵大臣所深知,现筹赔款已穷罗掘,一概还金,势须加增租税,民间艰于负荷,仇洋之念益张,大局或有动摇,祸患何勘设想。贵大臣素主保全宗旨,当能为我筹也策”。梁诚的话戳中了海约翰心底的忧虑,之前赴华专使柔克义(William W. Rockhill)曾致信海约翰,提到要尽可能防止因偿付赔款而对中国百姓征收新税,因为这样做会加深和延续他们的敌对情绪,最终导致的损失将要比现在所取得的几百万还要多得多。为此,海约翰深思良久,态度稍显动摇,“庚子赔款原属过多,现在各国还金已有成议,美款较少,即使收银亦省无几”。梁诚见海约翰立场动摇,趁机提议“各国若将赔款核减,于我财政殊有补益,贵国如能倡首,义声所播,兴起闻风矣”(《清华大学史料选集》第一辑,74页),海约翰称所言极是。
和海约翰的第一次交涉让梁诚看到了希望,尤其是在得知海约翰说赔款“实属过多”之后。随即梁诚展开了调查,在美国国务院秘藏档案和美京国会图书馆翻阅各种记载的文件,发现1901年美国向中国索取的庚子赔款数额,与其在北京等地受义和团焚杀劫掠的实际损失不相符合,捏造的赔款数额远远超过实际损失。于是梁诚将这些文件和数据分别编录成册,继而与海约翰谈判。在铁证面前,海约翰不得不承认“虚构捏造,不合事实”,此时梁诚一展其高超的外交手段,据理力争,步步紧逼“以美国之富,与中美邦交之厚,美国岂吝此区区资财。若能根据切实之调查,将其中‘多取、不应取’之部分,全数退还中国,又须善为使用该款。例如派遣中国男女学生,赴美国留学,则在美国既光明正大、改正其错误,中国亦感激受惠之深,从此更诚心倾向美国矣”(《吴宓自编年传》,151页)。海约翰对梁诚的提议深为其动,于是积极促成退还部分庚子赔款以助兴学。
二、梁诚获得罗斯福的私人允诺,允诺美国将多得的庚子赔款退还给中国
然而就在梁诚筹备退款,呈请清政府款项具体用途时,1905年5月29日海约翰病逝。美国国务卿一职由路提继任,路提是之前代表美国合兴公司与梁诚交涉要求巨额赔款的赔偿者,其还款态度与海约翰不同,梁诚见此情形只能暂停提议退款之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时中美关系也出现前所未有的低潮,美国虐待华工、抵制美货运动、中国强烈要求收回粤汉铁路、广东连州杀害美传教士事件等,为此美国总统罗斯福将退款之事搁置。梁诚通过多方活动皆不奏效,反而引起国务卿路提的不满。直到1907年初,梁诚疏通新任的内部大臣格斐路(J.R.Garfield)与工商部大臣斯特劳斯(O.S.Straus)的关系,向总统密申前议。罗斯福和路提商议,决定退回。梁诚趁此机会,在3月初会见总统共进午餐时,再提此事,终于获得罗斯福的私人允诺,美国将多得的庚子赔款退还给中国。
一波三折。四五月份,梁诚极力交涉局势好转之际,接到外务部的诏令,命即刻回京供差。梁诚担心功亏一篑,回文表示等到退款事宜基本谈妥,便即刻起程,最终外务部强令于7月4日交卸。直到5月份,退款之事大致达成,梁诚于23日起程回国,之后的退款交涉由伍廷芳办理。
1907年6月15日,梁诚接到美国正式照会,基本确定中国应赔款额“仅照收美金十一兆(按即一千一百万)六十五万五千四百九十二元六角九分……其余原定所开之数,即行减免,毋庸贵国担任付给”(另扣除二百万美元作为义和团美国在华教士民间财产损失费)。12月3日,美国总统正式将议案提交,最终经过两院投票,次年5月通过,退款从1909年1月1日开始,第一次庚子退款取得圆满成功。
三、为了争取退款议案通过,中美双方赞成退还的人士都利用各自的私交,极力促成 从1909年开始的第一次庚子退款一直持续到1917年,共计退款本利2892.3万美金。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俄力劝中国参加协约国,打击德国在中国的政治活动和远东的贸易。1917年,中国宣布与协约国并肩作战,便于此中与有关诸国商定,从这一年起,庚款缓付5年,当然美国的退款也随之终止。直到届满缓付期(1922年)的前后,由于美国退款成功和赔款缓期的援例,中国政府开始向各个国家交涉,争取免付或者无条件退还庚款。
相比第一次退款交涉,第二次退款经历少了几分坎坷崎岖。尤其是在第一次退款取得了很好成效的基础上,第二次退还余款,只是时机问题。1920年(民国九年),中国政府拟请美国将未付赔款余数一并退还。1921年,驻美公使施肇基向各方接洽,3月11日,美国参议员洛奇(Henry Cabot Lodge)提出退還庚子赔款的议案。8月11日,参议院未加讨论便予通过。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也认为可行,但是众议院担心其他国家会因此拒付欧战时美国的借款,同时恰好又发生了美侨在华被中国士兵伤害的事件,美政府要求赔偿,因为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回应,所以退还赔款余额被搁置,议案宣布无效。
为了争取退款议案通过,中美双方赞成退还的人士都利用各自的私交,极力促成。中国方面,外交总长顾维钧、驻美公使施肇基,以及国内的教育团体各自活动,与在华美国教育人士交换意见,对退还庚子赔款用于兴学进行交流。美国方面,哥伦比亚大学孟禄教授(Prof.Paul Monroe)积极活动,哥大校长也受孟氏之请,分函各界要人请助。此外,最热心的当属武昌文华大学图书馆主任韦棣华女士(Miss M.E. Wood),听闻有退款之事,特意来到美国华府,恰巧遇到了海密勒氏评论报(The 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编辑鲍惠尔(John B.Powerl)。于是韦女士请教他如何进行退还庚款余额,以促成建立公共图书馆。鲍惠尔将一本国会记录(Congressional Record)交给韦,并指出国会议员名单,建议韦女士分别拜访。韦女士为了促成退款余额之事,在华府六个月期间,拜访了82位参议员,420位众议员,其热诚令人感动。
终于在各方努力之下,1923年(民国十二年)12月6日,参议员洛奇再提退款案;1924年1月11日,众议员麦基(Magee)也提出退还案;2月28日,经过施肇基的多次交涉和努力,众议员外交委员会主席包德(Porter)也提出类似提案。同一事件提案如此之多,证明活动退还者的努力与接触之广,此等现象实属罕见。最终经参议院通过后,于5月8日众议院投票表决,211对114,107票弃权,10日提案通过。总统柯立芝于21日正式批准退还庚子余款以助学之用。
直到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政府指作清偿庚款保证的关税几乎全被日敌所劫持。在美国的理解、同情和支持下,从1939年1月起,庚款暂停偿付。1943年,中国与美、英、荷等国结成同盟。中国与美、英、比、荷、法各国先后签订“平等新约”,条约规定废除1901年的《辛丑条约》。同时,新约签订日上溯至1939年1月的暂停偿付部分,所以,中国对庚款的清偿,实际止于1938年12月。据统计,第二次退款1254.5万美元,中国于1939年1月停付美国庚款,尚有653.8万美元属停付之列,美国两次实际退款3493万余美元。
中国近代因不平等条约所蒙受的屈辱,让历史也蒙上了一层阴影。铅华褪尽,历史的真相有待我们用理性去审视。纵观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两次庚子退款过程,中国外交家们的努力和美国友人对华教育事业的贡献举足轻重。不管美国是对当初赔款过多的一种自我赎罪,还是对华利益另有所图,不可否认,退款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人才的培养起到了积极促进的作用,尤其是退款用于清华学校的创设,更是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杰出的人才。美国首创退款兴学,带动其他国家纷纷效仿,其积极意义也不容忽视。
究竟美国的退款善举是一种自我赎罪,还是另有图谋?
一、驻美公使梁诚发现1901年美国向中国索取的庚子赔款数额,与其在北京等地受义和团焚杀劫掠的实际损失不相符合,捏造的赔款数额远远超过实际损失
1904年美国同意庚子退款,首倡列强退款之风,当时的驻美公使梁诚功不可没。
梁诚,原名丕旭,字震东,广东番禺人,1875年作为第四批留美幼童成员之一赴美留学,1881年尚未毕业,即随全体留美幼童被召回。回国后,初任总理衙门章京,后来以候选县丞资格,随张荫桓公使赴美,升任使馆参赞,从此开始外交生涯。跟随张荫桓出访英国时,展现出出色的外交才能。1901年,奉命作为醇亲王载沣的首席随员赴德国“谢罪”,德國皇帝威廉二世要求中方叩头示歉,中方拒绝受辱,随即梁诚建议以鞠躬代替,妙解争执,逐渐在外交界崭露头角。1903年3月,因前驻美、日(日西巴尼亚的简称,即今西班牙)和秘鲁等国公使伍廷芳任期届满,梁诚继伍廷芳出任上述诸国钦差大臣。
梁诚担任驻美公使,可谓身负重任。由于签订条约时清政府没有考虑到金银汇率的浮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政府愈发感到一律用黄金偿付赔款,财政压力太大。因此梁诚受清政府之命,与美国政府商议辛丑条约赔款支付问题,试图与美交涉商议暂改收银。1905年1月,梁诚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讨论赔款用银的问题,海约翰借口关于此事驻华公使康格(Edwin H.Conger)已经提过了,希望和其他国家一同办理,态度坚定,表示婉拒。梁诚借机迂回拉拢,因为在列强争议用银用金偿付时,美国曾经提议用白银支付赔款。然而这次海约翰出尔反尔,回应“当时用金用银之说未定,美国顾念邦交,特允暂行用银,以待各国公议,今各国既得贵政府允认还金,美国自当一例相待”。
梁诚见此情形,晓之以利弊,“中国财政支绌,贵大臣所深知,现筹赔款已穷罗掘,一概还金,势须加增租税,民间艰于负荷,仇洋之念益张,大局或有动摇,祸患何勘设想。贵大臣素主保全宗旨,当能为我筹也策”。梁诚的话戳中了海约翰心底的忧虑,之前赴华专使柔克义(William W. Rockhill)曾致信海约翰,提到要尽可能防止因偿付赔款而对中国百姓征收新税,因为这样做会加深和延续他们的敌对情绪,最终导致的损失将要比现在所取得的几百万还要多得多。为此,海约翰深思良久,态度稍显动摇,“庚子赔款原属过多,现在各国还金已有成议,美款较少,即使收银亦省无几”。梁诚见海约翰立场动摇,趁机提议“各国若将赔款核减,于我财政殊有补益,贵国如能倡首,义声所播,兴起闻风矣”(《清华大学史料选集》第一辑,74页),海约翰称所言极是。
和海约翰的第一次交涉让梁诚看到了希望,尤其是在得知海约翰说赔款“实属过多”之后。随即梁诚展开了调查,在美国国务院秘藏档案和美京国会图书馆翻阅各种记载的文件,发现1901年美国向中国索取的庚子赔款数额,与其在北京等地受义和团焚杀劫掠的实际损失不相符合,捏造的赔款数额远远超过实际损失。于是梁诚将这些文件和数据分别编录成册,继而与海约翰谈判。在铁证面前,海约翰不得不承认“虚构捏造,不合事实”,此时梁诚一展其高超的外交手段,据理力争,步步紧逼“以美国之富,与中美邦交之厚,美国岂吝此区区资财。若能根据切实之调查,将其中‘多取、不应取’之部分,全数退还中国,又须善为使用该款。例如派遣中国男女学生,赴美国留学,则在美国既光明正大、改正其错误,中国亦感激受惠之深,从此更诚心倾向美国矣”(《吴宓自编年传》,151页)。海约翰对梁诚的提议深为其动,于是积极促成退还部分庚子赔款以助兴学。
二、梁诚获得罗斯福的私人允诺,允诺美国将多得的庚子赔款退还给中国
然而就在梁诚筹备退款,呈请清政府款项具体用途时,1905年5月29日海约翰病逝。美国国务卿一职由路提继任,路提是之前代表美国合兴公司与梁诚交涉要求巨额赔款的赔偿者,其还款态度与海约翰不同,梁诚见此情形只能暂停提议退款之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时中美关系也出现前所未有的低潮,美国虐待华工、抵制美货运动、中国强烈要求收回粤汉铁路、广东连州杀害美传教士事件等,为此美国总统罗斯福将退款之事搁置。梁诚通过多方活动皆不奏效,反而引起国务卿路提的不满。直到1907年初,梁诚疏通新任的内部大臣格斐路(J.R.Garfield)与工商部大臣斯特劳斯(O.S.Straus)的关系,向总统密申前议。罗斯福和路提商议,决定退回。梁诚趁此机会,在3月初会见总统共进午餐时,再提此事,终于获得罗斯福的私人允诺,美国将多得的庚子赔款退还给中国。
一波三折。四五月份,梁诚极力交涉局势好转之际,接到外务部的诏令,命即刻回京供差。梁诚担心功亏一篑,回文表示等到退款事宜基本谈妥,便即刻起程,最终外务部强令于7月4日交卸。直到5月份,退款之事大致达成,梁诚于23日起程回国,之后的退款交涉由伍廷芳办理。
1907年6月15日,梁诚接到美国正式照会,基本确定中国应赔款额“仅照收美金十一兆(按即一千一百万)六十五万五千四百九十二元六角九分……其余原定所开之数,即行减免,毋庸贵国担任付给”(另扣除二百万美元作为义和团美国在华教士民间财产损失费)。12月3日,美国总统正式将议案提交,最终经过两院投票,次年5月通过,退款从1909年1月1日开始,第一次庚子退款取得圆满成功。
三、为了争取退款议案通过,中美双方赞成退还的人士都利用各自的私交,极力促成 从1909年开始的第一次庚子退款一直持续到1917年,共计退款本利2892.3万美金。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俄力劝中国参加协约国,打击德国在中国的政治活动和远东的贸易。1917年,中国宣布与协约国并肩作战,便于此中与有关诸国商定,从这一年起,庚款缓付5年,当然美国的退款也随之终止。直到届满缓付期(1922年)的前后,由于美国退款成功和赔款缓期的援例,中国政府开始向各个国家交涉,争取免付或者无条件退还庚款。
相比第一次退款交涉,第二次退款经历少了几分坎坷崎岖。尤其是在第一次退款取得了很好成效的基础上,第二次退还余款,只是时机问题。1920年(民国九年),中国政府拟请美国将未付赔款余数一并退还。1921年,驻美公使施肇基向各方接洽,3月11日,美国参议员洛奇(Henry Cabot Lodge)提出退還庚子赔款的议案。8月11日,参议院未加讨论便予通过。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也认为可行,但是众议院担心其他国家会因此拒付欧战时美国的借款,同时恰好又发生了美侨在华被中国士兵伤害的事件,美政府要求赔偿,因为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回应,所以退还赔款余额被搁置,议案宣布无效。
为了争取退款议案通过,中美双方赞成退还的人士都利用各自的私交,极力促成。中国方面,外交总长顾维钧、驻美公使施肇基,以及国内的教育团体各自活动,与在华美国教育人士交换意见,对退还庚子赔款用于兴学进行交流。美国方面,哥伦比亚大学孟禄教授(Prof.Paul Monroe)积极活动,哥大校长也受孟氏之请,分函各界要人请助。此外,最热心的当属武昌文华大学图书馆主任韦棣华女士(Miss M.E. Wood),听闻有退款之事,特意来到美国华府,恰巧遇到了海密勒氏评论报(The 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编辑鲍惠尔(John B.Powerl)。于是韦女士请教他如何进行退还庚款余额,以促成建立公共图书馆。鲍惠尔将一本国会记录(Congressional Record)交给韦,并指出国会议员名单,建议韦女士分别拜访。韦女士为了促成退款余额之事,在华府六个月期间,拜访了82位参议员,420位众议员,其热诚令人感动。
终于在各方努力之下,1923年(民国十二年)12月6日,参议员洛奇再提退款案;1924年1月11日,众议员麦基(Magee)也提出退还案;2月28日,经过施肇基的多次交涉和努力,众议员外交委员会主席包德(Porter)也提出类似提案。同一事件提案如此之多,证明活动退还者的努力与接触之广,此等现象实属罕见。最终经参议院通过后,于5月8日众议院投票表决,211对114,107票弃权,10日提案通过。总统柯立芝于21日正式批准退还庚子余款以助学之用。
直到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政府指作清偿庚款保证的关税几乎全被日敌所劫持。在美国的理解、同情和支持下,从1939年1月起,庚款暂停偿付。1943年,中国与美、英、荷等国结成同盟。中国与美、英、比、荷、法各国先后签订“平等新约”,条约规定废除1901年的《辛丑条约》。同时,新约签订日上溯至1939年1月的暂停偿付部分,所以,中国对庚款的清偿,实际止于1938年12月。据统计,第二次退款1254.5万美元,中国于1939年1月停付美国庚款,尚有653.8万美元属停付之列,美国两次实际退款3493万余美元。
中国近代因不平等条约所蒙受的屈辱,让历史也蒙上了一层阴影。铅华褪尽,历史的真相有待我们用理性去审视。纵观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两次庚子退款过程,中国外交家们的努力和美国友人对华教育事业的贡献举足轻重。不管美国是对当初赔款过多的一种自我赎罪,还是对华利益另有所图,不可否认,退款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人才的培养起到了积极促进的作用,尤其是退款用于清华学校的创设,更是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杰出的人才。美国首创退款兴学,带动其他国家纷纷效仿,其积极意义也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