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承霖,田野上的“泥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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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岁的胡承霖把头斜抵在长途公共汽车的窗沿,微闭双眼打盹儿。
  车身一震,停下了。
  “胡老,猜猜到哪个站了?”同行的笔者故意问他。
  “不用猜。蒙城啊!”他头也不抬地答道。
  自安徽合肥到皖北麦区涡阳县的这条路,300多公里。胡承霖跑了不下百次,以至在睡梦中也知道车到哪里了。
  车下的路经历了从坎坷土路、柏油路再到高速公路的沧桑巨变;胡承霖也从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到了耄耋之年。小时候受够了挨饿之苦的胡承霖,20岁时正赶上新中国成立,有幸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大学生。他在日记中写道:“要立志为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做点事”“以科技服务农民作我的报国之路”。
  这条路,他一走就是60年!
  
  古稀之年立下“军令状”
  
  精壮劳力大量外流,大片田块撂荒或“望天收”;农技站“线断人散”,新技术找不到“落点”;乡村干部抓粮“调子高”、见效难,粮食单产多年徘徊不前。眼见着农村这种令人揪心的现状,2005年,已从安徽农业大学教授岗位退休10年的胡承霖,再也坐不住了。春节前,他连续10多天熬到深夜,给安徽省有关领导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50余年工作生涯中,深切体会到农业工作任重道远。当前党和政府把农业作为重中之重,加大对三农支持力度,激发了我的工作热情。振兴安徽农业,我要勇担其责。”信后,附着一篇安徽小麦5年增产50亿斤的高产攻关方案。核心内容是以“四大关键技术”彻底逆转粮食生产的习惯性低效做法,真正实现“科学增粮”。
  信寄出后,胡承霖几晚没合眼。后来他说,那封信,像给自己立了一道“军令状”!
  安徽省领导掂出了这封信的分量。很快,粮食高产攻关计划成了安徽省委、省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胡承霖被聘为专家组副组长。
  冷言冷语也呼呼地刮了过来。“老胡疯了?大把年纪,纸上谈兵就能增产几十亿斤?”“项目肯定有大笔经费,还不是为了多搞点钱呗。”
  胡承霖没用一句话回应。
  他知道,用20多年汗水泡出来的“四大关键技术”经得起考验。
  长期蹲田头、扎地尾,胡承霖归纳了阻碍皖北粮区生产的四大陋习,又分别创造出作为破解之道的四项集成新技术:针对导致小麦“早衰”的“一炮轰”式施肥方法,他创出“氮肥后移”等集束新技术;针对密集播种的老毛病,他创出不同土壤、不同气候条件的科学播种新法;针对稻茬麦地“湿害”“草害”交加情况,他创出综合病虫害防治法;针对皖北小麦品种混乱、格局不科学现状,他提出扭转品种布局的新招。
  胡承霖曾举着麦穗对笔者说:“每根穗上,只需增加一粒麦子,亩产就能增30斤。”而要增加一粒,又何其难!为了这“四大关键技术”,他在凤阳县等地开展的20年科研,记录几十万项数据的纸片可以装一卡车。
  
  “把教授气磨干净”
  
  随时下乡,背上挎包拔腿就走,是这位老教授长年养成的习惯。地头上查看麦种生根情况,他变戏法似的从挎包中掏出一把小铲就挖。他的黑色挎包里,除小铲外,还放着笔记本、材料、毛巾、茶杯和电话簿。磨得卷边损角的电话簿里,工整地记着400多个农家电话号码。胡承霖说这个挎包是他的“百宝囊”,下乡时离不了。
  如今皖北的村村寨寨,已很少有农民把这个戴老花镜的“泥教授”当外人了。小麦生长期里,苗情如火,他常常是一挤出熙熙攘攘的长途汽车站,就直奔田头,裤脚一卷就下地,在田埂上跟农民唠到天黑。
  他记不清“学生”有几万人了。常常在田头举着个大喇叭,对着黑压压的人群“喊课”,一直喊到嗓子失了声。
  “要懂得农民脾性,只有混熟了,传授技术才最有效!”胡承霖常抡起膀子陪农民干活,一干就是一整天。
  “得把教授气磨得干干净净,用农民自己的话讲课。”为了讲清统一防治病虫草害的必要,他举“打麻将”这些农民能听懂的例子,“如果大家不统一防治,像打麻将‘三缺一’,怎么和牌啊?”
  听课的农民哄堂大笑,胡承霖讲的道理也就在这笑声中悄悄地在农民心里扎下了根。
  推进小麦大区增产的政府配套措施,也紧锣密鼓地展开。令胡承霖大感意外的是,原定2010年实现增产50亿斤的目标,提前3年实现了。到2010年,皖北麦区5年增产近80亿斤,小麦增量占全国同期增量的1/4。他定点抓的涡阳县小麦示范田更是创下单产1478斤新纪录,成为当年全国小麦“单产冠军”。
  增产奇迹的到来谈何容易?!这5年,从淮河大洪水、到低温雨雪冰冻灾害、再到持续大旱……皖北粮区从未风调雨顺过。延续多年的“逢灾必减”怪圈,终于被打破。
  安徽省政府表彰小麦高产攻关工程,把10万元奖金的大奖发给了胡承霖。回来后,他却把这笔钱捐给学校,“我不缺这些钱,每月退休工资够用了。这钱要奖给那些家里困难、毕业后愿意到农村的学生!”
  
  同农民签“赔偿协议”
  
  2009年冬,天冷得早,大雪导致麦苗生长量严重不足。涡阳县新兴镇种粮大户刘彪急得挠头。胡承霖指导他分次施肥,刘彪讲:“老规矩不敢破,麦子毁了当年穷。”
  胡承霖也急了,嚷着要同刘彪签订“赔偿协议”:按照我的办法种粮,多收了,每一粒都归你;少收了,我按市场最高价赔给你!
  当然刘彪不会真的要签这种“协议”,但老教授的倔劲感动了他。按“新道道”种田,刘彪的麦田当年亩产就超出往年200多斤,经专家实产验收达到1478斤,刷新了安徽小麦高产纪录。
  在这个村搞了3年的高产示范,胡承霖鞋磨破了几双。每年麦季都要进村十六七趟。冬天里,有时农民没起床,坐了5个小时长途汽车的他倒先进村了,在田头常常一站一讲就是一整天。
  胡承霖说:“我了解农民的心思,家底薄、怕折腾。”他说他的志向就是“饿出来的”:小时候,全家人靠父亲在合肥中菜市摆个小摊度日,家境苦。读中学时又逢抗日战争,经常饿得头晕脚颤的记忆,是一辈子的梦魇。1949年胡承霖考入南京农学院,师从中国现代小麦科学奠基人金善宝,拿着6元钱的甲等奖学金,开始钻研如何更好地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一些老同事问我,为什么能几十年跑田头不厌倦?我提到人的信念问题。现在许多人,怕谈信念。一谈就脸红!觉得过时了、真老土。觉得这个词与时代脱节了。我不这么想。我觉得人的信念,不是一个虚词!否则不成了行尸走肉了?越有人觉得它虚,我就越要做得更实实在在一些。”胡承霖说。
  
  “我不动腿,就绝不乱动嘴”
  
  见过胡承霖的人,都用疑惑的眼光反复打量他。他怎么可能是个80多岁的人呢?一头从未染过的黑发,只夹杂着几根银丝。5公里的路程,他骑自行车20分钟就蹬到。30斤的大米,他不歇一口气拎着直上3楼。县乡干部吵着要学他的“养生经”。
  当了解了他几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摸爬滚打的经历后,许多县乡干部说:连我们身在农村的,也难学这种“不老经”。学生们心疼年迈的老师,劝他,“还是少跑腿、多动嘴,效果是一样的”。
  胡承霖说:“我不动腿,就绝不乱动嘴。我要一直干到跑不动为止。”
  曾跟胡承霖一起下过乡的安徽农大教授周葆生说,在小麦研究领域,育种和栽培是两大专业。搞栽培的人少,因为要长年扎在土窝里,即使有成果却难被认为“突出”,但胡承霖却在栽培学中摸爬滚打了一辈子。30年前跟着他研究小麦栽培,晴天一脸土,雨天一身泥。寒冬腊月里,他带着学生终日到麦田采集分蘖样本做试验。今天,社会变化翻天覆地,胡老师“苦行僧”作风丝毫未变。
  实践出真知,靠着这种“苦行僧”作风,胡承霖写出了砖头厚的专著《安徽小麦》,被公认为是指导小麦生产的权威著作。而5年增产80亿斤,这篇写在广袤田野上的“论文”,又是何等气势磅礴啊!
  编辑/彭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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