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五四前后的“白话文”运动迫使文言退出了历史舞台，而在21世纪的今天，当新课程语文教材普遍使用之后，“文白”之争仍在持续。甚至有人毫不客气地指出：应将文言文驱逐出语文教材！笔者认为，这是急功近利、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短视行为。
　　我们知道，文言文语言精粹典雅，言简意丰，其有限的语言所承载的“信息量”之大及带来的“审美愉悦”之丰厚让我们现代人望尘莫及，喟叹弗如。柳宗元的一首《江雪》，短短四句20个字，其意境之阔大、意蕴之丰富、审美体验之令人回肠荡气，让人叹为观止！如果用白话文传达同样的“信息量”，则文字繁多而美感贫乏。吴均的《与顾章书》是一封书札，全文如下：
　　“仆去月谢病，还觅薜萝。梅溪之西，有石门山者，森壁争霞，孤峰限日，幽岫含云，深溪蓄翠；蝉吟鹤立，水响猿啼，英英相杂，绵绵成韵。既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幸富菊花，偏饶竹实。山谷所资，于斯已办。仁智所乐，岂徒语哉！”
　　这篇短文全篇不过84个字，中间写景部分只有32个字，却把山的高峻阳刚、深邃阴柔、清凉幽静以及有生命动物的自由吟唱等表现得淋漓尽致，给人极美的享受；其中“争、限、含、蓄”四字表意丰富，生动逼真，字字珠玑，真可谓着“四字”而风流尽出！如果用白话文表达这84字所传达的意蕴，恐怕得数百字吧。
　　毛泽东的《沁园春·雪》气势恢宏，在咏雪诗中可谓横绝千古，如果把它写成白话诗，绝对达不到这么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
　　所以，对于文言文，不但不能驱逐，还要认真学习，甚至不妨写写文言文章。当我们偶尔看到一篇文白相间的美文时，不是往往有眼前一亮、耳目一新之感吗！
　　北京市特级教师韩军撰文认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坛的上空之所以升起了一片“光华四射、文采灼灼、风流儒雅、学贯中西、鉴古知今”的璀璨群星（鲁迅、胡适、梁实秋、郭沫若、老舍、巴金、曹禺、林语堂、穆旦、张爱玲等），就是因为他们具有深厚、扎实、完整的文言根基，少年时期就基本已经形成一种以文言为本位的“语感”，是文言教育造就了这些白话大师。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文坛却“顿失光彩”、“暗然失色”，再也没有涌现出一个灵动地驾驭白话的“大师群体”，堪称“白话大师”的只有寥寥几位。就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中小学阶段截断了系统的文言教育的“血脉”。文言的“断奶”使得在20世纪下半叶成为文坛主流的文人们，在孩童时期的语言“敏感期”阶段，即13岁之前，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深入的文言教育，只接受的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后的基本以白话为主体的、为本位的所谓“现代语文教育”。由此可见，文言文的学习对造就“语言大师”的“功德”之大。要减少今天泛滥网络的粗俗、拖沓、冗长、繁琐、啰嗦、芜杂的语言，学习纯粹、典雅的文言文该是多么重要。
　　有人认为，使用文言和文言文的年代，基本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其所反映的东西难以融入我们的生命，有些甚至阻碍社会的进步和生产力的发展，并且以刘禹锡的《陋室铭》和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为例，指出这两篇文章所宣扬的安贫乐道思想在“倡导劳动致富”、“鼓励人人奔小康的”的今天，对学生的成长无益。这不由得使笔者想起齐宏伟说过的一句话：“在中国，人整个儿就静不下来，普希金所谓‘急匆匆生活，来不及思想’。”的确，浮躁、急功近利成为今天人们的普遍心态，为了“创造财富”和“奔小康”，不择手段、损人利己已经成为一部分人“改变现状”的“主旋律”了，在此情况下，我们不是更需要平静平常的心态吗？所以，像《陋室铭》、《五柳先生传》这样的文言文在今天不但不过时，而且显得尤为珍贵。这样的美文无异于一剂“清心剂”“醒脑药”，能给浮躁的心降温，能营养病态的精神。更何况，静心是成就事业的先决条件，历史上那些成就大事业者，都是能够潜下心来做事的人。俞洪敏说：“一个真正的优秀男人一定是一个孤独者，因为只有静才能生智，而不是急！”诸葛亮也说过“静以修生，俭以养德”！“文言中有糟粕，但更有精华。屈原、司马迁、李白、苏轼等先贤大师，以文言构筑的诗文，那是辉煌灿烂的‘精神灯塔’，足以照彻千万年，足以沐浴古今人。他们的灵魂，用‘文言’‘走过’的漫漫的、璀璨的精神历程，我们再通过‘文言’，让学生去‘循迹走过’，对学生的精神就是一次次历练。不断地‘走过’、不断‘历练’，就是民族的精神‘积淀’、‘精神记忆’与‘精神传承’！同样也是语感的形成。”（韩军语）所以，我们绝不能把文言文视为“死去的语言”，在心态浮躁、物欲横流的今天，更需要这样的“精神灯塔”照亮我们的心灵，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