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此时的中国，还在“左”的阴影下蹒跚。这次大会宣告了“文革”的结束，重申了在20世纪内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根本任务
1977年刚立秋后的中国，没有盛夏的猖狂，但缤纷之中流转着美的遗憾。
中共十一大是粉碎“四人帮”后召开的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宣告了“文化大革命”这场长达10年的内乱结束，基本实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重申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选出的中央领导机构让党内健康力量有所增加，使国家的正常秩序得以恢复。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十一大没有带领全党走出“左”倾错误的樊篱，没有促进历史转折的完全实现，成为一次有影响而没有完全成功的会议。
大悲大喜之后坚冰开始打破
1976年，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相继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中国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四人帮”借机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长达10年之久的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把人们从连续不断的悲痛推向了多年没有的喜悦。
“文化大革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惨重灾难罄竹难书。但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段时期发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就是：一方面揭批“四人帮”，另一方面又肯定甚至称赞“文化大革命”。
10月24日，北京召开庆祝粉碎“四人帮”的百万军民大会。第二天，“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号召全国人民“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广大干部群众普遍要求尽快消除“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严重后果，使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同时纠正“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假错案。当时，纠正冤假错案首先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要求澄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是非，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二是要求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然而，要解决这些重大问题，就不能不涉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涉及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由于长期形成的严重思想禁锢，这些重大问题一时成为难以触动的禁区。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社论在强调揭批“四人帮”是“当前的纲”，要“抓纲治国”的同时，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针（后被称为“两个凡是”）。
粉碎“四人帮”后，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去世5人、被中央隔离审查4人，华国锋是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叶剑英是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主席因为毛泽东的逝世空缺，中共迫切需要重建中央领导核心。这时，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提前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便确定党的工作方针，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已经势在必行。为此，1977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提前召开党的十一大的决定。
“两个凡是”方针的推行，尤其是对邓小平的继续批评和对“天安门事件”的定性，引起一批老同志的不满。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云、王震等许多老同志起来反击“两个凡是”，郑重地、坚决地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恢复邓小平的工作。
时代的潮流难以阻挡，坚冰开始打破了。这年7月16日至21日，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追认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开除王、张、江、姚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此外，会议决定全部恢复“反击右倾翻案风”时邓小平被撤销的职务，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鉴于党的十大以来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十届三中全会批准3月中央工作会议关于提前召开党的十一大的决定，并为大会的召开作了必要的准备。全会一致通过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议程，讨论并基本通过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和党章修改草案，决定在1977年下半年的适当时间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8月11日，中共十一大预备会议召开。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他在会议上报告了中共十一大的准备情况，说明了大会主席团及秘书处的设立、代表的组成及大会议程等事宜。汪东兴作了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上，代表们对政治局提出的主席团人员組成名单、主席团主席、副主席、大会秘书长进行了表决，通过了223人的主席团名单；选举华国锋为主席团主席，选举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选举汪东兴兼大会秘书长。预备会议对十一大的议程也进行了表决。
有错误但有重要影响的会议
1977年8月12日下午3点半，万众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来自全国各行各业、各部门的代表共计1510名出席了大会，他们代表着全党3500多万名共产党员。
华国锋代表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报告历时4个小时，约3万多字。报告所列的小标题，分“我们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形势和任务”——第一部分论述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以及党同“四人帮”斗争的过程；第二部分分析了当时的国际与国内形势，提出了“党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抓纲治国的主要的战斗任务”。实际涉及的不止这两个内容，而是关乎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加上序言中对大会所担负的重大历史责任和结束语，政治报告严格讲共有四部分。
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宣布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这次大会的历史责任，是要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在本世纪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报告仍然肯定了“文化大革命”，认为“这种政治性质的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对党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报告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要“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以最终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 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气氛十分热烈，代表们畅所欲言。在讨论政治报告的时候，许多代表结合本单位、本部门实际情况，以大量事实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批判了他们炮制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等谬论，愤怒地批判了“四人帮”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罪行。代表们对党中央打倒“四人帮”的果断决策表示完全拥护，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形成、发展的原因进行了初步探讨。
同时，一些同志对政治报告中某些“左”倾观点提出批评。有的同志反对提“无产阶级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专政”；有的同志说，毛泽东讲过“文化大革命”犯有“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而报告对“文化大革命”全盘肯定，高度赞扬，是不合适的；还有的同志针对报告中关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阶级斗争”的论断指出，“始终”的提法在理论上说不通。聂荣臻在书面发言中针对“两个凡是”的方针指出，我们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要掌握精神实质，把基本原理当作行动指南，坚决反对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每一句话当作脱离时间、地点、条件的教条。然而，在政治报告定稿时，这些意见没有被接受，从而使“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理论仍然得到延续。
尽管如此，但十一大仍然是一次具有重要影响的会议，从总体上看是一次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大会。“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历史发展是不可逆转的。
一部在徘徊中前进的党章
8月13日下午，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叶剑英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说明了对中共十大党章进行修改的必要性，从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等8个方面对党章修改草案作了重要说明解释。随后，进行了分组讨论。18日，大会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十大党章共六章十二条，严格上说并不是一部严谨的党章，除了存在一些严重的错误外，有些条文也比较空泛。经过10年浩劫，党的组织原则、组织纪律等已经遭受了很大破坏，迫切需要一部新的党章来加强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发展。十一大党章对十大党章做了不少修改，包括总纲和五章（党员、党的组织制度、党的中央组织、党的地方和军队中的组织、党的基层组织）十九条，在结构上恢复了七大党章将总纲和各章分开阐述的做法，把“在本世纪内，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写进总纲。总纲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党坚持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在总纲中，增写了坚持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内容。
十一大党章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第四部党章。十一大的党章为5028字，八大的党章为12662字，九大党章为2823字，十大党章为2687字。十一大党章的字数虽不到八大党章一半，但与九大、十大的党章相比，字数几乎翻了一番。从内容上看，十一大的党章虽然还有十大党章的影子，但总体取向上是学习和模仿八大党章，是对党内政治生活正常时代所制定的八大党章的复归，对健全的党组织、制度和生活，拨乱反正起了积极的作用。
新党章总纲中增写了对毛泽东历史功绩的有关内容，使党章带有毛泽东逝世后的一些时代烙印，评价不够实事求是，但很可贵的是这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对自己领袖的情感，为以后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奠定了最初的思想基础。十一大党章首次规定了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的干部路线，提出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以整段篇幅阐述了党的三大作风，要求全党必须保持和发扬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保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防止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谋取特权。党章对党员提出了八项要求，其中规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为个人或少数人谋取私利”和“遵守党纪国法，严守党和国家的机密”等。此外，还恢复了党员预备期制度，这一规定目的是为了扭转“四人帮”搞“突击入党”造成的恶劣影响，对党员更好地进行考察和了解，保证党员的政治质量。党章重新提出要设立纪律检查机关，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地方县和县以上、军队团和团以上的各级党的委员会，都要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
根据十一大通过的党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从1977年10月起相继召开新的一届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党委。与此同时，在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及人民团体中，陆续恢复建立党委或党组。新产生的党委或党组，注意清除追随“四人帮”的帮派分子，起用了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久经考验的老干部，使党在各地区、各部门的领导得到充实和加强。
噩梦过去是早晨
8月18日下午，代表大会举行了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充分协商和酝酿的基础上，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以及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会议选出了新一屆中央委员会，当选的中央委员201名、候补中央委员132名。
邓小平致闭幕词后，十一大在《国际歌》声中结束。
8月19日，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其中，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并由他们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按照惯例，随后产生了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十一大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方面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限于历史条件，大会没能承担起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为实现历史转折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这一任务。随后，在9月9日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上，华国锋把党的十一大路线概括为：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纲治国，继续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党的十一大和随后的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及共青团、工会、妇联的全国代表大会的相继召开，使“文化大革命”中被打乱的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逐步得到恢复，开始走上正常轨道。但党的指导思想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转变，党和国家的工作总体上还是处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噩梦醒来是早晨。十一大作为一次不是完全成功的全国代表大会，没能完成从党的指导思想和方针上实现根本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这一任务直到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以彻底完成。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1982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确地剖析了中共十一大的历史功绩和缺憾：“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同志的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
责任编辑 王碧清
1977年刚立秋后的中国，没有盛夏的猖狂，但缤纷之中流转着美的遗憾。
中共十一大是粉碎“四人帮”后召开的第一次党的代表大会，宣告了“文化大革命”这场长达10年的内乱结束，基本实现了“安定团结”的局面，重申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选出的中央领导机构让党内健康力量有所增加，使国家的正常秩序得以恢复。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十一大没有带领全党走出“左”倾错误的樊篱，没有促进历史转折的完全实现，成为一次有影响而没有完全成功的会议。
大悲大喜之后坚冰开始打破
1976年，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相继逝世，全国人民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中国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四人帮”借机加紧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0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长达10年之久的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把人们从连续不断的悲痛推向了多年没有的喜悦。
“文化大革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惨重灾难罄竹难书。但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段时期发生了一个奇怪的现象，这就是：一方面揭批“四人帮”，另一方面又肯定甚至称赞“文化大革命”。
10月24日，北京召开庆祝粉碎“四人帮”的百万军民大会。第二天，“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号召全国人民“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广大干部群众普遍要求尽快消除“文化大革命”带来的严重后果，使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同时纠正“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假错案。当时，纠正冤假错案首先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要求澄清“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是非，尽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二是要求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平反。然而，要解决这些重大问题，就不能不涉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涉及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由于长期形成的严重思想禁锢，这些重大问题一时成为难以触动的禁区。
1977年2月7日，“两报一刊”发表题为《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社论在强调揭批“四人帮”是“当前的纲”，要“抓纲治国”的同时，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的方针（后被称为“两个凡是”）。
粉碎“四人帮”后，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去世5人、被中央隔离审查4人，华国锋是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叶剑英是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主席因为毛泽东的逝世空缺，中共迫切需要重建中央领导核心。这时，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提前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便确定党的工作方针，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已经势在必行。为此，1977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提前召开党的十一大的决定。
“两个凡是”方针的推行，尤其是对邓小平的继续批评和对“天安门事件”的定性，引起一批老同志的不满。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陈云、王震等许多老同志起来反击“两个凡是”，郑重地、坚决地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恢复邓小平的工作。
时代的潮流难以阻挡，坚冰开始打破了。这年7月16日至21日，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通过追认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的决定；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开除王、张、江、姚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此外，会议决定全部恢复“反击右倾翻案风”时邓小平被撤销的职务，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鉴于党的十大以来国内形势的重大变化，十届三中全会批准3月中央工作会议关于提前召开党的十一大的决定，并为大会的召开作了必要的准备。全会一致通过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议程，讨论并基本通过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和党章修改草案，决定在1977年下半年的适当时间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8月11日，中共十一大预备会议召开。会议由华国锋主持，他在会议上报告了中共十一大的准备情况，说明了大会主席团及秘书处的设立、代表的组成及大会议程等事宜。汪东兴作了关于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会上，代表们对政治局提出的主席团人员組成名单、主席团主席、副主席、大会秘书长进行了表决，通过了223人的主席团名单；选举华国锋为主席团主席，选举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选举汪东兴兼大会秘书长。预备会议对十一大的议程也进行了表决。
有错误但有重要影响的会议
1977年8月12日下午3点半，万众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来自全国各行各业、各部门的代表共计1510名出席了大会，他们代表着全党3500多万名共产党员。
华国锋代表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报告历时4个小时，约3万多字。报告所列的小标题，分“我们党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形势和任务”——第一部分论述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以及党同“四人帮”斗争的过程；第二部分分析了当时的国际与国内形势，提出了“党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抓纲治国的主要的战斗任务”。实际涉及的不止这两个内容，而是关乎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加上序言中对大会所担负的重大历史责任和结束语，政治报告严格讲共有四部分。
华国锋在政治报告中宣布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这次大会的历史责任，是要调动党内外、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在本世纪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难以在短时间内消除，报告仍然肯定了“文化大革命”，认为“这种政治性质的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成果”；对党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报告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要“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以最终达到天下大治的目的”。 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气氛十分热烈，代表们畅所欲言。在讨论政治报告的时候，许多代表结合本单位、本部门实际情况，以大量事实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批判了他们炮制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等谬论，愤怒地批判了“四人帮”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罪行。代表们对党中央打倒“四人帮”的果断决策表示完全拥护，对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形成、发展的原因进行了初步探讨。
同时，一些同志对政治报告中某些“左”倾观点提出批评。有的同志反对提“无产阶级在各个文化领域实行专政”；有的同志说，毛泽东讲过“文化大革命”犯有“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错误，而报告对“文化大革命”全盘肯定，高度赞扬，是不合适的；还有的同志针对报告中关于“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阶级斗争”的论断指出，“始终”的提法在理论上说不通。聂荣臻在书面发言中针对“两个凡是”的方针指出，我们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要掌握精神实质，把基本原理当作行动指南，坚决反对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每一句话当作脱离时间、地点、条件的教条。然而，在政治报告定稿时，这些意见没有被接受，从而使“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理论仍然得到延续。
尽管如此，但十一大仍然是一次具有重要影响的会议，从总体上看是一次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大会。“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历史发展是不可逆转的。
一部在徘徊中前进的党章
8月13日下午，大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叶剑英代表中央委员会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说明了对中共十大党章进行修改的必要性，从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等8个方面对党章修改草案作了重要说明解释。随后，进行了分组讨论。18日，大会通过了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十大党章共六章十二条，严格上说并不是一部严谨的党章，除了存在一些严重的错误外，有些条文也比较空泛。经过10年浩劫，党的组织原则、组织纪律等已经遭受了很大破坏，迫切需要一部新的党章来加强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发展。十一大党章对十大党章做了不少修改，包括总纲和五章（党员、党的组织制度、党的中央组织、党的地方和军队中的组织、党的基层组织）十九条，在结构上恢复了七大党章将总纲和各章分开阐述的做法，把“在本世纪内，党要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写进总纲。总纲强调，“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党坚持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在总纲中，增写了坚持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的内容。
十一大党章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第四部党章。十一大的党章为5028字，八大的党章为12662字，九大党章为2823字，十大党章为2687字。十一大党章的字数虽不到八大党章一半，但与九大、十大的党章相比，字数几乎翻了一番。从内容上看，十一大的党章虽然还有十大党章的影子，但总体取向上是学习和模仿八大党章，是对党内政治生活正常时代所制定的八大党章的复归，对健全的党组织、制度和生活，拨乱反正起了积极的作用。
新党章总纲中增写了对毛泽东历史功绩的有关内容，使党章带有毛泽东逝世后的一些时代烙印，评价不够实事求是，但很可贵的是这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对自己领袖的情感，为以后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奠定了最初的思想基础。十一大党章首次规定了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的干部路线，提出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以整段篇幅阐述了党的三大作风，要求全党必须保持和发扬群众路线、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保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保持和发扬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防止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谋取特权。党章对党员提出了八项要求，其中规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为个人或少数人谋取私利”和“遵守党纪国法，严守党和国家的机密”等。此外，还恢复了党员预备期制度，这一规定目的是为了扭转“四人帮”搞“突击入党”造成的恶劣影响，对党员更好地进行考察和了解，保证党员的政治质量。党章重新提出要设立纪律检查机关，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地方县和县以上、军队团和团以上的各级党的委员会，都要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
根据十一大通过的党章，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从1977年10月起相继召开新的一届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党委。与此同时，在中央直属机关和中央国家机关及人民团体中，陆续恢复建立党委或党组。新产生的党委或党组，注意清除追随“四人帮”的帮派分子，起用了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久经考验的老干部，使党在各地区、各部门的领导得到充实和加强。
噩梦过去是早晨
8月18日下午，代表大会举行了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充分协商和酝酿的基础上，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以及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会议选出了新一屆中央委员会，当选的中央委员201名、候补中央委员132名。
邓小平致闭幕词后，十一大在《国际歌》声中结束。
8月19日，十一届一中全会选出新一届中央领导机构。其中，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并由他们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按照惯例，随后产生了新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十一大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方面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限于历史条件，大会没能承担起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为实现历史转折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这一任务。随后，在9月9日毛主席纪念堂落成典礼上，华国锋把党的十一大路线概括为：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抓纲治国，继续革命，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党的十一大和随后的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及共青团、工会、妇联的全国代表大会的相继召开，使“文化大革命”中被打乱的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逐步得到恢复，开始走上正常轨道。但党的指导思想仍然没有从根本上转变，党和国家的工作总体上还是处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
噩梦醒来是早晨。十一大作为一次不是完全成功的全国代表大会，没能完成从党的指导思想和方针上实现根本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这一任务直到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得以彻底完成。顺应时代潮流和人民愿望，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1982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确地剖析了中共十一大的历史功绩和缺憾：“1977年8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揭批‘四人帮’和动员全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华国锋同志的错误的影响，这次大会没有能够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反而加以肯定……”
责任编辑 王碧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