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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英国开始衰落,欧洲内部矛盾尖锐,当时国际上有一次很热烈的讨论,内容大致是说20世纪究竟哪些国家能够引导世界经济的发展。当时讨论的意见认为:有两个国家最有潜力,一个是美国,一个是阿根廷。19世纪末,美国和阿根廷也进入了全球经济发展的前8位,但实际上还是二流国家。后来的发展中,美国上来了,阿根廷却下去了。这其中有很多值得研究和分析的内容,其中有一些偶然因素,也有一些值得研究的规律性的东西,采取什么样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研究这些历史对我们有深刻的启示,现在也是转折关头。在当今世界形势下,研究中国的发展要站在世界的高度,有历史的深度,且顾及长远的发展。现在全球经济危机虽然还没有完全过去,但我们的目光要放到后危机时期,放在中国将来的发展战略上。
当前的形势可能与20世纪初的世界局势类似。我总结了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和发展方式的“三危三机”。
1.世界经济:陈旧体系之危,系统改革之机
现在发达国家主导的陈旧体系维持不下去了。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会,顾全了发达国家的面子,却没有真正的、约束性的、有行动的结果。现在看来,贸易保护主义还要有抬头,短时间内一定会抬头。总的来说,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短时间会有很多矛盾变得更加尖锐。要积极研究世界经济体系如何前进和发展,尽管不一定很快都能实现,但要积极地推动。蒙代尔帮我们出主意,好几次提出希望建立“亚元”,而人民币如何走向世界,我们自己更应该做深入研究。
2.中国经济:外向经济之危,结构调整之机
外向经济之危主要指:外贸依存度过高,全球的外贸依存度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23%—24%,到本世纪初的百分之三十多,总趋势符合客观发展的趋势,但目前来看,中国内部市场开放不够,这是真正有待改变的根本问题。而结构调整之机主要指:如何调整产业结构,使得内需和内部市场能健全并发展起来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同时,要建立有信用的市场,有竞争力的市场,也要能够真正形成一个全国自由流通的市场。
3.发展方式:粗放发展之危,创新转型之机
原来的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型经济肯定不行,这次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温家宝总理提出202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40%—45%,这不仅仅是在国际会议上表态,而是实际上发展的必然要求,如果再不加控制的话,很快我们的石油进口量到2010年就要超过每年3亿吨。现在国际上石油价格约75美元左右一桶,经济复苏以后,涨到100多美元的认识是相当普遍的,少数专家甚至认为要涨到300美元一桶。从我们自身的发展来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仅是我们生产水平要更上一层楼,而且关乎生死存亡,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0年中国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从国内外形势来看是必须的,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还是有很大余地。从财政政策来看,负债占GDP比例大约18%,美国的负债占GDP比例370%,日本负债占GDP比例为120—130%,欧盟国家的负债占GDP比例安全界限是60%,中国目前的债务比例还比较低。从宏观角度讲,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对世界缓和经济危机起了重大的作用。200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的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能要超过50%,所以很多国家对我国经济很重视。
从中国发展来说,内应固本强体;外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对我们来说,推动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不管是从资源的需求、从经济结构的需求,或者是从全球的发展来看是双赢策略。我说的“固本强体”主要指:从“软件”到“硬件”增强综合竞争力;健全发展的机制,逐渐从政府主导推动到市场发挥更重要作用;建成协调、诚信、竞争、有序的国内市场,我们的内部壁垒比外面还多,所以现在要更多的对内开放;把城市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作为战略任务统一起来,通过城市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来带动全国的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策略。
关于经济发展的意见是四位一体的建设原则。一个城市的发展有四个要素:1.城市经济建设,培育城市的市场要素;2.城市社会建设,形成城市的内在素质;3.城市市政建设,显示城市的形象,表达城市的特色;4.城市文化建设,塑造城市的灵魂。一个城市发展具备了这四个要素,才能使一个城市成为有实力、有潜力、有魅力的城市。
在“十二五”规划中,城市发展占重要的比重。关于城市发展规划我有几点意见:
1.统一规划,协调发展
城市和区域的发展,要符合城市发展的科学体系,各个城市要找准位置,规划从单个城市的发展到城市带到城市群再到区域的发展,要为城市群发展提供很好的条件。
2.综合发展,突出重点
城市发展要有科学指导,突出综合竞争力的提高,经济实力的壮大,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居民实际收益的提高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十二五”规划中不要把GDP的增长速度放到突出的位置,要着眼于长期的发展。
3.不忘国情,关注民生
中国人口多,土地少,资源相对缺乏,我们有三个人口高峰会陆续来到,二三十年以后就是劳动力高峰,劳动力每年新增1000多万,再过二三十年,2030年进入老龄化,到时全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将达到4亿人,这种态势对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设施等将造成很大的影响。
4.城乡统筹,共同富裕
中国现在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已经引起大家的关注。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反过来约束了经济发展,要着重在收入分配方面加大改革力度。IO(世界劳工组织)对中国和欧洲国家进行比较发现,我国和欧洲的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差别,我国是他们的40%左右;我国的劳动成本大约是西欧的30%,最低的大约只有4%。下一步要加强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能够使得分配在资本、劳力跟政府三者分配中,进一步向劳力分配提高,进一步提高这个比例。
5.承东启西,接南进北
中部崛起战略,有很多支持中部的政策,借这个东风,承接东部梯度转移优势,发挥资源产品通道的便利,着力发展制造业、服务业等等。中部地区要站好自己的位置,奏好自己的乐章。要很好的抓住契机,努力创新,并利用后发优势,争取国家的政策支持,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为我国城市科学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本文为2009年12月22日在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年会上的发言纪要)
我觉得研究这些历史对我们有深刻的启示,现在也是转折关头。在当今世界形势下,研究中国的发展要站在世界的高度,有历史的深度,且顾及长远的发展。现在全球经济危机虽然还没有完全过去,但我们的目光要放到后危机时期,放在中国将来的发展战略上。
当前的形势可能与20世纪初的世界局势类似。我总结了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和发展方式的“三危三机”。
1.世界经济:陈旧体系之危,系统改革之机
现在发达国家主导的陈旧体系维持不下去了。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会,顾全了发达国家的面子,却没有真正的、约束性的、有行动的结果。现在看来,贸易保护主义还要有抬头,短时间内一定会抬头。总的来说,经济全球化不可逆转,短时间会有很多矛盾变得更加尖锐。要积极研究世界经济体系如何前进和发展,尽管不一定很快都能实现,但要积极地推动。蒙代尔帮我们出主意,好几次提出希望建立“亚元”,而人民币如何走向世界,我们自己更应该做深入研究。
2.中国经济:外向经济之危,结构调整之机
外向经济之危主要指:外贸依存度过高,全球的外贸依存度从上世纪80年代初的23%—24%,到本世纪初的百分之三十多,总趋势符合客观发展的趋势,但目前来看,中国内部市场开放不够,这是真正有待改变的根本问题。而结构调整之机主要指:如何调整产业结构,使得内需和内部市场能健全并发展起来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同时,要建立有信用的市场,有竞争力的市场,也要能够真正形成一个全国自由流通的市场。
3.发展方式:粗放发展之危,创新转型之机
原来的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型经济肯定不行,这次哥本哈根气候峰会上,温家宝总理提出202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减少40%—45%,这不仅仅是在国际会议上表态,而是实际上发展的必然要求,如果再不加控制的话,很快我们的石油进口量到2010年就要超过每年3亿吨。现在国际上石油价格约75美元左右一桶,经济复苏以后,涨到100多美元的认识是相当普遍的,少数专家甚至认为要涨到300美元一桶。从我们自身的发展来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仅是我们生产水平要更上一层楼,而且关乎生死存亡,这是很重要的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0年中国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从国内外形势来看是必须的,适度宽松的财政政策还是有很大余地。从财政政策来看,负债占GDP比例大约18%,美国的负债占GDP比例370%,日本负债占GDP比例为120—130%,欧盟国家的负债占GDP比例安全界限是60%,中国目前的债务比例还比较低。从宏观角度讲,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对世界缓和经济危机起了重大的作用。2009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的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可能要超过50%,所以很多国家对我国经济很重视。
从中国发展来说,内应固本强体;外要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对我们来说,推动和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不管是从资源的需求、从经济结构的需求,或者是从全球的发展来看是双赢策略。我说的“固本强体”主要指:从“软件”到“硬件”增强综合竞争力;健全发展的机制,逐渐从政府主导推动到市场发挥更重要作用;建成协调、诚信、竞争、有序的国内市场,我们的内部壁垒比外面还多,所以现在要更多的对内开放;把城市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作为战略任务统一起来,通过城市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来带动全国的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策略。
关于经济发展的意见是四位一体的建设原则。一个城市的发展有四个要素:1.城市经济建设,培育城市的市场要素;2.城市社会建设,形成城市的内在素质;3.城市市政建设,显示城市的形象,表达城市的特色;4.城市文化建设,塑造城市的灵魂。一个城市发展具备了这四个要素,才能使一个城市成为有实力、有潜力、有魅力的城市。
在“十二五”规划中,城市发展占重要的比重。关于城市发展规划我有几点意见:
1.统一规划,协调发展
城市和区域的发展,要符合城市发展的科学体系,各个城市要找准位置,规划从单个城市的发展到城市带到城市群再到区域的发展,要为城市群发展提供很好的条件。
2.综合发展,突出重点
城市发展要有科学指导,突出综合竞争力的提高,经济实力的壮大,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居民实际收益的提高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十二五”规划中不要把GDP的增长速度放到突出的位置,要着眼于长期的发展。
3.不忘国情,关注民生
中国人口多,土地少,资源相对缺乏,我们有三个人口高峰会陆续来到,二三十年以后就是劳动力高峰,劳动力每年新增1000多万,再过二三十年,2030年进入老龄化,到时全国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将达到4亿人,这种态势对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服务设施等将造成很大的影响。
4.城乡统筹,共同富裕
中国现在的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已经引起大家的关注。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反过来约束了经济发展,要着重在收入分配方面加大改革力度。IO(世界劳工组织)对中国和欧洲国家进行比较发现,我国和欧洲的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差别,我国是他们的40%左右;我国的劳动成本大约是西欧的30%,最低的大约只有4%。下一步要加强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能够使得分配在资本、劳力跟政府三者分配中,进一步向劳力分配提高,进一步提高这个比例。
5.承东启西,接南进北
中部崛起战略,有很多支持中部的政策,借这个东风,承接东部梯度转移优势,发挥资源产品通道的便利,着力发展制造业、服务业等等。中部地区要站好自己的位置,奏好自己的乐章。要很好的抓住契机,努力创新,并利用后发优势,争取国家的政策支持,创造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为我国城市科学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本文为2009年12月22日在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年会上的发言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