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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1996－2005年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结构、变动及决定因素进行的实证分析显示：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贸易以产业內贸易为主，产业內贸易又以垂直产业内贸易为主，水平产业內贸易贡献不大；加入WTO前后两个阶段产业內贸易及其结构变动呈相反的趋势；要素禀赋结构及其变化是产业內贸易变动的主要因素，而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三个因素的影响很微弱。这表明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扩张的基础是成本优势且主要集中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WTO并没有真正改变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
关键词：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产业內贸易；结构变动；决定因素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8)02-0024-06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高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全球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和整合。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国内、国际地位提升较快，与国际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依存程度日趋增强。统计资料显示，1996年以来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产品进出口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出口增长远高于进口增长。2005年，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产品的出口额已高达1959.07亿美元，进口额也达到1476.82亿美元，占世界总出口和总进口的比重分别为16.68％和11.90％，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电子及通讯设备产品的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从国内看，2005年电子及通讯设备产品的出口和进口占中国总出口和总进口的比重分别为25.72％和22.40％。进出口的双双高速增长和不平衡增长表明中国在该产业上产业内贸易明显。中国该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究竟如何?是水平产业内贸易还是垂直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迅速发展的因素是什么?笔者通过对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测度与分解，分析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探索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决定因素，为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战略提升提出建议。
二、理论框架
(一)产业內贸易的理论回顾
二战以来，高速增长的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这就是一个国家同时出口和进口同一产业内的产品，尤其是中间产品和零部件。这一现象后来被学者们界定为产业内贸易(IIT)、双向贸易或重叠贸易。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主要从需求偏好、产品生命周期和外商直接投资(FDI)等角度对此现象进行解释，但解释的仅仅是垂直产业内贸易(VIIT)。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内贸易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就理论研究看，Helpman & Krugman在1985年提出了关于产业内贸易的C-H-O(Chamberlin-Hecksher-Ohlin)模型，该模型认为水平产业内贸易(HIIT)的主要动因在于规模经济和多样化的消费偏好，表现为不同特征的同质量产品(水平差异产品)的贸易。Greenaway(1999)认为垂直产业内贸易发生的主要动因在于比较优势，表现为不同质量的同种产品(垂直差异产品)的贸易。Brulhart M.& M.Thorpe(1999)、Bmlhart&Elliott(2002)从要素流动性差异和调整成本的角度对这两类产业内贸易进行了区分，认为垂直产业内贸易的要素流动性低，调整成本高，它反映的是资源在产品生产不同阶段的重新分配。就实证研究看，Helpman(1987)运用C-H-O模型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4个国家的产业内贸易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果与该模型的预期结论一致。Hummels & Levinsohn(1995)运用面板数据对Helpman的研究从国家特征和产业特征两个角度进行了验证，得出了相矛盾的结果阅。所以，他们认为该模型的垄断竞争假设有问题。近年的研究仍大量集中于采用计量技术，选择若干不同的独立变量来区分这两类贸易(Azhar & Elliott，2007)，但仍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
(二)产业內贸易的测度、分解与产业界定
理论研究难以取得完全共识，学者们试图从产业内贸易的测度方法中找出问题之所在。目前，有关产业内贸易测度及其分解的方法有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三种：一是G-L(Grubel-Lloyd)指数法。该方法最早出现，后来不断被修正以解决贸易不平衡产生的误差问题，修正后的方法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运用。二是边际产业内贸易(MIIT)指数法(73horpe，2005)。該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在进行产业内贸易的分解以及决定因素分析时，由于跨两个时期，因而变量选择面临很大困难。三是F-F指数法。该指数最早由Rahman(1991)提出，后经Fontagne & Freudenberg(1997)等人加以完善。它是从产品相似度和贸易重合度的角度来分析产业内贸易。该方法的优点在于可以避免贸易不平衡问题，对水平产业内贸易和垂直产业内贸易的分解方法也得到了广泛认可。另外，与G-L指数法相比，该方法还能间接测度一国进出口产品质量的差异，反映产业内贸易的产业特征与国家特征，结果更接近于实际情况(Rajan，1996)。国外新近研究中用此方法，国内还未见用此法进行的研究。
在产业的界定上，目前研究的通行做法就是把S17C 3位数、HS 4位数或ISIC 3位数产品分组界定为一个产业。用SITC 3位数或ISIC 3位数产品分组来计算产业内贸易可以大大降低统计工作量，但结果与HS 4位数的统计存在误差，后者的统计结果更接近实际(R.S.Raian，1996)。在新近的研究中，学者们认为对于那些生产环节较多、投入品种类复杂的产业。根据HS 4位数和HS 6位数来计算产业内贸易更为合理且结果能反映产业特征和国家特征(Damoense&Jordaan。2007)。
结合目前的研究，笔者采用HS 6位数分组和F-F指数法来计算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F-F指数的计算方法如下：第一步，以FF值大小区分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FF值大于临界值，贸易型态为产业内贸易，反之则为产业间贸易。计算公式见(1)式，式(1)中Xji,k,t表示国家i第t年对市场(国家)k产品的出口额，Mji,k,t表示国家i第t年自j市场(国家)k产品的进口额。第二步，用进出口单位价值(RUVXM)比区分水平和垂直产业内贸易，实践中多以同一产品的出口与进口价格比代替，计算公式见(2)式。式(2)中UVxji,k,t、UVMji,k,t表示 第t年国家i对j市场(国家)出口k产品的价格和自j市场(国家)进口k产品的价格，a为常数。现有研究中a多取为0.25，也有研究取0.15。当1(1+a)≤RUVXM≤1+a时，贸易型态是水平产业内贸易，当RUVXM＞1+a或RUVXM＜1/(1+a)时，贸易型态是垂直产业内贸易。最后，分类统计，统计方法见(3)式、(4)式。式(3)、式(4)中FFIIT、FFVIIT、FFHIIT、FFOWT分别表示F-F模型中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垂直产业内贸易指数、水平产业内贸易指数和产业间贸易指数，∑Xx、∑Mv分别为垂直差异产品的出口额和进口额，∑XH、∑MH分别为水平产业内贸易的出口额和进口额，∑X、∑M分别为该产业的出口和进口总额。笔者取FF的临界值为0.1，a取0.25。
(三)产业内贸易的决定因素与计量模型构建
国外的相关研究表明，要素禀赋、FDI、市场结构、经济规模、规模经济、贸易壁垒、产业集聚、收入水平、政府政策、区域贸易安排等因素都会对产业内贸易及水平和垂直产业内贸易产生不同的影响，国内相关研究较少。结合现有研究，笔者选取产品差异化、FDI、要素禀赋、规模经济等4个指标作为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决定因素，各指标具体处理如下：(1)产品差异化。现有研究多用SITC 3或HS 4下产品数目来表示。这种做法的缺陷在于每一种产品的贸易额是不同的，而产业内贸易水平是通过贸易额计算出来。本文用城镇人均消费支出来表示，记为AVt。理由在于：一是消费支出的高低及其变动可以反映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二是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普遍高于农村，这种支出水平的差异是决定差异需求、尤其是水平差异需求的关键因素。(2)外商直接投资。中国的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是FDI高度集中的产业，但国内研究对于FDI与其产业内贸易的关系却有不同的结论。国外有研究认为，资源与成本驱动型的FDI与产业内贸易负相关(Markusen&Venables，1998)，而追求规模经济和产品多样化的FDI则与产业内贸易是正相关(Fukao K.，2003)。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FDI究竟是追求前者还是后者，本文将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分析。该变量用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外资企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表示，记为RVFDI。(3)要素禀赋。它是决定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因素，本文用固定资产原价与年平均从业人数的比表示，记为Rk/L。(4)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有厂商规模经济和行业规模经济两种，它们对产业内贸易均可能有影响。厂商规模经济一般用企业的平均规模表示，而行业规模经济多用产业集中度表示。由于难以获得全部资料，本文仅以电子与通讯设备制造业企业的平均产值来表示规模经济，记为AVp。这样，可以建立产业内贸易与相关变量之间的一个简单的计量模型，见(5)式。式中B代表产业内贸易指数(水平产业内贸易指数、垂直产业内贸易指数)，ε为随机扰动项，βi为相关系数，i=1,2,3……。
三、结果与分析
(一)产业內贸易总体水平
根据上述两种方法，笔者计算了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和产业间贸易指数，结果见图1。
1 总体水平。首先，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较高，产业间贸易水平较低。国内研究表明，在制造业的16个典型行业中，该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仅低于纺织业和普通机械制造业。这说明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程度较深，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的水平已较为接近，国际分工更加接近水平型分工，已具备规模化经营的能力和较强的国际竞争力。通过计算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发现，1996-2005年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产品的RCA值较高且持续上升，这说明其国际竞争力较强。其次，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1996-2001年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呈上升趋势，而从2002年开始呈现持续的下降趋势。下降的原因可能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贸易集中度发生了变化。加入WTO以来，中国对前五大出口市场的出口依存度始终保持在70％左右，进出口依存度维持在50％左右，但中国与这5大市场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却由67.58％降至37.58％。可见，与主要贸易伙伴产业内贸易水平的下降是导致产业内贸易水平下降和产业间贸易水平上升的关键之所在。二是加入WTO以来中国进出口的高速非平衡增长。2002-2005年，中国电子与通讯设备产品贸易虽双双增长，但是出口增长幅度高于进口。通过计算进出口比率可以发现，2002年以来中国电子与通讯设备产品的进出口比率是明顯上升的，与相对发达国家的进出口比率也是上升的，而与相对落后的其它国家的进出口比率变化很小。由于中国与相对发达国家的贸易主要是由比较优势决定的，因此进出口比率的上升必然会引起产业间贸易水平的上升和产业内贸易水平的下降。
2 水平产业内贸易和垂直产业内贸易。首先，就产业内贸易的结构变动看，1996-2001年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水平产业内贸易水平呈下降趋势，而垂直产业内贸易水平则是上升的，2002-2005年的变动情况刚好相反。后一阶段水平产业内贸易指数上升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竞争力提升和与相对落后国家产业内贸易水平上升所致。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使得中国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内贸易向水平型过渡，而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又集中于相对发达国家，所以这种过渡必然会提高水平产业内贸易水平。这说明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与主要贸易伙伴的总体差距在缩小。同时，由于加人WTO以后中国自相对发达国家进口的集中度降低，自相对落后国家的进口集中度就相应提高，而与相对落后国家的产业内贸易主要是建立在相互间水平分工的基础上，这必然会提高水平产业内贸易水平而降低垂直产业内贸易水平。与相对落后国家水平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提高表明中国与这些国家该产业的竞争性和替代性在提高。其次，垂直产业内贸易水平高于水平产业内贸易水平以及水平产业内贸易的变动说明中国向外出口技术含量和相对价格较低的同行业产品，而从国外进口技术含量和相对价格较高的同行业产品，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整体上还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另外，垂直产业内贸易始终居于优势地位也反映了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长期处于失衡状态。1996年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贸易顺差仅为51.49亿美元，到2005年增加到482.25亿美元。
产业内贸易的结构变动反映的实质就是中国电子与通讯设备产品质量的变动。与发达国家垂直产业内贸易水平的下降和水平产业内贸易水平的 上升表明中国产品的质量在提高，但与相对落后国家产业内贸易水平的这种变动则不能体现这一结果。为检验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产品的质量变化，本文借鉴Fontagne & Freudenberg(1997)的做法，用单位产品相对价格来分析产业内贸易中的产品质量的垂直差异，并将其分为三类：相对质量高表示中国出口产品相对于进口产品具有明显的质量优势，相对质量中等表示中国出口产品相对于进口产品具有一定程度的质量优势，但优势不明显，相对质量低则表示中国出口产品质量低于进口产品质量而处于劣势地位。根据这一原则和标准，笔者计算了1999-2005年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产品的相对质量，结果见表1。从结果看，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产品的质量出现了恶化趋势。这表明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发展仍是立足于成本优势，是“以量取胜”。
(二)产业內贸易的决定因素
根据前文假设和计算结果，利用1997-2006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和Eviews 5.0软件，对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多次的拟合回归，结果见表2。产业内贸易和垂直产业内贸易水平的调整R2较高，说明拟合度较好，而水平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拟合效果不是很理想。
1 产品差异化与产业内贸易。根据需求偏好相似理论，消费支出的增加将扩大多样化消费。进而导致产业内贸易水平的上升。但检验结果却并没有体现这一点。相反，消费支出的提高却使得总体产业内贸易水平和垂直产业内贸易水平有微弱的下降。另外，水平产业内贸易没有通过检验，这与大多数研究结论不同。笔者认为原因在于三个方面：一是中国整体的消费水平不高，消费水平的增长远远滞后于产业的增长；如果考虑物价上涨因素，那么中国城镇消费支出增长远远滞后于贸易的高速扩张，这样较低的消费支出就会抑制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二是中国科技水平和制造能力的提升，世界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中国已经具有完整的产业链。因此，进口同质量产品的动力不足；三是检验的年份不多，有可能导致结果有偏差。
2 FDI与产业内贸易。由于当年的FDI不能反映当年的产业内贸易，因此对FDI作滞后一期处理。结果发现，FDI对产业内贸易总体水平显著负相关，水平和垂直产业内贸易没有通过检验。这说明目前进入中国的FDI之主要动因在于成本驱动、资源驱动和市场驱动，对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是起抑制作用。有关研究表明，这种FDI主要为“寻求效率型”的内向型FDI，它主要集中于产业链的低端，与国内资本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竞争关系和替代关系。
3 要素禀赋与产业内贸易。人均资本的提高意味着经济的增长，预期会提高产业内贸易水平(Helpman&Krugman，1985)。结果显示，要素禀赋对于产业内贸易总体水平和垂直产业内贸易的影响为正，并且有非常好的显著性，但对水平产业内贸易的影响为负。与产业内贸易总体水平正相关表明人均资本的增加改善了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要素禀赋，有助于专业化生产的扩大。因而产业内贸易水平提高。对垂直产业内贸易和水平产业内贸易的不同影响，表明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资源集中于产业链的低端。由于人均资本对垂直产业内贸易的正向效应远远超过对水平产业内贸易的负向效应，所以最终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影响为正。另外，研究发现人均资本与产业内贸易总体水平和垂直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变动趋势高度一致，这说明成本优势是决定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关键因素。
4 规模经济与产业内贸易。理论表明，规模经济与水平产业内贸易正相关。但本文的结果却显示，持续增加的企业平均产值对于产业内贸易几乎没有影响。对于总体产业内贸易和垂直产业内贸易，规模经济并没有通过检验。水平产业内贸易虽通过了检验，但正相关系数非常小。这与马剑飞(2002)的研究结果一致，但与陈迅(2004)的结果不同。这说明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企业的平均规模偏小，不具有规模经济效应。这再次验证了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扩张是建立在成本优势的基础之上。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总结起来，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从產业内贸易总体水平看，较高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说明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得到了提升，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程度加深，国际竞争力增强了。从产业内贸易的结构变动看，较高的垂直产业内贸易水平和较低的水平产业内贸易水平说明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仍然集中于国际产业链条的低端，为典型的数量型扩张，扩张的基础是比较优势。从产业内贸易的决定因素看，要素禀赋是决定产业内贸易发展的主导因素，基于要素禀赋的产业内贸易集中于不同质量和技术水平产品的进出口交叉，而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和FDI对产业内贸易或起抑制作用，或贡献微弱。
上述结论具有明显的政策含义。概括起来，主要集中于如下方面：(1)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在国际产业链中的位置和产品质量的恶化表明中国高端技术缺乏和创新能力不强。所以，要加大科研投入，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切实提高产品质量，转变成本驱动的数量型的扩张模式，使产业的成长建立在创新和技术驱动的基础之上。(2)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中国的成本优势将越来越小。所以，从长期看，这种发展模式将难以为继，而且极有可能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第二，FDI的性质说明它对内资企业产生的“溢出效应”很有限。不仅如此，“寻求效率型”的内向型FDI减少了中国的进口，加剧贸易的不平衡发展，减少了国家的关税收入。为此，中国要重新思考引资战略，提高FDI的质量。(3)规模经济与水平产业内贸易的微弱正相关关系，说明企业规模的扩大有助于水平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和产品质量的提高。所以，在“十一五”期间，中国要在政府监控和完善的资本市场下对国有及国有控股的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企业进行合并和重组，鼓励国内领先企业进行收购，以形成规模效应，切实提高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4)多渠道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鼓励个性化消费，为国内产业的成长提供需求支持。
责任编辑：关 华
责任校对：学 诗
关键词：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产业內贸易；结构变动；决定因素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8)02-0024-06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高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和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全球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格局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和整合。在这一过程中，中国的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得到了快速发展，国内、国际地位提升较快，与国际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依存程度日趋增强。统计资料显示，1996年以来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产品进出口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出口增长远高于进口增长。2005年，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产品的出口额已高达1959.07亿美元，进口额也达到1476.82亿美元，占世界总出口和总进口的比重分别为16.68％和11.90％，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电子及通讯设备产品的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从国内看，2005年电子及通讯设备产品的出口和进口占中国总出口和总进口的比重分别为25.72％和22.40％。进出口的双双高速增长和不平衡增长表明中国在该产业上产业内贸易明显。中国该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究竟如何?是水平产业内贸易还是垂直产业内贸易?产业内贸易迅速发展的因素是什么?笔者通过对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测度与分解，分析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探索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决定因素，为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战略提升提出建议。
二、理论框架
(一)产业內贸易的理论回顾
二战以来，高速增长的国际贸易领域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这就是一个国家同时出口和进口同一产业内的产品，尤其是中间产品和零部件。这一现象后来被学者们界定为产业内贸易(IIT)、双向贸易或重叠贸易。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主要从需求偏好、产品生命周期和外商直接投资(FDI)等角度对此现象进行解释，但解释的仅仅是垂直产业内贸易(VIIT)。20世纪90年代以来，产业内贸易的理论和应用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就理论研究看，Helpman & Krugman在1985年提出了关于产业内贸易的C-H-O(Chamberlin-Hecksher-Ohlin)模型，该模型认为水平产业内贸易(HIIT)的主要动因在于规模经济和多样化的消费偏好，表现为不同特征的同质量产品(水平差异产品)的贸易。Greenaway(1999)认为垂直产业内贸易发生的主要动因在于比较优势，表现为不同质量的同种产品(垂直差异产品)的贸易。Brulhart M.& M.Thorpe(1999)、Bmlhart&Elliott(2002)从要素流动性差异和调整成本的角度对这两类产业内贸易进行了区分，认为垂直产业内贸易的要素流动性低，调整成本高，它反映的是资源在产品生产不同阶段的重新分配。就实证研究看，Helpman(1987)运用C-H-O模型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14个国家的产业内贸易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果与该模型的预期结论一致。Hummels & Levinsohn(1995)运用面板数据对Helpman的研究从国家特征和产业特征两个角度进行了验证，得出了相矛盾的结果阅。所以，他们认为该模型的垄断竞争假设有问题。近年的研究仍大量集中于采用计量技术，选择若干不同的独立变量来区分这两类贸易(Azhar & Elliott，2007)，但仍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
(二)产业內贸易的测度、分解与产业界定
理论研究难以取得完全共识，学者们试图从产业内贸易的测度方法中找出问题之所在。目前，有关产业内贸易测度及其分解的方法有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三种：一是G-L(Grubel-Lloyd)指数法。该方法最早出现，后来不断被修正以解决贸易不平衡产生的误差问题，修正后的方法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运用。二是边际产业内贸易(MIIT)指数法(73horpe，2005)。該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在进行产业内贸易的分解以及决定因素分析时，由于跨两个时期，因而变量选择面临很大困难。三是F-F指数法。该指数最早由Rahman(1991)提出，后经Fontagne & Freudenberg(1997)等人加以完善。它是从产品相似度和贸易重合度的角度来分析产业内贸易。该方法的优点在于可以避免贸易不平衡问题，对水平产业内贸易和垂直产业内贸易的分解方法也得到了广泛认可。另外，与G-L指数法相比，该方法还能间接测度一国进出口产品质量的差异，反映产业内贸易的产业特征与国家特征，结果更接近于实际情况(Rajan，1996)。国外新近研究中用此方法，国内还未见用此法进行的研究。
在产业的界定上，目前研究的通行做法就是把S17C 3位数、HS 4位数或ISIC 3位数产品分组界定为一个产业。用SITC 3位数或ISIC 3位数产品分组来计算产业内贸易可以大大降低统计工作量，但结果与HS 4位数的统计存在误差，后者的统计结果更接近实际(R.S.Raian，1996)。在新近的研究中，学者们认为对于那些生产环节较多、投入品种类复杂的产业。根据HS 4位数和HS 6位数来计算产业内贸易更为合理且结果能反映产业特征和国家特征(Damoense&Jordaan。2007)。
结合目前的研究，笔者采用HS 6位数分组和F-F指数法来计算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F-F指数的计算方法如下：第一步，以FF值大小区分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FF值大于临界值，贸易型态为产业内贸易，反之则为产业间贸易。计算公式见(1)式，式(1)中Xji,k,t表示国家i第t年对市场(国家)k产品的出口额，Mji,k,t表示国家i第t年自j市场(国家)k产品的进口额。第二步，用进出口单位价值(RUVXM)比区分水平和垂直产业内贸易，实践中多以同一产品的出口与进口价格比代替，计算公式见(2)式。式(2)中UVxji,k,t、UVMji,k,t表示 第t年国家i对j市场(国家)出口k产品的价格和自j市场(国家)进口k产品的价格，a为常数。现有研究中a多取为0.25，也有研究取0.15。当1(1+a)≤RUVXM≤1+a时，贸易型态是水平产业内贸易，当RUVXM＞1+a或RUVXM＜1/(1+a)时，贸易型态是垂直产业内贸易。最后，分类统计，统计方法见(3)式、(4)式。式(3)、式(4)中FFIIT、FFVIIT、FFHIIT、FFOWT分别表示F-F模型中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垂直产业内贸易指数、水平产业内贸易指数和产业间贸易指数，∑Xx、∑Mv分别为垂直差异产品的出口额和进口额，∑XH、∑MH分别为水平产业内贸易的出口额和进口额，∑X、∑M分别为该产业的出口和进口总额。笔者取FF的临界值为0.1，a取0.25。
(三)产业内贸易的决定因素与计量模型构建
国外的相关研究表明，要素禀赋、FDI、市场结构、经济规模、规模经济、贸易壁垒、产业集聚、收入水平、政府政策、区域贸易安排等因素都会对产业内贸易及水平和垂直产业内贸易产生不同的影响，国内相关研究较少。结合现有研究，笔者选取产品差异化、FDI、要素禀赋、规模经济等4个指标作为中国产业内贸易的决定因素，各指标具体处理如下：(1)产品差异化。现有研究多用SITC 3或HS 4下产品数目来表示。这种做法的缺陷在于每一种产品的贸易额是不同的，而产业内贸易水平是通过贸易额计算出来。本文用城镇人均消费支出来表示，记为AVt。理由在于：一是消费支出的高低及其变动可以反映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二是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普遍高于农村，这种支出水平的差异是决定差异需求、尤其是水平差异需求的关键因素。(2)外商直接投资。中国的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是FDI高度集中的产业，但国内研究对于FDI与其产业内贸易的关系却有不同的结论。国外有研究认为，资源与成本驱动型的FDI与产业内贸易负相关(Markusen&Venables，1998)，而追求规模经济和产品多样化的FDI则与产业内贸易是正相关(Fukao K.，2003)。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FDI究竟是追求前者还是后者，本文将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分析。该变量用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外资企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表示，记为RVFDI。(3)要素禀赋。它是决定产业内贸易的重要因素，本文用固定资产原价与年平均从业人数的比表示，记为Rk/L。(4)规模经济。规模经济有厂商规模经济和行业规模经济两种，它们对产业内贸易均可能有影响。厂商规模经济一般用企业的平均规模表示，而行业规模经济多用产业集中度表示。由于难以获得全部资料，本文仅以电子与通讯设备制造业企业的平均产值来表示规模经济，记为AVp。这样，可以建立产业内贸易与相关变量之间的一个简单的计量模型，见(5)式。式中B代表产业内贸易指数(水平产业内贸易指数、垂直产业内贸易指数)，ε为随机扰动项，βi为相关系数，i=1,2,3……。
三、结果与分析
(一)产业內贸易总体水平
根据上述两种方法，笔者计算了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和产业间贸易指数，结果见图1。
1 总体水平。首先，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较高，产业间贸易水平较低。国内研究表明，在制造业的16个典型行业中，该产业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仅低于纺织业和普通机械制造业。这说明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程度较深，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的水平已较为接近，国际分工更加接近水平型分工，已具备规模化经营的能力和较强的国际竞争力。通过计算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发现，1996-2005年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产品的RCA值较高且持续上升，这说明其国际竞争力较强。其次，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1996-2001年的产业内贸易水平呈上升趋势，而从2002年开始呈现持续的下降趋势。下降的原因可能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贸易集中度发生了变化。加入WTO以来，中国对前五大出口市场的出口依存度始终保持在70％左右，进出口依存度维持在50％左右，但中国与这5大市场的产业内贸易指数却由67.58％降至37.58％。可见，与主要贸易伙伴产业内贸易水平的下降是导致产业内贸易水平下降和产业间贸易水平上升的关键之所在。二是加入WTO以来中国进出口的高速非平衡增长。2002-2005年，中国电子与通讯设备产品贸易虽双双增长，但是出口增长幅度高于进口。通过计算进出口比率可以发现，2002年以来中国电子与通讯设备产品的进出口比率是明顯上升的，与相对发达国家的进出口比率也是上升的，而与相对落后的其它国家的进出口比率变化很小。由于中国与相对发达国家的贸易主要是由比较优势决定的，因此进出口比率的上升必然会引起产业间贸易水平的上升和产业内贸易水平的下降。
2 水平产业内贸易和垂直产业内贸易。首先，就产业内贸易的结构变动看，1996-2001年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水平产业内贸易水平呈下降趋势，而垂直产业内贸易水平则是上升的，2002-2005年的变动情况刚好相反。后一阶段水平产业内贸易指数上升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竞争力提升和与相对落后国家产业内贸易水平上升所致。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使得中国与发达国家的产业内贸易向水平型过渡，而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又集中于相对发达国家，所以这种过渡必然会提高水平产业内贸易水平。这说明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与主要贸易伙伴的总体差距在缩小。同时，由于加人WTO以后中国自相对发达国家进口的集中度降低，自相对落后国家的进口集中度就相应提高，而与相对落后国家的产业内贸易主要是建立在相互间水平分工的基础上，这必然会提高水平产业内贸易水平而降低垂直产业内贸易水平。与相对落后国家水平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提高表明中国与这些国家该产业的竞争性和替代性在提高。其次，垂直产业内贸易水平高于水平产业内贸易水平以及水平产业内贸易的变动说明中国向外出口技术含量和相对价格较低的同行业产品，而从国外进口技术含量和相对价格较高的同行业产品，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整体上还处于产业链的低端。另外，垂直产业内贸易始终居于优势地位也反映了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长期处于失衡状态。1996年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贸易顺差仅为51.49亿美元，到2005年增加到482.25亿美元。
产业内贸易的结构变动反映的实质就是中国电子与通讯设备产品质量的变动。与发达国家垂直产业内贸易水平的下降和水平产业内贸易水平的 上升表明中国产品的质量在提高，但与相对落后国家产业内贸易水平的这种变动则不能体现这一结果。为检验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产品的质量变化，本文借鉴Fontagne & Freudenberg(1997)的做法，用单位产品相对价格来分析产业内贸易中的产品质量的垂直差异，并将其分为三类：相对质量高表示中国出口产品相对于进口产品具有明显的质量优势，相对质量中等表示中国出口产品相对于进口产品具有一定程度的质量优势，但优势不明显，相对质量低则表示中国出口产品质量低于进口产品质量而处于劣势地位。根据这一原则和标准，笔者计算了1999-2005年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产品的相对质量，结果见表1。从结果看，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产品的质量出现了恶化趋势。这表明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发展仍是立足于成本优势，是“以量取胜”。
(二)产业內贸易的决定因素
根据前文假设和计算结果，利用1997-2006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的统计数据和Eviews 5.0软件，对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产业内贸易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多次的拟合回归，结果见表2。产业内贸易和垂直产业内贸易水平的调整R2较高，说明拟合度较好，而水平产业内贸易水平的拟合效果不是很理想。
1 产品差异化与产业内贸易。根据需求偏好相似理论，消费支出的增加将扩大多样化消费。进而导致产业内贸易水平的上升。但检验结果却并没有体现这一点。相反，消费支出的提高却使得总体产业内贸易水平和垂直产业内贸易水平有微弱的下降。另外，水平产业内贸易没有通过检验，这与大多数研究结论不同。笔者认为原因在于三个方面：一是中国整体的消费水平不高，消费水平的增长远远滞后于产业的增长；如果考虑物价上涨因素，那么中国城镇消费支出增长远远滞后于贸易的高速扩张，这样较低的消费支出就会抑制产业内贸易的发展。二是中国科技水平和制造能力的提升，世界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中国已经具有完整的产业链。因此，进口同质量产品的动力不足；三是检验的年份不多，有可能导致结果有偏差。
2 FDI与产业内贸易。由于当年的FDI不能反映当年的产业内贸易，因此对FDI作滞后一期处理。结果发现，FDI对产业内贸易总体水平显著负相关，水平和垂直产业内贸易没有通过检验。这说明目前进入中国的FDI之主要动因在于成本驱动、资源驱动和市场驱动，对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是起抑制作用。有关研究表明，这种FDI主要为“寻求效率型”的内向型FDI，它主要集中于产业链的低端，与国内资本的关系主要表现为竞争关系和替代关系。
3 要素禀赋与产业内贸易。人均资本的提高意味着经济的增长，预期会提高产业内贸易水平(Helpman&Krugman，1985)。结果显示，要素禀赋对于产业内贸易总体水平和垂直产业内贸易的影响为正，并且有非常好的显著性，但对水平产业内贸易的影响为负。与产业内贸易总体水平正相关表明人均资本的增加改善了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要素禀赋，有助于专业化生产的扩大。因而产业内贸易水平提高。对垂直产业内贸易和水平产业内贸易的不同影响，表明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资源集中于产业链的低端。由于人均资本对垂直产业内贸易的正向效应远远超过对水平产业内贸易的负向效应，所以最终的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影响为正。另外，研究发现人均资本与产业内贸易总体水平和垂直产业内贸易水平的变动趋势高度一致，这说明成本优势是决定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产业内贸易发展的关键因素。
4 规模经济与产业内贸易。理论表明，规模经济与水平产业内贸易正相关。但本文的结果却显示，持续增加的企业平均产值对于产业内贸易几乎没有影响。对于总体产业内贸易和垂直产业内贸易，规模经济并没有通过检验。水平产业内贸易虽通过了检验，但正相关系数非常小。这与马剑飞(2002)的研究结果一致，但与陈迅(2004)的结果不同。这说明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企业的平均规模偏小，不具有规模经济效应。这再次验证了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的扩张是建立在成本优势的基础之上。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总结起来，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从產业内贸易总体水平看，较高的产业内贸易水平说明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得到了提升，融入国际分工体系的程度加深，国际竞争力增强了。从产业内贸易的结构变动看，较高的垂直产业内贸易水平和较低的水平产业内贸易水平说明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仍然集中于国际产业链条的低端，为典型的数量型扩张，扩张的基础是比较优势。从产业内贸易的决定因素看，要素禀赋是决定产业内贸易发展的主导因素，基于要素禀赋的产业内贸易集中于不同质量和技术水平产品的进出口交叉，而规模经济、产品差异和FDI对产业内贸易或起抑制作用，或贡献微弱。
上述结论具有明显的政策含义。概括起来，主要集中于如下方面：(1)中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在国际产业链中的位置和产品质量的恶化表明中国高端技术缺乏和创新能力不强。所以，要加大科研投入，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切实提高产品质量，转变成本驱动的数量型的扩张模式，使产业的成长建立在创新和技术驱动的基础之上。(2)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不断上升。中国的成本优势将越来越小。所以，从长期看，这种发展模式将难以为继，而且极有可能陷入“比较优势陷阱”。第二，FDI的性质说明它对内资企业产生的“溢出效应”很有限。不仅如此，“寻求效率型”的内向型FDI减少了中国的进口，加剧贸易的不平衡发展，减少了国家的关税收入。为此，中国要重新思考引资战略，提高FDI的质量。(3)规模经济与水平产业内贸易的微弱正相关关系，说明企业规模的扩大有助于水平产业内贸易的发展和产品质量的提高。所以，在“十一五”期间，中国要在政府监控和完善的资本市场下对国有及国有控股的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企业进行合并和重组，鼓励国内领先企业进行收购，以形成规模效应，切实提高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4)多渠道提高居民收入水平，鼓励个性化消费，为国内产业的成长提供需求支持。
责任编辑：关 华
责任校对：学 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