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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9月7日，英、美、法、德、日、俄、奥、意八国联军的铁蹄踏破中国国门，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从此中国背负起4.5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赔款分39年付清，按年息4厘，共本息9.8亿两。美国作为当时的受益国，获得赔款3293.9万余两（折合美金约2444.1万），但当时美国的实际“损失”只有1365.5万美元。对此美国进行了两次退款。
究竟美国的退款善举是一种自我赎罪，还是另有图谋？
一、驻美公使梁诚发现1901年美国向中国索取的庚子赔款数额，与其在北京等地受义和团焚杀劫掠的实际损失不相符合，捏造的赔款数额远远超过实际损失
1904年美国同意庚子退款，首倡列强退款之风，当时的驻美公使梁诚功不可没。
梁诚，原名丕旭，字震东，广东番禺人，1875年作为第四批留美幼童成员之一赴美留学，1881年尚未毕业，即随全体留美幼童被召回。回国后，初任总理衙门章京，后来以候选县丞资格，随张荫桓公使赴美，升任使馆参赞，从此开始外交生涯。跟随张荫桓出访英国时，展现出出色的外交才能。1901年，奉命作为醇亲王载沣的首席随员赴德国“谢罪”，德國皇帝威廉二世要求中方叩头示歉，中方拒绝受辱，随即梁诚建议以鞠躬代替，妙解争执，逐渐在外交界崭露头角。1903年3月，因前驻美、日（日西巴尼亚的简称，即今西班牙）和秘鲁等国公使伍廷芳任期届满，梁诚继伍廷芳出任上述诸国钦差大臣。
梁诚担任驻美公使，可谓身负重任。由于签订条约时清政府没有考虑到金银汇率的浮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政府愈发感到一律用黄金偿付赔款，财政压力太大。因此梁诚受清政府之命，与美国政府商议辛丑条约赔款支付问题，试图与美交涉商议暂改收银。1905年1月，梁诚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讨论赔款用银的问题，海约翰借口关于此事驻华公使康格（Edwin H.Conger）已经提过了，希望和其他国家一同办理，态度坚定，表示婉拒。梁诚借机迂回拉拢，因为在列强争议用银用金偿付时，美国曾经提议用白银支付赔款。然而这次海约翰出尔反尔，回应“当时用金用银之说未定，美国顾念邦交，特允暂行用银，以待各国公议，今各国既得贵政府允认还金，美国自当一例相待”。
梁诚见此情形，晓之以利弊，“中国财政支绌，贵大臣所深知，现筹赔款已穷罗掘，一概还金，势须加增租税，民间艰于负荷，仇洋之念益张，大局或有动摇，祸患何勘设想。贵大臣素主保全宗旨，当能为我筹也策”。梁诚的话戳中了海约翰心底的忧虑，之前赴华专使柔克义（William W. Rockhill）曾致信海约翰，提到要尽可能防止因偿付赔款而对中国百姓征收新税，因为这样做会加深和延续他们的敌对情绪，最终导致的损失将要比现在所取得的几百万还要多得多。为此，海约翰深思良久，态度稍显动摇，“庚子赔款原属过多，现在各国还金已有成议，美款较少，即使收银亦省无几”。梁诚见海约翰立场动摇，趁机提议“各国若将赔款核减，于我财政殊有补益，贵国如能倡首，义声所播，兴起闻风矣”（《清华大学史料选集》第一辑，74页），海约翰称所言极是。
和海约翰的第一次交涉让梁诚看到了希望，尤其是在得知海约翰说赔款“实属过多”之后。随即梁诚展开了调查，在美国国务院秘藏档案和美京国会图书馆翻阅各种记载的文件，发现1901年美国向中国索取的庚子赔款数额，与其在北京等地受义和团焚杀劫掠的实际损失不相符合，捏造的赔款数额远远超过实际损失。于是梁诚将这些文件和数据分别编录成册，继而与海约翰谈判。在铁证面前，海约翰不得不承认“虚构捏造，不合事实”，此时梁诚一展其高超的外交手段，据理力争，步步紧逼“以美国之富，与中美邦交之厚，美国岂吝此区区资财。若能根据切实之调查，将其中‘多取、不应取’之部分，全数退还中国，又须善为使用该款。例如派遣中国男女学生，赴美国留学，则在美国既光明正大、改正其错误，中国亦感激受惠之深，从此更诚心倾向美国矣”（《吴宓自编年传》，151页）。海约翰对梁诚的提议深为其动，于是积极促成退还部分庚子赔款以助兴学。
二、梁诚获得罗斯福的私人允诺，允诺美国将多得的庚子赔款退还给中国
然而就在梁诚筹备退款，呈请清政府款项具体用途时，1905年5月29日海约翰病逝。美国国务卿一职由路提继任，路提是之前代表美国合兴公司与梁诚交涉要求巨额赔款的赔偿者，其还款态度与海约翰不同，梁诚见此情形只能暂停提议退款之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时中美关系也出现前所未有的低潮，美国虐待华工、抵制美货运动、中国强烈要求收回粤汉铁路、广东连州杀害美传教士事件等，为此美国总统罗斯福将退款之事搁置。梁诚通过多方活动皆不奏效，反而引起国务卿路提的不满。直到1907年初，梁诚疏通新任的内部大臣格斐路（J.R.Garfield）与工商部大臣斯特劳斯（O.S.Straus）的关系，向总统密申前议。罗斯福和路提商议，决定退回。梁诚趁此机会，在3月初会见总统共进午餐时，再提此事，终于获得罗斯福的私人允诺，美国将多得的庚子赔款退还给中国。
一波三折。四五月份，梁诚极力交涉局势好转之际，接到外务部的诏令，命即刻回京供差。梁诚担心功亏一篑，回文表示等到退款事宜基本谈妥，便即刻起程，最终外务部强令于7月4日交卸。直到5月份，退款之事大致达成，梁诚于23日起程回国，之后的退款交涉由伍廷芳办理。
1907年6月15日，梁诚接到美国正式照会，基本确定中国应赔款额“仅照收美金十一兆（按即一千一百万）六十五万五千四百九十二元六角九分……其余原定所开之数，即行减免，毋庸贵国担任付给”（另扣除二百万美元作为义和团美国在华教士民间财产损失费）。12月3日，美国总统正式将议案提交，最终经过两院投票，次年5月通过，退款从1909年1月1日开始，第一次庚子退款取得圆满成功。
三、为了争取退款议案通过，中美双方赞成退还的人士都利用各自的私交，极力促成 从1909年开始的第一次庚子退款一直持续到1917年，共计退款本利2892.3万美金。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俄力劝中国参加协约国，打击德国在中国的政治活动和远东的贸易。1917年，中国宣布与协约国并肩作战，便于此中与有关诸国商定，从这一年起，庚款缓付5年，当然美国的退款也随之终止。直到届满缓付期（1922年）的前后，由于美国退款成功和赔款缓期的援例，中国政府开始向各个国家交涉，争取免付或者无条件退还庚款。
相比第一次退款交涉，第二次退款经历少了几分坎坷崎岖。尤其是在第一次退款取得了很好成效的基础上，第二次退还余款，只是时机问题。1920年（民国九年），中国政府拟请美国将未付赔款余数一并退还。1921年，驻美公使施肇基向各方接洽，3月11日，美国参议员洛奇（Henry Cabot Lodge）提出退還庚子赔款的议案。8月11日，参议院未加讨论便予通过。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也认为可行，但是众议院担心其他国家会因此拒付欧战时美国的借款，同时恰好又发生了美侨在华被中国士兵伤害的事件，美政府要求赔偿，因为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回应，所以退还赔款余额被搁置，议案宣布无效。
为了争取退款议案通过，中美双方赞成退还的人士都利用各自的私交，极力促成。中国方面，外交总长顾维钧、驻美公使施肇基，以及国内的教育团体各自活动，与在华美国教育人士交换意见，对退还庚子赔款用于兴学进行交流。美国方面，哥伦比亚大学孟禄教授（Prof.Paul Monroe）积极活动，哥大校长也受孟氏之请，分函各界要人请助。此外，最热心的当属武昌文华大学图书馆主任韦棣华女士（Miss M.E. Wood），听闻有退款之事，特意来到美国华府，恰巧遇到了海密勒氏评论报（The 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编辑鲍惠尔（John B.Powerl）。于是韦女士请教他如何进行退还庚款余额，以促成建立公共图书馆。鲍惠尔将一本国会记录（Congressional Record）交给韦，并指出国会议员名单，建议韦女士分别拜访。韦女士为了促成退款余额之事，在华府六个月期间，拜访了82位参议员，420位众议员，其热诚令人感动。
终于在各方努力之下，1923年（民国十二年）12月6日，参议员洛奇再提退款案；1924年1月11日，众议员麦基（Magee）也提出退还案；2月28日，经过施肇基的多次交涉和努力，众议员外交委员会主席包德（Porter）也提出类似提案。同一事件提案如此之多，证明活动退还者的努力与接触之广，此等现象实属罕见。最终经参议院通过后，于5月8日众议院投票表决，211对114，107票弃权，10日提案通过。总统柯立芝于21日正式批准退还庚子余款以助学之用。
直到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政府指作清偿庚款保证的关税几乎全被日敌所劫持。在美国的理解、同情和支持下，从1939年1月起，庚款暂停偿付。1943年，中国与美、英、荷等国结成同盟。中国与美、英、比、荷、法各国先后签订“平等新约”，条约规定废除1901年的《辛丑条约》。同时，新约签订日上溯至1939年1月的暂停偿付部分，所以，中国对庚款的清偿，实际止于1938年12月。据统计，第二次退款1254.5万美元，中国于1939年1月停付美国庚款，尚有653.8万美元属停付之列，美国两次实际退款3493万余美元。
中国近代因不平等条约所蒙受的屈辱，让历史也蒙上了一层阴影。铅华褪尽，历史的真相有待我们用理性去审视。纵观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两次庚子退款过程，中国外交家们的努力和美国友人对华教育事业的贡献举足轻重。不管美国是对当初赔款过多的一种自我赎罪，还是对华利益另有所图，不可否认，退款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人才的培养起到了积极促进的作用，尤其是退款用于清华学校的创设，更是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杰出的人才。美国首创退款兴学，带动其他国家纷纷效仿，其积极意义也不容忽视。
究竟美国的退款善举是一种自我赎罪，还是另有图谋？
一、驻美公使梁诚发现1901年美国向中国索取的庚子赔款数额，与其在北京等地受义和团焚杀劫掠的实际损失不相符合，捏造的赔款数额远远超过实际损失
1904年美国同意庚子退款，首倡列强退款之风，当时的驻美公使梁诚功不可没。
梁诚，原名丕旭，字震东，广东番禺人，1875年作为第四批留美幼童成员之一赴美留学，1881年尚未毕业，即随全体留美幼童被召回。回国后，初任总理衙门章京，后来以候选县丞资格，随张荫桓公使赴美，升任使馆参赞，从此开始外交生涯。跟随张荫桓出访英国时，展现出出色的外交才能。1901年，奉命作为醇亲王载沣的首席随员赴德国“谢罪”，德國皇帝威廉二世要求中方叩头示歉，中方拒绝受辱，随即梁诚建议以鞠躬代替，妙解争执，逐渐在外交界崭露头角。1903年3月，因前驻美、日（日西巴尼亚的简称，即今西班牙）和秘鲁等国公使伍廷芳任期届满，梁诚继伍廷芳出任上述诸国钦差大臣。
梁诚担任驻美公使，可谓身负重任。由于签订条约时清政府没有考虑到金银汇率的浮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清政府愈发感到一律用黄金偿付赔款，财政压力太大。因此梁诚受清政府之命，与美国政府商议辛丑条约赔款支付问题，试图与美交涉商议暂改收银。1905年1月，梁诚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Hay）讨论赔款用银的问题，海约翰借口关于此事驻华公使康格（Edwin H.Conger）已经提过了，希望和其他国家一同办理，态度坚定，表示婉拒。梁诚借机迂回拉拢，因为在列强争议用银用金偿付时，美国曾经提议用白银支付赔款。然而这次海约翰出尔反尔，回应“当时用金用银之说未定，美国顾念邦交，特允暂行用银，以待各国公议，今各国既得贵政府允认还金，美国自当一例相待”。
梁诚见此情形，晓之以利弊，“中国财政支绌，贵大臣所深知，现筹赔款已穷罗掘，一概还金，势须加增租税，民间艰于负荷，仇洋之念益张，大局或有动摇，祸患何勘设想。贵大臣素主保全宗旨，当能为我筹也策”。梁诚的话戳中了海约翰心底的忧虑，之前赴华专使柔克义（William W. Rockhill）曾致信海约翰，提到要尽可能防止因偿付赔款而对中国百姓征收新税，因为这样做会加深和延续他们的敌对情绪，最终导致的损失将要比现在所取得的几百万还要多得多。为此，海约翰深思良久，态度稍显动摇，“庚子赔款原属过多，现在各国还金已有成议，美款较少，即使收银亦省无几”。梁诚见海约翰立场动摇，趁机提议“各国若将赔款核减，于我财政殊有补益，贵国如能倡首，义声所播，兴起闻风矣”（《清华大学史料选集》第一辑，74页），海约翰称所言极是。
和海约翰的第一次交涉让梁诚看到了希望，尤其是在得知海约翰说赔款“实属过多”之后。随即梁诚展开了调查，在美国国务院秘藏档案和美京国会图书馆翻阅各种记载的文件，发现1901年美国向中国索取的庚子赔款数额，与其在北京等地受义和团焚杀劫掠的实际损失不相符合，捏造的赔款数额远远超过实际损失。于是梁诚将这些文件和数据分别编录成册，继而与海约翰谈判。在铁证面前，海约翰不得不承认“虚构捏造，不合事实”，此时梁诚一展其高超的外交手段，据理力争，步步紧逼“以美国之富，与中美邦交之厚，美国岂吝此区区资财。若能根据切实之调查，将其中‘多取、不应取’之部分，全数退还中国，又须善为使用该款。例如派遣中国男女学生，赴美国留学，则在美国既光明正大、改正其错误，中国亦感激受惠之深，从此更诚心倾向美国矣”（《吴宓自编年传》，151页）。海约翰对梁诚的提议深为其动，于是积极促成退还部分庚子赔款以助兴学。
二、梁诚获得罗斯福的私人允诺，允诺美国将多得的庚子赔款退还给中国
然而就在梁诚筹备退款，呈请清政府款项具体用途时，1905年5月29日海约翰病逝。美国国务卿一职由路提继任，路提是之前代表美国合兴公司与梁诚交涉要求巨额赔款的赔偿者，其还款态度与海约翰不同，梁诚见此情形只能暂停提议退款之事。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时中美关系也出现前所未有的低潮，美国虐待华工、抵制美货运动、中国强烈要求收回粤汉铁路、广东连州杀害美传教士事件等，为此美国总统罗斯福将退款之事搁置。梁诚通过多方活动皆不奏效，反而引起国务卿路提的不满。直到1907年初，梁诚疏通新任的内部大臣格斐路（J.R.Garfield）与工商部大臣斯特劳斯（O.S.Straus）的关系，向总统密申前议。罗斯福和路提商议，决定退回。梁诚趁此机会，在3月初会见总统共进午餐时，再提此事，终于获得罗斯福的私人允诺，美国将多得的庚子赔款退还给中国。
一波三折。四五月份，梁诚极力交涉局势好转之际，接到外务部的诏令，命即刻回京供差。梁诚担心功亏一篑，回文表示等到退款事宜基本谈妥，便即刻起程，最终外务部强令于7月4日交卸。直到5月份，退款之事大致达成，梁诚于23日起程回国，之后的退款交涉由伍廷芳办理。
1907年6月15日，梁诚接到美国正式照会，基本确定中国应赔款额“仅照收美金十一兆（按即一千一百万）六十五万五千四百九十二元六角九分……其余原定所开之数，即行减免，毋庸贵国担任付给”（另扣除二百万美元作为义和团美国在华教士民间财产损失费）。12月3日，美国总统正式将议案提交，最终经过两院投票，次年5月通过，退款从1909年1月1日开始，第一次庚子退款取得圆满成功。
三、为了争取退款议案通过，中美双方赞成退还的人士都利用各自的私交，极力促成 从1909年开始的第一次庚子退款一直持续到1917年，共计退款本利2892.3万美金。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法俄力劝中国参加协约国，打击德国在中国的政治活动和远东的贸易。1917年，中国宣布与协约国并肩作战，便于此中与有关诸国商定，从这一年起，庚款缓付5年，当然美国的退款也随之终止。直到届满缓付期（1922年）的前后，由于美国退款成功和赔款缓期的援例，中国政府开始向各个国家交涉，争取免付或者无条件退还庚款。
相比第一次退款交涉，第二次退款经历少了几分坎坷崎岖。尤其是在第一次退款取得了很好成效的基础上，第二次退还余款，只是时机问题。1920年（民国九年），中国政府拟请美国将未付赔款余数一并退还。1921年，驻美公使施肇基向各方接洽，3月11日，美国参议员洛奇（Henry Cabot Lodge）提出退還庚子赔款的议案。8月11日，参议院未加讨论便予通过。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也认为可行，但是众议院担心其他国家会因此拒付欧战时美国的借款，同时恰好又发生了美侨在华被中国士兵伤害的事件，美政府要求赔偿，因为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回应，所以退还赔款余额被搁置，议案宣布无效。
为了争取退款议案通过，中美双方赞成退还的人士都利用各自的私交，极力促成。中国方面，外交总长顾维钧、驻美公使施肇基，以及国内的教育团体各自活动，与在华美国教育人士交换意见，对退还庚子赔款用于兴学进行交流。美国方面，哥伦比亚大学孟禄教授（Prof.Paul Monroe）积极活动，哥大校长也受孟氏之请，分函各界要人请助。此外，最热心的当属武昌文华大学图书馆主任韦棣华女士（Miss M.E. Wood），听闻有退款之事，特意来到美国华府，恰巧遇到了海密勒氏评论报（The 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编辑鲍惠尔（John B.Powerl）。于是韦女士请教他如何进行退还庚款余额，以促成建立公共图书馆。鲍惠尔将一本国会记录（Congressional Record）交给韦，并指出国会议员名单，建议韦女士分别拜访。韦女士为了促成退款余额之事，在华府六个月期间，拜访了82位参议员，420位众议员，其热诚令人感动。
终于在各方努力之下，1923年（民国十二年）12月6日，参议员洛奇再提退款案；1924年1月11日，众议员麦基（Magee）也提出退还案；2月28日，经过施肇基的多次交涉和努力，众议员外交委员会主席包德（Porter）也提出类似提案。同一事件提案如此之多，证明活动退还者的努力与接触之广，此等现象实属罕见。最终经参议院通过后，于5月8日众议院投票表决，211对114，107票弃权，10日提案通过。总统柯立芝于21日正式批准退还庚子余款以助学之用。
直到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政府指作清偿庚款保证的关税几乎全被日敌所劫持。在美国的理解、同情和支持下，从1939年1月起，庚款暂停偿付。1943年，中国与美、英、荷等国结成同盟。中国与美、英、比、荷、法各国先后签订“平等新约”，条约规定废除1901年的《辛丑条约》。同时，新约签订日上溯至1939年1月的暂停偿付部分，所以，中国对庚款的清偿，实际止于1938年12月。据统计，第二次退款1254.5万美元，中国于1939年1月停付美国庚款，尚有653.8万美元属停付之列，美国两次实际退款3493万余美元。
中国近代因不平等条约所蒙受的屈辱，让历史也蒙上了一层阴影。铅华褪尽，历史的真相有待我们用理性去审视。纵观20世纪上半叶美国的两次庚子退款过程，中国外交家们的努力和美国友人对华教育事业的贡献举足轻重。不管美国是对当初赔款过多的一种自我赎罪，还是对华利益另有所图，不可否认，退款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人才的培养起到了积极促进的作用，尤其是退款用于清华学校的创设，更是为中国培养了大批杰出的人才。美国首创退款兴学，带动其他国家纷纷效仿，其积极意义也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