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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至1945年间，在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那段岁月中，英国援助中国运动委员会（简称援华会）将英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团结在了一起。援华会成立于1937年秋，维克托·戈兰兹出任会长，多萝西·伍德曼出任秘书长，工党政治家利斯托维尔伯爵出任主席。我的父亲从16岁起就开始关注中国的发展，因此从伦敦经济学院毕业后他立即加入了援华会。1938年初他已经成为援华会的全国组织者。随着享誉盛名的学者兼教友派信徒马杰里·弗莱出任副会长，援华会已具雏型。
当时，日本对中国惨无人道的大轰炸和破坏行径见诸于英国媒体，英国公众为之愤怒不已，全英都陷入了人道声讨的阵营中，援华会在此时应运而生。工党议员菲利普·诺埃尔·贝克这样描述了1937年9月在德比市大街召开的为期四天四夜的露天会议：只有谈论到中国正在发生的战争时，满是人群的大街才会安静下来，无论是孩子还是灰白胡子的老人都是如此，大街上连掉根针都听得见。
很多社会团体都在呼吁抚平中国的伤痛，呼吁政府以实际行动阻止日本继续侵略中国。援华会的主要组成包括：支持中国独立运动的原“中国人民之友”成员、民主管制联盟和国际和平委员会的组织者。
维克多·兰兹的左翼读书俱乐部刚刚出版了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很快就卖出了10万本，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民之友”由反帝国主义联盟英国支部于1935年建立，其活动生涯十分短暂。国际和平委员会1936年刚刚成立，旨在反对在欧洲开始蔓延的战争势头。民主控制联盟则是一战后成立的，旨在反对外交和国际条约不对公众开放的现象，在工党和自由党的左翼群体中有广泛基础。
援华会充盈着来自各和平组织、妇女组织、教堂、工会和地方政党支部的声音。为了支持中国的解放事业，大家很快团结一致、付诸行动，最先起步的是来自工会的草根阶层。1937年末到1938年初的这个冬季，南安普顿、米德尔斯堡和伦敦的码头工人立即行动起来，拒绝日本货船往来。援华会给予了大力支持。当榛名丸战列舰空手而归时，码头工人的抵制宣告胜利。但很多人被扣钱甚至丢了饭碗。
尽管英国下议院对中国的现状充满同情，政府中靖绥主义依旧强势。援华会加入了抵制日货的国际运动中，呼吁英国政府禁止向日出售武器并终止对日商务往来，同时向中国施予援手。从1937年末开始，援华会的主要商业抗议运动就是抵制日本丝袜在英出售。这项运动很受欢迎，影响广泛，因为它调动了妇女的积极性，同时也得到了英国合作运动的支持。在地方性、全国性的媒体和妇女周刊上都可以看到相关来信；议会中有专门的游说集团；针对日本驻英使馆发起了游行；特拉法加广场常常举行抗议活动；在层层压力下伦敦的商店表示愿意加入抵制活动中来。1938年2月援华会迎来第一个中国周，仅在伦敦一地就有60场集会，80场海报游行，全国范围大概有200场活动，发布了几千份宣传页。所有这些努力都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丝绸进口贸易，其在1938年的进口额大幅缩水。
援华会另一努力方向是救助工作。通过设于香港的中国红十字会和保卫中国同盟，援华会将医疗救助和其它救助运往了中国。与国际和平委员会一道，援华会于1938年7月在解放区帮助建立了五所国际和平医院，其中就包括享誉盛名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通过豪特尔勋爵的中国医疗援助委员会的帮助，援华会组织了援华医疗队赴中国协助红十字会军事医疗服务，这些援华医生曾在西班牙反法西斯战场上服役。援华会还募集善款，帮助中国工合组织和路易·艾黎的培黎学校。
关于国共联合抗日的新闻，以及国共两党取得的胜利也被援华会广泛报道，让英国看到了反法西斯运动胜利、世界和平的希望，也坚定了英国反对靖绥政策的决心。武汉成为了第二个马德里，中国反抗侵略的脚步从未停歇，英国民众对援华会的报道需求也从未间断。1937年9月至1940年3月期间，援华会组织了三千多场集会，散发了一百多万份宣传页，呼吁救助中国。抵制日货行动在1939年2月和7月“中国周末”达到高潮，在教堂的大力支持下，成为援华会最广为人知的运动之一。孙中山夫人及毛泽东纷纷致信。
1939年9月欧洲爆发战争，援华会依旧保持活跃，但抵制日货的活动无法继续下去。尽管英国也已经宣布参战，靖绥政策在政府中依旧占据主导。1940年7月滇缅公路被封三个月，公众爆发了强烈抗议：
工会和工党支部通过了抗议决案。尽管面对着日军空袭，英国的反抗已经开始，不到两周的时间里，援华会发起要求政府开放公路的请愿书得到了五十万人支持。在封路三个月的时候，请愿人数已经超过一百二十五万人。
援华会成员来自五湖四海，在全国各地都有分会。援华会中有捍卫和平与人道主义的斗士，有反法西斯人士，反帝国主义人士，共产主义人士，工党与自由党成员，工会成员，妇女组织代表，以及所有热爱中国文化的人们。与此同时，援华会不仅在政治领域大展拳脚，还将触角伸向了宗教、商业与文化群体。
援华会的活动家包括来自工会的乔治·哈迪；英国共产党人本·布拉德利，反帝国主义联盟的雷金纳德·布里奇曼。援华会的副会长包括积极推动妇女选举权的和平斗士，莫德·罗伊登，亚瑟·韦利和R.H.·托尼。援华会也得到了许多学者、科学家、演员和艺术家的大力支持。保罗·罗伯逊曾在援华会的活动上两度献唱，雕塑家亨利·摩尔举办了展览，李约瑟博士大力支持了剑桥分会的活动。
援华会发表了许多宣传页、论文和报道，组织周末授课，举办了很多重要会议，甚至组织了以了解中国为主题的为期十周的学习项目。援华会与荷兰、比利时、法国、美国、印尼、澳大利亚和南非都建立了联系，成为当时援华运动的世界信息发布中心。
对中国文化的捍卫，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新兴文化，都是援华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各类展览、戏剧和电影层出不穷。当时英国社会对中国人有所偏见，认为他们都是洗衣工和餐馆打杂的，而从未宣传中国的飞行员、技工和得到解放的妇女。
援华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将中英人民维系在了一起。我们有谢林·王教授；有木板雕刻艺术家杰克·陈，他是陈友仁的儿子；还有顾维钧的女儿，她在伦敦读书；还有作家、记者陈小林，也是活跃的演讲者。援华会和中国使馆关系一直很紧密，还和中国派驻国际劳工组织代表朱学范保持联系。 战时在利物浦大概集聚了约20000名中国航海员，他们都曾在跨大西洋的危险油轮上工作。无论是从薪酬、奖金还是生活状况来看，他们都是被歧视对待的群体。1941年，援华会借助全国海员工会的力量，推动建立了中国海员工会并为中国海员们争取战时补助。援华会的这一义举取得了胜利。
随着日本袭击珍珠港和香港，国际社会希望援华会发声并散布信息的期待达到另一巅峰。随着英国也卷入亚洲战场，并与中国结为同盟，英政府也必须更积极地在援华事务中尽心尽力。英国联合援华基金会由斯坦福·克里普斯女士发起并出任主席。该基金会联合了宗教团体、商人及人道主义组织的力量，并得到工党运动、工会和合作社运动的有力支持。基金会募集到大量资金。在此过程中，援华会也积极帮助该基金会募集资金，与此同时依旧在开展自身的活动，大力宣传中国的近况和信息，这其中就包括宣传八路军的信息，呼吁终止英国对中国的领土侵占，并号召归还香港。
英国联合援华基金会下设约150个委员会.这给了援华会一个接触更广泛受众的机会：1942年10月至1944年3月，大约有一百万人参观了援华会关于中国的巡回展览。可惜的是，英国联合援华基金会没有坚持统一战线原则，作为一个非政治团体，它还是将绝大多数的募集资金直接资助给了国民党。援华会努力争取将资金同时捐给国民党和共产党，但鉴于国民党对于解放区的严密封锁，1941年至1944年期间，这笔善款很难最终抵达解放区的国际和平医院或工合手中。
对于我父亲而言，亚洲的战争是一场解放战争，1945年协约国的胜利并不是这场战争的终结。援华会的活动一直持续到1949年，不断的发布关于中国的各种信息，游说英国政客接受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援华会将中国人民的事业当做自己的事业，始终坚持统一战线原则，坚持让英国民众也得到共产党方面的观点政策，并坚持一切援助和支持都应该针对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历史学家汤姆·布坎南最近这样评价援华会，指出它是一个高度团结、创新、有效的宣传平台，极为成功地增强了对困境中的中国的认知。他说道：“它滋生于全球现实的政治环境中，为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积极发声，符合中国统一战线原则，也符合英国的公众舆论环境。”实际上，它展现了“英国真实的一面”，尽管英国民众也陷于苦难之中，他们依旧向中国伸出了援手。
在父亲写下的《援助中国》一书中，他这样总结道：“援华会的诞生表明了中英人民反战反侵略的共同愿望。援华会深知与中国的友谊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的。因此，援华会呼吁终止英国对华的不平等条约，并归还香港。乐观来看，援华会呼吁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国家之间不再有侵略和干涉。”
当时，日本对中国惨无人道的大轰炸和破坏行径见诸于英国媒体，英国公众为之愤怒不已，全英都陷入了人道声讨的阵营中，援华会在此时应运而生。工党议员菲利普·诺埃尔·贝克这样描述了1937年9月在德比市大街召开的为期四天四夜的露天会议：只有谈论到中国正在发生的战争时，满是人群的大街才会安静下来，无论是孩子还是灰白胡子的老人都是如此，大街上连掉根针都听得见。
很多社会团体都在呼吁抚平中国的伤痛，呼吁政府以实际行动阻止日本继续侵略中国。援华会的主要组成包括：支持中国独立运动的原“中国人民之友”成员、民主管制联盟和国际和平委员会的组织者。
维克多·兰兹的左翼读书俱乐部刚刚出版了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很快就卖出了10万本，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民之友”由反帝国主义联盟英国支部于1935年建立，其活动生涯十分短暂。国际和平委员会1936年刚刚成立，旨在反对在欧洲开始蔓延的战争势头。民主控制联盟则是一战后成立的，旨在反对外交和国际条约不对公众开放的现象，在工党和自由党的左翼群体中有广泛基础。
援华会充盈着来自各和平组织、妇女组织、教堂、工会和地方政党支部的声音。为了支持中国的解放事业，大家很快团结一致、付诸行动，最先起步的是来自工会的草根阶层。1937年末到1938年初的这个冬季，南安普顿、米德尔斯堡和伦敦的码头工人立即行动起来，拒绝日本货船往来。援华会给予了大力支持。当榛名丸战列舰空手而归时，码头工人的抵制宣告胜利。但很多人被扣钱甚至丢了饭碗。
尽管英国下议院对中国的现状充满同情，政府中靖绥主义依旧强势。援华会加入了抵制日货的国际运动中，呼吁英国政府禁止向日出售武器并终止对日商务往来，同时向中国施予援手。从1937年末开始，援华会的主要商业抗议运动就是抵制日本丝袜在英出售。这项运动很受欢迎，影响广泛，因为它调动了妇女的积极性，同时也得到了英国合作运动的支持。在地方性、全国性的媒体和妇女周刊上都可以看到相关来信；议会中有专门的游说集团；针对日本驻英使馆发起了游行；特拉法加广场常常举行抗议活动；在层层压力下伦敦的商店表示愿意加入抵制活动中来。1938年2月援华会迎来第一个中国周，仅在伦敦一地就有60场集会，80场海报游行，全国范围大概有200场活动，发布了几千份宣传页。所有这些努力都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丝绸进口贸易，其在1938年的进口额大幅缩水。
援华会另一努力方向是救助工作。通过设于香港的中国红十字会和保卫中国同盟，援华会将医疗救助和其它救助运往了中国。与国际和平委员会一道，援华会于1938年7月在解放区帮助建立了五所国际和平医院，其中就包括享誉盛名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通过豪特尔勋爵的中国医疗援助委员会的帮助，援华会组织了援华医疗队赴中国协助红十字会军事医疗服务，这些援华医生曾在西班牙反法西斯战场上服役。援华会还募集善款，帮助中国工合组织和路易·艾黎的培黎学校。
关于国共联合抗日的新闻，以及国共两党取得的胜利也被援华会广泛报道，让英国看到了反法西斯运动胜利、世界和平的希望，也坚定了英国反对靖绥政策的决心。武汉成为了第二个马德里，中国反抗侵略的脚步从未停歇，英国民众对援华会的报道需求也从未间断。1937年9月至1940年3月期间，援华会组织了三千多场集会，散发了一百多万份宣传页，呼吁救助中国。抵制日货行动在1939年2月和7月“中国周末”达到高潮，在教堂的大力支持下，成为援华会最广为人知的运动之一。孙中山夫人及毛泽东纷纷致信。
1939年9月欧洲爆发战争，援华会依旧保持活跃，但抵制日货的活动无法继续下去。尽管英国也已经宣布参战，靖绥政策在政府中依旧占据主导。1940年7月滇缅公路被封三个月，公众爆发了强烈抗议：
工会和工党支部通过了抗议决案。尽管面对着日军空袭，英国的反抗已经开始，不到两周的时间里，援华会发起要求政府开放公路的请愿书得到了五十万人支持。在封路三个月的时候，请愿人数已经超过一百二十五万人。
援华会成员来自五湖四海，在全国各地都有分会。援华会中有捍卫和平与人道主义的斗士，有反法西斯人士，反帝国主义人士，共产主义人士，工党与自由党成员，工会成员，妇女组织代表，以及所有热爱中国文化的人们。与此同时，援华会不仅在政治领域大展拳脚，还将触角伸向了宗教、商业与文化群体。
援华会的活动家包括来自工会的乔治·哈迪；英国共产党人本·布拉德利，反帝国主义联盟的雷金纳德·布里奇曼。援华会的副会长包括积极推动妇女选举权的和平斗士，莫德·罗伊登，亚瑟·韦利和R.H.·托尼。援华会也得到了许多学者、科学家、演员和艺术家的大力支持。保罗·罗伯逊曾在援华会的活动上两度献唱，雕塑家亨利·摩尔举办了展览，李约瑟博士大力支持了剑桥分会的活动。
援华会发表了许多宣传页、论文和报道，组织周末授课，举办了很多重要会议，甚至组织了以了解中国为主题的为期十周的学习项目。援华会与荷兰、比利时、法国、美国、印尼、澳大利亚和南非都建立了联系，成为当时援华运动的世界信息发布中心。
对中国文化的捍卫，无论是传统文化还是新兴文化，都是援华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各类展览、戏剧和电影层出不穷。当时英国社会对中国人有所偏见，认为他们都是洗衣工和餐馆打杂的，而从未宣传中国的飞行员、技工和得到解放的妇女。
援华会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将中英人民维系在了一起。我们有谢林·王教授；有木板雕刻艺术家杰克·陈，他是陈友仁的儿子；还有顾维钧的女儿，她在伦敦读书；还有作家、记者陈小林，也是活跃的演讲者。援华会和中国使馆关系一直很紧密，还和中国派驻国际劳工组织代表朱学范保持联系。 战时在利物浦大概集聚了约20000名中国航海员，他们都曾在跨大西洋的危险油轮上工作。无论是从薪酬、奖金还是生活状况来看，他们都是被歧视对待的群体。1941年，援华会借助全国海员工会的力量，推动建立了中国海员工会并为中国海员们争取战时补助。援华会的这一义举取得了胜利。
随着日本袭击珍珠港和香港，国际社会希望援华会发声并散布信息的期待达到另一巅峰。随着英国也卷入亚洲战场，并与中国结为同盟，英政府也必须更积极地在援华事务中尽心尽力。英国联合援华基金会由斯坦福·克里普斯女士发起并出任主席。该基金会联合了宗教团体、商人及人道主义组织的力量，并得到工党运动、工会和合作社运动的有力支持。基金会募集到大量资金。在此过程中，援华会也积极帮助该基金会募集资金，与此同时依旧在开展自身的活动，大力宣传中国的近况和信息，这其中就包括宣传八路军的信息，呼吁终止英国对中国的领土侵占，并号召归还香港。
英国联合援华基金会下设约150个委员会.这给了援华会一个接触更广泛受众的机会：1942年10月至1944年3月，大约有一百万人参观了援华会关于中国的巡回展览。可惜的是，英国联合援华基金会没有坚持统一战线原则，作为一个非政治团体，它还是将绝大多数的募集资金直接资助给了国民党。援华会努力争取将资金同时捐给国民党和共产党，但鉴于国民党对于解放区的严密封锁，1941年至1944年期间，这笔善款很难最终抵达解放区的国际和平医院或工合手中。
对于我父亲而言，亚洲的战争是一场解放战争，1945年协约国的胜利并不是这场战争的终结。援华会的活动一直持续到1949年，不断的发布关于中国的各种信息，游说英国政客接受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援华会将中国人民的事业当做自己的事业，始终坚持统一战线原则，坚持让英国民众也得到共产党方面的观点政策，并坚持一切援助和支持都应该针对国民党和共产党双方。历史学家汤姆·布坎南最近这样评价援华会，指出它是一个高度团结、创新、有效的宣传平台，极为成功地增强了对困境中的中国的认知。他说道：“它滋生于全球现实的政治环境中，为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积极发声，符合中国统一战线原则，也符合英国的公众舆论环境。”实际上，它展现了“英国真实的一面”，尽管英国民众也陷于苦难之中，他们依旧向中国伸出了援手。
在父亲写下的《援助中国》一书中，他这样总结道：“援华会的诞生表明了中英人民反战反侵略的共同愿望。援华会深知与中国的友谊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的。因此，援华会呼吁终止英国对华的不平等条约，并归还香港。乐观来看，援华会呼吁建立新的世界秩序，国家之间不再有侵略和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