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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杭州就是一座繁华的国际化城市。在外国人眼中，杭州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紧密相关，他们的所见所闻大都没有形成颂词流传，但他们的所想所感应该可以视为对杭州的赞美和认同。
来杭州最早的外国人，据说是印度和尚慧理，时间在4世纪初的东晋。慧理到达的杭州当时尚是山中小县钱塘，但他的游历却是历史上中国文化第一次大南迁中有影响的事件之一。慧理阅读这里的山水是“仙灵所隐”，便建造了灵隐寺，为杭州的风景名胜和思想文化写下第一篇文字。他葬在飞来峰前，后人为他补立了慧理之塔。这塔的意义标志其遗风绵延。
在9世纪末期、10世纪中前期的五代吴越时期，隋代建州的杭州，已由唐代的中等的“上州”一跃而成为天下分割时的国都之一，海内外交通兴盛起来，但以外国人的品读，杭州城里城外处处黄墙隐现，在这里，瓷是祭器，茶是贡品，丝织物做装饰之用。
外国人来杭州形成高潮，是在12世纪两宋之交的中国文化第二次大南迁以后。那时他们纷纷抵达南宋朝廷所在地临安即今杭州，大都与政治、外交、经济以及宗教等有关，所见所闻亦与大国天朝联系起来。而比较关注于文化和科技的是日本人。日本人在杭州学习画院绘画艺术，学习民间尺八技艺；日本僧人在杭州寺庙修行，学习禅与茶的精妙结合，学习农业生产知识和手工业技艺。他们当初的学习之地北山的黄龙洞和远郊的径山寺，都有纪念性景点。
在13世纪后期起踵接南宋的蒙元时代，国外来访基本维持繁华的杭州的人依然不少，并留下一些可资参考的文字。传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过这座东方的国际性“大城”。在由他讲述、别人记录的游记中，关于杭州的内容是公认最精彩的一部分。该书后被译成中文，这让经历过各种社会动荡和城市面貌变迁的近现代杭州人读来，显得亲切，但又觉得异常遥远，甚至有些不真实。马可·波罗之前的外国人看到过杭州的繁华，但没告诉世界，马可·波罗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向世界报道杭州的外国人。很多世纪以后，安莎社自豪地说，马可·波罗是他们派驻中国的第一位记者。杭州和西湖的窗口——湖滨，现有马可·波罗雕像。
马可·波罗的游记传世之后，杭州有很长一段时间停留在西方学人的视野中。他们从文献以及实物反复研究杭州。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1959年撰著《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一书，围绕古都临安（今杭州）展开，以细腻的笔触，描述中华文明鼎盛时期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窥视中国朝代政治的盛衰更替。谢和耐视野中的杭州极具活力，其内容的真实程度和可信度，远远超过马可·波罗走马观花式的印象。这本书的英文译本于1962年出版，不断再版，现在世界最大的图书网站亚马逊，依然可以买到。
在元代到过杭州的外国人中，有影响的并非只有马可·波罗一人。1346年，摩洛哥旅行者伊本·白图泰到过杭州。他在游记中描述的杭州，与马可·波罗基本一致，说杭州是“在中国地域所见到的最大城市”，因为海外通商，“港湾内船艇相接，帆樯蔽天”。他在杭州，看到穆斯林们“住此城内，城市美丽，市街布局如伊斯兰地区一样。内有清真寺和宣礼员”。杭州的最高行政长官宴请白图泰，“为此请来了穆斯林厨师，按伊斯兰教法宰牲”，还让人用汉语、阿拉伯语、波斯语演唱助兴。
当时杭州的外国人社区中有很多阿拉伯商人。他们选择在杭州生活，除了方便贸易之外，对自然和社会、政治的环境也赞赏有加。杭州的伊斯兰教的礼拜之所早在唐朝就已建立，发展到元朝，成为中国沿海地区的四大清真寺之一，并以“信仰同在”的地方驰誉阿拉伯各国。中山中路上那座因建筑形似而称的凤凰寺，至今仍是伊斯兰教活动场所。
从15世纪中叶起，资本主义在中国萌芽并缓慢生长。杭州作为发达的富庶之地，又因为是京杭大运河的起始一端，在明清两朝时的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浪潮中，充当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这时期来到杭州的外国人中，比较受后人关注的是传教士。他们为了传教的需要，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同时，也通过书信和翻译典籍等方式，把中国的文化介绍给欧洲，使欧洲人出现了阅读“中国热”。另外，受大航海的影响，他们对社会和风俗进行考察，同时还对经济及科学技术，尤其是自然资源作调查，包括矿物、动物、植物，并将之做成实物标本带回本国，加深西方对中国的了解。
明末清初，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两次来中国，主要在杭州和兰溪、分水（今属桐庐）活动。卫匡国谙熟中国文化，对各地山川地理、人物掌故了然于胸。他对杭州的认识大都保存在他向罗马教廷的报告中，认为杭州（包括绍兴、宁波）是有明一代主要的文化之区，其传承的中华礼仪文明使天主教逐渐中国化。卫匡国的报告影响过中西方的外交和宗教关系。卫匡国曾在杭州今中山北路上重新建了一所新教堂，其宏伟壮丽为当时中国西式教堂之首，现在还在作为天主教活动之地。他病逝杭州，葬在市郊天主教司铎公墓，现是省级文保单位。
从19世纪40年代起，晚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国门被强制打开，有更多的外国人来到江南大城市杭州，并且生活下来。墓碑上镌刻着“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位：19世纪末生在杭州，长在杭州，父亲司徒尔是美国传教士。从他人记录的资料看，司徒雷登看到了中国的积弱积贫，但对杭州很有感情；正基于此而出发，他帮助过中国。20世纪60年代，他去世于美国，本愿埋在旧燕京的校园，但时隔40余年后葬在了杭州市郊安贤园。当时，他在城内耶稣堂弄的故居得到重新修缮。离故居不远，便是司徒尔供职的杭州基督教天水堂。
与司徒雷登差不多，美国人费佩德也是来华的传教士之后，长期在之江大学任教，并担任过校长，把家安在杭州。20世纪前期，曾有不少在华的西方人企图揭开中国的神秘面纱，多方面考察真相，他们记录灰暗的历史：曾经伟大的中国正是从这里开始走向衰落……费佩德对此的态度相当客观，他以灵敏的感受和一个旁观者的态度，拍摄了很多照片，以求存真，供人分析。早几年有学者将这些旧影整理出书。费佩德还编著过有关杭州、普陀山的英文旅行指南，据说国外游客人手一册，自行游览感受。
20世纪20年代前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逐渐萌生和迅猛发展，中西方文化交流出现了后续浪潮。这时期，国外众多文化界人士来中国参观学习，到过杭州的有不少。1921年，日本小说家芥川龙之介访问杭州，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赞美西湖的风景。不过后来撰写游记时，他又觉得西湖山水显得过于柔弱，环绕湖畔的西式别墅则是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结果。在他的笔下，西湖显得有些破落和异样，恰巧印证了那个动乱的时代，也影响了外国人和国人几十年的观感。
新中国成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杭州一直是以风景旅游城市的形象在国际上出现。现今若干年来，杭州充满活力创新，快速发展，在经济、文化和政治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已被全世界知晓。外国人对杭州的阅读将是长久的。
（除署名外，本文照片由小五拍摄）
来杭州最早的外国人，据说是印度和尚慧理，时间在4世纪初的东晋。慧理到达的杭州当时尚是山中小县钱塘，但他的游历却是历史上中国文化第一次大南迁中有影响的事件之一。慧理阅读这里的山水是“仙灵所隐”，便建造了灵隐寺，为杭州的风景名胜和思想文化写下第一篇文字。他葬在飞来峰前，后人为他补立了慧理之塔。这塔的意义标志其遗风绵延。
在9世纪末期、10世纪中前期的五代吴越时期，隋代建州的杭州，已由唐代的中等的“上州”一跃而成为天下分割时的国都之一，海内外交通兴盛起来，但以外国人的品读，杭州城里城外处处黄墙隐现，在这里，瓷是祭器，茶是贡品，丝织物做装饰之用。
外国人来杭州形成高潮，是在12世纪两宋之交的中国文化第二次大南迁以后。那时他们纷纷抵达南宋朝廷所在地临安即今杭州，大都与政治、外交、经济以及宗教等有关，所见所闻亦与大国天朝联系起来。而比较关注于文化和科技的是日本人。日本人在杭州学习画院绘画艺术，学习民间尺八技艺；日本僧人在杭州寺庙修行，学习禅与茶的精妙结合，学习农业生产知识和手工业技艺。他们当初的学习之地北山的黄龙洞和远郊的径山寺，都有纪念性景点。
在13世纪后期起踵接南宋的蒙元时代，国外来访基本维持繁华的杭州的人依然不少，并留下一些可资参考的文字。传说意大利人马可·波罗来过这座东方的国际性“大城”。在由他讲述、别人记录的游记中，关于杭州的内容是公认最精彩的一部分。该书后被译成中文，这让经历过各种社会动荡和城市面貌变迁的近现代杭州人读来，显得亲切，但又觉得异常遥远，甚至有些不真实。马可·波罗之前的外国人看到过杭州的繁华，但没告诉世界，马可·波罗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向世界报道杭州的外国人。很多世纪以后，安莎社自豪地说，马可·波罗是他们派驻中国的第一位记者。杭州和西湖的窗口——湖滨，现有马可·波罗雕像。
马可·波罗的游记传世之后，杭州有很长一段时间停留在西方学人的视野中。他们从文献以及实物反复研究杭州。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1959年撰著《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一书，围绕古都临安（今杭州）展开，以细腻的笔触，描述中华文明鼎盛时期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窥视中国朝代政治的盛衰更替。谢和耐视野中的杭州极具活力，其内容的真实程度和可信度，远远超过马可·波罗走马观花式的印象。这本书的英文译本于1962年出版，不断再版，现在世界最大的图书网站亚马逊，依然可以买到。
在元代到过杭州的外国人中，有影响的并非只有马可·波罗一人。1346年，摩洛哥旅行者伊本·白图泰到过杭州。他在游记中描述的杭州，与马可·波罗基本一致，说杭州是“在中国地域所见到的最大城市”，因为海外通商，“港湾内船艇相接，帆樯蔽天”。他在杭州，看到穆斯林们“住此城内，城市美丽，市街布局如伊斯兰地区一样。内有清真寺和宣礼员”。杭州的最高行政长官宴请白图泰，“为此请来了穆斯林厨师，按伊斯兰教法宰牲”，还让人用汉语、阿拉伯语、波斯语演唱助兴。
当时杭州的外国人社区中有很多阿拉伯商人。他们选择在杭州生活，除了方便贸易之外，对自然和社会、政治的环境也赞赏有加。杭州的伊斯兰教的礼拜之所早在唐朝就已建立，发展到元朝，成为中国沿海地区的四大清真寺之一，并以“信仰同在”的地方驰誉阿拉伯各国。中山中路上那座因建筑形似而称的凤凰寺，至今仍是伊斯兰教活动场所。
从15世纪中叶起，资本主义在中国萌芽并缓慢生长。杭州作为发达的富庶之地，又因为是京杭大运河的起始一端，在明清两朝时的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浪潮中，充当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这时期来到杭州的外国人中，比较受后人关注的是传教士。他们为了传教的需要，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传入中国，同时，也通过书信和翻译典籍等方式，把中国的文化介绍给欧洲，使欧洲人出现了阅读“中国热”。另外，受大航海的影响，他们对社会和风俗进行考察，同时还对经济及科学技术，尤其是自然资源作调查，包括矿物、动物、植物，并将之做成实物标本带回本国，加深西方对中国的了解。
明末清初，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两次来中国，主要在杭州和兰溪、分水（今属桐庐）活动。卫匡国谙熟中国文化，对各地山川地理、人物掌故了然于胸。他对杭州的认识大都保存在他向罗马教廷的报告中，认为杭州（包括绍兴、宁波）是有明一代主要的文化之区，其传承的中华礼仪文明使天主教逐渐中国化。卫匡国的报告影响过中西方的外交和宗教关系。卫匡国曾在杭州今中山北路上重新建了一所新教堂，其宏伟壮丽为当时中国西式教堂之首，现在还在作为天主教活动之地。他病逝杭州，葬在市郊天主教司铎公墓，现是省级文保单位。
从19世纪40年代起，晚清王朝闭关自守的国门被强制打开，有更多的外国人来到江南大城市杭州，并且生活下来。墓碑上镌刻着“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位：19世纪末生在杭州，长在杭州，父亲司徒尔是美国传教士。从他人记录的资料看，司徒雷登看到了中国的积弱积贫，但对杭州很有感情；正基于此而出发，他帮助过中国。20世纪60年代，他去世于美国，本愿埋在旧燕京的校园，但时隔40余年后葬在了杭州市郊安贤园。当时，他在城内耶稣堂弄的故居得到重新修缮。离故居不远，便是司徒尔供职的杭州基督教天水堂。
与司徒雷登差不多，美国人费佩德也是来华的传教士之后，长期在之江大学任教，并担任过校长，把家安在杭州。20世纪前期，曾有不少在华的西方人企图揭开中国的神秘面纱，多方面考察真相，他们记录灰暗的历史：曾经伟大的中国正是从这里开始走向衰落……费佩德对此的态度相当客观，他以灵敏的感受和一个旁观者的态度，拍摄了很多照片，以求存真，供人分析。早几年有学者将这些旧影整理出书。费佩德还编著过有关杭州、普陀山的英文旅行指南，据说国外游客人手一册，自行游览感受。
20世纪20年代前后，随着新文化运动的逐渐萌生和迅猛发展，中西方文化交流出现了后续浪潮。这时期，国外众多文化界人士来中国参观学习，到过杭州的有不少。1921年，日本小说家芥川龙之介访问杭州，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赞美西湖的风景。不过后来撰写游记时，他又觉得西湖山水显得过于柔弱，环绕湖畔的西式别墅则是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结果。在他的笔下，西湖显得有些破落和异样，恰巧印证了那个动乱的时代，也影响了外国人和国人几十年的观感。
新中国成立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杭州一直是以风景旅游城市的形象在国际上出现。现今若干年来，杭州充满活力创新，快速发展，在经济、文化和政治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已被全世界知晓。外国人对杭州的阅读将是长久的。
（除署名外，本文照片由小五拍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