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也许我们可以说，是曾经汹涌的逃港风潮，为中国改革开放最为重要的决策之一——设立经济特区，做出了深刻的铺陈。
1978年夏天，有几万人涌向深圳等待外逃的机会，收容所人满为患。卷入逃港风潮的不只是边民，遍及广东全境。在广州，凡有偷渡成功者，皆鸣鞭炮祝贺。研究者称，逃港最多的宝安县，1978年1月至11月试图外逃就有1.38万人，逃出的有7037人。由于大批人员外流香港，宝安县丢荒土地20多万亩，逃港者中甚至包括许多基层干部。
境内外巨大的经济差距，是逃港者的动力所在。1978年广东全省农民人均收入仅77.4元人民币，与香港仅一河之隔的深圳农民人均收入也只有134元人民币，而河对岸的香港新界农民同期收入为1.3万元港币。
跑出去的干部
根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办公室1979年的《反偷渡外逃汇报提纲》，从1954年到1978年，廣东全省共发生偷渡外逃56万多人次，逃出14万多人。
持续20多年的逃港与“运动”、贫困纠缠在一起，让广东沿海经济濒临崩溃。
1978年，在宝安的盐田公社，有两个渔业合作社因渔船破损无法修补，根本无法出海生产。渔民只好靠打石头、为外地渔民修补渔网为生。附近龙岗东新乡一个公社有一次召开团员青年大会，本来人数有100多人，只到了25人，在会议中又走了6个。
惠东县澳头公社一个大队党支部6个委员，只有一个女委员没去香港。大队本来有23艘渔船，被逃港者开走了21艘，剩下2艘还坏得不能下海，完全没法组织生产。
海丰县的一个公社，虽然还有6000多人、1000多劳动力，但是渔船几乎都被开到香港，剩下的人没法生产，也想逃港。
在中山县三厢公社，一个生产队队长和出纳、民兵排长等7个人组织社员分批偷渡，并在社员家杀猪聚餐告别。这个公社的另一个生产队里，30岁左右的男人只剩下了一名。
习仲勋初到宝安
1978年7月，抵粤主政3个月的习仲勋第一次来到宝安。
时任宝安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的李定当时正在莲塘蹲点，他告诉记者，当时在莲塘这样的边界地区，土地几乎都已抛荒，经常在整个村子都看不到青年男子。
习仲勋穿着一双布鞋沿着深圳河走了下来，在罗湖的一个收容所里，他劝导偷渡者，向他们讲解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走到沙头角，两鬓花白的习仲勋站在“中英街”的界碑旁。他看到，街道那边人潮涌动，商店里摆满了五颜六色的商品，内地这边却一片萧条。他对宝安县委书记方苞说，没想到解放那么长时间，香港那边很繁荣，内地这边却仍然破破烂烂。
视察结束时，习仲勋向宝安县的干部们讲话。“一条街两个世界，他们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很荒凉，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一定要想办法把沙头角发展起来。”
习仲勋这时讲了让方苞、李定等人记忆深刻的观点：制止群众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
这一年的盛夏，出生在西北的习仲勋在南方炎热的酷暑中接连走了23个县。
就在这个夏天，外逃愈演愈烈。根据《1978年9月5日广东省公安厅关于当前我省偷渡外逃严重的情况报告》显示，当年8月，广东全省就发现外逃6709人，逃出1814人，是1962年5月后人数最多的一个月份。
习仲勋后来在珠海的反偷渡外逃会议上说，他和广东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寇庆延到惠阳，那里到处都是被收容、遣送人员。这些人到了樟木头，下汽车后就一哄而散。6000人跑了4000多。这4000多人又继续结伙外逃。
汹涌的逃港者成为65岁的习仲勋主政广东后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生活问题很重要
就在这次反偷渡会议上，就逃港的性质和原因曾一度出现尖锐的争论：到底是政治原因还是经济原因。但李定说，基层干部都明白，外逃的原因就是穷，只是过去没人敢在高级别的会议上说出来。
后来过了很多年，他们才了解到，邓小平在1977年到广东视察时就讲明：“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1979年初，杨尚昆也来到了广东，出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等职。杨尚昆调研的第一站到了佛山。和习仲勋一样，他对“文革”后的民生凋敝痛心疾首：“把我们的国家搞得混乱不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现在还有百分之几的人吃不饱，有的地方甚至还有卖儿卖女、大量逃荒的，国家搞成这样，令人痛心。”
杨尚昆同样要求地方干部把生产搞上去：“现在最苦的是农民，首先是让农民喘喘气，休养生息。要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首先把农业搞上去，争取农业大丰收，让人民吃饱肚子。”整整10天，杨尚昆先后前往佛山、顺德、中山、珠海、斗门、台山和新会等县，向社队干部和农民了解情况。
持续的偷渡外逃引起了中央的重视。1979年6月10日开始，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召集会议，研究广东反偷渡外逃问题。
代表广东省委汇报的寇庆延最后请中央指示。李先念说：总的是要做好思想教育工作，要发展生产。再就是要惩办一些，这是辅助手段。“生活问题很重要，生活不安定，你想堵也堵不住。所以要发展生产，才能安定人心。”这些话记录在编号为“粤办字[1979]58号”的文件里。
中央的思想传达到广东，与习仲勋、杨尚昆的想法不谋而合。在惠阳地委的反偷渡外逃会上，习仲勋对大家说，偷渡要治本，首先就是要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只要生产上去了，收入增加了，就是与香港那边还有相当差距，也可以稳定人心，大大减少外逃。
这个讲话随后被印发到广东省各地政府，成为调整反外逃政策的根据之一。
发展生产第一个是调整种植计划。1979年秋，刚刚成立的深圳市得到省政府指示，在粮食自给的前提下，可适当调减粮食种植面积。结果只用了两年时间。全市就挖了7万亩鱼塘，改种7万亩蔬菜田，是原来的10倍。农民不仅减少了负担，还增加了现金收入。
那时分管宝安财贸工作的李定说，他本想带着莲塘的干部养鸡，但超过5只就是资本主义。“这边不行，我们就去新界养鸡。”
虽然农民都可以凭《过界耕作证》进入香港，但是必须早进晚归。李定就把分管政法的省委常委寇庆延请到莲塘的大队办公室，说要在新界建个养鸡场，靠生产治外逃。他希望寇庆延给个政策，允许20个养鸡场工人长期留在新界，“你要是同意，这20个人就留住了；你要不同意，我这20个人就是逃港了。”
寇庆延当场在李定的报告上签了字。李定就带人在新界搞了20万只的养鸡场，规模当时在全国都是罕见的。
广东当时另一个新措施就是“五定一奖”，即定劳动、定地段、定成本、定分工、定产量，超产奖 励的生产责任制，在这种体制中，劳动力越多的农户发展就越快，过去靠逃港寄钱养家的家庭慢慢没有了优势。李定说，到1983年前后，回乡定居搞种养的外逃农村青年多了起来。
树林里的人没了
在1978年的荒芜和纷乱中，宝安的两个地方引起了习仲勋的注意。一个是福田公社渔农生产队。这里在1975年以前外逃170多人。但是1975年后搞对港小额贸易、挖鱼塘，再没有—个人外逃。
另一个地方就是拥有“中英街”的沙头角镇。1949年后这里外逃了1053人，到1978年上半年还外逃近100人。但是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沙头角开展来料加工、对港小额贸易，不仅没有人外逃，还有几户全家逃港者要回来。
习仲勋经常向地方干部讲起这两个地方：只有搞好生产，才能制止外逃。而在土地沙化严重的海滨地区，发展对外贸易、“三来一补”成为习仲勋施政的选择。
大受啟发的广东省革委会不久就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其中提出最迟五年内要在宝安、珠海两地建立外贸基地。
在这一年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外开放被明确提出。
1979年1月的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宣讲了中央精神。会议最后明确提出，要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这次会议“确认根本的出路还是希望中央给广东放权，抓住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让广东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四化建设中先行一步”。
当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提出希望中央下放更多权力，在深圳、珠海划出两个地方单独管理，作为外部资金投资的场所，并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
邓小平就在这时说了那句著名的话：“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后任深圳市政府秘书长的李定说，就在特区条例公布几天后，逃港者骤然减少。那些藏在梧桐山的树林中、深圳河边的草丛里等待逃港的人，好像一夜之间都消失了。
两个月后，习仲勋、杨尚昆调回中央工作。此时，无论对于逃港者、深圳还是整个中国，另一番天地都已展开。
1978年夏天，有几万人涌向深圳等待外逃的机会，收容所人满为患。卷入逃港风潮的不只是边民，遍及广东全境。在广州，凡有偷渡成功者，皆鸣鞭炮祝贺。研究者称，逃港最多的宝安县，1978年1月至11月试图外逃就有1.38万人，逃出的有7037人。由于大批人员外流香港，宝安县丢荒土地20多万亩，逃港者中甚至包括许多基层干部。
境内外巨大的经济差距，是逃港者的动力所在。1978年广东全省农民人均收入仅77.4元人民币，与香港仅一河之隔的深圳农民人均收入也只有134元人民币，而河对岸的香港新界农民同期收入为1.3万元港币。
跑出去的干部
根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办公室1979年的《反偷渡外逃汇报提纲》，从1954年到1978年，廣东全省共发生偷渡外逃56万多人次，逃出14万多人。
持续20多年的逃港与“运动”、贫困纠缠在一起，让广东沿海经济濒临崩溃。
1978年，在宝安的盐田公社，有两个渔业合作社因渔船破损无法修补，根本无法出海生产。渔民只好靠打石头、为外地渔民修补渔网为生。附近龙岗东新乡一个公社有一次召开团员青年大会，本来人数有100多人，只到了25人，在会议中又走了6个。
惠东县澳头公社一个大队党支部6个委员，只有一个女委员没去香港。大队本来有23艘渔船，被逃港者开走了21艘，剩下2艘还坏得不能下海，完全没法组织生产。
海丰县的一个公社，虽然还有6000多人、1000多劳动力，但是渔船几乎都被开到香港，剩下的人没法生产，也想逃港。
在中山县三厢公社，一个生产队队长和出纳、民兵排长等7个人组织社员分批偷渡，并在社员家杀猪聚餐告别。这个公社的另一个生产队里，30岁左右的男人只剩下了一名。
习仲勋初到宝安
1978年7月，抵粤主政3个月的习仲勋第一次来到宝安。
时任宝安县委副书记、县革委会副主任的李定当时正在莲塘蹲点，他告诉记者，当时在莲塘这样的边界地区，土地几乎都已抛荒，经常在整个村子都看不到青年男子。
习仲勋穿着一双布鞋沿着深圳河走了下来，在罗湖的一个收容所里，他劝导偷渡者，向他们讲解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走到沙头角，两鬓花白的习仲勋站在“中英街”的界碑旁。他看到，街道那边人潮涌动，商店里摆满了五颜六色的商品，内地这边却一片萧条。他对宝安县委书记方苞说，没想到解放那么长时间，香港那边很繁荣，内地这边却仍然破破烂烂。
视察结束时，习仲勋向宝安县的干部们讲话。“一条街两个世界，他们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很荒凉，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一定要想办法把沙头角发展起来。”
习仲勋这时讲了让方苞、李定等人记忆深刻的观点：制止群众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
这一年的盛夏，出生在西北的习仲勋在南方炎热的酷暑中接连走了23个县。
就在这个夏天，外逃愈演愈烈。根据《1978年9月5日广东省公安厅关于当前我省偷渡外逃严重的情况报告》显示，当年8月，广东全省就发现外逃6709人，逃出1814人，是1962年5月后人数最多的一个月份。
习仲勋后来在珠海的反偷渡外逃会议上说，他和广东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寇庆延到惠阳，那里到处都是被收容、遣送人员。这些人到了樟木头，下汽车后就一哄而散。6000人跑了4000多。这4000多人又继续结伙外逃。
汹涌的逃港者成为65岁的习仲勋主政广东后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生活问题很重要
就在这次反偷渡会议上，就逃港的性质和原因曾一度出现尖锐的争论：到底是政治原因还是经济原因。但李定说，基层干部都明白，外逃的原因就是穷，只是过去没人敢在高级别的会议上说出来。
后来过了很多年，他们才了解到，邓小平在1977年到广东视察时就讲明：“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
1979年初，杨尚昆也来到了广东，出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等职。杨尚昆调研的第一站到了佛山。和习仲勋一样，他对“文革”后的民生凋敝痛心疾首：“把我们的国家搞得混乱不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现在还有百分之几的人吃不饱，有的地方甚至还有卖儿卖女、大量逃荒的，国家搞成这样，令人痛心。”
杨尚昆同样要求地方干部把生产搞上去：“现在最苦的是农民，首先是让农民喘喘气，休养生息。要想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首先把农业搞上去，争取农业大丰收，让人民吃饱肚子。”整整10天，杨尚昆先后前往佛山、顺德、中山、珠海、斗门、台山和新会等县，向社队干部和农民了解情况。
持续的偷渡外逃引起了中央的重视。1979年6月10日开始，国务院、中央军委在北京召集会议，研究广东反偷渡外逃问题。
代表广东省委汇报的寇庆延最后请中央指示。李先念说：总的是要做好思想教育工作，要发展生产。再就是要惩办一些，这是辅助手段。“生活问题很重要，生活不安定，你想堵也堵不住。所以要发展生产，才能安定人心。”这些话记录在编号为“粤办字[1979]58号”的文件里。
中央的思想传达到广东，与习仲勋、杨尚昆的想法不谋而合。在惠阳地委的反偷渡外逃会上，习仲勋对大家说，偷渡要治本，首先就是要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只要生产上去了，收入增加了，就是与香港那边还有相当差距，也可以稳定人心，大大减少外逃。
这个讲话随后被印发到广东省各地政府，成为调整反外逃政策的根据之一。
发展生产第一个是调整种植计划。1979年秋，刚刚成立的深圳市得到省政府指示，在粮食自给的前提下，可适当调减粮食种植面积。结果只用了两年时间。全市就挖了7万亩鱼塘，改种7万亩蔬菜田，是原来的10倍。农民不仅减少了负担，还增加了现金收入。
那时分管宝安财贸工作的李定说，他本想带着莲塘的干部养鸡，但超过5只就是资本主义。“这边不行，我们就去新界养鸡。”
虽然农民都可以凭《过界耕作证》进入香港，但是必须早进晚归。李定就把分管政法的省委常委寇庆延请到莲塘的大队办公室，说要在新界建个养鸡场，靠生产治外逃。他希望寇庆延给个政策，允许20个养鸡场工人长期留在新界，“你要是同意，这20个人就留住了；你要不同意，我这20个人就是逃港了。”
寇庆延当场在李定的报告上签了字。李定就带人在新界搞了20万只的养鸡场，规模当时在全国都是罕见的。
广东当时另一个新措施就是“五定一奖”，即定劳动、定地段、定成本、定分工、定产量，超产奖 励的生产责任制，在这种体制中，劳动力越多的农户发展就越快，过去靠逃港寄钱养家的家庭慢慢没有了优势。李定说，到1983年前后，回乡定居搞种养的外逃农村青年多了起来。
树林里的人没了
在1978年的荒芜和纷乱中，宝安的两个地方引起了习仲勋的注意。一个是福田公社渔农生产队。这里在1975年以前外逃170多人。但是1975年后搞对港小额贸易、挖鱼塘，再没有—个人外逃。
另一个地方就是拥有“中英街”的沙头角镇。1949年后这里外逃了1053人，到1978年上半年还外逃近100人。但是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沙头角开展来料加工、对港小额贸易，不仅没有人外逃，还有几户全家逃港者要回来。
习仲勋经常向地方干部讲起这两个地方：只有搞好生产，才能制止外逃。而在土地沙化严重的海滨地区，发展对外贸易、“三来一补”成为习仲勋施政的选择。
大受啟发的广东省革委会不久就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其中提出最迟五年内要在宝安、珠海两地建立外贸基地。
在这一年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对外开放被明确提出。
1979年1月的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宣讲了中央精神。会议最后明确提出，要利用广东毗邻港澳的有利条件，利用外资，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搞补偿贸易，搞加工装配，搞合作经营。这次会议“确认根本的出路还是希望中央给广东放权，抓住当前有利的国际形势，让广东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在四化建设中先行一步”。
当年4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习仲勋提出希望中央下放更多权力，在深圳、珠海划出两个地方单独管理，作为外部资金投资的场所，并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
邓小平就在这时说了那句著名的话：“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80年8月26日，深圳经济特区正式诞生。后任深圳市政府秘书长的李定说，就在特区条例公布几天后，逃港者骤然减少。那些藏在梧桐山的树林中、深圳河边的草丛里等待逃港的人，好像一夜之间都消失了。
两个月后，习仲勋、杨尚昆调回中央工作。此时，无论对于逃港者、深圳还是整个中国，另一番天地都已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