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新一届政府即将上台之际，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是否有取消之虞
　　
　　镜头中，保尔森笑得非常欢畅。
　　这一幕发生在12月5日的钓鱼台国宾馆。中国国家主席特使、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和美国总统特使、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各自率领规模庞大的内阁成员一起合影，以纪念第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的谢幕。
　　相对于前四次对话，第一次和第二次更多原则性的共识，第三次的31项共识，第四次的5大成果，此番的第五次对话达成了40项成果，为历届之最。
　　“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保尔森为何显得那么高兴。”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投资研究中心主任卢进勇说，“作为即将卸任的财长，他用事实告诉奥巴马，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不是光浇水不结果的。”
　　
　　“内外有别”
　　
　　第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前后，太多的表象与内涵完全不同，让全球关注这场对话的人几乎看花了眼。
　　此番对话前后，最大的新闻并未出现在对话本身，而是对话之前的人民币汇率调整上。
　　就在对话举行的同一周，12月1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开始打破7月以来的窄幅盘整格局，当天中间价大幅下跌156个基点，现汇交易价则连续4个交易日触及“跌停板”。
　　仿佛是一个轮回，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改革启动以来，两年之内，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升值20%左右，在经历了今年下半年的“不动”周期后，新的汇率下行通道突然在对话开始前3天打开。
　　慑于中国的经济总量，也慑于中国或将在拯救金融危机中扮演重要角色，人民币汇率甫一调整，立即引发全球关注。一时间，各界议论纷纷，断言中国政府在拯救出口进而拉动就业者有之，认为中国政府故意做给美国人看的也有之，更有人长期唱空人民币汇率。
　　“实际上，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外面的说法再热闹，和汇率调整的内生机制都不大一样。”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张汉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他看来，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基本在跟着市场走，“人民币向来是盯着一篮子货币的，不是只盯美元。金融危机之后，欧元、英镑、日元的汇率都在下挫，人民币汇率调整和他们一样，都是由市场决定的”。
　　这种“内外有别”，在保尔森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就在临行前，他还公开表示，会对人民币汇率问题持续向中国施压。但他人到中国之后，几乎闭口不谈此事。
　　“这个道理很简单，保尔森面对不同对象的时候，会说不同的话。”卢进勇表示，“在国内，他迎合了一些贸易保护主义人士。到了中国，他更愿意在WTO的框架下展开谈判。”
　　新华社的报道显示，在对话结束之后，保尔森面见中国总理温家宝，称双方在避免金融危机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达成了共识。
　　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背景下，关税壁垒已接近消亡，非关税壁垒也呈减少之势，“作为经济学家的保尔森当然明白，贸易保护主义者的阵营已经越来越小，单纯靠保护来拉动本国的就业已经不是最有效的渠道。”卢进勇说。
　　此番对话时，双方达成的40项成果之一，正是两国的进出口银行出资总计200亿美元进一步推动双边的贸易往来。
　　同时，双方尽管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尚难有结构性的突破，但在能源、环保等领域达成多项可立即着手落实的成果。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张晓强表示，双方在电力、清洁水、清洁交通、清洁大气、森林与湿地保护5个领域完成了启动行动计划的准备；双方同意将能效合作确立为两国能源和环境十年合作的第6个领域；双方已就十年合作框架下的绿色合作伙伴计划框架文件达成一致，中美已有7对绿色合作伙伴确立了合作意向。
　　“也就是说，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双方还是可以找到务实的切入点。”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王缉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中方没有转向强硬
　　
　　此番对话的另一个看点是，中国的高级官员们开始公开批评美国的经济政策。媒体的解读是：中方的立场开始转向强硬。
　　最早的批评来自周小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在对话之前就曾表示，美国应该对己身的经济政策反思，特别是要适度增加储蓄率。
　　这番话，显然是针对由美国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而发。“可以这么理解，这种说法还算客气的，因为现在的‘苦日子’主要的责任都在美国身上。”中国人民大学美国问题中心主任时殷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等到对话开幕之时，中国国家主席特使、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也公开对美国的经济政策提出了批评，要求美方“确保中国在美资产和投资安全”。
　　“这只是一个因应时势、针对性比较强的说法而已。”王缉思表示。他在中美两国的学术界影响甚大，政界亦有不少好友，“归根结底，还是要看双方的力量对比。中国毕竟只是发展中大国，还没有实力与头号强国平起平坐”。
　　将人们胃口抬高的并不只是中国媒体。金融危机爆发之初，整个西方世界都对手持世界上最多外汇储备的中国政府寄予厚望。美国总统布什、英国首相布朗、日本首相麻生太郎、法国总统萨科齐等均表达过希望中国“助一臂之力”的想法。
　　但是，中国财政部原副部长、现任中国投资公司董事长的楼继伟12月3日在香港出席“克林顿全球行动”论坛后明确表态：“中国救不了世界，中国只能救自己。”
　　这无疑是在给过热的西方舆论降温。和11月9日中国政府出台4万亿刺激经济、扩大内需的庞大计划相比，对外投资的步伐起码从表面看起来显得偏小。
　　但张汉林提醒说，不要忘记中国政府为稳定国际金融形势所做的贡献，“尽管中国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却没有抛售5000多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如果这个美国最大的金主这么做了，日本和欧盟难道不跟着倒霉吗？”
　　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方世界渐渐认识到，指望中国成为救世主并不现实。此番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之所以能够达成40项成果，亦与美国降低期望值——也就是变得务实有直接关联。
　　
　　对话还将持续
　　
　　就在第五次战略经济对话谢幕之际，双方宣布，中国国务委员戴秉国将于12月10日至18日访问美国，并参加中美战略对话。双方显然不以经济对话为满足，政治的对话亦是“利益攸关方”极其看重的机制。
　　按照中国驻美大使周文重的说法，双方的对话机制已经超过60个。与中美关系相比，近期的中欧关系显得相形见绌，由于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萨科齐执意会见达赖喇嘛触及中国核心利益，延续多年的中欧首脑峰会已经被迫延迟。
　　实际上，更深层次的原因，在张汉林看来，还是国家实力的竞赛。今年亚欧峰会10月下旬在中国举办之前，萨科齐曾经公开表示：希望亚洲国家政府支持欧盟在金融危机中的提议。
　　这份提议由他和英国首相布朗在今年9月提出，他们二人联手喊出了改革全球金融体系、加强全球金融监管的口号。换言之，此时的欧盟希望能够重建世界金融秩序，对美国的地位提出挑战。
　　就在亚欧峰会召开之前的3天，美国总统布什打电话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就国际金融危机问题展开对话。具体说了些什么，人们不得而知，但张汉林表示：“这还是通过事后的发展，推测出两人的谈话内容的。布什大概说了两句话，第一，敦请中国在这场危机当中负起自己的责任；第二，不要抛弃美元，因为双方是利益攸关方。”
　　“抛弃了美元，欧元也顶不上来。”张汉林说。
　　世界头号强国与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战略经济对话，在这一背景下，已然不存在因为美国新政府上台而取消的可能，相反，双方均有意加强这一对话。
　　第五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结束之后，胡锦涛专门会见了保尔森，并表示，希望中美双方总结两国战略经济对话的好经验，继续加强高层对话机制建设。
　　在大洋彼岸，美国当选总统奥巴马刚刚提名了新任财政部长盖特纳。据称，这位现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具有很深的“中国情结”，并且还会说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