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华青认为，大学纪录片教学实践苍白，大部分学校缺乏发现、挖掘有影像才华和勇气的学生的能力。他做的工作坊看起来成效不大，但他还会做下去。他说他最担心的是，纪录片真正的魂并没有在80后、90后身上更好地传承。很少有年轻人再去拍深度思考、沉重严肃的选题了，他对此“始终有一种隐隐的不安”。
　　他跟记者强调侠客与剑客的不一样，“剑客比侠客的境界高多了”。他认为《上访》的导演赵亮、《生门》的导演陈为军等，是纪录片领域里的剑客，是英雄。“我有点堕落了，但不能说中国的纪录片人里没有英雄，也不能说我不向往英雄。”
　　他像仰望星空一样地仰望他们。“我可能一辈子做不到那样，但是我不可能说我看不见他，这太不公平了。”
　　是个异类
　　在罗赞眼里，金华青就是一个异类。
　　罗赞是金华青于浙江台州电视台时的同事，与金华青同生于1984年，比金晚几年进电视台工作。2018年初的这场见面，一个偏安稳，一个偏豪迈，时间在他们身上留下的痕迹，一眼就看得出来。
　　回想当初刚从温岭电视台到台州电视台时，金华青想的是，这里真好啊，在这里一直做下去吧？！他主要负责拍摄民生新闻，因为总是跑外做纪录片，工作上负责的领域完成不了，领导不开心，但因为纪录片做得好，他到了浙江卫视。

金华青爱骂人，在纪录片圈内很出名；因为“片子拍得不错”，又会被认为“嘴巴有多不留德，活得就有多明白”。

　　那是2007年，时任浙江卫视总监夏陈安在《钱江晚报》上发现了金华青：2006还很青涩的金华青以3000元成本拍摄的《柳菲的暑假》，获得了第29届JVC东京录影节最高奖—JVF大奖。
　　2009年，金华青得以从台州电视台转战浙江卫视。他形容自己的团队是浙江卫视里的“独立团”，不拍栏目，不用考核，有了拍片计划经过总监认同后，由浙江卫视投资，就可以开拍了。至2014年离开的那几年里，他接连拍出《尘埃》《瓦全》《呼啸的金属》《长湖的渴望》等作品。
　　金华青认为，拍摄纪录片需要稳定的支撑：稳定的资金，稳定的发行，稳定的意志和稳定的价值观。他很佩服那些自掏腰包拍片的独立制片人，他自己就曾经是其中之一。“他们的拍摄资金大多是自己掏的，作品完成后基本不会发行公映，少数人会在国际上获奖，幸运的就有奖金。但是对很多导演来说，这无法支撑他们延续下去，只会越来越边缘，和这个社会渐行渐远。”
　　而在电视台的纪录片部门，却又缺乏独立性。央视频道成立了“纪录片频道”，地方台却没有这样的可能，因为利益、体制等众多原因，好纪录片的诞生只能是凤毛麟角。
　　2012年5月的一个晚上，金华青给贾樟柯打电话，他问独立思考、严肃的纪录片能否在电视台存活？贾樟柯说，很难。当时贾樟柯《天注定》的經历也没有那么顺。聊了20分钟，没有力气再往下说。挂完电话，“有种想流泪的冲动”。
　　2014年辞职以后，金华青开始有意识地和企业人联系，他发现与企业人更容易相处得很好。“可能是因为相互不懂对方的专业吧？！距离产生了美。”
　　在这个过程中，广东商人刘云华对金华青的印象特别深。“他很年轻，但是不像很多年轻导演那样追逐关键词，而是很辛苦地拍纪录片。”刘云华认为纪录片是古董，若干年后，“所有虚假的看似流行的东西得不到保存，但是纪录片可以”。他会在金华青有资金需求的时候提供扶持，金华青也会将他的商业诉求适当地安置和处理。
　　在这方面，金华青认为自己堕落了，他说他亦正亦邪。但是他可以因此养活自己和团队，以及相对独立的纪录片作品。
　　有时候他也在想，他这样把自己喜欢做的事一直做下去，应该不能叫坚持吧？这是个人选择，不做这个，他都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人生要是没有了苦难，也很乏味。
　　“曾经拍摄的影片里的人物每个都比我难，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因为我的影片获奖而受关注或生活发生改变，有些都已经不在人世了，比如《孤城》里的老人。”
　　金华青的工作室，也大多是用在校生和刚毕业的年轻人。他告诉他们要保持倔强和特立独行，要记得，“一个人，没有同类”。
　　金华青爱骂人，在纪录片圈内很出名；因为“片子拍得不错”，又会被认为“嘴巴有多不留德，活得就有多明白”。现在他觉得戾气没那么重了，“也骂不动了”。宋满朝说他，就是一个“爱较真的小老头”。
　　随他去亚青寺拍摄的年轻工作人员，因为生病，被他要求回家，并解除劳动关系，他的理由是他有强迫症。

国内的同行都在喊纪录片的春天到了。“打开央视纪录频道，我疑惑了，为什么全是美食选秀瓷器茶叶建筑历史动植物？”

　　他说纪录片里的同行，很少有机会见面。“大家都是四处逃散，各自奔命，又各有性格，更没有组织，都是独立的小个体。”他咳嗽着说话。
　　罗赞想形容他的状态，想了想说：“你们好孤独。”
　　成为纪录片迷
　　曾经，金华青是一名文学爱好者，他认为自己的未来是当一个作家。成为一名纪录片迷，始于2002年。
　　那时他在《广播电视报》上逐一标记自己要收看的纪录节目，并制成表格。在清晨播出的《百姓故事》是其中之一。每天早晨闹钟一响，他就摁下遥控器，一边看一边做笔记，直到王刚念出那句“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再起床出门。
　　至今，他还能记得方静在《百姓故事》的主持语，鹿敏《正风剧社》里师徒那段令人落泪的场景，以及《宋文川和他的秧歌戏》里的那段解说：“白发苍苍的演员面对台下白发苍苍的观众，宋文川与他的观众流下了眼泪。” 　　他很快就开始不喜欢浙江卫视的《纪录》、央视的《体育人间》、云南台的《经典人文地理》。不过，他又找到了央视的《纪事》，这档纪录节目在周末晚上播出。每次他都提前关灯，准备好笔纸，对当时的他来说，这是一场神圣庄严的仪式。
　　《孩子站起来》《不安静的村庄》《一种农民》给他留下了印象。
　　互联网来了，他可以在电脑里看《东方全纪录》，里面有魏星的《学生村》、周岳军的《雾谷》、李汝建的《海路十八里》、施润玖的《靖大爷和他的老主顾》、梁碧波的《三节草》。他自己再无心拍民生新闻的方言节目。

　　2006年的一天，随着国内电视台的纪录栏目持续一直以来的低潮，纷纷消失，所在电视台的领导宣告：中国电视台的纪录片已全面退潮。
　　他想着，“那就自己拍摄纪录片吧”。
　　时隔数年，沉寂多年的纪录片似乎开始热闹起来，国内的同行都在喊纪录片的春天到了。“打开央视纪录频道，我疑惑了，为什么全是美食选秀瓷器茶叶建筑历史动植物？”
　　他觉得，是市场与资本教会了很多纪录片导演贪婪与冷漠，大家逐渐失去了血性和骨气。他甚至认为，很多纪录片导演都是小政客。早年的纪录片粗粝质朴，有导演对生命的悲悯，对社会的体察，对艺术的探索，现在的纪录片让他看到了妥协、逃避，还有谎言。“大家都在堕落，只是很少有人承认。”
　　他开始走向海外，送自己的影片出国的同时，他也看到了很多他认为是优秀的纪录片，比如《上访》《算命》《掩埋》《太阳之下》《悲兮魔兽》《三姊妹》《第四公民》。他认为，是它们“让中国的纪录片在国际上没有颜面尽失”。
　　他曾经看过韩国的一部投资200万韩元的纪录片《牛铃之声》，是讲述两个老人和一头牛的故事。导演受到了当时韩国总统李明博的接见，总统认为此片“唤醒了对过去社会美好价值的眷恋”。这是他追求的方向。他还喜欢国内一部叫《老头》的纪录片，时光都停留在很久以前。
　　导演时间曾经说过一句话：“不要跟我说什么观众不关注，纪录片是上帝让我过来拍的，让我过来看看人间发生了什么。”金华青因此特别喜欢他，觉得他很有境界。
　　金华青的工作室在杭州下沙钱塘江畔。来杭州8年，他说自己都没有机会仔细体味这座城市。杭州对他来说，意识着三个月的房租快到了，而冬天的錢塘江比城里似乎要冷一些。
　　拍片子时，有一个细节让他觉得特别可贵。在一个很空的村庄里拍摄，很饿，但是找不到吃的，他就找了一枝竹竿去钓鱼。但是钓了很久也没钓着，对岸的一个村民把自己钓的几条鱼送给了他，“可能是看我们可怜”。
　　有时他也在想，自己这股劲儿从哪里来的？肯定不是遗传于爸爸，爸爸是一位老师，性格温和，那应该就是来自于妈妈，她倔强、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