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在去医院的路上，整个人被一团无形的气紧紧箍住。印象里上了无数级台阶，转了无数个弯，跟许多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擦身而过，我才在一间乱糟糟的病房里看到母亲。
　　她先向我走过来，已经完全说不出话了，双手朝我的手臂两侧贴过来。眼看着就要软下去，我膝盖一弯，加足了力气想要拖住她，可她的身子竟然那么重，我完全拖不住。
　　看着她像是一夜之间老去，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涌出来了。好多人过来扶她，我两手虚空地浮在一边，越过她蓬乱的头发，我这才看到父亲。
　　时间就在那一刻定住了。此刻的他，呈现出最柔软的状态，完全一副任人摆布的样子。所有的自傲，清高，腼腆，不善交际，全部跟他一起，静静地被盖在这远不够白的白布单下。
　　2
　　我跟他好像从来没有好好地、温和地相处过，以至于许多年，我在心底对他的称呼永远是充满冷漠和抗拒的“那个人”。
　　他是小县城的中学老师，很多次，我看到他坐在办公室认认真真地爬格子。上初三时，我突然意识到，如果不好好学习，我这一辈子就要永远待在这黄土高坡上了。怀着这样的想法，加上想远离他的迫切愿望，我开始认真念书，后来考上了市高中。
　　从我家到市高中要坐几个小时的长途汽车，那是我第一次离家。
　　因为晕车，每次坐汽车我都坐在靠窗的位置，以方便随时开窗吹风或者应付突然而至的呕吐。我隔着空荡荡、乱糟糟的护城河往对面望，斜对面正是我家，我下意识探头往车尾看去——啊，是他。
　　他拼命朝我挥手，一边奋力奔跑，一边呼喊着什么，而这时汽车正缓缓开动。我试图努力回应他，于是拼命挥手叫他别跑了，跟他说“我知道了”。
　　当我探头出去向他招手，他更拼命地挥手。我一下子明白，他是跟我说，我坐的这一侧，是汽车汇车的一侧，他担心我因为晕车突然探头到车外，于是跑过来跟我说，无论如何不要把脑袋和胳膊伸出去。
　　可是，他哪里追得上汽车，一瞬间被甩得很远，直到只剩一个白点。我转回头来坐好，车上有那么多人看着我，我又窘迫又难受，一下子哭了起来。除了使劲抑制着不发出一点儿声音，整个身子都止不住地颤抖。
　　那时候他已经有点儿发胖，汗水让他胸前的白衬衫湿了一大片，整张脸因为奔跑和天热而红通通的，裤腿上溅满了泥点，一只皮鞋完全被湿泥包裹住。他是那么要面子的人啊。
　　我一边想着这些，一边哭得更加厉害。他大概追了我一个小时，却只跟我挥着手交流了三十秒。
　　3
　　高考结束，我考了一个令他骄傲的分数。那大概是他这辈子最开心的一段时间。9月，他送我去北京报到。这是我也是父亲，第一次去那么远的地方。
　　去往北京的火车依然是绿皮硬座，我和他根本不曾想过要买卧铺，两个人买卧铺的钱加起来是一笔不小的数目。
　　在火车上，我总在睡着的时候被他推醒，他在我耳边轻轻地说一声：“到榆林了。”再过一会儿，又被推醒，“出陕西了。”或者突然间被推醒，“你看窗外。”
　　我每次醒来，含糊地应一声，顺势抬头往窗外看，大概是吃了晕车药的缘故，我的睡意难以抵挡。每次看，天色和景色都有了新变化，也只是瞟一眼，又低头睡去。
　　有那么一会儿，我终于清醒了过来。他低声跟我说：“你看看旁边的那个孩子，你也跟人家学学呀。”我抬起头，用余光看过去，原来我们斜对面坐了一个女孩，跟我差不多大，白白净净的，扎一个马尾辫，看上去得体大方。
　　那个时候的我害羞得厉害，就算在课堂上被点名都会瞬间面红耳赤，连脖颈也是通红通红的。这种面红耳赤完全不在于我对被提问的问题会或者不会，仅仅在于当众讲话，这种被瞩目的讲话让我紧张得浑身颤抖。
　　后来，我真的变成了他希望的样子。读了一所好大学，进了一个好公司，跟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一起工作，在几百人的大会上演讲。见到任何人，我都不再会紧张得发抖。可是，那时他已经看不到了，他看不到我已经长成了一个大方得体的人。
　　火车又转了几个山洞，经过几条河流，穿越了无人迹的荒山野岭。在荒无人烟的地方，河流的颜色深得与两岸的植物融合在一起，分不清边界。随着时间的飞逝，我们出了丘陵地带，终于到平原了。
　　我回过头看他一眼，那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一种表情。那完全不是被生活耗损之后的中年人的面孔，而是一种完全静止在时光之外的表情。眼睛仿佛是空洞的，却闪着奇异的光。多少年以后，我梦回那列火车，他的眼睛仍是最光彩的一幕。
　　4
　　进入北京地界的时候是晚上，我在汽车上睡著，被他推醒。“到北京了，你快睁眼看看。”他的声音压得很低。
　　我向车外望去，凌晨四五点的样子，外面很亮，看起来好安静。到处都是路灯，我们停在一条宽阔的公路旁边，被周围的大楼包围。我问他：“好奢侈呀，路上一个人都没有，为什么亮着这么多灯？”
　　也许是被我的问题逗乐，也许是本来就掩饰不住的高兴，他整张脸都保持上扬的动作。“我们到北京啦！”他笑着说。我用力地点点头。
　　他带我去学校办完手续，自己在北京转了一圈，只停留了两天就回去了。中间他打电话跟我说：“坐公交只要一元钱呢，我坐了一圈，在天安门前转了转。”我问他：“其他地方你去了吗？”他说：“不了，下次来北京再好好转转。”
　　一直到我大二寒暑假回家，还能听到他津津有味、意犹未尽地回忆他在北京的所见所闻。他躺在夏天的沙发上，或者坐在冬天的火炉边，说北京有多大，楼有多高，马路有多宽，车辆有多密。高兴完了，他又说：“待在北京不踏实，去哪里都要花钱。”最后他说，“以后等庆庆毕业工作赚钱了，我们全家都去北京看看。”说话的时候，他笑得合不拢嘴。
　　事实上，两年后，我大学毕业，的确接母亲来北京住了一阵子。我做到了他希望我做的事情。可是我身边，只有母亲一个人。
　　我最后一次跟他说话是几年前的4月1日，连这个日期都显示嘲弄。那天中午，他打电话过来，开始我们都没有说话，几秒钟之后他才问我：“你吃饭了吗？最近都好吗？”语气里有强撑着的笑意。
　　我在电话里说：“嗯，吃过了。我挺好的。毕业论文的事情有点儿忙。”他说：“那就好。你平时多注意身体。需要钱就说。”
　　整个通话持续了不足30秒，却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听他的声音。其实，那天中午我在边吃午饭边看一部电影，着急挂断电话接着吃饭，接着看电影。
　　他4月1日给我打完电话，4月2日下班回家后突发脑溢血倒地，再也没有睁开眼。
　　他去世后的几天，我在家收拾遗物，看到那一大摞当初他伏在案前修来改去的手写稿，最终也还是无处发表。
　　离家的车上，我还是习惯性地坐在靠窗的位置，车开过护城河，我又想起他当初在车后面追我的身影，不禁回头张望，路上空空如也。
　　而我也知道，无论我怎样追，再也追不上他了。
　　（熊光荐自《时代青年·悦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