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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师身份
一个没有身份的人是不可想象、也是难以生存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客观”身份，如姓名、年龄、性别、籍贯、家庭住址等。公安局发给每人一张“身份证”，以标识和确认你、我、他(她)的身份，将“我”与其他人区别开来。于是通过这一组关于身份的信息，社会能够识别和承认作为个体的我。而我也能够确认自己。“身份证”的重要性在于标识和确认。丢了身份证，别人就无法识别你的身份，而你自己又不能证明自己。这就是昆德拉名言的深刻之处：自己的身份要在别人眼中才能得到印证，仅凭自己永远无法证明自己是谁。身份：能够让社会认识你是谁，由此也让自己认识自己，这就是一种区分的功能。
教师作为一种职业身份具有“类”的区分性，以标识和确认着教师身份的基本特征：
教师是一类人的“职业状态”。与工人、农民、商人、军人、官员等相区别，这是以教书为谋生手段的职业。教师是一类人的“生存状态”，主要生活在学校和课堂中，生活在抽象的、符号性的语言文字中，是站在讲台上同时面对很多学生疑惑面孔的一种生活。教师也是一种与“教师身份”相联系的“专业素养”和本领，这种素养需要经过多年的知识积累和专门培养。与专业素养紧密相关，教师职业提供着相应的“社会产品”，一种使学生成长和发展、使自然人成为社会人的过程。最后，教师还是一种“社会地位”，无论是在传统中国还是在现代中国(除特殊政治时期外)，总体上教师是有头有脸的人。是一个有自尊、有教养、有地位的社会阶层。
然而，教师的社会地位是相对的。这并不是一个养尊处优的阶层，而是一种辛苦的职业。过去的教书先生就是教书，而且只教一本书，工作很单纯也很自主，很少有人有资格说三道四。而今天则不然。今天的教师。一方面要苦苦追求分数和成绩，否则家长和社会不答应，另一方面要追求素质教育。否则学生和学者不喜欢，而领导无论是学校领导还是教育行政领导，则是分数和素质都要，“鱼”和“熊掌”要兼得。于是有学校造出了“素质型分数”的新词。可见教师处境的艰难和困惑。时代发展了，学生也发生了变化，优秀儿童越来越多，问题儿童也越来越多。想上好学的家庭和儿童越来越多，不想读书的儿童也越来越多。随迁子女越来越多，留守儿童也越来越多。这些不仅对教师的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要求教师付出更多的责任和爱心。今天的教师，要教书，要育人。要参与编写教材，要开发校本课程，要参与学校管理，要不断进修学习，还要进行教育教学研究，在收入有所增加的同时，工作量更是不断增加，教师职业变得越来越辛苦和劳累，有人戏称相当于“农民工”的工作强度，经常产生身体疾病和心理疾病。教师的社会地位确实在不断提高，但领导、社会、家长对学校和教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要安全、要卫生、要美丽、要和谐、要人文、要环保、要绿色、要低碳等等，几乎无所不包。因此，教师虽然是较为稳定、风险不大的社会职业，却又是一种责任心很强。承受着很大心理压力的社会职业。
这就是作为一类人的教师身份。
2 教师阶序
“身份”不仅是自身的标识与确认。也是与他人关系的一种定位，建构了自己与他人的相互关系，形成了特定维度的社会秩序和结构。因此，身份社会中的身份，表征着一种社会关系和等级关系。
从教师身份来看。不仅标识了教师职业与其他职业的区别，而且建立了教师与学生、教师与校长、教师与家长的关系系统和社会结构。而教师“身份”的内部，也相应形成了等级系统，或称之为“阶序”。按照一种“两分法”来划分，这种阶序可以有多个维度的表征：如城市教师与乡村教师，公办教师与民办教师。正式教师与代课教师，高学历教师与低学历教师，优秀教师与一般教师等。前者的学历、地位、收入、声誉等外部评价，能力、素养、尊严等社会感知方面的自我评价，均明显的高于后者。
这里需要着重描述和关注的是以下几种教师身份，他们相对而言处于教师身份中的较低阶序：
代课教师。教师身份的内部阶序中处于最底层的就是代课教师。尤其是经济欠发达的偏远地区的代课教师。这是在中国教育史上为普及义务教育做出巨大贡献的悲剧性的教师群体，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努力、艰辛和坚持，没有他们作为“廉价教师劳动力”所付出的超常牺牲，就不可能实现中国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然而，他们也是一个处于即将消亡状态的教师阶层，因为与其说他们是教师，还不如说他们是从事教师职业的“非教师”，他们并不具有现代教师职业的人格特征和专业素养。伴随着教师学历的全面提升和教师社会地位的全面提高，伴随着义务教育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重大转变，他们逐步退出教师的专业领域是一种必然。但中国教育史上应该而且必须有“代课教师”的历史和文化记忆。
随迁子女学校教师。如果说城市学校中处于“身份阶序”中最高层的是名校教师的话，那么随迁子女学校的教师就是城市学校中最底层的教师，是教师身份中收入最低的一个群体。据某大都市的调研，该市公办中小学教师的月平均工资达到6000元的水平，而同一城市的随迁子女学校教师的月平均工资仅达到1000元左右。同时，这一教师群体的学历不高，相当一部分教师毕业于非正规大学，自身素质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却承担着多省市混杂的随迁子女的教育任务，既面临着多种省份教材的知识传授的巨大难度，又面对着学生流动的经常性的变化，还需要面对着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巨大反差给学生带来的心理和身体的刺激和反应。然而，在公办中小学尚不可能完全吸纳随迁子女接受教育的背景下，随迁子女学校将长期存在，随迁子女学校的教师也将承担着社会转型所托付给他们的重大的历史责任和教育使命。
民办教师。在我国推进办学体制改革，发展社会力量办学的过程中，民办学校和民办教师发挥了重要作用。曾经有一段时间，民办中小学获得了较好的发展空间，办学条件较好，收入较高，社会地位也不低。但伴随着公办中小学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政府投入明显增加，统一实施义务教育绩效工资，清理体制不纯的“混合型”学校，民办学校和民办教师的明显优势不复存在。收入也相对下降。社会地位受到了很大影响。民办教师纷纷试图重回公办。民办教师社会地位的变迁，既是中国教育发展与转型的结果，也是中国教育体制深层问题的凸显和表征。
于是，我们认识到，他们拥有同样的教师身份，却过着完全不同的教师生活。
3 教师情结
身份常常形成特定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不知不觉中，我们会习惯于按照社会给定的身份去行为、思考和选择。而当我们不能够按特定身份行为、思考和选择时。我们就会形成焦虑、疑惑、茫然，心理学把这样的不适应称之为“身份情结”。
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人的“身份情结”往往是一种贬义词，如过分的“尊卑情结”、“功名情结”、“主仆情结”、“门第情结”、“面子情结”等。如果我们中性地描述 “身份情结”，荣格所说的“因情感而集结于潜意识中的复合体”，在日常生活中“强势地控制”着人的行为，从这样一种表述来看教师的身份情结。未必是一种贬义，反而凸显出教师“身份情结”中的一份勇气、执着和超越。
我特别想说的是以下几种教师的“身份情结”：
中师教师。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有一大批优秀初高中毕业生为“跳农门”而进入中师，成为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直到今天我国中小学教师队伍的骨干和中坚力量，相当一部分中师生成为教育行政领导、校长和优秀教师。然而，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今天教师队伍学历越来越高，中师学历尽管在小学依然是合格学历，但在社会和他人的眼里已完全不能代表教师的职业素养和专业能力。然而正如《最后的中师生，我们还在路上》一文作者王欣如所表达的深刻情感一样，在那样一种身份的自卑中蕴藏着“态度决定一切”的坚韧，一种“乡村文化的基因”。正因为有着这样一种做好教师的情结，他们才能够起于“童工”，止于“大家”，他们以中师学历进入高等学校并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人不在少数，而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成为教学名家和管理名家的则更多。
“漂移”教师。我很喜欢“漂移”这个词，更喜欢这个词所赋予教师身份的一种新的含义。因为传统教师职业的鲜明特点是“稳定”和“保险”。而“漂移教师”给人强烈的“变动”和“风险”的感受。至尊先师孔子带着他的学生周游列国，可能是最早的“漂移”教师，也是一种最早的行走着的教育和课堂，这是一种让现代人想起来就兴奋和惊喜的教育(当然孔子和他的学生不怎么会这么想)。《大胆地漂，幸福地长》的作者高子阳不仅有教师身份的情结，更有追求幸福教育和幸福人生的教师情怀。他自己形容自己笨手笨脚、笨心笨脑，还刻骨铭心地思念着故土和好友，但义无反顾地做了“漂移教师”，在经历漂移的痛苦和磨难后超越了自己，也成就了自己。追求幸福的教育人生，是好教师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它可能是一种信念，但经过现实的压抑后会成为一种强烈的潜意识。控制其行为和选择，从而成为一种不断冒险、不断探究、不断创造的重要内在动力。在中国的流动人口达到2.11亿的同时。不知道有多少教师正处于“漂移”的过程，正在体验“漂移”的风险和风景，而没有风险也就不可能看到教育的美丽，就不可能享受教育的快乐，不可能看到教育世界中更多样、更丰富、更瑰丽的风景。
“80后”教师。这是一群青春年少的教师，充满活力的教师，也是话语方式和行为方式明显不同于“教师身份”这一概念的教师。在陆佳雨《生于80后》的文章中，我们看到了学校和老教师对“80后”的不信任，也看到了“80后”教师的表现：起初并不愿意当教师，却也把教师当得很精彩；学生与教师没大没小、直呼其名，教学效果和教学成绩也很不错：既能够陶醉于享乐于歌星的梦想，也能够有责任、有担当地完成地震灾区支教的任务。文章中有一个细节，特别鲜明和亮丽。学校要派一名教师去四川锦竹，一本正经地来了五个校长副校长找陆雨佳谈话。结果不出三秒就以“一定去”结束了谈话。太爽了!爽得完全出乎校长的判断。还提醒他回家后再商量商量。这就是“80后”!他们为教师概念和教师身份提供了具有时代特征的鲜活内容和新颖元素，一洗教师身份的辛劳、艰难与沉重的宗教意味，让我们感受到教师概念的勇气、自足与快乐，那是一种舒展而奔放的感性美!
也许最终我们会得出一个中庸的“教师身份”的选择，这大概是“教师情结”两端张力的靠拢和聚集：
教书就如同一场漫长的修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丰富着我们的生命；教书也是一场温暖的修行，如佛前的长明灯，我们照亮着孩子也照亮了我们自己的。所有的日子。
这是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外语教师杨筱艳在她的文章快结束时的一段话。既有神圣的宗教意味，又有教师自身的日常生活，既“照亮”了别人，更“照亮”了自己，而没有淹没或牺牲掉教师自身。很有点美国哲学家诺齐克所说的宗教就在日常生活方式中，赋予平常生活以意义和价值的意思。
这样的身份情结，有趣味，有韵味，也有品位。
一个没有身份的人是不可想象、也是难以生存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客观”身份，如姓名、年龄、性别、籍贯、家庭住址等。公安局发给每人一张“身份证”，以标识和确认你、我、他(她)的身份，将“我”与其他人区别开来。于是通过这一组关于身份的信息，社会能够识别和承认作为个体的我。而我也能够确认自己。“身份证”的重要性在于标识和确认。丢了身份证，别人就无法识别你的身份，而你自己又不能证明自己。这就是昆德拉名言的深刻之处：自己的身份要在别人眼中才能得到印证，仅凭自己永远无法证明自己是谁。身份：能够让社会认识你是谁，由此也让自己认识自己，这就是一种区分的功能。
教师作为一种职业身份具有“类”的区分性，以标识和确认着教师身份的基本特征：
教师是一类人的“职业状态”。与工人、农民、商人、军人、官员等相区别，这是以教书为谋生手段的职业。教师是一类人的“生存状态”，主要生活在学校和课堂中，生活在抽象的、符号性的语言文字中，是站在讲台上同时面对很多学生疑惑面孔的一种生活。教师也是一种与“教师身份”相联系的“专业素养”和本领，这种素养需要经过多年的知识积累和专门培养。与专业素养紧密相关，教师职业提供着相应的“社会产品”，一种使学生成长和发展、使自然人成为社会人的过程。最后，教师还是一种“社会地位”，无论是在传统中国还是在现代中国(除特殊政治时期外)，总体上教师是有头有脸的人。是一个有自尊、有教养、有地位的社会阶层。
然而，教师的社会地位是相对的。这并不是一个养尊处优的阶层，而是一种辛苦的职业。过去的教书先生就是教书，而且只教一本书，工作很单纯也很自主，很少有人有资格说三道四。而今天则不然。今天的教师。一方面要苦苦追求分数和成绩，否则家长和社会不答应，另一方面要追求素质教育。否则学生和学者不喜欢，而领导无论是学校领导还是教育行政领导，则是分数和素质都要，“鱼”和“熊掌”要兼得。于是有学校造出了“素质型分数”的新词。可见教师处境的艰难和困惑。时代发展了，学生也发生了变化，优秀儿童越来越多，问题儿童也越来越多。想上好学的家庭和儿童越来越多，不想读书的儿童也越来越多。随迁子女越来越多，留守儿童也越来越多。这些不仅对教师的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要求教师付出更多的责任和爱心。今天的教师，要教书，要育人。要参与编写教材，要开发校本课程，要参与学校管理，要不断进修学习，还要进行教育教学研究，在收入有所增加的同时，工作量更是不断增加，教师职业变得越来越辛苦和劳累，有人戏称相当于“农民工”的工作强度，经常产生身体疾病和心理疾病。教师的社会地位确实在不断提高，但领导、社会、家长对学校和教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要安全、要卫生、要美丽、要和谐、要人文、要环保、要绿色、要低碳等等，几乎无所不包。因此，教师虽然是较为稳定、风险不大的社会职业，却又是一种责任心很强。承受着很大心理压力的社会职业。
这就是作为一类人的教师身份。
2 教师阶序
“身份”不仅是自身的标识与确认。也是与他人关系的一种定位，建构了自己与他人的相互关系，形成了特定维度的社会秩序和结构。因此，身份社会中的身份，表征着一种社会关系和等级关系。
从教师身份来看。不仅标识了教师职业与其他职业的区别，而且建立了教师与学生、教师与校长、教师与家长的关系系统和社会结构。而教师“身份”的内部，也相应形成了等级系统，或称之为“阶序”。按照一种“两分法”来划分，这种阶序可以有多个维度的表征：如城市教师与乡村教师，公办教师与民办教师。正式教师与代课教师，高学历教师与低学历教师，优秀教师与一般教师等。前者的学历、地位、收入、声誉等外部评价，能力、素养、尊严等社会感知方面的自我评价，均明显的高于后者。
这里需要着重描述和关注的是以下几种教师身份，他们相对而言处于教师身份中的较低阶序：
代课教师。教师身份的内部阶序中处于最底层的就是代课教师。尤其是经济欠发达的偏远地区的代课教师。这是在中国教育史上为普及义务教育做出巨大贡献的悲剧性的教师群体，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努力、艰辛和坚持，没有他们作为“廉价教师劳动力”所付出的超常牺牲，就不可能实现中国义务教育的全面普及。然而，他们也是一个处于即将消亡状态的教师阶层，因为与其说他们是教师，还不如说他们是从事教师职业的“非教师”，他们并不具有现代教师职业的人格特征和专业素养。伴随着教师学历的全面提升和教师社会地位的全面提高，伴随着义务教育从“有学上”到“上好学”的重大转变，他们逐步退出教师的专业领域是一种必然。但中国教育史上应该而且必须有“代课教师”的历史和文化记忆。
随迁子女学校教师。如果说城市学校中处于“身份阶序”中最高层的是名校教师的话，那么随迁子女学校的教师就是城市学校中最底层的教师，是教师身份中收入最低的一个群体。据某大都市的调研，该市公办中小学教师的月平均工资达到6000元的水平，而同一城市的随迁子女学校教师的月平均工资仅达到1000元左右。同时，这一教师群体的学历不高，相当一部分教师毕业于非正规大学，自身素质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却承担着多省市混杂的随迁子女的教育任务，既面临着多种省份教材的知识传授的巨大难度，又面对着学生流动的经常性的变化，还需要面对着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的巨大反差给学生带来的心理和身体的刺激和反应。然而，在公办中小学尚不可能完全吸纳随迁子女接受教育的背景下，随迁子女学校将长期存在，随迁子女学校的教师也将承担着社会转型所托付给他们的重大的历史责任和教育使命。
民办教师。在我国推进办学体制改革，发展社会力量办学的过程中，民办学校和民办教师发挥了重要作用。曾经有一段时间，民办中小学获得了较好的发展空间，办学条件较好，收入较高，社会地位也不低。但伴随着公办中小学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政府投入明显增加，统一实施义务教育绩效工资，清理体制不纯的“混合型”学校，民办学校和民办教师的明显优势不复存在。收入也相对下降。社会地位受到了很大影响。民办教师纷纷试图重回公办。民办教师社会地位的变迁，既是中国教育发展与转型的结果，也是中国教育体制深层问题的凸显和表征。
于是，我们认识到，他们拥有同样的教师身份，却过着完全不同的教师生活。
3 教师情结
身份常常形成特定的行为方式和价值取向。不知不觉中，我们会习惯于按照社会给定的身份去行为、思考和选择。而当我们不能够按特定身份行为、思考和选择时。我们就会形成焦虑、疑惑、茫然，心理学把这样的不适应称之为“身份情结”。
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人的“身份情结”往往是一种贬义词，如过分的“尊卑情结”、“功名情结”、“主仆情结”、“门第情结”、“面子情结”等。如果我们中性地描述 “身份情结”，荣格所说的“因情感而集结于潜意识中的复合体”，在日常生活中“强势地控制”着人的行为，从这样一种表述来看教师的身份情结。未必是一种贬义，反而凸显出教师“身份情结”中的一份勇气、执着和超越。
我特别想说的是以下几种教师的“身份情结”：
中师教师。上个世纪80年代，我国有一大批优秀初高中毕业生为“跳农门”而进入中师，成为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直到今天我国中小学教师队伍的骨干和中坚力量，相当一部分中师生成为教育行政领导、校长和优秀教师。然而，伴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普及化，今天教师队伍学历越来越高，中师学历尽管在小学依然是合格学历，但在社会和他人的眼里已完全不能代表教师的职业素养和专业能力。然而正如《最后的中师生，我们还在路上》一文作者王欣如所表达的深刻情感一样，在那样一种身份的自卑中蕴藏着“态度决定一切”的坚韧，一种“乡村文化的基因”。正因为有着这样一种做好教师的情结，他们才能够起于“童工”，止于“大家”，他们以中师学历进入高等学校并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人不在少数，而在教育教学实践中成为教学名家和管理名家的则更多。
“漂移”教师。我很喜欢“漂移”这个词，更喜欢这个词所赋予教师身份的一种新的含义。因为传统教师职业的鲜明特点是“稳定”和“保险”。而“漂移教师”给人强烈的“变动”和“风险”的感受。至尊先师孔子带着他的学生周游列国，可能是最早的“漂移”教师，也是一种最早的行走着的教育和课堂，这是一种让现代人想起来就兴奋和惊喜的教育(当然孔子和他的学生不怎么会这么想)。《大胆地漂，幸福地长》的作者高子阳不仅有教师身份的情结，更有追求幸福教育和幸福人生的教师情怀。他自己形容自己笨手笨脚、笨心笨脑，还刻骨铭心地思念着故土和好友，但义无反顾地做了“漂移教师”，在经历漂移的痛苦和磨难后超越了自己，也成就了自己。追求幸福的教育人生，是好教师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它可能是一种信念，但经过现实的压抑后会成为一种强烈的潜意识。控制其行为和选择，从而成为一种不断冒险、不断探究、不断创造的重要内在动力。在中国的流动人口达到2.11亿的同时。不知道有多少教师正处于“漂移”的过程，正在体验“漂移”的风险和风景，而没有风险也就不可能看到教育的美丽，就不可能享受教育的快乐，不可能看到教育世界中更多样、更丰富、更瑰丽的风景。
“80后”教师。这是一群青春年少的教师，充满活力的教师，也是话语方式和行为方式明显不同于“教师身份”这一概念的教师。在陆佳雨《生于80后》的文章中，我们看到了学校和老教师对“80后”的不信任，也看到了“80后”教师的表现：起初并不愿意当教师，却也把教师当得很精彩；学生与教师没大没小、直呼其名，教学效果和教学成绩也很不错：既能够陶醉于享乐于歌星的梦想，也能够有责任、有担当地完成地震灾区支教的任务。文章中有一个细节，特别鲜明和亮丽。学校要派一名教师去四川锦竹，一本正经地来了五个校长副校长找陆雨佳谈话。结果不出三秒就以“一定去”结束了谈话。太爽了!爽得完全出乎校长的判断。还提醒他回家后再商量商量。这就是“80后”!他们为教师概念和教师身份提供了具有时代特征的鲜活内容和新颖元素，一洗教师身份的辛劳、艰难与沉重的宗教意味，让我们感受到教师概念的勇气、自足与快乐，那是一种舒展而奔放的感性美!
也许最终我们会得出一个中庸的“教师身份”的选择，这大概是“教师情结”两端张力的靠拢和聚集：
教书就如同一场漫长的修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丰富着我们的生命；教书也是一场温暖的修行，如佛前的长明灯，我们照亮着孩子也照亮了我们自己的。所有的日子。
这是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外语教师杨筱艳在她的文章快结束时的一段话。既有神圣的宗教意味，又有教师自身的日常生活，既“照亮”了别人，更“照亮”了自己，而没有淹没或牺牲掉教师自身。很有点美国哲学家诺齐克所说的宗教就在日常生活方式中，赋予平常生活以意义和价值的意思。
这样的身份情结，有趣味，有韵味，也有品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