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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当前的中国社会面临并且正在经历着两个重要的转变——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本文欲把这两方面的内容结合起来研究。文章首先梳理了从建国后至今，社会城乡结构和经济体制二者相辅相成的演变历程。在此基础上，发现了一些我国现有城乡结构中仍然存在的问题，并探索最终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城乡一体化的道路。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改革二十年取得了重大成就和重要贡献。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也在农村。所以，本文拟从社会城乡结构和经济体制的关系来探讨二者相辅相成的演变历程，以及社会城乡结构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刚性城乡二元社会结构
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形成并巩固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当时我国有两个社会：一个是市民的社会，他们住在城市里，城市办工业；一个是农民的社会，他们住在农村，农村搞农业。这两大社会内同质性很高而彼此异质性很大，边界明确、互相封闭。
城乡二元格局最初的出现，是按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防止农民外流对城市生活造成冲击，同时最大限度地把农民稳定在农业上，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以便为国家生产更多的商品粮和其他剩余农产品。为实现这一目的，在农村建立起一种重要的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另一方面，城市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由国家统一安排的就业制度和商品粮供应制度以及其他有关人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方面的一系列制度的确立，最终形成了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格局。
当然，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形成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和资金积累模式。这种战略可以概括为：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为主要目标的重工业导向发展战略。这一战略使得我国产业的形成脱离了劳动力剩余和资金短缺的客观实际，向着资本密集型而不是劳动密集型的方向发展。非农部门就业增长缓慢，难以吸收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因此只好关闭城市的大门，把农村人口排斥在外。中国的工业化资金积累选择的是高强度的积累模式，统购统销制度是其操作方式。主要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实现农业积累向工业领域的转移。高强度的积累模式，有力地支持了国家工业化建设，但扭曲了生产要素价格，使工业部门成本意识极差，效益长期低下。而且，过高的积累率也使居民自主消费不足，农村消费市场萎缩。
可见，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与二元社会结构的并存是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一种自然延伸就是城乡结构的二元格局。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又进一步强化了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了二元经济结构同二元社会结构并存的状态。这是改革前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成为整个中国发展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直到现在还在很大程度上产生着多方面的影响。
不可否认，我国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在形成之初，确实履行了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些正面功能，所以它才得以存在和维持。二元社会结构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它使工业化迅速推进，履行了资金积累功能、工业化优先发展功能和社会稳定的功能。但是，二元社会结构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相联系的工业化发展模式是一种比较极端的模式，它一开始就伴随着许多不可克服的矛盾，如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积累和消费的矛盾、农业和工业的矛盾、城乡矛盾和工农矛盾，等等，所有这些矛盾都制约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再有，城乡二元结构还具有许多明显的负面功能。后果之一就是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脱离，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和经济的发展。而且，政府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和组织手段，人为地将城市和农村划分为两个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地位不平等的利益集团，割断了城乡间经济的、社会的自由交流。这使国内统一市场难以发育，使农村社会发展水平大大落后于城市。正是上述这些矛盾和消极功能的存在，导致了后来逐步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与演变。
二、 经济改革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变化
中国的改革是分阶段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先于政治改革，而且在经济领域中又确立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合理改革顺序。这是因为：第一，由于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农业已成为无盈利部门，农村再生产难以为继；第二，农村的人民公社体制严重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产出长期较低；第三，由于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左右，因而农村状况的好坏对中国社会与政治的稳定以致生产的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中国的农村是计划经济薄弱的地方。农民与处处受到国家关照的城市居民相比较，在计划经济体制中的既得利益是最少的，他们更愿意进行摆脱贫困与落后的经济体制改革，更欢迎市场经济新体制。
可见，1979年中国决定开始改革时，其最紧迫的问题在农村。农村开始实行“包产到户”，拉开了农村改革和社会全面改革的序幕。1981—1982年是包产到户普遍发展的时期，并且从包产到户转变为包干到户。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质上是把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经营变成农民的家庭经营，这是农村生产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1985年1月，中央下发文件，正式取消农副产品统派购制度，代之以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这又加速了农副产品商品化的进程。中国农民终于开始告别为自身消费而生产的历史，一步步地迈向社会商品生产者的行列。
农村改革带来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粮、棉、油等农产品的大量增加，另一个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大量涌现。因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取消了过去强加在农民身上不准离开土地的行政限制，由家庭来配置劳动力资源，农民有了支配自己劳动的自主权。同时，农民开始了解接触外面的世界，观念不断变化，也开始感受并关注自身的利益。与非农业相比，与城市第三产业相比，农业比较利益均偏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东中西梯度继续扩大。于是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成为了农民在农业比较利益下降、收入下降后的一种现实选择。农村剩余劳动力一部分转向了农村内部的第三产业，一部分被新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吸收了，还有几千万涌向了城市，在其中经商务工。民工潮一方面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带动了农村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许多的社会问题。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要求有统一的市场，商品要流通，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要求顺畅地流动，要求城乡一体。所以，我们要打破原有的城乡壁垒，加快城市化建设的进程，顺应经济体制的要求。如前所述，城市化与工业化是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伴生发展的两种现象，而我国由于特定的国情和政策的选择，使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产生了许多不利的影响。在城乡结构方面，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队伍合理转移，选择符合我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加快城市化建设的进程，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当务之急，也是我国完成经济体制转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保证。
中国城市化过程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城市化不仅表现在城市的扩大和向乡村的辐射，更主要的趋势是乡村自身的城镇化，即城市化趋势具有“农村包围城市”的特点。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双向运动的特点，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改革以来最巨大、最显著的社会结构转变发生在农村，农村的发展快于城市，而且更加灵活多样；二是事实上的城乡壁垒，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等，依然存在，从而使乡村地区的城市化更多地表现为自身的结构转变；三是由于中国人口负担过重，在城市基础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施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大城市的人口承受能力不高，限制了城市的拓展和辐射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吸收了绝大多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劳动力的转移主要表现为农业人口外流，而不是农村人口外流，即所谓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中国农村工业是在二元结构的传统农业和现代大工业两大板块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正是在城乡封闭、生产要素市场相对隔绝的特殊条件下，乡镇企业依靠农村自身经济增长实现经济结构的快速转换，从而有效地开拓了中国工业化的一条新路。中国农村工业的发展，作为中国经济发展中一条新的强大的结构和功能要素，从根本上冲击和改变着中国经济二元结构和社会二元结构，并可能最终成为沟通和融合城乡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再有，改革以来在各类规模的城市中，乡村中的镇发展得最快，“镇”人口在全国城镇人口中的比重已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30%上升到九十年代中期的50%左右，而镇的发展主要依靠了乡镇企业的经济支持和乡村中各种非农产业的专业化、社会化和集中化。
总之，在我国开始了经济改革后，在不断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的农业和农村工业化都得到了很大发展；城市化水平发展迅速；农民摆脱了原有的束缚，开始追求自身的利益，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在这些发展变化中，城乡关系也出现了新的特点：城乡关系不断松动，城乡社会结构处于快速转型过程中；城乡人口流动增加；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三、 城乡结构中仍然存在的问题
从以上城乡关系演变的简单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我国建国后，国家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我国形成了二元社会结构和二元经济结构，城市化的发展大大落后于工业化的进程。1978年改革开放后，国家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人民的要求，制定了符合我国国情的政策，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关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不断松动的条件下实现了中国城市化的新进展。城市变得越来越开放，农民工人开始了在城乡之间的社会结构性流动过程。这样就在以前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分离的两大板块中，产生出一块介于两者之间的规模越来越大的中间层：在工业和农业之间产生了乡镇企业；在城市和农村之间产生了小城镇；在工人和农民之间产生了农民工人阶层，这就使得以前的二元社会结构有所变动，变得比较松动和模糊，开始出现不断交流和融合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
但是由于城乡户口管理制度和城市劳动就业与福利制度的继续存在，二元社会结构的界限并未消失，城乡间还只是有限的交流和开放。农民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和向城市的流动冲击着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但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而且城乡差距在某些方面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城市的就业、住房、医疗、福利、保障和教育等方面，仍然与城市户籍身份密切相连。城市是政治中心、经济增长中心、商业服务业中心和文化娱乐中心，社会中的大部分福利集中在城市。由上可见，城乡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只是有所缓和，并没有根本消失。
再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城市化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乡镇企业，在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发展速度减缓，就业弹性显著下降。减弱的原因主要是产业结构和社区属性。目前中国乡镇企业中，资金密集程度高的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过大，制约了乡镇企业吸纳就业能力的提高。而且，乡镇企业固有的社区属性、内向的社区管理模式也是它发展潜力减弱的原因，仅通过其自身的努力也是难以改变现状的。小城镇建设中也出现了占用耕地、浪费资源、布局不合理、污染环境、难以形成应有的聚集效应等问题。
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符合中国的国情，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的。中国正不断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由此形成了一个农民从农业向非农业、从农村向城镇的社会结构流动过程，这是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但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型的改革，城镇化走的是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以及我国国情的复杂多样，使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变迁是缓慢的、自然的、渐进的。城乡间的关系虽有变化、融合，但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事实上的城乡壁垒依然存在而且还会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着体制的完善，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加快城市化进程，大力改革城乡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城市劳动就业、住房和福利保障制度，相信我国会建立起一种更加开放、交流直到走向融合的城乡关系新格局，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
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到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中国的改革始于农村，农村改革二十年取得了重大成就和重要贡献。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也在农村。所以，本文拟从社会城乡结构和经济体制的关系来探讨二者相辅相成的演变历程，以及社会城乡结构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刚性城乡二元社会结构
从建国初期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形成并巩固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当时我国有两个社会：一个是市民的社会，他们住在城市里，城市办工业；一个是农民的社会，他们住在农村，农村搞农业。这两大社会内同质性很高而彼此异质性很大，边界明确、互相封闭。
城乡二元格局最初的出现，是按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防止农民外流对城市生活造成冲击，同时最大限度地把农民稳定在农业上，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以便为国家生产更多的商品粮和其他剩余农产品。为实现这一目的，在农村建立起一种重要的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另一方面，城市以户籍制度为基础由国家统一安排的就业制度和商品粮供应制度以及其他有关人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方面的一系列制度的确立，最终形成了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格局。
当然，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形成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的工业化发展战略和资金积累模式。这种战略可以概括为：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为主要目标的重工业导向发展战略。这一战略使得我国产业的形成脱离了劳动力剩余和资金短缺的客观实际，向着资本密集型而不是劳动密集型的方向发展。非农部门就业增长缓慢，难以吸收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因此只好关闭城市的大门，把农村人口排斥在外。中国的工业化资金积累选择的是高强度的积累模式，统购统销制度是其操作方式。主要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实现农业积累向工业领域的转移。高强度的积累模式，有力地支持了国家工业化建设，但扭曲了生产要素价格，使工业部门成本意识极差，效益长期低下。而且，过高的积累率也使居民自主消费不足，农村消费市场萎缩。
可见，中国二元经济结构与二元社会结构的并存是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经济发展过程的一种自然延伸就是城乡结构的二元格局。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形成又进一步强化了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了二元经济结构同二元社会结构并存的状态。这是改革前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特征，成为整个中国发展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直到现在还在很大程度上产生着多方面的影响。
不可否认，我国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在形成之初，确实履行了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些正面功能，所以它才得以存在和维持。二元社会结构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它使工业化迅速推进，履行了资金积累功能、工业化优先发展功能和社会稳定的功能。但是，二元社会结构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同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相联系的工业化发展模式是一种比较极端的模式，它一开始就伴随着许多不可克服的矛盾，如公平与效率的矛盾、积累和消费的矛盾、农业和工业的矛盾、城乡矛盾和工农矛盾，等等，所有这些矛盾都制约着中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再有，城乡二元结构还具有许多明显的负面功能。后果之一就是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脱离，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和经济的发展。而且，政府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和组织手段，人为地将城市和农村划分为两个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地位不平等的利益集团，割断了城乡间经济的、社会的自由交流。这使国内统一市场难以发育，使农村社会发展水平大大落后于城市。正是上述这些矛盾和消极功能的存在，导致了后来逐步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城乡二元结构的松动与演变。
二、 经济改革与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变化
中国的改革是分阶段渐进式的，经济改革先于政治改革，而且在经济领域中又确立了从农村到城市的合理改革顺序。这是因为：第一，由于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农业已成为无盈利部门，农村再生产难以为继；第二，农村的人民公社体制严重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产出长期较低；第三，由于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80%左右，因而农村状况的好坏对中国社会与政治的稳定以致生产的发展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中国的农村是计划经济薄弱的地方。农民与处处受到国家关照的城市居民相比较，在计划经济体制中的既得利益是最少的，他们更愿意进行摆脱贫困与落后的经济体制改革，更欢迎市场经济新体制。
可见，1979年中国决定开始改革时，其最紧迫的问题在农村。农村开始实行“包产到户”，拉开了农村改革和社会全面改革的序幕。1981—1982年是包产到户普遍发展的时期，并且从包产到户转变为包干到户。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质上是把农村人民公社的集体经营变成农民的家庭经营，这是农村生产方式的一次重大变革。1985年1月，中央下发文件，正式取消农副产品统派购制度，代之以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这又加速了农副产品商品化的进程。中国农民终于开始告别为自身消费而生产的历史，一步步地迈向社会商品生产者的行列。
农村改革带来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粮、棉、油等农产品的大量增加，另一个是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大量涌现。因为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取消了过去强加在农民身上不准离开土地的行政限制，由家庭来配置劳动力资源，农民有了支配自己劳动的自主权。同时，农民开始了解接触外面的世界，观念不断变化，也开始感受并关注自身的利益。与非农业相比，与城市第三产业相比，农业比较利益均偏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东中西梯度继续扩大。于是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成为了农民在农业比较利益下降、收入下降后的一种现实选择。农村剩余劳动力一部分转向了农村内部的第三产业，一部分被新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吸收了，还有几千万涌向了城市，在其中经商务工。民工潮一方面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带动了农村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许多的社会问题。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要求有统一的市场，商品要流通，劳动力、资金等生产要素要求顺畅地流动，要求城乡一体。所以，我们要打破原有的城乡壁垒，加快城市化建设的进程，顺应经济体制的要求。如前所述，城市化与工业化是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伴生发展的两种现象，而我国由于特定的国情和政策的选择，使城市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产生了许多不利的影响。在城乡结构方面，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队伍合理转移，选择符合我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加快城市化建设的进程，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当务之急，也是我国完成经济体制转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保证。
中国城市化过程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城市化不仅表现在城市的扩大和向乡村的辐射，更主要的趋势是乡村自身的城镇化，即城市化趋势具有“农村包围城市”的特点。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双向运动的特点，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改革以来最巨大、最显著的社会结构转变发生在农村，农村的发展快于城市，而且更加灵活多样；二是事实上的城乡壁垒，如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就业制度等，依然存在，从而使乡村地区的城市化更多地表现为自身的结构转变；三是由于中国人口负担过重，在城市基础设施和生活服务设施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大城市的人口承受能力不高，限制了城市的拓展和辐射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吸收了绝大多数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劳动力的转移主要表现为农业人口外流，而不是农村人口外流，即所谓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中国农村工业是在二元结构的传统农业和现代大工业两大板块的夹缝中成长起来的，正是在城乡封闭、生产要素市场相对隔绝的特殊条件下，乡镇企业依靠农村自身经济增长实现经济结构的快速转换，从而有效地开拓了中国工业化的一条新路。中国农村工业的发展，作为中国经济发展中一条新的强大的结构和功能要素，从根本上冲击和改变着中国经济二元结构和社会二元结构，并可能最终成为沟通和融合城乡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再有，改革以来在各类规模的城市中，乡村中的镇发展得最快，“镇”人口在全国城镇人口中的比重已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30%上升到九十年代中期的50%左右，而镇的发展主要依靠了乡镇企业的经济支持和乡村中各种非农产业的专业化、社会化和集中化。
总之，在我国开始了经济改革后，在不断建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的农业和农村工业化都得到了很大发展；城市化水平发展迅速；农民摆脱了原有的束缚，开始追求自身的利益，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在这些发展变化中，城乡关系也出现了新的特点：城乡关系不断松动，城乡社会结构处于快速转型过程中；城乡人口流动增加；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
三、 城乡结构中仍然存在的问题
从以上城乡关系演变的简单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我国建国后，国家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我国形成了二元社会结构和二元经济结构，城市化的发展大大落后于工业化的进程。1978年改革开放后，国家根据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和人民的要求，制定了符合我国国情的政策，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城乡关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不断松动的条件下实现了中国城市化的新进展。城市变得越来越开放，农民工人开始了在城乡之间的社会结构性流动过程。这样就在以前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分离的两大板块中，产生出一块介于两者之间的规模越来越大的中间层：在工业和农业之间产生了乡镇企业；在城市和农村之间产生了小城镇；在工人和农民之间产生了农民工人阶层，这就使得以前的二元社会结构有所变动，变得比较松动和模糊，开始出现不断交流和融合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
但是由于城乡户口管理制度和城市劳动就业与福利制度的继续存在，二元社会结构的界限并未消失，城乡间还只是有限的交流和开放。农民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和向城市的流动冲击着原有的城乡二元结构，但城乡二元结构依然存在，而且城乡差距在某些方面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城市的就业、住房、医疗、福利、保障和教育等方面，仍然与城市户籍身份密切相连。城市是政治中心、经济增长中心、商业服务业中心和文化娱乐中心，社会中的大部分福利集中在城市。由上可见，城乡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只是有所缓和，并没有根本消失。
再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城市化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乡镇企业，在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发展速度减缓，就业弹性显著下降。减弱的原因主要是产业结构和社区属性。目前中国乡镇企业中，资金密集程度高的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过大，制约了乡镇企业吸纳就业能力的提高。而且，乡镇企业固有的社区属性、内向的社区管理模式也是它发展潜力减弱的原因，仅通过其自身的努力也是难以改变现状的。小城镇建设中也出现了占用耕地、浪费资源、布局不合理、污染环境、难以形成应有的聚集效应等问题。
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符合中国的国情，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的。中国正不断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由此形成了一个农民从农业向非农业、从农村向城镇的社会结构流动过程，这是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但是由于我国实行的是渐进型的改革，城镇化走的是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以及我国国情的复杂多样，使我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变迁是缓慢的、自然的、渐进的。城乡间的关系虽有变化、融合，但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事实上的城乡壁垒依然存在而且还会在一定时期内继续存在。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随着体制的完善，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调整社会经济结构，加快城市化进程，大力改革城乡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城市劳动就业、住房和福利保障制度，相信我国会建立起一种更加开放、交流直到走向融合的城乡关系新格局，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