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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敌
2006年12月18日，在湖北省鄂州市政府的一次常务会议上，来自武汉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专家们，正在向包括正副市长在内的当地领导班子汇报一份总体规划。规划的内容是，要将鄂州版图内毗邻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葛店开发区，升格为一个“准城市”——葛华新城。
手握东湖开发区，却努力促动近邻如鄂州者再搞出一个葛华新城，武汉的这种做法与常理相悖。如果规划获批，在未来10年里，武汉的东南方向将会崛起一个堪与东湖开发区相比的强大的竞争对手，自己制造对手，武汉这是演的哪出戏呢？
1990年，葛店开发区作为湖北省第一个省级开发区获准成立。然而生不逢时的是，相距不过十几公里的武汉东湖开发区，恰好在第二年就拿到了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批文。
由于历史条件和行政壁垒的限制，两个开发区基本上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毗邻的地缘以及相似的政策优惠，甚至让两者在招商引资的问题上剑拔弩张，“双方心里总有一块阴影，担心对方会威胁自己的发展。”东湖开发区管委会官员说。
尽管实力相差悬殊，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恶性竞争，但在东湖开发区看来，葛店开发区用更优惠的条件招商简直就是在“抢生意”。
与此同时，令葛店开发区难以忍受的是：抢来了生意，却没有收益。由于当时葛店提供的政策优惠条件远甚于东湖开发区，一些科技企业会选择将研发中心留在武汉，将生产基地建在葛店，这样一来，后者土地“零成本”出让和税收基本减免，可以让企业享受很多好处。而囿于两个开发区合作交流的不通畅，葛店被迫独自为企业“买单”，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实惠。
在各自为政的情况下，时间的指针划到了2001年。当年，葛店开发区获国家科技部批准，成为国家级生物技术与新医药产业基地，“中国药谷”的声名渐起；此时武汉新技术开发区的“中国光谷”名片也开始打响，互补的格局让双方都看到了合作的可能。“当时，湖北省就对葛店开发区的发展做了专题调研，并产生了葛店与东湖合作交流的议题。”一位当时的副省长这样回忆。
真正打破坚冰还是在2003年，“当时，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武汉城市圈’战略，全省上下支持武汉——武汉也要依托兄弟城市发展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 湖北省社科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所长秦尊文告诉记者。
旧有的行政壁垒逐渐被打破，实际上就是承认一个统一市场和政策环境的过程。就在2004年，两个开发区签署合作协议，为了加强统一招商，东湖开发区开始在葛店建“园中园”，还是按照“总部在东湖、生产在葛店”的模式运作，但无论企业落在何处，根据“谁引进、谁得大头”原则，两区之间可以有一定的财政返还。
利益的问题解决后，葛店开发区干脆在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的12楼租了一间办公室，专门负责招商引资。2006年8月，葛店开发区还正式委托武汉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重新进行规划编制，目标是“力争用10年时间赶上东湖高新开发区现有规模”。
尽管按照东湖开发区最早的创业者唐良智的话来说，“这不是恩赐，不是大哥哥帮助小兄弟，而是相互依靠、共同发展”，但毫无疑问，就城市而言，武汉的确是在为鄂州输送养分，不过在同时，她在收获信任。被信任，这是当老大所必需的资产。
博 弈
事实上，武汉与周边城市之间，在行政级别和经济利益上一直存在着很尴尬的关系。毕竟在解放之初，武汉一度作为中央直辖市，担当中南地区的行政中心，直到1954年才划归湖北省，为湖北省辖市。
此后通过不断的撤县并区，到2004年底，武汉已经成为一个拥有13个市辖区、总面积超过上海的庞大城市。拥有良好工业基础和商业传统的武汉，很自然地成为开拓省内市场和整合各地资源的急先锋。
一直以来，周边城市都很反感武汉的工商业扩张，“比如武汉一些大企业集团收购其他城市里的工厂然后转移到武汉去，他们认为这是明显的‘抢饭碗’。”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作为武汉最大的零售商业集团中百集团在90公里外的仙桃市开设的分店，刚开始动工的时候，总经理张锦松就收到了一封匿名信，写信的人并没有对中百的投资表示欢迎，而是提出恐吓。同时，仙桃市政府也收到一封信，指责他们“引狼入室”。
这一关系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后来甚至引起全省范围内的一场大讨论。
如果不是2004年湖北省关于“武汉城市圈”文件的出台，这样的抢食行为根本不会有所收敛，遑论停止。
这份摆在湖北省社科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所长秦尊文眼前的厚达几厘米的《武汉城市圈总体规划》，已经是第五稿了，最新的日期是2006年9月26日。事实上，在这之前，武汉城市圈就已经同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以及皖江城市带一起，被写入中央关于促进中部崛起的10号文件里了。
“整个规划的核心就是‘1 8’，集中全省之力支持武汉。”作为起草人之一的秦尊文告诉记者，在湖北省范围内来，这看是一种不平衡战略，从全国范围内看，则是一种平衡战略。
武汉的中小化工、服装企业等搬迁到周边城市，周边城市的企业总部迁往武汉，武汉企业参与周边城市企业的改组改造，或到周边城市投资建立生产基地……圈内城市以“政府引导、企业主导”为原则，可以实现一场规模空前的产业布局大洗牌。
按照秦的说法，随着圈内产业融合步伐的加快，城市圈产业格局将呈现出专业化、规模化、集群化趋势，与此同时，武汉的集聚效应也日益增强，周边八市一批企业的总部或营销总部搬到武汉。
这种“工业双迁”的模式，创造出“总部经济”和“工厂经济”的分离，也刺激了原来各城市政府机构封闭的行政环境。
“过去，武汉与周边八市的高层来往较少，从武汉交流干部到其他市县更是很难，因为历史的原因，在武汉往往某些市局级单位里的中层干部，比省里面类似职位的干部还要高半级。”一名市政府机关的老干部坦述，而远在武汉周边的地方干部，“土生土长，搞农业有一套，但现在发展工业，却有些吃力”。
事实上，武汉要把自己的工厂企业扩散到周边城市很容易，但要把延续已久的商业传统也传播出去并在其他城市扎根，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武汉之所以是武汉，得益于它一个多世纪来的辉煌历史，这一点，其他的城市学不来。
沉 浮
“九省通衢，得水居中”。武汉在近代的崛起很大程度上还应该归功于张之洞，“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张之洞在督鄂期间，武汉兴建了亚洲第一家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汉阳铁厂、第一家枪炮厂和第一家棉纱厂，“汉阳造”成为历史上武汉地位的缩影，中国经济地图上的“天元”开始确立。
此后，武汉一跃成为晚清洋务重镇，港口方面仅次于上海，是当时的中国第二大对外贸易大港。直到1913年，在中国人创办的近代企业中，数量上武汉仍排名第二，创办资本额亦位居第二，外界观察者称之为“东方芝加哥”。
不过，这一黄金时代还是被战争结束了。1926年开始的北伐革命，再加上1938年作为陪都时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武汉的经济首都称号开始黯然失色。
更重要的是交通格局的改变：川沪得以直航而西南各省从此划出武汉商业势圈；陇海铁路的通车，西北各省也渐渐脱离武汉商业势圈；而粤汉铁路的开通，在某些方面也造成湖南与武汉的离心倾向，湖南随即向广州靠拢。
如此一来，随着如上发生的历史变迁，武汉的贸易总额排名从19世纪末位居上海、广州之后的第三位，下降到1931年的第10位，由盛转衰。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武汉的偏好，令这个城市加速了从战乱中复兴的速度。首先仍是交通，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打通了京汉、粤汉铁路，大大促进了南北物资交流，在运输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由水运时代跨进铁路时代；其次，两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令“武”字头企业开始叫响品牌，诸如“武汉钢铁厂”、“武汉造船厂”、“武汉重型机械厂”以及“武汉锅炉厂”，都成为那个时代的老武汉人的骄傲。
而1965年出于国防考量开始的“三线建设”，更是令武汉在这场“工厂再造”运动中，收获了包括中国第二汽车厂、葛洲坝工程、武汉青山火电厂在内的一批国家级大项目，从而受益匪浅。
当时得来“大武汉”的名头，也正是在这种国家资源分配的计划结构中所积累起来的精神财富。可以说武汉的兴盛，一直以来是跟随国家命运的指针在走，当国家的目光移开，内生的力量并不足以支撑运转这个庞大的城市机器时，它便落后了。
从1979年改革开放至今，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武汉在国家经济版图中地位的重要性再次走入下降通道，综合实力也由改革开放之初甚至直到1986年的全国第四，一路跌落至不如青岛、大连、宁波和苏州等以前的中等城市。
“如今，大武汉应该有新的内涵，它不应该再是武汉一个城市的独舞了。”武汉大学一名曾参与三线建设的老教授感慨道。
自 由
孝感，汉正服装城。一批厂房已拔地而起，交易大厅、展示大厅、商业一条街已初具规模，先期进驻的企业已开工生产。这里是为武汉汉正街6000多家服装企业外迁提供的基地，据了解，一期工程占地300亩，已有30多家企业进驻，其中27家来自汉正街。
与此同时，国内最大的蛋品生产企业——湖北神丹健康食品有限公司，将其总部、研发中心、销售中心从孝感搬到了武汉；仙桃的丽花丝宝“定都”武汉，并在武汉经济开发区建立了基地；孝感的三江航天集团也悄悄“迁都”武汉。
陆继的大动作简直令人眼花缭乱。武钢与鄂钢重组成立了武钢集团鄂州钢铁公司，投资20亿元的球团厂项目一期建设进展顺利；武烟集团通过收购周边城市的烟厂，规模达到年产120万箱；武汉青江化工收购潜江化工总厂。而武汉的纺织工业也将工厂扩散到了鄂州、汉川一带。“由于武汉本地存在就业难的问题，汉川就将招工启事放到这里，还打出‘要上班，到汉川’的广告语。”秦说。
事实上，也并非没有担心，被称为“武汉后花园”的孝感市，在对待以武汉为中心的城市圈融合上，就曾经有两派意见针锋相对：一种要依托武汉求发展，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依托武汉办公室；另一种认为武汉会像“磁铁”一样将资金、人才等吸走，依托武汉只会受“剥削”。
另一方面，武汉市也并非高枕无忧，制造业转移带来的产业“空心化”之虑，投资外流带来的税收减少之困，还包括城市就业问题，一度令武汉城市圈如同陷入了一场“养敌为患”的游戏，这种游戏曾在长三角地区上演过，当时上海市甚至不得不出台严控投资流出的“173”计划，以夺回制造业的高地。
事实上，将市场经济的各种要素充分流动的行为视作“洪水猛兽”，只是行政壁垒下的一种短视想法。武汉城市圈现在要做的，首先是武汉带动周边城市发展壮大，直到他们拥有一定的竞争力。
2004年，武汉与天门签订7个合作项目，总投资达8亿元；黄石与武汉合资合作建设项目16个，总投资30多亿元；孝感进入武汉的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年销售30亿元；仙桃市已经有200多家企业与武汉30多个大专院校建立合作关系。
目前，城市圈中部分成员城市已按监管机构、信息发布、交易规则、审核鉴证、收费标准“五统一”的原则，整合了产权交易市场，圈内各市也已建立武汉人才市场分市场，他们的下一步，是建立一个一体化的区域人才和劳动力市场。
可以理解的是，资本的流动会带来部分的经济自由，只有人的流动才会带来空间更为广阔的自由。
2006年12月18日，在湖北省鄂州市政府的一次常务会议上，来自武汉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专家们，正在向包括正副市长在内的当地领导班子汇报一份总体规划。规划的内容是，要将鄂州版图内毗邻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葛店开发区，升格为一个“准城市”——葛华新城。
手握东湖开发区，却努力促动近邻如鄂州者再搞出一个葛华新城，武汉的这种做法与常理相悖。如果规划获批，在未来10年里，武汉的东南方向将会崛起一个堪与东湖开发区相比的强大的竞争对手，自己制造对手，武汉这是演的哪出戏呢？
1990年，葛店开发区作为湖北省第一个省级开发区获准成立。然而生不逢时的是，相距不过十几公里的武汉东湖开发区，恰好在第二年就拿到了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批文。
由于历史条件和行政壁垒的限制，两个开发区基本上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毗邻的地缘以及相似的政策优惠，甚至让两者在招商引资的问题上剑拔弩张，“双方心里总有一块阴影，担心对方会威胁自己的发展。”东湖开发区管委会官员说。
尽管实力相差悬殊，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恶性竞争，但在东湖开发区看来，葛店开发区用更优惠的条件招商简直就是在“抢生意”。
与此同时，令葛店开发区难以忍受的是：抢来了生意，却没有收益。由于当时葛店提供的政策优惠条件远甚于东湖开发区，一些科技企业会选择将研发中心留在武汉，将生产基地建在葛店，这样一来，后者土地“零成本”出让和税收基本减免，可以让企业享受很多好处。而囿于两个开发区合作交流的不通畅，葛店被迫独自为企业“买单”，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实惠。
在各自为政的情况下，时间的指针划到了2001年。当年，葛店开发区获国家科技部批准，成为国家级生物技术与新医药产业基地，“中国药谷”的声名渐起；此时武汉新技术开发区的“中国光谷”名片也开始打响，互补的格局让双方都看到了合作的可能。“当时，湖北省就对葛店开发区的发展做了专题调研，并产生了葛店与东湖合作交流的议题。”一位当时的副省长这样回忆。
真正打破坚冰还是在2003年，“当时，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武汉城市圈’战略，全省上下支持武汉——武汉也要依托兄弟城市发展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 湖北省社科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所长秦尊文告诉记者。
旧有的行政壁垒逐渐被打破，实际上就是承认一个统一市场和政策环境的过程。就在2004年，两个开发区签署合作协议，为了加强统一招商，东湖开发区开始在葛店建“园中园”，还是按照“总部在东湖、生产在葛店”的模式运作，但无论企业落在何处，根据“谁引进、谁得大头”原则，两区之间可以有一定的财政返还。
利益的问题解决后，葛店开发区干脆在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的12楼租了一间办公室，专门负责招商引资。2006年8月，葛店开发区还正式委托武汉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重新进行规划编制，目标是“力争用10年时间赶上东湖高新开发区现有规模”。
尽管按照东湖开发区最早的创业者唐良智的话来说，“这不是恩赐，不是大哥哥帮助小兄弟，而是相互依靠、共同发展”，但毫无疑问，就城市而言，武汉的确是在为鄂州输送养分，不过在同时，她在收获信任。被信任，这是当老大所必需的资产。
博 弈
事实上，武汉与周边城市之间，在行政级别和经济利益上一直存在着很尴尬的关系。毕竟在解放之初，武汉一度作为中央直辖市，担当中南地区的行政中心，直到1954年才划归湖北省，为湖北省辖市。
此后通过不断的撤县并区，到2004年底，武汉已经成为一个拥有13个市辖区、总面积超过上海的庞大城市。拥有良好工业基础和商业传统的武汉，很自然地成为开拓省内市场和整合各地资源的急先锋。
一直以来，周边城市都很反感武汉的工商业扩张，“比如武汉一些大企业集团收购其他城市里的工厂然后转移到武汉去，他们认为这是明显的‘抢饭碗’。”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作为武汉最大的零售商业集团中百集团在90公里外的仙桃市开设的分店，刚开始动工的时候，总经理张锦松就收到了一封匿名信，写信的人并没有对中百的投资表示欢迎，而是提出恐吓。同时，仙桃市政府也收到一封信，指责他们“引狼入室”。
这一关系地方保护主义的问题，后来甚至引起全省范围内的一场大讨论。
如果不是2004年湖北省关于“武汉城市圈”文件的出台，这样的抢食行为根本不会有所收敛，遑论停止。
这份摆在湖北省社科院长江流域经济研究所所长秦尊文眼前的厚达几厘米的《武汉城市圈总体规划》，已经是第五稿了，最新的日期是2006年9月26日。事实上，在这之前，武汉城市圈就已经同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以及皖江城市带一起，被写入中央关于促进中部崛起的10号文件里了。
“整个规划的核心就是‘1 8’，集中全省之力支持武汉。”作为起草人之一的秦尊文告诉记者，在湖北省范围内来，这看是一种不平衡战略，从全国范围内看，则是一种平衡战略。
武汉的中小化工、服装企业等搬迁到周边城市，周边城市的企业总部迁往武汉，武汉企业参与周边城市企业的改组改造，或到周边城市投资建立生产基地……圈内城市以“政府引导、企业主导”为原则，可以实现一场规模空前的产业布局大洗牌。
按照秦的说法，随着圈内产业融合步伐的加快，城市圈产业格局将呈现出专业化、规模化、集群化趋势，与此同时，武汉的集聚效应也日益增强，周边八市一批企业的总部或营销总部搬到武汉。
这种“工业双迁”的模式，创造出“总部经济”和“工厂经济”的分离，也刺激了原来各城市政府机构封闭的行政环境。
“过去，武汉与周边八市的高层来往较少，从武汉交流干部到其他市县更是很难，因为历史的原因，在武汉往往某些市局级单位里的中层干部，比省里面类似职位的干部还要高半级。”一名市政府机关的老干部坦述，而远在武汉周边的地方干部，“土生土长，搞农业有一套，但现在发展工业，却有些吃力”。
事实上，武汉要把自己的工厂企业扩散到周边城市很容易，但要把延续已久的商业传统也传播出去并在其他城市扎根，却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武汉之所以是武汉，得益于它一个多世纪来的辉煌历史，这一点，其他的城市学不来。
沉 浮
“九省通衢，得水居中”。武汉在近代的崛起很大程度上还应该归功于张之洞，“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张之洞在督鄂期间，武汉兴建了亚洲第一家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汉阳铁厂、第一家枪炮厂和第一家棉纱厂，“汉阳造”成为历史上武汉地位的缩影，中国经济地图上的“天元”开始确立。
此后，武汉一跃成为晚清洋务重镇，港口方面仅次于上海，是当时的中国第二大对外贸易大港。直到1913年，在中国人创办的近代企业中，数量上武汉仍排名第二，创办资本额亦位居第二，外界观察者称之为“东方芝加哥”。
不过，这一黄金时代还是被战争结束了。1926年开始的北伐革命，再加上1938年作为陪都时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武汉的经济首都称号开始黯然失色。
更重要的是交通格局的改变：川沪得以直航而西南各省从此划出武汉商业势圈；陇海铁路的通车，西北各省也渐渐脱离武汉商业势圈；而粤汉铁路的开通，在某些方面也造成湖南与武汉的离心倾向，湖南随即向广州靠拢。
如此一来，随着如上发生的历史变迁，武汉的贸易总额排名从19世纪末位居上海、广州之后的第三位，下降到1931年的第10位，由盛转衰。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对武汉的偏好，令这个城市加速了从战乱中复兴的速度。首先仍是交通，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打通了京汉、粤汉铁路，大大促进了南北物资交流，在运输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由水运时代跨进铁路时代；其次，两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令“武”字头企业开始叫响品牌，诸如“武汉钢铁厂”、“武汉造船厂”、“武汉重型机械厂”以及“武汉锅炉厂”，都成为那个时代的老武汉人的骄傲。
而1965年出于国防考量开始的“三线建设”，更是令武汉在这场“工厂再造”运动中，收获了包括中国第二汽车厂、葛洲坝工程、武汉青山火电厂在内的一批国家级大项目，从而受益匪浅。
当时得来“大武汉”的名头，也正是在这种国家资源分配的计划结构中所积累起来的精神财富。可以说武汉的兴盛，一直以来是跟随国家命运的指针在走，当国家的目光移开，内生的力量并不足以支撑运转这个庞大的城市机器时，它便落后了。
从1979年改革开放至今，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武汉在国家经济版图中地位的重要性再次走入下降通道，综合实力也由改革开放之初甚至直到1986年的全国第四，一路跌落至不如青岛、大连、宁波和苏州等以前的中等城市。
“如今，大武汉应该有新的内涵，它不应该再是武汉一个城市的独舞了。”武汉大学一名曾参与三线建设的老教授感慨道。
自 由
孝感，汉正服装城。一批厂房已拔地而起，交易大厅、展示大厅、商业一条街已初具规模，先期进驻的企业已开工生产。这里是为武汉汉正街6000多家服装企业外迁提供的基地，据了解，一期工程占地300亩，已有30多家企业进驻，其中27家来自汉正街。
与此同时，国内最大的蛋品生产企业——湖北神丹健康食品有限公司，将其总部、研发中心、销售中心从孝感搬到了武汉；仙桃的丽花丝宝“定都”武汉，并在武汉经济开发区建立了基地；孝感的三江航天集团也悄悄“迁都”武汉。
陆继的大动作简直令人眼花缭乱。武钢与鄂钢重组成立了武钢集团鄂州钢铁公司，投资20亿元的球团厂项目一期建设进展顺利；武烟集团通过收购周边城市的烟厂，规模达到年产120万箱；武汉青江化工收购潜江化工总厂。而武汉的纺织工业也将工厂扩散到了鄂州、汉川一带。“由于武汉本地存在就业难的问题，汉川就将招工启事放到这里，还打出‘要上班，到汉川’的广告语。”秦说。
事实上，也并非没有担心，被称为“武汉后花园”的孝感市，在对待以武汉为中心的城市圈融合上，就曾经有两派意见针锋相对：一种要依托武汉求发展，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依托武汉办公室；另一种认为武汉会像“磁铁”一样将资金、人才等吸走，依托武汉只会受“剥削”。
另一方面，武汉市也并非高枕无忧，制造业转移带来的产业“空心化”之虑，投资外流带来的税收减少之困，还包括城市就业问题，一度令武汉城市圈如同陷入了一场“养敌为患”的游戏，这种游戏曾在长三角地区上演过，当时上海市甚至不得不出台严控投资流出的“173”计划，以夺回制造业的高地。
事实上，将市场经济的各种要素充分流动的行为视作“洪水猛兽”，只是行政壁垒下的一种短视想法。武汉城市圈现在要做的，首先是武汉带动周边城市发展壮大，直到他们拥有一定的竞争力。
2004年，武汉与天门签订7个合作项目，总投资达8亿元；黄石与武汉合资合作建设项目16个，总投资30多亿元；孝感进入武汉的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年销售30亿元；仙桃市已经有200多家企业与武汉30多个大专院校建立合作关系。
目前，城市圈中部分成员城市已按监管机构、信息发布、交易规则、审核鉴证、收费标准“五统一”的原则，整合了产权交易市场，圈内各市也已建立武汉人才市场分市场，他们的下一步，是建立一个一体化的区域人才和劳动力市场。
可以理解的是，资本的流动会带来部分的经济自由，只有人的流动才会带来空间更为广阔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