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设立会议机构,以共同决议方式进行决策、开展业务,被认为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理论界很少去反思、评价共同决议方式是否是一种有效率/有价值的组织运行形式.按组织行为学理论,组织决策始终存在“同意”与“授权”两种行使方式,对公司商业判断而言,“授权”这一精英治理模式有天然优势,能满足商业决策快速反应之需求,还能权责清晰地贯彻“自己行为、自己责任”,避免“决议大锅饭”衍生的不负责决策/冷漠决策/沉默决策现象.表面看来,共同决议机制旨在实现公司内部高效决策和监督制衡,但这两大目标均已落空.公司内部共同会议只是尊重资本主权的威权仪式,与其说是决策形式,不如说是信息交流.公司民主不是政治民主的经济翻版,前者以“合作性博弈”为基础,后者以“竞争性博弈”为基础.从合同法中的“合同性代理”到公司法中的“组织性代理”,代理人的权限受到了更多监管与限制.基于合作性博弈的品性,公司内部共同会议应淡化其决议功能,强化其信息沟通功能.由此,也应改造公司决议的效力评价机制.要让股东会/董事会回归“讨论/辩论的场所”,软化对公司决议效力的司法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