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觉得罗马尼亚的生活具有意义
　　
　　德国女作家赫塔·穆勒,在10月8日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出乎全世界的意料。在一系列寻找穆勒、追问穆勒的行动中,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她的“跨文化”身世。
　　赫塔·穆勒,1956年8月17日出生于罗马尼亚西部巴纳特地区蒂米什县的尼茨基多夫小镇,祖父是来自德国施瓦本的农民,父亲参加过纳粹党卫军。即使生活在罗马尼亚,赫塔也是15岁大才开始接触罗马尼亚语言,之前都是说德语,可见他们对自己的语言是多么的珍视。
　　这里的确有一点需要我们去理解的地方,欧洲版图一直不断变化,民族和主权问题也在不断摩擦中折中、妥协,趋向理性。她所在的罗马尼亚巴纳特地区,一战之前属于奥匈帝国的版图,战后,该地区北部的少量土地就划给了匈牙利,西部划给塞尔维亚,东部地区属于罗马尼亚,四分五裂了。这个地区由于历史原因,聚居着很多日尔曼人,按照传统讲德语,而不是普及国家的官方语言。在欧洲,日耳曼是个强大的种族,在罗马尼亚却是少数民族。特别是在赫塔的罗马尼亚时代,德语带给她的反而是边缘的位置。
　　她发现罗马尼亚语和德语各不相同,有时甚至互相矛盾。“在罗马尼亚,隐喻更感性一些,并且直达主题。那种直截了当的意象比我的母语德语更适合我,那是我想学罗马尼亚语的一个主要原因。……第一次听到《玛丽亚塔纳色》这首歌时,我觉得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第一次意识到民歌究竟意味着什么。罗马尼亚乡村音乐以一种非常有意义的方式存在着,而德国民歌丝毫提不起我的兴趣。”
　　1973年开始,17岁的赫塔在蒂米什瓦拉西部大学学习研究德国和罗马尼亚文学。毕业以后,到一家工程公司当翻译,因为不愿意与秘密警察合作而被开除,之后以作幼教老师和教德语为生。1987年,她与丈夫、小说家理查·华格纳移居西柏林。
　　这次的迁移似乎是一种回归,但在柏林,以德语为母语的赫塔却依旧是个不折不扣的“外地人”。“20余年的德国生活并未能掩埋穆勒对罗马尼亚生活的回忆。她说‘对我来说最具意义的经历就是在罗马尼亚独裁统治下生活。在相距数百里的德国的简单生活并不能消除我过去的体验。离开罗马尼亚时,我把过去打包带走,虽然身在德国,罗马尼亚的经历仍旧是一条现实的回归线。’”
　　我不敢猜想,是过去太沉重,还是“外乡人”带给她的独立空间,亦或离开带来的思考距离,使得赫塔在移居柏林之后的20多年中,不断地从过去的谷穗中,分拣、捡拾、梳理,把一个个故事及故事中的人性,从容、理性地馈赠人间。
　　当然,赫塔走得并不远,只是跨越了当时的铁幕。米兰·昆德拉走得也不远,从布拉格到巴黎,捷克人说讲捷克语的昆德拉是“逃兵”,而哈维尔、克里玛在战斗。于是,直到昆德拉开始用法语写作了,他的祖国也还没有出版过他的书,而昆德拉笔下的很多故事,也还停留在他记忆中的家乡捷克。200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华裔作家高行健,同样在不断地重复地表达着他的中国经验。
　　
　　文学,到底和政治是否有关?
　　
　　人总是矛盾的动物。一边呢,德国人说:“我们并不认为赫塔·穆勒是一个‘政治性’的作家,她从没有明确的政治立场,从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另一边却说:“隐喻、转喻、象征、暗示这些含蓄的表达方法使赫塔的作品与众不同,而这一切都起源于她作品的政治敏感性。”
　　貌似矛盾的两边,其实也好理解。
　　她关注的只是一个个人的命运,尽管她的作品中充满了“暴力”、“逃亡”、“压迫”这类字眼,看起来和政治紧密相连。因为没有哪个人的人生和命运能完全脱离开无处不在的政治。所以,当下专家们热议的诺贝尔奖是否有太重的政治味道,其实是个伪命题。但我想,赫塔的政治敏感性是客观的,如同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一样客观,没有真的桃花源;而赫塔的非政治是主观的,她关注的是一个个人的感受。
　　赫塔的父亲曾经是纳粹党卫军,母亲在二战后的1945年曾被驱逐到当时苏联的劳工营接受“劳动改造”,而母亲眼睁睁看着许多人在身边死去,多少年不愿重提往事。再来看看赫塔的家乡小镇,1941年那里有1035名罗马尼亚裔,2078名日耳曼族人,到了1977年有956名罗马尼亚人,剩下1131名日耳曼族人,30多年,罗马尼亚人减少了近100人,日耳曼族人减少了将近1000人,再到1992年,罗马尼亚人回升到1411人,日耳曼族却只剩下59名。回头看看1880年到1941年这60年间,罗马尼亚人和日耳曼人的数量,却几乎没有大的差异。我们无从猜测这里面发生过多少故事,但是这样的民族和人口的数量改变,一定有着不寻常的背景,也许其中就有赫塔描述的家庭和小人物。
　　赫塔说:“我的很多书都是写独裁的,除此之外,我什么都不懂,什么都没见过。”
　　赫塔的第一本书《低地》,是从一个孩子的视角出发,去看“德国版本”的巴纳特地区。1982年出版了政府删节版,两年以后赫塔·穆勒又出版了《暴虐的探戈》。两部作品不约而同地勾画了村庄生活的虚伪及对特立独行者的残酷压迫,还有讲德语的少数民族那狂热的法西斯精神、偏狭与腐败。《护照》写的是罗马尼亚一户讲德语的农民家庭为得到离开这个国家的护照而做的种种努力,故事里面有邮局局长、传教士、大小官员,赤裸裸地向那些申请移民的人索贿,甚至做性交易。在这样的故事中,很多人能找到对号入座的版本。比如写作小说的时候,赫塔·穆勒也正在等待去德国的签证。
　　1989年,赫塔写作的《单腿旅人》呈现了她在西德境遇的一个侧面,“外乡人”、“外国人”的不便,还有因为政治流亡而遭遇的冷漠感。前几天,刚听人们重又提起“朝鲜战争”的国民党老兵,被派往战场冲在最前方,战争结束后,选择遣散去台湾,又因为投降的经历不被信任,甚至有人为了表忠心,在身体上刺青刺上青天白日。这与赫塔·穆勒的遭遇不是同形的,却是同质的。其实一个伟大作家伟大作品的背后,就是一个小人物琐碎的人生。
　　《很久以前,狐狸是猎手》的主人公是一位被罗马尼亚秘密警察骚扰的教师。在小说《风中绿李》中,赫塔则详尽地描述了罗马尼亚独裁统治下的生活,把穆勒的许多作品翻译成罗马尼亚语的诺拉·尤佳说:“除了她的写作风格,这位在罗马尼亚出生的德国作家的每一本书都描写了记忆中挥之不去的深深恐惧。……从侮辱、骚扰到恐吓、折磨和死亡,罗马尼亚采取了各种非人道手段。在穆勒的书中,这种罪恶在作者对周围世界一点一滴的细节描写中得以展现。”
　　赫塔说:“不是我选择了写什么,而是写作内容选择了我。”
　　
　　赫塔·穆勒的罗马尼亚什么样子?
　　
　　赫塔·穆勒1956年生在红旗下,在她还没有接触罗马尼亚语言的时候,就是她9岁那年,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登上政府最高领导人的位置,赫塔1987年去德国,两年后齐奥塞斯库被枪决。可以说,赫塔本人的经验,全部来自齐奥塞斯库时代。
　　齐奥塞斯库的一面,相当开明,不仅与苏联保持距离,和中国发展友好关系,还和美国总统尼克松见面,和以色列保持外交关系。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性化社会主义”改革,被以苏联为首的“华约”组织血腥镇压,齐奥塞斯库还发表了讲话,“5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部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是一个重大错误,是对欧洲和平,对世界社会主义命运的严重威胁。”还有,“我代表罗马尼亚共产党和全体罗马尼亚人民向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向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表示热烈的同情和国际主义的声援。”
　　同时,齐奥塞斯库却在罗马尼亚实行专制独裁统治、个人崇拜,据说“思想警察”骚扰国内的每个电话,所有的打字机必须登记,齐奥塞斯库时不时头脑发热地搞工程,使民众不堪经济重负,而为了赚取外汇,包括食品在内的所有货品都用于出口。同时,却缩减进口,人们的生活物资极其匮乏。人口政策,政府规定每名妇女必须生育5名子女,好达到2000年3000万人口的目标。妇女不准节育,每3个月必须做一次妇科检查,这样可以及时地在人们还来不及私自堕胎的时候,就把腹中胎儿登记在册。这只是列举当时集权社会的几个侧面,还有更多深入到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不可思议的事情被人们见怪不怪。
　　赫塔·穆勒上大学的城市——蒂米什瓦拉,曾经爆发有上万人参加的游行,其中多数是罗马尼亚族人,反对齐奥塞斯库专制。1989年12月16日晚,齐奥塞斯库在布加勒斯特连夜召开党中央会议,商讨对策。17日在齐奥塞斯库的指令下,罗马尼亚军警在市内开了枪,抓了一些闹事者,平息了骚乱。而这次镇压,也激起了更大的反抗,最终把齐奥塞斯库夫妇送上断头台。
　　如今,罗马尼亚历史上的暴君德拉库拉的遗迹“吸血鬼城堡”,和齐奥塞斯库身后的遗产,比如共和国宫,都成了观光客兴趣的中心。但沉浸在个人生活中的德国青年似乎对赫塔·穆勒的罗马尼亚苦难史并不看重,所以她只能一边去打工,一边继续她的炉边絮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