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本文先就周汝昌和俞平伯先生对《红楼梦》续作的某些观点进行了简要评析，并主要运用马克思的“艺术生产”理论，对此提出了一些个人看法。
关键词：红楼梦；艺术生产；艺术消费
一、
生产与消费本是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但经由马克思于19世纪40年代提出“艺术生产”这一概念，其亦可适用于文学艺术的研究领域。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论述了人是生产的动物后，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律、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种特殊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这里，马克思把艺术看成是不同于人口生产和物质生产的一种精神生产。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资本论》等著作中，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艺术生产”理论。
从“艺术生产”的理论视角来研究艺术活动，这对文艺评论是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和指导意义的。既然艺术创作被视为一种生产活动，艺术欣赏被界定一种为消费活动，那么二者同样应当遵循物质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依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论述：“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首先，艺术生产直接是艺术消费。艺术家投入自身的全部才情，消耗了巨大的精神劳动和创作能力，创作出艺术作品，实现了主体的“物化”；反之，艺术消费也直接是艺术生产。接受者通过对艺术作品的欣赏，从中吸收自我所需的精神文化养分。这个消费过程就是把艺术家的“产品”（即作品）“人化”，使其从物化形态回归心灵世界的过程。且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費皆以对方为中介。没有艺术生产，艺术消费就失去了对象；而没有艺术消费，艺术生产则失去其价值与意义。二者又在自己实现时创造对方，把自己当作对方创作出来。
二、
众所周知，《红楼梦》是部不完整的作品。当时小说尚未登上大雅之堂，曹雪芹写作时是“举家食粥酒赏赊”，又晚景凄凉，爱子夭折，悲、疾交加而死，留下八十回的残本。而且，据红学大师周汝昌老先生说“第七十九、八十两回也是后来为了凑个‘整数’而新加配作的，原志也只有七十八回书文，到《芙蓉女儿诔》一读毕，即无文字。”续它或正欲续它的读书人古已有之，热度不减。可惜红楼八十回，可怜女儿夺目红，可叹意韵未曾尽，好奇使唤争续文。
那么，红楼“圆梦”是否可能？姑且将此问题暂时搁置，来看看高鹗所作的后四十回。周汝昌、俞平伯等红学大师皆对此怀抱强烈否定态度，主要理由有“两个不符”：一、续作与作者的原意不相符合。俞平伯先生在《后四十回的批评》一文中慎重指出：“（1）宝玉修举业，中第七名举人。（2）宝玉仙去，封文妙真人。（3）贾政袭荣府世职，后来孙辈兰桂齐芳。贾珍仍袭宁府三等世职。所抄的家产全发还。贾赦亦遇赦而归。（4）怡红院海棠在冬天开花，通灵玉不见了。（5）凤姐夜到大观园，见秦可卿之魂。（6）凤姐在散花寺拈签，得‘衣锦还乡’之签。（7）贾雨村再遇甄士隐，茅庵火烧了，士隐不见。（8）宝玉到潇湘馆所见鬼哭。（9）鸳鸯上吊时，又见秦氏之魂。（10）赵姨娘临死时，鬼附其声，死赴阴司受罪。（11）凤姐临死时，要船要桥，说要上金陵归入册子去。（12）和尚把玉送回来。宝玉魂跟着和尚到了‘真如福地’，重阅册子，又去参见了潇湘妃子，碰着多多少少的鬼，幸亏和尚拿了镜子，奉了元妃娘娘旨意把他救出。（13）宝玉跟着僧道成仙去”此十三处是高作最大之弊病。二、曹雪芹此人与高鹗彼人性格不相符合。“雪芹是名士，是潦倒不堪的，是痛恶科名禄利的人，所以写宝玉也如此。兰墅是热中名利的人，是举人（将来还中进士，做御史），所以非让宝玉也和他一样的中个举人……他却为偏见拘住了，好像带了副有颜色的眼镜，看出来天地都跟着变了颜色了。所以在那里看见了一点线索——其实是他的误认——便以为雪芹原意如此，毫无愧色的写了下去，于是开宗明义就是‘两番入家塾’。雪芹把宝玉拉出学堂，送进大观园；兰墅却生生把宝玉重新送进学堂去。……” 事实上，曹雪芹出生于钟鸣鼎食之家，祖父曹寅主管江宁织造局达二十多年。据史料记载，康熙六次南巡就有四次以曹府为行宫，足见曹家一时显赫。但后来，因雪芹之父获罪革职，全家被抄，被迫由南京迁往北京，过着朝不保夕的穷苦生活。继而又流落西郊，家徒四壁，连爱子生病也无钱医治。正因为经受了家庭的几次变故，人间的世态炎凉体味至深，他由贵族世家的纨绔子弟变成了封建阶级的叛逆者。而高鹗仕途亨通，还当上了江南道御史、刑科给事中，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统治者。他能理解一个历经人世沧桑的老人的悲凉与悲愤的心境吗？他能如雪芹“引起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吗？
笔者对高鹗所补的某些情节亦不甚欢喜。比如英莲的归属不尽合理；所谓“兰桂齐芳”无疑又是其封建思想的体现，大大削弱了艺术批判力。尤其是第一百二十回中有关宝玉出家一段：“忽见船头上微微的雪影里面一个，光着头，赤着脚，身上披了一领大红猩猩毡的斗篷，向贾政倒身下拜。……却是宝玉……只见船头来了一僧一道，夹住宝玉……飘然登岸而去。”后贾政奏明宝玉之事，皇上赏了个文妙真人的号。此笔法多乌烟瘴气，一扫前八十回之澄明彻净，且皇帝所赐这“文妙真人”的号，亦是功名利碌之志，读来颇觉可笑。在笔者看来，《红楼梦》之所以堪称“千古绝唱”，其最大魅力便是这“真切”——“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周汝昌先生提出“红楼非梦”的命题且有诗云：“莫将幻字作常规，变语无非掩饰难。解得红楼本非梦，记他离合与悲欢。”这是求实的。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有言：“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雪芹先生绝对极具高致。他的情感是“反刍”式的即“起源于沉静中的回味”（华兹华斯语），滤去了历经时的功利之心。想来，曹雪芹也不可能在刚经历盛衰之变时便着手著《红楼梦》，势必得数年之后，所有经验都已内化为情感体验，内心得疮痍已成为诗意的回想，许多当时的激怒已经淡漠为平和，而后“忽念及当日所有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以告下天”。而高鹗当然不曾有雪芹的“亲见亲闻”，则更不可能有“再度体验”一说。红楼之于他是功名，之于雪芹是生命，两者高下，不言而喻。 当然，高鹗不该算作“罪人”。他圆了红楼之“梦”，也圆了读者们的“梦”。正是接受者的艺术消费需要，才有了读者现在读的《红楼梦》一百二十回之本。俞先生评“高鹗补书，在大关节上实在是很细致，不敢胡来。”且他又列举了高鹗续书的二十处依据：“（1）宝玉出家。（2）宝玉中举。（3）贾氏抄家。（4）贾氏复兴。（5）黛玉早死。（6）宝钗与宝玉成婚。（7）宝钗守寡——宝玉弃她而出家。（8）黛死钗嫁在同时。（9）元春早卒。（10）探春远嫁。（11）迎春被糟蹋死。（12）惜春为尼。（13）湘云守寡。（14）妙玉被污。（15）凤姐之死。（16）巧姐寄养于刘氏。（17）李纨因贾兰而贵。（18）秦氏缢死。（19）袭人嫁蒋玉函。（20）鸳鸯殉主。”由此可见，高鹗还是能够找出前八十回中人物性格的发展道路，围绕曹先生营造的气氛，完成了宝黛的爱情悲剧和宝钗的婚姻悲剧，使小说以全璧示人，且在曹雪芹寄托叛逆理想的基础上，使各色人物前后相继、互相辉映、各有归处。俞平伯亦言道：“幸而高氏假传圣旨，将宝黛分离，一个走了，一个死了，《红楼梦》到现在方才保持一些悲剧的空气，不至于和那才子佳人的奇书，同流合污。这真是兰墅的大功绩，不可磨灭的功绩。” 既然高作至少未与曹作之整体倾向背道而驰，读者们又何必苛求“戴着镣铐跳舞”的“舞蹈者”呢？
三、
回复至“红楼是否可能圆梦？”这一问题。俞平伯先生直截了当：“我认为凡书都不能续，不但《红楼梦》不能续；凡续书的人都失败，不但高鹗诸人失败而已。”而周汝昌先生对此有所保留，甚至当读者问及“是否愿续”，他只答“不敢”，读者可听取“希望尝试”之意。以笔者之见，“凡书不得续”未免过于牵强，然《红楼梦》这样的传世经典还是不续为好，断臂的维纳斯不是仍风韵犹存吗？如此道来，不免有些投机取巧。曾见周汝昌先生之文：“雪芹的章法结构是‘對称呼应’大法则，文字有‘表’、‘里’两面，尤其是前边是‘伏线’，不见后文全然不晓。其变化神奇、骇心动魄，如今失了‘后半’，就是失的不止于是‘半’，是牵累了全部的精神命脉皆成‘残废’。这怎么能是维纳斯之喻所能比拟得了的呢？”但是，除却俞平伯先生归纳的“两大不符”，笔者还有如下理由：
其一，以马克思的观点来看，艺术创作即艺术生产。依照“生产决定消费”，《红楼梦》八十回，便是提供给接受者欣赏的艺术品。曹雪芹倾注了无与伦比的毕生才华和悲天悯人的艺术情怀，使得《红楼梦》之魅力历久弥深、无穷无尽。有言形容：“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红楼的价值已赫然闪耀，红楼的读者亦已固而存之，无须续作再添光加彩。
再从“消费中介生产”而言，《红楼梦》作为文本形式存在，其“能指”就是一个个“离合悲欢，兴衰际遇”的生动画面，而“所指”的悲剧意味却不是读者可轻易把握的。不同接受者有别样的“体味”，同一接受者在不同的时空中也会有迥异的“发现”。当代接受美学家姚斯指出，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向每一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观点的客体”，“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本文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据此，笔者觉得，没有必要道尽红楼人物的生命历程，留给接受者最大的“发现”自由度，调动接受者更大的审美理解力，来实现接受者的审美“再生产”，不是更好吗？若非要强求“生产”一个“续作”范本，那么，在它与接受者“期待视野”的交错中，读者对“续作产品”又会要求一个“续作产品”，将乐此不疲，永无止境，因为想象无限，“生产”无限。
其二，红楼于“我”，“我”于红楼，相互理解，彼此证验，皆如“对镜自照”，实现着人之“类”的本质力量。可以说，一部文学作品所能带给读者的全部审美体验，红楼八十回即可完成。历史的曹雪芹不可能与今世的读者、未来的读者直接“对话”，八十回之“红楼”立于“准主体”的地位，承担起与读者沟通的责任。但作品是沉默的，无法回应读者对红楼女子的疼惜、爱怜、同情、叹惋，这种不对称的交流，恰恰决定了《红楼梦》的解读是通向历史的未来的敞开。不妨将曹雪芹呈现之《红楼梦》视为一个空框式的“召唤结构”，或者说，读者阅读到的《红楼梦》仅为一种图式化的意念，呼唤并导引读者驰骋神思之骏，飞腾幻想之翼。费尔巴哈所言极是：“俏皮的写作手法还在于：它预计到读者也有智慧。它不把一切都说出来，而让读者自己去说出这样一些关系、条件和局限。”《红楼梦》留存“不在场”的结构，给予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将一个个可爱女子呼之欲出，这怎么不是读者们最大的幸福呢？
其三，审美的完整不一定需要作品情节的完整。对于审美欣赏来说，读者都有自我综合运作的能力，能够将特意安排，散落在作品中的各相关视点、众相契人物，进行“一致性格式塔”建构，从而获得完整的审美体验。《红楼梦》被誉为“奇书”，文法千姿百态，人物个性“绝特”，故事纷繁复杂，但读者仍能在心里从容地构筑起这个“大观园”，看其间那一幕幕惊心动魄：鸳鸯悬梁自尽，晴雯抱屈惨死，司棋撞壁丧生，元春寂寞深宫，黛玉泪尽而逝，宝玉心死出家……
再者，《红楼梦》作为一部传世经典，已被“定型”，其读者共同体趋于稳定。倘若读者再阅读《红楼梦》之续作，潜意识中都会带有曹雪芹之作的记忆，都掌握着一套自我“先验论”，期待红楼之续梦会如此如是发展，一个续作者怎能挑起所有人的续作“生产”之梦呢？其结果可想而知：第一种情形，续作的审美水平与《红楼梦》八十回基本持平（这实属不易），故读者对作品的表现手法、表达方式、叙事风格感到相当熟识，与先前保留的审美视野交相适应，欣赏因无太大冲击而刺激不了更高的阅读兴奋点，于是读者稍感失望。第二种情形，续作的艺术水平低于读者的欣赏感知力，其间的落差只会引起审美疲劳。读者处于被动认可的无奈状态。
可见，“红楼”八十回之“产品”已可满足接受者艺术消费之全部所需，故无须再次进行“艺术生产”。由此，笔者得出结论：“红楼梦”是一曲不可超越的绝唱。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42卷，第121—127页，人民出版社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2卷，第9页，人民出版社
[3]周汝昌《红楼夺目红·莫比维纳斯》，2004年版，第315页，作家出版社
[4]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后四十回的批评》，2004年版，第7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
[5]周汝昌《红楼夺目红·红楼非梦》，2004年版，第296页，作家出版社
[6]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高鹗续书的依据》，2004年版，第1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
[7]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后四十回的批评》，2004年版，第7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
[8]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论续书的不可能》，2004年版，第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
[9]周汝昌《红楼夺目红·莫比维纳斯》，2004年版，第316页，作家出版社
[10]姚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1987年版，第26页，辽宁人民出版社
（作者单位：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关键词：红楼梦；艺术生产；艺术消费
一、
生产与消费本是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但经由马克思于19世纪40年代提出“艺术生产”这一概念，其亦可适用于文学艺术的研究领域。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在论述了人是生产的动物后，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律、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种特殊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这里，马克思把艺术看成是不同于人口生产和物质生产的一种精神生产。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资本论》等著作中，进一步丰富和深化了“艺术生产”理论。
从“艺术生产”的理论视角来研究艺术活动，这对文艺评论是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和指导意义的。既然艺术创作被视为一种生产活动，艺术欣赏被界定一种为消费活动，那么二者同样应当遵循物质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依据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论述：“生产直接是消费，消费直接是生产。每一方直接是它的对方”，首先，艺术生产直接是艺术消费。艺术家投入自身的全部才情，消耗了巨大的精神劳动和创作能力，创作出艺术作品，实现了主体的“物化”；反之，艺术消费也直接是艺术生产。接受者通过对艺术作品的欣赏，从中吸收自我所需的精神文化养分。这个消费过程就是把艺术家的“产品”（即作品）“人化”，使其从物化形态回归心灵世界的过程。且艺术生产与艺术消費皆以对方为中介。没有艺术生产，艺术消费就失去了对象；而没有艺术消费，艺术生产则失去其价值与意义。二者又在自己实现时创造对方，把自己当作对方创作出来。
二、
众所周知，《红楼梦》是部不完整的作品。当时小说尚未登上大雅之堂，曹雪芹写作时是“举家食粥酒赏赊”，又晚景凄凉，爱子夭折，悲、疾交加而死，留下八十回的残本。而且，据红学大师周汝昌老先生说“第七十九、八十两回也是后来为了凑个‘整数’而新加配作的，原志也只有七十八回书文，到《芙蓉女儿诔》一读毕，即无文字。”续它或正欲续它的读书人古已有之，热度不减。可惜红楼八十回，可怜女儿夺目红，可叹意韵未曾尽，好奇使唤争续文。
那么，红楼“圆梦”是否可能？姑且将此问题暂时搁置，来看看高鹗所作的后四十回。周汝昌、俞平伯等红学大师皆对此怀抱强烈否定态度，主要理由有“两个不符”：一、续作与作者的原意不相符合。俞平伯先生在《后四十回的批评》一文中慎重指出：“（1）宝玉修举业，中第七名举人。（2）宝玉仙去，封文妙真人。（3）贾政袭荣府世职，后来孙辈兰桂齐芳。贾珍仍袭宁府三等世职。所抄的家产全发还。贾赦亦遇赦而归。（4）怡红院海棠在冬天开花，通灵玉不见了。（5）凤姐夜到大观园，见秦可卿之魂。（6）凤姐在散花寺拈签，得‘衣锦还乡’之签。（7）贾雨村再遇甄士隐，茅庵火烧了，士隐不见。（8）宝玉到潇湘馆所见鬼哭。（9）鸳鸯上吊时，又见秦氏之魂。（10）赵姨娘临死时，鬼附其声，死赴阴司受罪。（11）凤姐临死时，要船要桥，说要上金陵归入册子去。（12）和尚把玉送回来。宝玉魂跟着和尚到了‘真如福地’，重阅册子，又去参见了潇湘妃子，碰着多多少少的鬼，幸亏和尚拿了镜子，奉了元妃娘娘旨意把他救出。（13）宝玉跟着僧道成仙去”此十三处是高作最大之弊病。二、曹雪芹此人与高鹗彼人性格不相符合。“雪芹是名士，是潦倒不堪的，是痛恶科名禄利的人，所以写宝玉也如此。兰墅是热中名利的人，是举人（将来还中进士，做御史），所以非让宝玉也和他一样的中个举人……他却为偏见拘住了，好像带了副有颜色的眼镜，看出来天地都跟着变了颜色了。所以在那里看见了一点线索——其实是他的误认——便以为雪芹原意如此，毫无愧色的写了下去，于是开宗明义就是‘两番入家塾’。雪芹把宝玉拉出学堂，送进大观园；兰墅却生生把宝玉重新送进学堂去。……” 事实上，曹雪芹出生于钟鸣鼎食之家，祖父曹寅主管江宁织造局达二十多年。据史料记载，康熙六次南巡就有四次以曹府为行宫，足见曹家一时显赫。但后来，因雪芹之父获罪革职，全家被抄，被迫由南京迁往北京，过着朝不保夕的穷苦生活。继而又流落西郊，家徒四壁，连爱子生病也无钱医治。正因为经受了家庭的几次变故，人间的世态炎凉体味至深，他由贵族世家的纨绔子弟变成了封建阶级的叛逆者。而高鹗仕途亨通，还当上了江南道御史、刑科给事中，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统治者。他能理解一个历经人世沧桑的老人的悲凉与悲愤的心境吗？他能如雪芹“引起现存事物的永世长存的怀疑”（王国维《红楼梦评论》）吗？
笔者对高鹗所补的某些情节亦不甚欢喜。比如英莲的归属不尽合理；所谓“兰桂齐芳”无疑又是其封建思想的体现，大大削弱了艺术批判力。尤其是第一百二十回中有关宝玉出家一段：“忽见船头上微微的雪影里面一个，光着头，赤着脚，身上披了一领大红猩猩毡的斗篷，向贾政倒身下拜。……却是宝玉……只见船头来了一僧一道，夹住宝玉……飘然登岸而去。”后贾政奏明宝玉之事，皇上赏了个文妙真人的号。此笔法多乌烟瘴气，一扫前八十回之澄明彻净，且皇帝所赐这“文妙真人”的号，亦是功名利碌之志，读来颇觉可笑。在笔者看来，《红楼梦》之所以堪称“千古绝唱”，其最大魅力便是这“真切”——“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周汝昌先生提出“红楼非梦”的命题且有诗云：“莫将幻字作常规，变语无非掩饰难。解得红楼本非梦，记他离合与悲欢。”这是求实的。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有言：“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雪芹先生绝对极具高致。他的情感是“反刍”式的即“起源于沉静中的回味”（华兹华斯语），滤去了历经时的功利之心。想来，曹雪芹也不可能在刚经历盛衰之变时便着手著《红楼梦》，势必得数年之后，所有经验都已内化为情感体验，内心得疮痍已成为诗意的回想，许多当时的激怒已经淡漠为平和，而后“忽念及当日所有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以告下天”。而高鹗当然不曾有雪芹的“亲见亲闻”，则更不可能有“再度体验”一说。红楼之于他是功名，之于雪芹是生命，两者高下，不言而喻。 当然，高鹗不该算作“罪人”。他圆了红楼之“梦”，也圆了读者们的“梦”。正是接受者的艺术消费需要，才有了读者现在读的《红楼梦》一百二十回之本。俞先生评“高鹗补书，在大关节上实在是很细致，不敢胡来。”且他又列举了高鹗续书的二十处依据：“（1）宝玉出家。（2）宝玉中举。（3）贾氏抄家。（4）贾氏复兴。（5）黛玉早死。（6）宝钗与宝玉成婚。（7）宝钗守寡——宝玉弃她而出家。（8）黛死钗嫁在同时。（9）元春早卒。（10）探春远嫁。（11）迎春被糟蹋死。（12）惜春为尼。（13）湘云守寡。（14）妙玉被污。（15）凤姐之死。（16）巧姐寄养于刘氏。（17）李纨因贾兰而贵。（18）秦氏缢死。（19）袭人嫁蒋玉函。（20）鸳鸯殉主。”由此可见，高鹗还是能够找出前八十回中人物性格的发展道路，围绕曹先生营造的气氛，完成了宝黛的爱情悲剧和宝钗的婚姻悲剧，使小说以全璧示人，且在曹雪芹寄托叛逆理想的基础上，使各色人物前后相继、互相辉映、各有归处。俞平伯亦言道：“幸而高氏假传圣旨，将宝黛分离，一个走了，一个死了，《红楼梦》到现在方才保持一些悲剧的空气，不至于和那才子佳人的奇书，同流合污。这真是兰墅的大功绩，不可磨灭的功绩。” 既然高作至少未与曹作之整体倾向背道而驰，读者们又何必苛求“戴着镣铐跳舞”的“舞蹈者”呢？
三、
回复至“红楼是否可能圆梦？”这一问题。俞平伯先生直截了当：“我认为凡书都不能续，不但《红楼梦》不能续；凡续书的人都失败，不但高鹗诸人失败而已。”而周汝昌先生对此有所保留，甚至当读者问及“是否愿续”，他只答“不敢”，读者可听取“希望尝试”之意。以笔者之见，“凡书不得续”未免过于牵强，然《红楼梦》这样的传世经典还是不续为好，断臂的维纳斯不是仍风韵犹存吗？如此道来，不免有些投机取巧。曾见周汝昌先生之文：“雪芹的章法结构是‘對称呼应’大法则，文字有‘表’、‘里’两面，尤其是前边是‘伏线’，不见后文全然不晓。其变化神奇、骇心动魄，如今失了‘后半’，就是失的不止于是‘半’，是牵累了全部的精神命脉皆成‘残废’。这怎么能是维纳斯之喻所能比拟得了的呢？”但是，除却俞平伯先生归纳的“两大不符”，笔者还有如下理由：
其一，以马克思的观点来看，艺术创作即艺术生产。依照“生产决定消费”，《红楼梦》八十回，便是提供给接受者欣赏的艺术品。曹雪芹倾注了无与伦比的毕生才华和悲天悯人的艺术情怀，使得《红楼梦》之魅力历久弥深、无穷无尽。有言形容：“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红楼的价值已赫然闪耀，红楼的读者亦已固而存之，无须续作再添光加彩。
再从“消费中介生产”而言，《红楼梦》作为文本形式存在，其“能指”就是一个个“离合悲欢，兴衰际遇”的生动画面，而“所指”的悲剧意味却不是读者可轻易把握的。不同接受者有别样的“体味”，同一接受者在不同的时空中也会有迥异的“发现”。当代接受美学家姚斯指出，一部文学作品，并不是一个“向每一时代的每一读者均提供同样观点的客体”，“它更多地像一部管弦乐谱，在其演奏中不断获得读者新的反响，使本文从词的物质形态中解放出来，成为一种当代的存在。”据此，笔者觉得，没有必要道尽红楼人物的生命历程，留给接受者最大的“发现”自由度，调动接受者更大的审美理解力，来实现接受者的审美“再生产”，不是更好吗？若非要强求“生产”一个“续作”范本，那么，在它与接受者“期待视野”的交错中，读者对“续作产品”又会要求一个“续作产品”，将乐此不疲，永无止境，因为想象无限，“生产”无限。
其二，红楼于“我”，“我”于红楼，相互理解，彼此证验，皆如“对镜自照”，实现着人之“类”的本质力量。可以说，一部文学作品所能带给读者的全部审美体验，红楼八十回即可完成。历史的曹雪芹不可能与今世的读者、未来的读者直接“对话”，八十回之“红楼”立于“准主体”的地位，承担起与读者沟通的责任。但作品是沉默的，无法回应读者对红楼女子的疼惜、爱怜、同情、叹惋，这种不对称的交流，恰恰决定了《红楼梦》的解读是通向历史的未来的敞开。不妨将曹雪芹呈现之《红楼梦》视为一个空框式的“召唤结构”，或者说，读者阅读到的《红楼梦》仅为一种图式化的意念，呼唤并导引读者驰骋神思之骏，飞腾幻想之翼。费尔巴哈所言极是：“俏皮的写作手法还在于：它预计到读者也有智慧。它不把一切都说出来，而让读者自己去说出这样一些关系、条件和局限。”《红楼梦》留存“不在场”的结构，给予读者无限的想象空间，将一个个可爱女子呼之欲出，这怎么不是读者们最大的幸福呢？
其三，审美的完整不一定需要作品情节的完整。对于审美欣赏来说，读者都有自我综合运作的能力，能够将特意安排，散落在作品中的各相关视点、众相契人物，进行“一致性格式塔”建构，从而获得完整的审美体验。《红楼梦》被誉为“奇书”，文法千姿百态，人物个性“绝特”，故事纷繁复杂，但读者仍能在心里从容地构筑起这个“大观园”，看其间那一幕幕惊心动魄：鸳鸯悬梁自尽，晴雯抱屈惨死，司棋撞壁丧生，元春寂寞深宫，黛玉泪尽而逝，宝玉心死出家……
再者，《红楼梦》作为一部传世经典，已被“定型”，其读者共同体趋于稳定。倘若读者再阅读《红楼梦》之续作，潜意识中都会带有曹雪芹之作的记忆，都掌握着一套自我“先验论”，期待红楼之续梦会如此如是发展，一个续作者怎能挑起所有人的续作“生产”之梦呢？其结果可想而知：第一种情形，续作的审美水平与《红楼梦》八十回基本持平（这实属不易），故读者对作品的表现手法、表达方式、叙事风格感到相当熟识，与先前保留的审美视野交相适应，欣赏因无太大冲击而刺激不了更高的阅读兴奋点，于是读者稍感失望。第二种情形，续作的艺术水平低于读者的欣赏感知力，其间的落差只会引起审美疲劳。读者处于被动认可的无奈状态。
可见，“红楼”八十回之“产品”已可满足接受者艺术消费之全部所需，故无须再次进行“艺术生产”。由此，笔者得出结论：“红楼梦”是一曲不可超越的绝唱。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42卷，第121—127页，人民出版社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版，第2卷，第9页，人民出版社
[3]周汝昌《红楼夺目红·莫比维纳斯》，2004年版，第315页，作家出版社
[4]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后四十回的批评》，2004年版，第71页，复旦大学出版社
[5]周汝昌《红楼夺目红·红楼非梦》，2004年版，第296页，作家出版社
[6]俞平伯《红楼梦研究·高鹗续书的依据》，2004年版，第19页，复旦大学出版社
[7]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后四十回的批评》，2004年版，第7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
[8]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论续书的不可能》，2004年版，第5页，复旦大学出版社
[9]周汝昌《红楼夺目红·莫比维纳斯》，2004年版，第316页，作家出版社
[10]姚斯《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1987年版，第26页，辽宁人民出版社
（作者单位：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