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本文首先介绍了林纾其人，然后以林纾一生跨越两个时代为切入点，分别分析了两个时代的背景，以及对林纾翻译作品的影响，从而使其作品出现了“浮”、“沉”两种截然不同的现象。最后对林纾的翻译进行了综合评价，得出了特定的时代背景对林纾的翻译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结论。
关键词：时代背景；林纾翻译；“沉浮”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6-0011-01
引言
林纾（1852-1924），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伟大的文学家、翻译家，1897年，林纾开始与留法归来的王寿昌合作，两人于1899年推出了第一部译著《巴黎茶花女遗事》，在国内得到强烈反响，从此，林纾在不谙外文的特殊情况下走上了翻译的道路，但他的翻译，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也经历了“沉浮”。
一、跨越两个时代
林纾作为一位翻译家，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他的一生跨越了两个十分特殊的时代：帝制的晚清和共和制的民国。帝制的晚清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中国封建统治者一味妥协退让，中国受尽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共和制的民国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共和、民主的思想正如春风吹拂着满目疮痍的中华大地。这两个不同特征的时代，无论是对林纾的阅历、人生态度、翻译作品，还是对其翻译作品的受众体，都会产生重大影响，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翻译作品的“沉浮”。
二、“旧瓶装新药"——“浮”的时代
不论林纾是否意识到他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了“旧瓶装新药”的方法，这一策略在帝制的晚清社会的确十分奏效，使其翻译的作品一时间“洛阳纸贵”，广受赞誉。所谓“旧瓶”，也就是林纾在翻译时采用文言文的形式；所谓“新药”，也就是林纾将西方文学作品作为翻译的对象。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过程中，文言文的地位举足轻重，在帝制的晚清社会，虽然有一批“留洋”归国的留学生，虽然有一些文化革新的新趋向，但浓厚的封建残余决定了文言文仍旧会暂时保持主导地位。所以林纾采用文言翻译无疑会迎合大众的审美心理及口味。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林纾的文言文翻译并非是传统意义的文言文文体。 “林纾译书所用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它虽然保留若干“古文”成分，但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词汇和句法上，规矩不严密，收容量很宽大（钱钟书，1994）。所以采用了旧式的语言外壳，同时也掺入了新的表达方式，这是经林纾改造后的“旧瓶”，也是保证其翻译作品能够为中国大众接受的“敲门砖”。
封建帝制的晚清社会，思想迂腐落后，不仅中国的有志之士们纷纷行动起来，寻找救国图强的道路，甚至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民大众，也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哪怕是使生活有些许的轻松、灵动。林纾翻译的西方文学作品，犹如星星之火，点燃了中国大众心中的激情。其中的原因有二：其一，林纾翻译的小说，如《巴黎茶花女遗事》，讲的是痴情男子与红尘女子的爱情悲剧，此类题材对中国读者而言是绝对的新鲜有趣；其二，林纾在解读西方小说时，从补救中国弊端的实际出发，希冀对中国的现实有所推进，而这种翻译目的恰恰迎合了中国社会中正苦苦探求救国之道的仁人志士的心理需求，激发了其保国救国的斗志。
林纾的翻译作品正是在文言文这样的“旧瓶”的包裹之下，将西方现代小说的话语被整合为文言话语，“并以此实现了对中国传统阅读心理习惯的迎合，从而完成了登陆中国读者文化心理的艰难过程”（李宗刚，2004：133）。
三、五四新旧思潮之争——“沉”的时代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提倡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提倡新文学。而此时的林纾，依旧提倡的是文言文，所以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林纾就成了众矢之的，正如郭沫若在《我的幼年》中所言：“前几年我们在战取白话文的地位的时候，林琴南是我们当前的敌人”（苏建新，2007：410）。“林纾晚年的这番表演，使新文化运动的战士目为‘敌人’”（苏建新，2007：410）。五四运动的新旧思潮之争几乎把林纾弄得身败名裂。由于受到五四阵营的“炮轰”，林纾的翻译自然就难以拥有市场，最起码不会再有之前风靡一时的盛况，这其中与林纾个人翻译水平的下降也不无干系。
钱钟书先生曾经说过，林纾的翻译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癸丑三月（民国二年）译完的《离恨天》算得前后两期之间的界标。在它以前，林译十之七八都很醒目，在它以后，译笔逐渐退步，色彩枯暗，劲头松懈，使读者厌倦”（钱钟书，1994）。民国二年即1913年，正是中国社会动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非常时期，林纾的翻译水平下降，与其在这个特殊时代背景下的经历有很大关系。林纾是一位充满了爱国情操的文人，戊戌变法失败对林纾而言是个沉重的打击，而辛亥革命的迅速失败和革命后的社会混乱使林纾的心又凉了下来，而且从此不再对任何革命报有希望。至此，满怀寂寥之心，林纾再无之前翻译时的激情，而仅是应付了事，拿翻译来做糊口，所以“译笔逐渐退步，色彩枯暗，劲头松懈，使读者厌倦”也在所难免了。从这一方面而言，是动荡慌乱的社会现实无法满足林纾的心理愿望，从而导致了其翻译劲头的松懈。译文质量的下降，自然很难得到翻译接受体的认可，这也是导致林纾的翻译作品在五四时期以后“沉”的原因。
结语
林纾作为一名翻译家，其翻译作品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浮”也好，“沉”也罢，都是人们以综合的眼光进行的评说，但林纾翻译作品的价值是不容怀疑的，他让中国大众接触了西方文学作品，他的译作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新文化事业的发展，并影响了一大批中国近代文学家，对于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和文学事业的革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林纾翻译作品的“沉浮”正是特殊时代背景下必然性与偶然性相结合的结果。
参考文献：
[1]李宗刚，对林译小说风靡一时的再解读，东岳论丛， 2004（6）。
[2]钱钟书，《七缀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3]苏建新，为古老民族的文化守护神林纾一辩， 福建工程学院学报， 2007（5）。
[4]张俊才，徘徊在“共和老民”与“大清举人”之间——林纾晚年政治身份认同的矛盾与原因，社会科学战线，2008（2）民国史研究。
关键词：时代背景；林纾翻译；“沉浮”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6-0011-01
引言
林纾（1852-1924），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伟大的文学家、翻译家，1897年，林纾开始与留法归来的王寿昌合作，两人于1899年推出了第一部译著《巴黎茶花女遗事》，在国内得到强烈反响，从此，林纾在不谙外文的特殊情况下走上了翻译的道路，但他的翻译，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也经历了“沉浮”。
一、跨越两个时代
林纾作为一位翻译家，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他的一生跨越了两个十分特殊的时代：帝制的晚清和共和制的民国。帝制的晚清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中国封建统治者一味妥协退让，中国受尽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共和制的民国之所以特殊，是因为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共和、民主的思想正如春风吹拂着满目疮痍的中华大地。这两个不同特征的时代，无论是对林纾的阅历、人生态度、翻译作品，还是对其翻译作品的受众体，都会产生重大影响，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翻译作品的“沉浮”。
二、“旧瓶装新药"——“浮”的时代
不论林纾是否意识到他在翻译过程中采用了“旧瓶装新药”的方法，这一策略在帝制的晚清社会的确十分奏效，使其翻译的作品一时间“洛阳纸贵”，广受赞誉。所谓“旧瓶”，也就是林纾在翻译时采用文言文的形式；所谓“新药”，也就是林纾将西方文学作品作为翻译的对象。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过程中，文言文的地位举足轻重，在帝制的晚清社会，虽然有一批“留洋”归国的留学生，虽然有一些文化革新的新趋向，但浓厚的封建残余决定了文言文仍旧会暂时保持主导地位。所以林纾采用文言翻译无疑会迎合大众的审美心理及口味。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林纾的文言文翻译并非是传统意义的文言文文体。 “林纾译书所用文体是他心目中认为较通俗、较随便、富于弹性的文言。它虽然保留若干“古文”成分，但比“古文”自由得多，在词汇和句法上，规矩不严密，收容量很宽大（钱钟书，1994）。所以采用了旧式的语言外壳，同时也掺入了新的表达方式，这是经林纾改造后的“旧瓶”，也是保证其翻译作品能够为中国大众接受的“敲门砖”。
封建帝制的晚清社会，思想迂腐落后，不仅中国的有志之士们纷纷行动起来，寻找救国图强的道路，甚至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民大众，也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哪怕是使生活有些许的轻松、灵动。林纾翻译的西方文学作品，犹如星星之火，点燃了中国大众心中的激情。其中的原因有二：其一，林纾翻译的小说，如《巴黎茶花女遗事》，讲的是痴情男子与红尘女子的爱情悲剧，此类题材对中国读者而言是绝对的新鲜有趣；其二，林纾在解读西方小说时，从补救中国弊端的实际出发，希冀对中国的现实有所推进，而这种翻译目的恰恰迎合了中国社会中正苦苦探求救国之道的仁人志士的心理需求，激发了其保国救国的斗志。
林纾的翻译作品正是在文言文这样的“旧瓶”的包裹之下，将西方现代小说的话语被整合为文言话语，“并以此实现了对中国传统阅读心理习惯的迎合，从而完成了登陆中国读者文化心理的艰难过程”（李宗刚，2004：133）。
三、五四新旧思潮之争——“沉”的时代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提倡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并在“文学革命”的口号下，提倡新文学。而此时的林纾，依旧提倡的是文言文，所以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中，林纾就成了众矢之的，正如郭沫若在《我的幼年》中所言：“前几年我们在战取白话文的地位的时候，林琴南是我们当前的敌人”（苏建新，2007：410）。“林纾晚年的这番表演，使新文化运动的战士目为‘敌人’”（苏建新，2007：410）。五四运动的新旧思潮之争几乎把林纾弄得身败名裂。由于受到五四阵营的“炮轰”，林纾的翻译自然就难以拥有市场，最起码不会再有之前风靡一时的盛况，这其中与林纾个人翻译水平的下降也不无干系。
钱钟书先生曾经说过，林纾的翻译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癸丑三月（民国二年）译完的《离恨天》算得前后两期之间的界标。在它以前，林译十之七八都很醒目，在它以后，译笔逐渐退步，色彩枯暗，劲头松懈，使读者厌倦”（钱钟书，1994）。民国二年即1913年，正是中国社会动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非常时期，林纾的翻译水平下降，与其在这个特殊时代背景下的经历有很大关系。林纾是一位充满了爱国情操的文人，戊戌变法失败对林纾而言是个沉重的打击，而辛亥革命的迅速失败和革命后的社会混乱使林纾的心又凉了下来，而且从此不再对任何革命报有希望。至此，满怀寂寥之心，林纾再无之前翻译时的激情，而仅是应付了事，拿翻译来做糊口，所以“译笔逐渐退步，色彩枯暗，劲头松懈，使读者厌倦”也在所难免了。从这一方面而言，是动荡慌乱的社会现实无法满足林纾的心理愿望，从而导致了其翻译劲头的松懈。译文质量的下降，自然很难得到翻译接受体的认可，这也是导致林纾的翻译作品在五四时期以后“沉”的原因。
结语
林纾作为一名翻译家，其翻译作品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浮”也好，“沉”也罢，都是人们以综合的眼光进行的评说，但林纾翻译作品的价值是不容怀疑的，他让中国大众接触了西方文学作品，他的译作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新文化事业的发展，并影响了一大批中国近代文学家，对于中国翻译事业的发展和文学事业的革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林纾翻译作品的“沉浮”正是特殊时代背景下必然性与偶然性相结合的结果。
参考文献：
[1]李宗刚，对林译小说风靡一时的再解读，东岳论丛， 2004（6）。
[2]钱钟书，《七缀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3]苏建新，为古老民族的文化守护神林纾一辩， 福建工程学院学报， 2007（5）。
[4]张俊才，徘徊在“共和老民”与“大清举人”之间——林纾晚年政治身份认同的矛盾与原因，社会科学战线，2008（2）民国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