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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荟萃民国老课本精华的《日课2014》上市发售，短短10天内首印一万套销售殆尽。
自2010年起，民国老课本开始走红。先是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开明国语课本》5年后逆袭大卖，随后又有开明出版社的《开明国语课本》、辽宁教育出版社的《国文老课本》、中华书局的《民国经典国语课》等跟风行进。
如果说时代更迭，教材也应顺应潮流日新月异。那么，民国老课本引发的好评以及受到的热捧，恐怕不能用怀旧、复古等词语加以定义。
它不仅是课本，更是儿童文学
2004年，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编辑陈宁宁在一堆上海图书馆的旧书中，翻出了三套民国老课本——《开明国语课本》、《商务国语教科书》、《世界书籍国语读本》。
与现行课本不同的是，这些尘封了70余年的民国老课本，图文并茂，意象优美。陈宁宁摸着发黄的旧书感叹，“这种书编得太用心了，小孩子怎么会不喜欢。”
于是，在出版社启动“上海图书馆馆藏拂尘”行动，对尘封多年的图书馆馆藏资源进行开发时，51岁的陈宁宁立刻想到了这几套浅显易懂，满含童趣的民国老课本，在选题会上提出，“是不是可以影印一批民国时期的老课本？”立刻得到了认同。
2005年，《开明国语课本》付梓。时至今日，这部书已经重印多次，并有开明出版社的《开明国语课本》、辽宁教育出版社的《国文老课本》、中华书局的《民国经典国语课》等跟风行进，引发民国老课本热现象。
与如今的教材相比，老课本显然更贴合儿童心理，浅显易懂更具童趣外，更能寓教于乐。以《开明国语课本》为例，它的开学第一课只有两行字：一行是“先生，早。”另一行是“小朋友，早。”
编者叶圣陶的儿子叶至善在再版前言中写道：小朋友初踏校园，见着老师，他们上前鞠躬，问了好，老师微笑着欢迎他们，等到上了国文课，他们翻开书一看，方才温馨的一刹原来已经写进课本了，还有像快照似的插图，你说他们会怎样的惊喜。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现行使用的人教版小学一年级第一册第一课是：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它更多地从识字的角度去选文，两者的选文标准迥然不同。
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在文中写道：小时候我们在家里诵念《开明国语课本》，有一篇课文很有意义——爸爸在园里种菜，弟弟问：“为什么不种花？”爸爸说：“要种的，先种菜，后种花。”
这28个字含有很深的意义，看起来是讲种菜种花的事，其实这里有一个大道理：既要注重吃，又要懂得爱美，两者不可偏废，但还是有主次之分。
在民国老课本里，这样的讲故事不讲大道理的常识教育俯拾皆是，许多文章更是妙趣横生，如《绿衣邮差上门来》一文中，它巧妙地编织一个别有情趣的谜语——薄薄几张纸，纸上许多黑蚂蚁。蚂蚁不做声，事事说得清！
它的选文独多自然与人、花鸟鱼虫、乃至猫猫狗狗的题材。《田里的麦熟了》、《一箩麦》、《我被缚住了》……几乎构成了一组儿童田园诗，也符合1929年《国语课程标准纲要》制定的“选文要蕴涵文学趣味”的要求，“因为少年时期的学生，正是心性活动的时候，读有兴趣的文章，方足以引人入胜。”
叶至善称，叶圣陶编纂课本的主旨是：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但这还不够，小学生既是儿童，他们的语文课本必是儿童文学，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乐于阅读。
对于现行语文课本而言，它是一面镜子
民国老课本热的出现，恰恰与现行语文课本被指摘最多的时段相吻合。
2000年，深圳一名初中老师指正《驿路梨花》一文第10行“一座草顶、竹蔑泥墙的小屋……”一句的“蔑”字有误，应为竹字头的“篾”；《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苍蝇”竟被写作“茶蝇”。
自此以后，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最好的专家与教师编写语文课本被拉下神坛，坊间对其错误的指正越来越多。有人指出内容错误，王羲之的生卒年月明明是公元303年—361年，而课本中却是321年—379年；有人指出插图错误，孙膑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而轮椅却是南北朝的产物，插图中，他却坐在轮椅上。
更有人对其思想含义做出批判，有人指出鲁提辖暴打镇关西属于“暴力血腥”；《背影》中父亲跳过铁道是“违反交通规则”；课本中的母爱和母亲形象不健康，要么苦大仇深要么道德完美，课本里的孩子要么成人化了，要么非常态，都是不快乐的孩子。
这些问题早有人提出，可到了2010年方聚沙成塔，引出风暴。人们将其总结出类别，认为现行语文课本存在“四大缺失”，即经典的缺失、儿童视角的缺失、快乐的缺失和事实的缺失。甚至有人认为，现行教材充斥了虚假、说教、篡改，应予以全盘否定，推倒重来。
应该说，现行语文教材在有限的课本涵容中承载了过多的道德责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泛政治性代替了人文性，过分强调文以载道，处处要求彰显德性，其结果往往道彰而文伤。这不能不说是现行语文教材最大的“痛”，也是与老课本相比对照显示出明显不同的地方。
照实说，民国老课本也并非不讲以文载道，但在以何为“道”与如何传“道”方面别具见解。其以“立人”为宗旨，“做人”为准则，传导的是一种普世的价值观，而不是具有政治导向和时代立场的特定理念。
在传导普世价值观念的方法上，老课本的编者是循循善诱的。在世界书局国语课本《老师很喜欢我》中，“弟弟放学回来，母亲问他说，老师喜欢你吗？弟弟说，老师喜欢我，他搀了我的手，叫我小朋友。”一个“搀”字是个很小的细节，但传达出了老师和学生，以及人和人之间和睦、亲切的情感。
写这种课文文字的人，心中有对孩子们的大爱，又真正懂得教育，熟悉儿童心理，深知应怎样“搀”着孩子们向“做人”的大道走。
因此，民国老课本恰似一面镜子，将现行语文课本存在的问题照得纤毫毕露。一边是 “那边是田，这边是房子。白天，我们到田里去种田。晚上，我们回到屋子里睡觉 ”的幼儿稚语，一面是耳提面命的道德教育，民国课本热也就理所当然了。
老课本温润了当下人们的心灵和情感
从民国老课本到现行语文教材，在看似断裂的当代教育与民国教育之间似乎拉起了一条线，在越演越烈的民国老课本热之下，我们不禁要问：我们应该从民国老课本中学到些什么？
按理说，这些有数十年乃至上百年历史的老课本，离今天的生活已经相当遥远了。然而，无论是《开明国语课本》、《商务国语教科书》、《世界书局国语读本》的原汁原味，还是取材于老课本文化精华的《日课2014》，其中包含的人文情怀和文化悲悯，是人类社会一以贯之的文化基因，在任何时代都不该埋没。
民国老课本之所以在今天形成一股文化热潮，缘于其在相当程度上契合了教育的本质，那就是将教育对象看成活生生的人，致力于树人立人，让教育真正发挥出文以化之的涵养功能。
随着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物质生活急遽提高的同时，不可否认，我们精神文化生活前进的脚步显得有些拖沓。不论是小学生毕业留言要“为人民币奋斗”、种种充满“围堵思维”的“最牛校规”，还是公交车争座位大打出手、无良老人摔倒反讹救助者，种种社会乱象，都在某种程度上暴露出时代快节奏冲击下的正道人心。
在某种意义上，民国老课本恰巧温润了当下人们的心灵和情感干涸，给步履匆匆、内心焦灼的人们上了一堂及时的人文教育课。虽然当下重印或拣选的老课本，内容大都是针对儿童的，但其中散发出的温润情怀，对于整个社会仍旧有着非凡的启示意义。
但值得警惕的是，如今的老课本热已经使不少人用力过猛，过度推崇。老课本的优秀在于其有童真童趣能够贴合儿童心理，但正如丰子恺小女儿丰一吟所说，“老教材，相见不如怀念”，“书都出这么多年了，社会也发生了这么多变化，当年的教材肯定已经不适合现在的孩子，如果说还有什么价值，也只能给教材编写者做个参考罢了。”
自2010年起，民国老课本开始走红。先是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开明国语课本》5年后逆袭大卖，随后又有开明出版社的《开明国语课本》、辽宁教育出版社的《国文老课本》、中华书局的《民国经典国语课》等跟风行进。
如果说时代更迭，教材也应顺应潮流日新月异。那么，民国老课本引发的好评以及受到的热捧，恐怕不能用怀旧、复古等词语加以定义。
它不仅是课本，更是儿童文学
2004年，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编辑陈宁宁在一堆上海图书馆的旧书中，翻出了三套民国老课本——《开明国语课本》、《商务国语教科书》、《世界书籍国语读本》。
与现行课本不同的是，这些尘封了70余年的民国老课本，图文并茂，意象优美。陈宁宁摸着发黄的旧书感叹，“这种书编得太用心了，小孩子怎么会不喜欢。”
于是，在出版社启动“上海图书馆馆藏拂尘”行动，对尘封多年的图书馆馆藏资源进行开发时，51岁的陈宁宁立刻想到了这几套浅显易懂，满含童趣的民国老课本，在选题会上提出，“是不是可以影印一批民国时期的老课本？”立刻得到了认同。
2005年，《开明国语课本》付梓。时至今日，这部书已经重印多次，并有开明出版社的《开明国语课本》、辽宁教育出版社的《国文老课本》、中华书局的《民国经典国语课》等跟风行进，引发民国老课本热现象。
与如今的教材相比，老课本显然更贴合儿童心理，浅显易懂更具童趣外，更能寓教于乐。以《开明国语课本》为例，它的开学第一课只有两行字：一行是“先生，早。”另一行是“小朋友，早。”
编者叶圣陶的儿子叶至善在再版前言中写道：小朋友初踏校园，见着老师，他们上前鞠躬，问了好，老师微笑着欢迎他们，等到上了国文课，他们翻开书一看，方才温馨的一刹原来已经写进课本了，还有像快照似的插图，你说他们会怎样的惊喜。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现行使用的人教版小学一年级第一册第一课是：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它更多地从识字的角度去选文，两者的选文标准迥然不同。
丰子恺的女儿丰一吟在文中写道：小时候我们在家里诵念《开明国语课本》，有一篇课文很有意义——爸爸在园里种菜，弟弟问：“为什么不种花？”爸爸说：“要种的，先种菜，后种花。”
这28个字含有很深的意义，看起来是讲种菜种花的事，其实这里有一个大道理：既要注重吃，又要懂得爱美，两者不可偏废，但还是有主次之分。
在民国老课本里，这样的讲故事不讲大道理的常识教育俯拾皆是，许多文章更是妙趣横生，如《绿衣邮差上门来》一文中，它巧妙地编织一个别有情趣的谜语——薄薄几张纸，纸上许多黑蚂蚁。蚂蚁不做声，事事说得清！
它的选文独多自然与人、花鸟鱼虫、乃至猫猫狗狗的题材。《田里的麦熟了》、《一箩麦》、《我被缚住了》……几乎构成了一组儿童田园诗，也符合1929年《国语课程标准纲要》制定的“选文要蕴涵文学趣味”的要求，“因为少年时期的学生，正是心性活动的时候，读有兴趣的文章，方足以引人入胜。”
叶至善称，叶圣陶编纂课本的主旨是：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但这还不够，小学生既是儿童，他们的语文课本必是儿童文学，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乐于阅读。
对于现行语文课本而言，它是一面镜子
民国老课本热的出现，恰恰与现行语文课本被指摘最多的时段相吻合。
2000年，深圳一名初中老师指正《驿路梨花》一文第10行“一座草顶、竹蔑泥墙的小屋……”一句的“蔑”字有误，应为竹字头的“篾”；《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一文中，“苍蝇”竟被写作“茶蝇”。
自此以后，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最好的专家与教师编写语文课本被拉下神坛，坊间对其错误的指正越来越多。有人指出内容错误，王羲之的生卒年月明明是公元303年—361年，而课本中却是321年—379年；有人指出插图错误，孙膑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物，而轮椅却是南北朝的产物，插图中，他却坐在轮椅上。
更有人对其思想含义做出批判，有人指出鲁提辖暴打镇关西属于“暴力血腥”；《背影》中父亲跳过铁道是“违反交通规则”；课本中的母爱和母亲形象不健康，要么苦大仇深要么道德完美，课本里的孩子要么成人化了，要么非常态，都是不快乐的孩子。
这些问题早有人提出，可到了2010年方聚沙成塔，引出风暴。人们将其总结出类别，认为现行语文课本存在“四大缺失”，即经典的缺失、儿童视角的缺失、快乐的缺失和事实的缺失。甚至有人认为，现行教材充斥了虚假、说教、篡改，应予以全盘否定，推倒重来。
应该说，现行语文教材在有限的课本涵容中承载了过多的道德责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泛政治性代替了人文性，过分强调文以载道，处处要求彰显德性，其结果往往道彰而文伤。这不能不说是现行语文教材最大的“痛”，也是与老课本相比对照显示出明显不同的地方。
照实说，民国老课本也并非不讲以文载道，但在以何为“道”与如何传“道”方面别具见解。其以“立人”为宗旨，“做人”为准则，传导的是一种普世的价值观，而不是具有政治导向和时代立场的特定理念。
在传导普世价值观念的方法上，老课本的编者是循循善诱的。在世界书局国语课本《老师很喜欢我》中，“弟弟放学回来，母亲问他说，老师喜欢你吗？弟弟说，老师喜欢我，他搀了我的手，叫我小朋友。”一个“搀”字是个很小的细节，但传达出了老师和学生，以及人和人之间和睦、亲切的情感。
写这种课文文字的人，心中有对孩子们的大爱，又真正懂得教育，熟悉儿童心理，深知应怎样“搀”着孩子们向“做人”的大道走。
因此，民国老课本恰似一面镜子，将现行语文课本存在的问题照得纤毫毕露。一边是 “那边是田，这边是房子。白天，我们到田里去种田。晚上，我们回到屋子里睡觉 ”的幼儿稚语，一面是耳提面命的道德教育，民国课本热也就理所当然了。
老课本温润了当下人们的心灵和情感
从民国老课本到现行语文教材，在看似断裂的当代教育与民国教育之间似乎拉起了一条线，在越演越烈的民国老课本热之下，我们不禁要问：我们应该从民国老课本中学到些什么？
按理说，这些有数十年乃至上百年历史的老课本，离今天的生活已经相当遥远了。然而，无论是《开明国语课本》、《商务国语教科书》、《世界书局国语读本》的原汁原味，还是取材于老课本文化精华的《日课2014》，其中包含的人文情怀和文化悲悯，是人类社会一以贯之的文化基因，在任何时代都不该埋没。
民国老课本之所以在今天形成一股文化热潮，缘于其在相当程度上契合了教育的本质，那就是将教育对象看成活生生的人，致力于树人立人，让教育真正发挥出文以化之的涵养功能。
随着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物质生活急遽提高的同时，不可否认，我们精神文化生活前进的脚步显得有些拖沓。不论是小学生毕业留言要“为人民币奋斗”、种种充满“围堵思维”的“最牛校规”，还是公交车争座位大打出手、无良老人摔倒反讹救助者，种种社会乱象，都在某种程度上暴露出时代快节奏冲击下的正道人心。
在某种意义上，民国老课本恰巧温润了当下人们的心灵和情感干涸，给步履匆匆、内心焦灼的人们上了一堂及时的人文教育课。虽然当下重印或拣选的老课本，内容大都是针对儿童的，但其中散发出的温润情怀，对于整个社会仍旧有着非凡的启示意义。
但值得警惕的是，如今的老课本热已经使不少人用力过猛，过度推崇。老课本的优秀在于其有童真童趣能够贴合儿童心理，但正如丰子恺小女儿丰一吟所说，“老教材，相见不如怀念”，“书都出这么多年了，社会也发生了这么多变化，当年的教材肯定已经不适合现在的孩子，如果说还有什么价值，也只能给教材编写者做个参考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