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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质文物修复，既专业又枯燥，一般人都不愿干。而半路出家的陈卉丽却一干就是几十年。如今，52岁的她仍坚守在文物修复第一线，带领团队承担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的修复。她潜心总结出石刻修复“望闻问切”四诊法，准确率达95%，被喻为“石头御医”、大国工匠。她受邀到意大利佛罗伦萨国家科学院做演讲，获得了国际同行的喝彩！那么，这个曾经的门外汉是如何成为一名身怀绝技的大国工匠的呢？
记者（以下简称记）：听说您当年是从事纺织行业的，为啥转身去做文物保护呢？
陈卉丽（以下简称陈）：我是地道的四川人，最初学的是纺织专业，一直在针织厂工作，不久成了业务尖子，后来因为爱情，我改行走上了保护文物的道路。我和爱人是同学，结婚后分居两地。1995年6月，组织上出于对我的关心，把我从老家四川的广汉针织总厂调到丈夫所在的单位——重庆大足石刻博物馆（现大足石刻研究院）工作，成了一名文物监测员。从此，我便与文物结下了不解之缘。
记：刚开始您要搞石刻文物修复时，您丈夫的态度如何？众人又怎样看待您呢？
陈：1996年3月的一天，我向丈夫透露自己想涉足馆内技术含量最高的工种——文物修复的想法时，丈夫愣了一下，给我泼冷水说：“石刻文物修复技术性很强，而且得吃苦，你不是这个专业出身，不要被人看笑话，还是安分一点做文物监测员吧！”我很不服气，说：“我就是想学石刻文物修复，那可来劲，有成果！”但正如我丈夫所言，一开始我遭遇了诸多质疑。有人说我是图新鲜，肯定学不会。也有人说专业人员学石刻文物修复都头疼，我一个外行根本不可能学会。那时，几乎所有人都说我学一阵子肯定要当“逃兵”，丈夫也觉得我中途会打退堂鼓。我没有理会这些，只管埋头去学习。
记：石质文物修复专业性强，技术要求高，您是如何“啃”下这块硬骨头的？
陈：不错，石质文物修复不仅要懂得历史学、考古学、鉴定学、金石学、化学等知识，还要熟悉石刻、色彩、髹漆、贴金等实用技术，这对于只有中专文凭且从事文保工作仅一年的我来说，确实有些异想天开。业内有“十年磨一剑”的说法：先跟师傅看3年，基本功练好了，才有资格摆弄文物本体，最后才能独立修复。可我这人个性要强，我觉得事都是人干出来的，我就不信我不行！为了尽快熟悉业务，我坚持边干边学，白天请教同事，晚上啃书本恶补知识，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到了这上面。丈夫看我义无反顾，倒也支持我，几乎包揽了所有家务。一天深夜已近1点，丈夫醒来看我还在看书，他知道我那些天感冒了，就催我赶快睡觉。见我纹丝不动，他一骨碌爬起来，夺下我手里的书，让我去睡觉。这时，他发现我脸色不好，连忙用手摸了下我的额头，发现我在发高烧，就赶紧带我去医院挂了急诊输液。事后，同事们都说我是“拼命三娘”！就这样，凭着不懈努力，我的业务水平突飞猛进，只用3年时间就取得了别人要用10年才能取得的石质文物修复师资质。
记：听说您琢磨出了一套“望闻问切”四诊法，这是怎么回事？
陈：在与文物打交道的过程中，我觉得文物也是有生命、有故事的。通过不断琢磨，我总结出了“望闻问切”四诊法——“望”是看文物的断裂、破碎、表面情况，对比存档的资料影像；“闻”则是嗅文物本体气味，看是否有污染霉变；“问”则是向看护人员了解文物变化情况；“切”则是采用手轻摸触碰感受文物是否疏松，或用银针刺探被金箔彩绘覆盖的石质本体风化情况。同行们说我的“四诊法”在实践中可诊断出文物病害20多种，准确率达95%以上。我的方法让不少业内人士折服，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还自豪地给了我一个“一手准”的美称。到2001年，我完全可以独当一面了，被任命为重庆市大足石刻研究院文物保护中心主任。
记：重庆的大足石刻是个什么文物，在国内外有着怎样的地位？
陈：建于唐宋时代的大足石刻共包含5万余尊石窟造像。1999年，大足石刻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世界八大石窟之一，大足石刻还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五A级旅游景区和重庆文化符号之一。更难能可贵的是，大足石刻是世界石窟艺术中保存最为完好的，被誉为“世界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丰碑”。而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是我国最大的集雕刻、贴金、彩绘于一体的摩崖石刻造像，因规模大、手数量多、形态复杂，堪称“国宝之巅”，举世闻名。我和重庆文博研究院的13名石质文物修复师，要承担5万余尊造像的修复工作。
記：2008年，您受命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的修复，难度大吗？
陈：因经受了800多年风霜侵蚀，大足石刻千手观音出现了砂岩风化、手指断裂、金箔脱落等病害达34种，拯救工作刻不容缓。鉴于此文物价值之巨大、病害之复杂、保护修复难度之高，2008年5月国家文物局将其确定为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进行抢救性保护修复。面对如此棘手的修复工程，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亲自点我的将，要我组团出战。修复“千手观音”没什么案例可供参考，当时我丈夫忧心忡忡地说：“卉丽，你一旦接下这个任务，可要考虑后果呀，万一修复工程难达标，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虽然也担忧，但没有退缩，坚定说：“纵然有千难万险，我也要闯过去！”听我这样说，丈夫不再说什么，但我知道，他一直替我捏着一把汗。
记：面对“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修复的诸多困难，你带领团队是如何克服的？
陈：调查一开始，我发现病害对“千手观音”侵蚀和破坏的程度远超出我的想象。该石刻文物造像占崖立面面积98平方米，展开面积超过220平方米，34种病害涉及石质、金箔、彩绘等多种材质，病害面积近200平方米，850余只手“病症”各不相同，仅残缺的就达440处。可以说，当时的“千手观音”已千疮百孔。我非常吃惊，同时难过得想哭，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不辱使命，让千手观音在游客面前金光再现！接下来，在石刻修复现场狭小的空间里，我和同事每天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开始工作。我戴着眼镜，紧紧盯着石刻，小心翼翼地用手术刀和注射器修复着文物……就像手术台上拯救病患的医生，不敢有半点疏忽。而这一站，通常就是一整天。除了吃饭，我们一直在“面壁”，长期嗅着刺鼻的材料味，粘一身尘土，或站或蹲，有时还要躺着，七八个小时不说话，嘴巴都憋出苦味了。一天下来，眼睛和身体都吃不消。有一次，因劳累过度，我差点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幸好被一旁的同事扶住。又因文物保护环境的限制，再热不能吹电扇，再冷不能烤火炉。蚊虫叮咬、冻疮、化学试剂过敏等一个个折磨，我们都得忍受着。尽管累、苦，但大家都没有抱怨过一声，我也总是对大家说：“做我们这行，除了专业技能，还需要有超强的耐心、高度的责任心和坚强的毅力。” 记：听说对造像文物“打针”注射的加固剂，是您自制试验成功的，这不简单啊！
陈：在技术上我们遇到了不少难题，其中一个就是“千手观音”石质本体的修复。在工作中，我们常常需要对文物“打针”注射加固剂，但药剂的选择却让我绞尽脑汁。原本使用的是北方常用的加固剂，浓度为5%，可由于石质风化程度和环境差异，千手观音使用这种加固剂效果不好。我决定自制加固剂，和同事调配材料在崖壁上反复试验，一干就是三年，前后用了10多种材料。2010年4月，我用专业仪器诊断自制加固剂成效显著时，众人一片雀跃。
记：修复成果验收通过的那一刻，您兴奋吗？
陈：千手观音许多残缺的手指都需要加固补型10次以上。比如修复一个弯曲180度的食指，要先在残缺的手指上钻小眼，再把处理成180度的竹签插入做支撑，然后把同质的石材粉与加固剂配制成砂浆，补型出原有模样的手指、指甲，再用手术刀修型，最后打磨光滑。每个手指头至少要花5天才能完成。为了对症下药，我们团队填写调查表1032张、约35000个数据，手绘病害图297张，病害矢量图335幅，拍摄现状照片20000余张。我个人独立修复了造像86只手，完成了20件法器的修复方案编制以及本体修复和修复技术报告的编写。这项工程十分庞大，修复前后耗时长达8年。2015年6月13日，“千手观音”修复成果顺利通过了专家组最苛刻的验收。多位专家惊叹，说我了不起。我百感交集，流着欣喜的泪水说：“这是团队集体的功劳。8年来所有的付出都是非常值得的！”而我的丈夫望着原本面容清秀的我变得一脸憔悴，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忍不住哭了。
记：您成名后，国家文物局想调您去北京，怎么没去呢？
陈：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的成功修复，让我确实有了点名气，业内人士称我为“石头御医”。2016年我被评为重庆“十大巴渝工匠”，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当时有人戏谑我丈夫，说我们家是阴盛阳衰。我丈夫双手一摊，爽朗地大笑：“她确实比我强！我服了。”那年，国家文物局的领导想调我去北京。我作为正高级别的文物保护专家，又是研究院文保中心主任，仍然拿着6000元的月薪，明显低于其他文博单位同行的报酬。而去北京，无论是工作平台，还是薪资待遇，都会大大改善。当时我虽有些心动，但经过深思我觉得自己的舞台在基层，在一线，于是婉拒了国家文物局领导的关心。为此，不少同事与朋友都替我惋惜。
记：有报道称，您曾应邀赴意大利演讲，赢得外国同行的喝彩，是真的吗？
陈：喝彩过奖了，得到外国同行肯定却是真的。那是2014年3月29日，我受邀赴意大利，前往全世界石质文物修复技术最成熟最闻名的国家，做学术交流，组织上为我配备了随行翻译。我站在佛罗伦萨国家科学院的演讲台上，介绍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及中国文物保护经验时，赢得现场一片掌声。翻译说，我的演讲一鸣惊人，意大利同行对我这位半路出家的女性石刻修复师充满了敬意。现场也有人提出一些疑难问题，试图难倒我，我都一一对答如流。回国后，业内专家赞叹，说作为中国工匠，我赢得了世界声誉，是全国石质文物修复界第一人。
记：工作之余，您还经常四处奔走宣传保护文物的意义，不累吗？
陈：在普通人眼里，石刻文物是冷冰冰的石头，但在我眼里，它们却是有着鲜活生命的宝贝。国家对文物保护很重视，所以宣传就十分必要。我在工作之余，时常利用星期天、节假日，奔走于学校、社区、村落、街头，向人们宣讲保护文物的要求与意义。一次，我给大家讲了一個小故事：在那个破四旧的特殊年代，为了保护“千手观音”，避免颐和园万寿山造像的悲剧重演，当地信众自发组成人墙，昼夜值守，才使这座全人类的瑰宝得以幸存。众人听了很感动。还有一次，我到大足区宝顶镇慈航村，给村民宣讲老百姓在文物保护中不可或缺的作用。有人认出我是修复“千手观音”的领头工匠，“呼”地一下围拢过来，聚精会神地听我讲。忽然，人群里有人高喊：“陈老师，您不仅做得好，讲得也好，我们听您的，争当一名义务文物保护员！”我听了无比欣慰。
记：这些年您不仅战斗在文物修复第一线，还著书立说，很有成就感吧？
陈：当国家文物局需要我，要我参与一些石刻文物修复时，我随叫随到。四川乐山大佛、甘肃敦煌石窟壁画、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河北蔚县博物馆彩绘贴金石质文物、四川安岳茗山寺文殊像、潼南大佛等多处著名文物保护修复现场，我都去过。我用“四诊法”诊断解决石刻文物的疑难病症，与先进仪器的诊断基本吻合。很多权威专家对我啧啧称赞，说我“技能独到惊艳业内，在全国文物修复界一枝独秀”，说得我脸都红了……我从事文保工作已23年，坚守在文物保护一线，也能静下心思考虑一些问题，相继在《华夏考古》《中国文物科学研究》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24篇。让自己颇为满意的是，我撰写出版的45万字专著《大足石刻保护探索与实践》，引起了轰动，被业内人士称为全国石质文物保护的典范性论著。其间，我还受邀参与《陶质彩绘文物保护修复方案编写规范》《古代壁画地仗可溶盐分析取样与测定》等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行业标准的专家评审事宜。
记：听说国家文物局又给您下达了新的任务，工作如此繁忙，这么多年来您休过假吗？
陈：2017年10月，国家文物局又给我们院下达了两项重任，要我负责牵头实施国家文物局川渝石窟保护示范项目——大足石刻卧佛、小佛湾摩崖上万余尊造像修复工程。尽管任务繁重，但我充满信心。大足石刻是世界文化遗产，它不光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是神奇的东方艺术瑰宝！我们有责任把它修复好、维护好。至于说休假，这二十多年来我还真没休过一次。干我们这行的人手少，事情多，哪顾得上休息啊！平常的双休日、节假日我要么泡在单位和现场，要么下乡搞宣传。丈夫感慨万千，说我半路出家，没想到对文物爱得如此深沉！事业上得到了认可，可我生活中却亏欠了家人。从业以来，我没和孩子一起外出旅游一次，儿子参加高考我都没时间过问，有时甚至春节过年都没法和父母团聚。一次父亲生病住院，我都挤不出时间去看望。还好丈夫也是从事文物保护的，知道个中艰辛，经常在家人面前替我圆场，减少了家人对我的怨言和误解。
记：听说您现在给自己定了个目标，要培养出一批文物修复师新人，是真的吗？
陈：是啊，眼下我的又一个工作重心就是培养新人，几乎每天我都会带着“徒弟”们跋山涉水，到各个文物保护点，手把手地指导他们。统计资料显示，目前全国文物修复师队伍仅2000多人，面对的则是3000多万件馆藏文物半数“染病”和数量众多亟待保护的石窟的现状。照此计算，一个文物修复师承担的就是成千上万件文物的修复工作，任务量大得惊人。文物修复人才十分匮乏。我希望今后能有更多守得住寂寞、练得好功夫的年轻人加入这个行业，为世界文化遗产续命养身，让国家文物保护事业发出勃勃生机！
〔编辑：潘金瑞〕
“纺织女工”华丽转身成文物修复师
记者（以下简称记）：听说您当年是从事纺织行业的，为啥转身去做文物保护呢？
陈卉丽（以下简称陈）：我是地道的四川人，最初学的是纺织专业，一直在针织厂工作，不久成了业务尖子，后来因为爱情，我改行走上了保护文物的道路。我和爱人是同学，结婚后分居两地。1995年6月，组织上出于对我的关心，把我从老家四川的广汉针织总厂调到丈夫所在的单位——重庆大足石刻博物馆（现大足石刻研究院）工作，成了一名文物监测员。从此，我便与文物结下了不解之缘。
记：刚开始您要搞石刻文物修复时，您丈夫的态度如何？众人又怎样看待您呢？
陈：1996年3月的一天，我向丈夫透露自己想涉足馆内技术含量最高的工种——文物修复的想法时，丈夫愣了一下，给我泼冷水说：“石刻文物修复技术性很强，而且得吃苦，你不是这个专业出身，不要被人看笑话，还是安分一点做文物监测员吧！”我很不服气，说：“我就是想学石刻文物修复，那可来劲，有成果！”但正如我丈夫所言，一开始我遭遇了诸多质疑。有人说我是图新鲜，肯定学不会。也有人说专业人员学石刻文物修复都头疼，我一个外行根本不可能学会。那时，几乎所有人都说我学一阵子肯定要当“逃兵”，丈夫也觉得我中途会打退堂鼓。我没有理会这些，只管埋头去学习。
记：石质文物修复专业性强，技术要求高，您是如何“啃”下这块硬骨头的？
陈：不错，石质文物修复不仅要懂得历史学、考古学、鉴定学、金石学、化学等知识，还要熟悉石刻、色彩、髹漆、贴金等实用技术，这对于只有中专文凭且从事文保工作仅一年的我来说，确实有些异想天开。业内有“十年磨一剑”的说法：先跟师傅看3年，基本功练好了，才有资格摆弄文物本体，最后才能独立修复。可我这人个性要强，我觉得事都是人干出来的，我就不信我不行！为了尽快熟悉业务，我坚持边干边学，白天请教同事，晚上啃书本恶补知识，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到了这上面。丈夫看我义无反顾，倒也支持我，几乎包揽了所有家务。一天深夜已近1点，丈夫醒来看我还在看书，他知道我那些天感冒了，就催我赶快睡觉。见我纹丝不动，他一骨碌爬起来，夺下我手里的书，让我去睡觉。这时，他发现我脸色不好，连忙用手摸了下我的额头，发现我在发高烧，就赶紧带我去医院挂了急诊输液。事后，同事们都说我是“拼命三娘”！就这样，凭着不懈努力，我的业务水平突飞猛进，只用3年时间就取得了别人要用10年才能取得的石质文物修复师资质。
记：听说您琢磨出了一套“望闻问切”四诊法，这是怎么回事？
陈：在与文物打交道的过程中，我觉得文物也是有生命、有故事的。通过不断琢磨，我总结出了“望闻问切”四诊法——“望”是看文物的断裂、破碎、表面情况，对比存档的资料影像；“闻”则是嗅文物本体气味，看是否有污染霉变；“问”则是向看护人员了解文物变化情况；“切”则是采用手轻摸触碰感受文物是否疏松，或用银针刺探被金箔彩绘覆盖的石质本体风化情况。同行们说我的“四诊法”在实践中可诊断出文物病害20多种，准确率达95%以上。我的方法让不少业内人士折服，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还自豪地给了我一个“一手准”的美称。到2001年，我完全可以独当一面了，被任命为重庆市大足石刻研究院文物保护中心主任。
完成国家文保“一号工程”抢救性修复
记：重庆的大足石刻是个什么文物，在国内外有着怎样的地位？
陈：建于唐宋时代的大足石刻共包含5万余尊石窟造像。1999年，大足石刻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世界八大石窟之一，大足石刻还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五A级旅游景区和重庆文化符号之一。更难能可贵的是，大足石刻是世界石窟艺术中保存最为完好的，被誉为“世界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丰碑”。而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是我国最大的集雕刻、贴金、彩绘于一体的摩崖石刻造像，因规模大、手数量多、形态复杂，堪称“国宝之巅”，举世闻名。我和重庆文博研究院的13名石质文物修复师，要承担5万余尊造像的修复工作。
記：2008年，您受命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大足石刻“千手观音”造像的修复，难度大吗？
陈：因经受了800多年风霜侵蚀，大足石刻千手观音出现了砂岩风化、手指断裂、金箔脱落等病害达34种，拯救工作刻不容缓。鉴于此文物价值之巨大、病害之复杂、保护修复难度之高，2008年5月国家文物局将其确定为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进行抢救性保护修复。面对如此棘手的修复工程，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亲自点我的将，要我组团出战。修复“千手观音”没什么案例可供参考，当时我丈夫忧心忡忡地说：“卉丽，你一旦接下这个任务，可要考虑后果呀，万一修复工程难达标，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虽然也担忧，但没有退缩，坚定说：“纵然有千难万险，我也要闯过去！”听我这样说，丈夫不再说什么，但我知道，他一直替我捏着一把汗。
记：面对“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修复的诸多困难，你带领团队是如何克服的？
陈：调查一开始，我发现病害对“千手观音”侵蚀和破坏的程度远超出我的想象。该石刻文物造像占崖立面面积98平方米，展开面积超过220平方米，34种病害涉及石质、金箔、彩绘等多种材质，病害面积近200平方米，850余只手“病症”各不相同，仅残缺的就达440处。可以说，当时的“千手观音”已千疮百孔。我非常吃惊，同时难过得想哭，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不辱使命，让千手观音在游客面前金光再现！接下来，在石刻修复现场狭小的空间里，我和同事每天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开始工作。我戴着眼镜，紧紧盯着石刻，小心翼翼地用手术刀和注射器修复着文物……就像手术台上拯救病患的医生，不敢有半点疏忽。而这一站，通常就是一整天。除了吃饭，我们一直在“面壁”，长期嗅着刺鼻的材料味，粘一身尘土，或站或蹲，有时还要躺着，七八个小时不说话，嘴巴都憋出苦味了。一天下来，眼睛和身体都吃不消。有一次，因劳累过度，我差点从脚手架上摔下来，幸好被一旁的同事扶住。又因文物保护环境的限制，再热不能吹电扇，再冷不能烤火炉。蚊虫叮咬、冻疮、化学试剂过敏等一个个折磨，我们都得忍受着。尽管累、苦，但大家都没有抱怨过一声，我也总是对大家说：“做我们这行，除了专业技能，还需要有超强的耐心、高度的责任心和坚强的毅力。” 记：听说对造像文物“打针”注射的加固剂，是您自制试验成功的，这不简单啊！
陈：在技术上我们遇到了不少难题，其中一个就是“千手观音”石质本体的修复。在工作中，我们常常需要对文物“打针”注射加固剂，但药剂的选择却让我绞尽脑汁。原本使用的是北方常用的加固剂，浓度为5%，可由于石质风化程度和环境差异，千手观音使用这种加固剂效果不好。我决定自制加固剂，和同事调配材料在崖壁上反复试验，一干就是三年，前后用了10多种材料。2010年4月，我用专业仪器诊断自制加固剂成效显著时，众人一片雀跃。
记：修复成果验收通过的那一刻，您兴奋吗？
陈：千手观音许多残缺的手指都需要加固补型10次以上。比如修复一个弯曲180度的食指，要先在残缺的手指上钻小眼，再把处理成180度的竹签插入做支撑，然后把同质的石材粉与加固剂配制成砂浆，补型出原有模样的手指、指甲，再用手术刀修型，最后打磨光滑。每个手指头至少要花5天才能完成。为了对症下药，我们团队填写调查表1032张、约35000个数据，手绘病害图297张，病害矢量图335幅，拍摄现状照片20000余张。我个人独立修复了造像86只手，完成了20件法器的修复方案编制以及本体修复和修复技术报告的编写。这项工程十分庞大，修复前后耗时长达8年。2015年6月13日，“千手观音”修复成果顺利通过了专家组最苛刻的验收。多位专家惊叹，说我了不起。我百感交集，流着欣喜的泪水说：“这是团队集体的功劳。8年来所有的付出都是非常值得的！”而我的丈夫望着原本面容清秀的我变得一脸憔悴，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忍不住哭了。
把保护文物当成毕生事业
记：您成名后，国家文物局想调您去北京，怎么没去呢？
陈：全国石质文物保护“一号工程”的成功修复，让我确实有了点名气，业内人士称我为“石头御医”。2016年我被评为重庆“十大巴渝工匠”，获“全国三八红旗手”称号。当时有人戏谑我丈夫，说我们家是阴盛阳衰。我丈夫双手一摊，爽朗地大笑：“她确实比我强！我服了。”那年，国家文物局的领导想调我去北京。我作为正高级别的文物保护专家，又是研究院文保中心主任，仍然拿着6000元的月薪，明显低于其他文博单位同行的报酬。而去北京，无论是工作平台，还是薪资待遇，都会大大改善。当时我虽有些心动，但经过深思我觉得自己的舞台在基层，在一线，于是婉拒了国家文物局领导的关心。为此，不少同事与朋友都替我惋惜。
记：有报道称，您曾应邀赴意大利演讲，赢得外国同行的喝彩，是真的吗？
陈：喝彩过奖了，得到外国同行肯定却是真的。那是2014年3月29日，我受邀赴意大利，前往全世界石质文物修复技术最成熟最闻名的国家，做学术交流，组织上为我配备了随行翻译。我站在佛罗伦萨国家科学院的演讲台上，介绍石刻“千手观音”造像抢救性保护工程及中国文物保护经验时，赢得现场一片掌声。翻译说，我的演讲一鸣惊人，意大利同行对我这位半路出家的女性石刻修复师充满了敬意。现场也有人提出一些疑难问题，试图难倒我，我都一一对答如流。回国后，业内专家赞叹，说作为中国工匠，我赢得了世界声誉，是全国石质文物修复界第一人。
记：工作之余，您还经常四处奔走宣传保护文物的意义，不累吗？
陈：在普通人眼里，石刻文物是冷冰冰的石头，但在我眼里，它们却是有着鲜活生命的宝贝。国家对文物保护很重视，所以宣传就十分必要。我在工作之余，时常利用星期天、节假日，奔走于学校、社区、村落、街头，向人们宣讲保护文物的要求与意义。一次，我给大家讲了一個小故事：在那个破四旧的特殊年代，为了保护“千手观音”，避免颐和园万寿山造像的悲剧重演，当地信众自发组成人墙，昼夜值守，才使这座全人类的瑰宝得以幸存。众人听了很感动。还有一次，我到大足区宝顶镇慈航村，给村民宣讲老百姓在文物保护中不可或缺的作用。有人认出我是修复“千手观音”的领头工匠，“呼”地一下围拢过来，聚精会神地听我讲。忽然，人群里有人高喊：“陈老师，您不仅做得好，讲得也好，我们听您的，争当一名义务文物保护员！”我听了无比欣慰。
记：这些年您不仅战斗在文物修复第一线，还著书立说，很有成就感吧？
陈：当国家文物局需要我，要我参与一些石刻文物修复时，我随叫随到。四川乐山大佛、甘肃敦煌石窟壁画、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河北蔚县博物馆彩绘贴金石质文物、四川安岳茗山寺文殊像、潼南大佛等多处著名文物保护修复现场，我都去过。我用“四诊法”诊断解决石刻文物的疑难病症，与先进仪器的诊断基本吻合。很多权威专家对我啧啧称赞，说我“技能独到惊艳业内，在全国文物修复界一枝独秀”，说得我脸都红了……我从事文保工作已23年，坚守在文物保护一线，也能静下心思考虑一些问题，相继在《华夏考古》《中国文物科学研究》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24篇。让自己颇为满意的是，我撰写出版的45万字专著《大足石刻保护探索与实践》，引起了轰动，被业内人士称为全国石质文物保护的典范性论著。其间，我还受邀参与《陶质彩绘文物保护修复方案编写规范》《古代壁画地仗可溶盐分析取样与测定》等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行业标准的专家评审事宜。
记：听说国家文物局又给您下达了新的任务，工作如此繁忙，这么多年来您休过假吗？
陈：2017年10月，国家文物局又给我们院下达了两项重任，要我负责牵头实施国家文物局川渝石窟保护示范项目——大足石刻卧佛、小佛湾摩崖上万余尊造像修复工程。尽管任务繁重，但我充满信心。大足石刻是世界文化遗产，它不光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是神奇的东方艺术瑰宝！我们有责任把它修复好、维护好。至于说休假，这二十多年来我还真没休过一次。干我们这行的人手少，事情多，哪顾得上休息啊！平常的双休日、节假日我要么泡在单位和现场，要么下乡搞宣传。丈夫感慨万千，说我半路出家，没想到对文物爱得如此深沉！事业上得到了认可，可我生活中却亏欠了家人。从业以来，我没和孩子一起外出旅游一次，儿子参加高考我都没时间过问，有时甚至春节过年都没法和父母团聚。一次父亲生病住院，我都挤不出时间去看望。还好丈夫也是从事文物保护的，知道个中艰辛，经常在家人面前替我圆场，减少了家人对我的怨言和误解。
记：听说您现在给自己定了个目标，要培养出一批文物修复师新人，是真的吗？
陈：是啊，眼下我的又一个工作重心就是培养新人，几乎每天我都会带着“徒弟”们跋山涉水，到各个文物保护点，手把手地指导他们。统计资料显示，目前全国文物修复师队伍仅2000多人，面对的则是3000多万件馆藏文物半数“染病”和数量众多亟待保护的石窟的现状。照此计算，一个文物修复师承担的就是成千上万件文物的修复工作，任务量大得惊人。文物修复人才十分匮乏。我希望今后能有更多守得住寂寞、练得好功夫的年轻人加入这个行业，为世界文化遗产续命养身，让国家文物保护事业发出勃勃生机！
〔编辑：潘金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