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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郭雪薇（1999— ），女，汉族，河北张家口人。主要研究方向：国际贸易学。
基金项目：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支持项目（项目编号：201910069035）。
摘 要：文章选取1996-2018年天津市中小企业相关数据，设定三项指标：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技术创新能力、非正式金融规模分别代表天津市营商软环境中的人才环境、技术创新环境和融资环境。研究发现：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技术创新能力均对中小型企业数量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而非正式金融规模与中小型企业数量发展存在负相关关系。
关键词：营商软环境;非正式金融;中小企业
近年来天津市政府出台了“津八条”、“一制三化”等政策，在提升政务能力、改善企业开办经营环境上取得了良好成效;但在最新发布的《2019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指数评价报告》中，天津市营商环境位列全国第八，仍与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差距较大。同时，报告结果显著表明，软环境指数排名前10与营商环境指数排名前10的城市高度一致。
经分析，天津市1996-2018年中小企业数量型发展大致经历以下阶段（见图1）：从1998年起至2008年，国内市场经济态势良好，企业数量稳步增长;2008年至2011年，国际与国内经济形势多变，企业数量大幅浮动;2012年至今，企业数量下降到与浮动前相当水平后保持相对稳定，企业生存压力加大、市场趋于疲软。因此，天津市中小企业数量型发展基本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方向一致，企业发展受经济环境影响颇大，研究天津市的营商软环境对于改善企业开办经营环境和政府政策改革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文献综述
营商软环境是一个地区市场发育程度、政府管理水平和社会文明进步的综合体现，更体现了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招商引资水平。现今我国营商软环境评价体系包含了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诸多指标，这些指标均产生于我国学者将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指标本土化的长期过程：最初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共涉及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44个，贯穿了一个企业从设立到破产的整个周期，指标分别关于监管程序便利程度和营商监管法律保障力度。
中小企业成长受到多个维度的营商环境的影响。林迎星（2006）基于2004年“福建百家民营企业调查活动”结果，分析得出福建沿海民营企业对福建省自主创新软环境中的融资环境、人才环境、政务环境等满意度评价较低。吕一博、苏敬勤（2008）基于我国东北地区235家中小企业的数据分析结果发现，企业环境的不确定性、企业创新实现能力都会影响我国中小企业的成长。
综合研究结果与天津市发展情况、数据可获得性，我们选取以下三个指标分别描述天津市的人才环境、技术创新环境和融资环境：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技术创新能力、非正式金融规模。同时基于上述企业数据，探究天津市营商软环境动态变化对中小企业数量型发展的影响。
二、研究假设
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SJY）与中小企业数量型发展相关。李自如，黄教文（2002）根据我国其他地区中小企业白皮书统计发现，多数创业人以高中学历为主，这与他们受教育过程中不断学习技能、提高自身创造力和判断力有关。本研究选择以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人数代表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提出以下假设：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与中小企业数量型发展存在正相关关系。
技术创新能力（JSCX）与中小企业数量型发展相关。一般情形下，知识产权创造能力催化技术溢出效应，从而有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故本研究提出假设：技术创新能力与中小企业数量型发展存在正相关关系。
非正式金融规模（FZSJR）与中小企业数量型发展相关。本研究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自筹部分比重来衡量市场中非正式金融规模，非正式金融规模越大代表企业从正式金融机构获得融资越少。所以提出假设：非正式金融规模与中小企业数量型发展存在负相关关系。
三、实证分析
本研究中数据来源于《天津统计年鉴》（1997—2019），选取1996-2018年天津市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本文借鉴郭志仪等的做法，为了避免异方差，我们将中小企业数量取对数后作为被解释变量（记为LNY），将取对数后的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LNSJY），技术创新能力（LNCX），非正式金融规模（LNJR）作为解释变量构建模型：
LNY=ɑLNSJY+βLNCX+γLNJR+ε
（一）平稳性检验
本研究采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检验方法，对LNY，LNSJY，LNCX，LNJR做ADF单位根检验，滞后项阶数根据AIC、HQ和SC最小原则选取。
由平稳性检验结果可得，在显著性水平为5%的情形下，原始序列均不拒绝原假设。由于ADF检验结果满足同阶单整，故可以继续进行协整检验。
（二）协整检验
检验结果显示，在显著水平为95%的情形下，迹检验和特征值检验均拒绝原假设，即存在一个协整关系。通过VECM模型标准化后的协整关系为：
LNY=0.1455LNSJY+0.318LNCX-2.21LNJR+2.9565
由上式可看出，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技术创新能力均對中小企业数量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而非正式金融规模与中小企业数量存在负相关关系。
（三）VAR模型估计和脉冲响应分析
检验结果显示：VAR模型所有根的倒数全部在单位圆内即具有稳定性，可以做脉冲响应分析。
当在本期给LNSJY（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一个正冲击后，第2期企业数量就会受到显著的正影响，该影响程度递增到第3期达到最大值后开始递减并趋于稳定;同样地，当在本期给LNCX（技术创新能力）一个正的冲击后，第2期企业数量也会显著增加，而后影响程度缓慢递增到第4期达到峰值，最终下降趋于平缓。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经分析，实证结果与预期较为吻合：第一，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对中小企业数量的影响呈正向作用。第二，企业数量对技术创新环境变化的反应最为敏捷，改革的力度和重心应更多倾向于技术创新环境。第三，非正式金融规模与中小企业数量型发展负相关，非正式金融规模并未如期推动企业数量发展，侧面说明中小企业难以从正规融资渠道获得资金。
（一）完善人才落户政策，积极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
短期内天津市应尽快完善各项人才落户政策，吸引各行业高精尖人才到天津就业。比如借助北京市的虹吸效应、吸引无法负担高昂生活成本的优质人才，同时要逐步提升地方财政支出中教育投入比重，合理引导资金为高端人才浇灌土壤。
（二）规范科研资助标准，促进校企产学研合作
天津市政府应该继续坚持对中小企业科研项目的各类资助和优惠，对真正拥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多包容、多培育，为其提供自由成长的时间和空间;但相关部门也应该对获得政府资助的资格标准进行严格把控和法规保障，严禁“仅为获得资助而名义创新”的项目鱼目混珠。
（三）促进非正式金融合法化与信贷渠道便利化
天津市金融领域发展势头迅猛，但中小实体企业却较难从金融领域获得资金。鉴于此现状，天津市政府可以借鉴我国其他地区辅助性金融机构的经验，由政府和金融机构通过捐款等渠道吸纳资金为中小企业设立全国性专项担保基金、提供贷款信用保证;同时市场应该尽快实现非正式金融合法化与信贷渠道便利化。
五、结语
建设优化营商环境是市场经济大计，需要社会各界群策群力。笔者希望本研究能为天津市优化营商软环境建设提供新的发力点;为了推进营商软环境对企业影响的研究，我们也会深入挖掘企业微观数据，克服宏观因素的局限性，为政府提供更多优质建议。
参考文献：
[1]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中国经济传媒协会，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第一财经研究院.2019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指数评价报告[EB/OL].https：//finance.sina.com.cn/hy/hyjz/2019-05-14/doc-ihvhiqax8558284.shtml，2019-05-11.
[2]何秀兰，廖柏伟，王于渐.如何建立有利中小企业的营商环境[J].沪港经济，2000（01）：39-40.
[3]许京平.优化营商环境 重在软环境建设[J].全国流通经济，2017（17）：3-4.
[4]董志强，魏下海，汤灿晴.制度软环境与经济发展——基于30个大城市营商环境的经验研究[J].管理世界，2012（04）：9-20.
[5]林迎星.民营企业自主创新当前区域软环境评价：框架与实例[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6（09）：65-70.
[6]吕一博，苏敬勤，傅宇.中国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东北地区中小企业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8（01）：14-23.
[7]李自如，黄教文.台湾中小企业创业决策关键因素[J].中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02）：154-158.
[8]郭志儀，赵小克，刘那日苏.区域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甘肃省1978年～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J].经济经纬，2013，（01）：11-15.
[9]余文建，邓蒂妮.辅助性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改善：台湾地区的经验与借鉴[J].上海金融，2008（08）：81-84.
基金项目：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支持项目（项目编号：201910069035）。
摘 要：文章选取1996-2018年天津市中小企业相关数据，设定三项指标：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技术创新能力、非正式金融规模分别代表天津市营商软环境中的人才环境、技术创新环境和融资环境。研究发现：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技术创新能力均对中小型企业数量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而非正式金融规模与中小型企业数量发展存在负相关关系。
关键词：营商软环境;非正式金融;中小企业
近年来天津市政府出台了“津八条”、“一制三化”等政策，在提升政务能力、改善企业开办经营环境上取得了良好成效;但在最新发布的《2019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指数评价报告》中，天津市营商环境位列全国第八，仍与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差距较大。同时，报告结果显著表明，软环境指数排名前10与营商环境指数排名前10的城市高度一致。
经分析，天津市1996-2018年中小企业数量型发展大致经历以下阶段（见图1）：从1998年起至2008年，国内市场经济态势良好，企业数量稳步增长;2008年至2011年，国际与国内经济形势多变，企业数量大幅浮动;2012年至今，企业数量下降到与浮动前相当水平后保持相对稳定，企业生存压力加大、市场趋于疲软。因此，天津市中小企业数量型发展基本与我国宏观经济运行方向一致，企业发展受经济环境影响颇大，研究天津市的营商软环境对于改善企业开办经营环境和政府政策改革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文献综述
营商软环境是一个地区市场发育程度、政府管理水平和社会文明进步的综合体现，更体现了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招商引资水平。现今我国营商软环境评价体系包含了不同角度、不同层面的诸多指标，这些指标均产生于我国学者将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估指标本土化的长期过程：最初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共涉及一级指标11个、二级指标44个，贯穿了一个企业从设立到破产的整个周期，指标分别关于监管程序便利程度和营商监管法律保障力度。
中小企业成长受到多个维度的营商环境的影响。林迎星（2006）基于2004年“福建百家民营企业调查活动”结果，分析得出福建沿海民营企业对福建省自主创新软环境中的融资环境、人才环境、政务环境等满意度评价较低。吕一博、苏敬勤（2008）基于我国东北地区235家中小企业的数据分析结果发现，企业环境的不确定性、企业创新实现能力都会影响我国中小企业的成长。
综合研究结果与天津市发展情况、数据可获得性，我们选取以下三个指标分别描述天津市的人才环境、技术创新环境和融资环境：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技术创新能力、非正式金融规模。同时基于上述企业数据，探究天津市营商软环境动态变化对中小企业数量型发展的影响。
二、研究假设
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SJY）与中小企业数量型发展相关。李自如，黄教文（2002）根据我国其他地区中小企业白皮书统计发现，多数创业人以高中学历为主，这与他们受教育过程中不断学习技能、提高自身创造力和判断力有关。本研究选择以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人数代表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提出以下假设：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与中小企业数量型发展存在正相关关系。
技术创新能力（JSCX）与中小企业数量型发展相关。一般情形下，知识产权创造能力催化技术溢出效应，从而有利于中小企业的发展。故本研究提出假设：技术创新能力与中小企业数量型发展存在正相关关系。
非正式金融规模（FZSJR）与中小企业数量型发展相关。本研究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自筹部分比重来衡量市场中非正式金融规模，非正式金融规模越大代表企业从正式金融机构获得融资越少。所以提出假设：非正式金融规模与中小企业数量型发展存在负相关关系。
三、实证分析
本研究中数据来源于《天津统计年鉴》（1997—2019），选取1996-2018年天津市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本文借鉴郭志仪等的做法，为了避免异方差，我们将中小企业数量取对数后作为被解释变量（记为LNY），将取对数后的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LNSJY），技术创新能力（LNCX），非正式金融规模（LNJR）作为解释变量构建模型：
LNY=ɑLNSJY+βLNCX+γLNJR+ε
（一）平稳性检验
本研究采用ADF（Augmented Dickey-Fuller）检验方法，对LNY，LNSJY，LNCX，LNJR做ADF单位根检验，滞后项阶数根据AIC、HQ和SC最小原则选取。
由平稳性检验结果可得，在显著性水平为5%的情形下，原始序列均不拒绝原假设。由于ADF检验结果满足同阶单整，故可以继续进行协整检验。
（二）协整检验
检验结果显示，在显著水平为95%的情形下，迹检验和特征值检验均拒绝原假设，即存在一个协整关系。通过VECM模型标准化后的协整关系为：
LNY=0.1455LNSJY+0.318LNCX-2.21LNJR+2.9565
由上式可看出，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技术创新能力均對中小企业数量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而非正式金融规模与中小企业数量存在负相关关系。
（三）VAR模型估计和脉冲响应分析
检验结果显示：VAR模型所有根的倒数全部在单位圆内即具有稳定性，可以做脉冲响应分析。
当在本期给LNSJY（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一个正冲击后，第2期企业数量就会受到显著的正影响，该影响程度递增到第3期达到最大值后开始递减并趋于稳定;同样地，当在本期给LNCX（技术创新能力）一个正的冲击后，第2期企业数量也会显著增加，而后影响程度缓慢递增到第4期达到峰值，最终下降趋于平缓。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经分析，实证结果与预期较为吻合：第一，从业人员受教育水平对中小企业数量的影响呈正向作用。第二，企业数量对技术创新环境变化的反应最为敏捷，改革的力度和重心应更多倾向于技术创新环境。第三，非正式金融规模与中小企业数量型发展负相关，非正式金融规模并未如期推动企业数量发展，侧面说明中小企业难以从正规融资渠道获得资金。
（一）完善人才落户政策，积极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
短期内天津市应尽快完善各项人才落户政策，吸引各行业高精尖人才到天津就业。比如借助北京市的虹吸效应、吸引无法负担高昂生活成本的优质人才，同时要逐步提升地方财政支出中教育投入比重，合理引导资金为高端人才浇灌土壤。
（二）规范科研资助标准，促进校企产学研合作
天津市政府应该继续坚持对中小企业科研项目的各类资助和优惠，对真正拥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多包容、多培育，为其提供自由成长的时间和空间;但相关部门也应该对获得政府资助的资格标准进行严格把控和法规保障，严禁“仅为获得资助而名义创新”的项目鱼目混珠。
（三）促进非正式金融合法化与信贷渠道便利化
天津市金融领域发展势头迅猛，但中小实体企业却较难从金融领域获得资金。鉴于此现状，天津市政府可以借鉴我国其他地区辅助性金融机构的经验，由政府和金融机构通过捐款等渠道吸纳资金为中小企业设立全国性专项担保基金、提供贷款信用保证;同时市场应该尽快实现非正式金融合法化与信贷渠道便利化。
五、结语
建设优化营商环境是市场经济大计，需要社会各界群策群力。笔者希望本研究能为天津市优化营商软环境建设提供新的发力点;为了推进营商软环境对企业影响的研究，我们也会深入挖掘企业微观数据，克服宏观因素的局限性，为政府提供更多优质建议。
参考文献：
[1]中国战略文化促进会，中国经济传媒协会，万博新经济研究院，第一财经研究院.2019中国城市营商环境指数评价报告[EB/OL].https：//finance.sina.com.cn/hy/hyjz/2019-05-14/doc-ihvhiqax8558284.shtml，2019-05-11.
[2]何秀兰，廖柏伟，王于渐.如何建立有利中小企业的营商环境[J].沪港经济，2000（01）：39-40.
[3]许京平.优化营商环境 重在软环境建设[J].全国流通经济，2017（17）：3-4.
[4]董志强，魏下海，汤灿晴.制度软环境与经济发展——基于30个大城市营商环境的经验研究[J].管理世界，2012（04）：9-20.
[5]林迎星.民营企业自主创新当前区域软环境评价：框架与实例[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6（09）：65-70.
[6]吕一博，苏敬勤，傅宇.中国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中国东北地区中小企业的实证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8（01）：14-23.
[7]李自如，黄教文.台湾中小企业创业决策关键因素[J].中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02）：154-158.
[8]郭志儀，赵小克，刘那日苏.区域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甘肃省1978年～201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J].经济经纬，2013，（01）：11-15.
[9]余文建，邓蒂妮.辅助性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改善：台湾地区的经验与借鉴[J].上海金融，2008（08）：8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