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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区域作为方法，把亚洲基于想象的起点，既拓展着“民族——国家”问题的观察视野，又启动了关于西藏问题的新型想象。谈论区域问题，需要立足于全球式、宏观化视野，并梳理西藏的历史文化。在去政治化的时代，如何将西藏从西方的能指中脱离，“跨体系社会”的提出无疑是面对此问题的新的力量。
【关键词】 区域 民族——国家 跨体系社会 再政治化
一、历史化作为视野
以历史的角度而言，亚洲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亚洲”，它来自于西方的概念设定，孙歌教授认为，亚洲这一概念本身是被西方建构的。亚洲概念的重构包含着对于分割亚洲的殖民力量、干涉力量和支配力量的抗拒，因而重述亚洲话语，寻求亚洲地区的自主性便显得十分有必要。
亚洲想象所蕴含的共同感，部分地来自于殖民主义、冷战时代和全球秩序中的的从属位置。而新的亚洲想象必须把文化/政治的多元性与有关区域的政治/经济构架关联起来，它的政治立场里有反帝、反殖民、反霸权、建立自主性的意愿，它既隶属“民族——国家”逻辑，又将区域的联合和团结纳入既定需求。《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正是在此基础上考察、研究历史，并且从历史中寻找、冲击那些已成为装置的因素。汪晖教授用史料和历史研究挑战结构主义论述方式，在中心/边缘的体系上，对区域问题进行批判性和政治性探讨，他意图去构想一套新的社会秩序，把民族国家、区域单位拆分开来，在尊重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建立平等互惠的共同体。
二、区域作为问题
区域与区域化之间有着差异，前者重在地理层面，而区域化则是指向能动的发展过程。将区域作为问题的现实原因是中国崛起引发了战略格局的不平衡，因此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面下，必须建起自身的理想性社会图景。在这个意义上，思考和推动区域化的构架是汪晖为了改变被动的形势所作的首要尝试，这就需要打破自明的欧洲概念，洞悉“新帝国”内部的多样，这不仅是重构“亚洲”概念和“欧洲”概念的前提，也是突破“新帝国主义”逻辑的必由之路。所谓“新帝国主义”的逻辑是指以自我为中心的、扩张的、排他的支配逻辑。在这种情况下，打破“新帝国逻辑”并非意味着与西方行事相对立，而是冲破欧/亚之分，历史化梳理亚洲近代以来的演化。至于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并非是对于“亚洲中心主义”的确认，而是破除那种自我中心的、排他主义的和扩张主义的支配逻辑。
西方宗教社会向世俗社会转型，精神层面迫切需要一个活样本，而西藏是一个现实之地，由此西藏成为西方眼中的“他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持有一种观念，它认为西藏与汉文化之间是宗主与宗属国的关系，“西藏”是在此状态下被生产的，该区域文化面临的是文化独立性问题，历史化西藏问题显得较为迫切。90年代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一方面经历“去政治化的政治”，另一方面区域的不平衡性激化民族矛盾，在此背景下，以“理想性社會图景”为目标看待西藏问题具备可行性，但此目标必须同西方的定义区别开来，否则将落入到西方叙事的圈套中。
三、“跨体系社会”作为方法
在上世纪冷战结束之后，世界冲突不再表现为阶级斗争，而是表现为文明的冲突。西藏不仅是区域范畴，它携带着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问题。首要的即是克服霸权障碍，在霸权体系下，西方并不希望亚洲走向区域合作、互惠共赢，传统的思考方式是以“民族——国家”为主，汪晖教授超越这一框架来谈民族革命，并启用“跨体系社会”这一全球史视野作为方法，对于民族利益冲突和其他的区域政治问题有一定的理论启发。
文化保守主义把中国定义成一个独特的文明体，这在当时符合“民族——国家”需求，中国的知识分子曾纷纷以文明论的思维去思考中国，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新自由主义的乐观情绪弥漫。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指出“惨痛的社会灾难被资产阶级发明的政治经济学巧妙地遮蔽过去了，以至于新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以无视社会转型的残酷而坚持一种发展主义的乐观情绪”。
汪晖教授批判文明论，并对新自由主义视野持有质疑，他认为文明论的内核——“民族——国家”是不成立的，“民族——国家”的核心在于以平等为诉求、以人民主权为诉求，这样的需求本身即是一种虚构。为了突破这一幻想，他提出要重新认识阶级斗争的意义，因为在他看来，阶级斗争更有可能促成现代平等政治。所谓的阶级斗争并非政治批判，而是释放被压迫者的政治能量，取消种种压迫性权力关系，从而使得阶级社会向非阶级社会转化。这就需要将“跨体系社会”作为方法，在表面上中立的、去政治化的国家机器的背后重新发掘一个政治化的，拥有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的领域，从新自由主义所提供的保守、理性的幻象中解脱出来。
总之，在面对区域问题去政治化的背景下，西藏问题需再政治化。历史连续性和高度凝聚力体现了西藏文明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的维系也需要以区域间的联系为纽带，从而形成多层次的、开放性的社会组织和网络，以协调西藏经济的发展，进而打破“民族——国家”视野的局限性。另外“知识——表述”与真实历史间呈现着某种扣合，在想象西藏历史过程中，如何在亚洲内部汲取文化共存的制度经验，并在“民族——国家”的模式之外找寻民族间平等相处的新型模式，这就需要重新深入历史的脉络中，将区域问题重新政治化。
【参考文献】
[1] [英]卡尔·波兰尼著，刘阳译.大转型[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2] 汪晖.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3] 汪晖.亚洲视野：中国历史的叙述[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
[4] [美]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5] 王晓平.窗体顶端
[5] 季剑青.民族主义能否成为我们的思想资源？——汪晖《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读后[J].文化纵横，2012，（01）.
作者简介：寇漾，女，1996年3月，籍贯：河南，海南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 ：现当代文学
【关键词】 区域 民族——国家 跨体系社会 再政治化
一、历史化作为视野
以历史的角度而言，亚洲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亚洲”，它来自于西方的概念设定，孙歌教授认为，亚洲这一概念本身是被西方建构的。亚洲概念的重构包含着对于分割亚洲的殖民力量、干涉力量和支配力量的抗拒，因而重述亚洲话语，寻求亚洲地区的自主性便显得十分有必要。
亚洲想象所蕴含的共同感，部分地来自于殖民主义、冷战时代和全球秩序中的的从属位置。而新的亚洲想象必须把文化/政治的多元性与有关区域的政治/经济构架关联起来，它的政治立场里有反帝、反殖民、反霸权、建立自主性的意愿，它既隶属“民族——国家”逻辑，又将区域的联合和团结纳入既定需求。《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正是在此基础上考察、研究历史，并且从历史中寻找、冲击那些已成为装置的因素。汪晖教授用史料和历史研究挑战结构主义论述方式，在中心/边缘的体系上，对区域问题进行批判性和政治性探讨，他意图去构想一套新的社会秩序，把民族国家、区域单位拆分开来，在尊重多元文化的基础上建立平等互惠的共同体。
二、区域作为问题
区域与区域化之间有着差异，前者重在地理层面，而区域化则是指向能动的发展过程。将区域作为问题的现实原因是中国崛起引发了战略格局的不平衡，因此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局面下，必须建起自身的理想性社会图景。在这个意义上，思考和推动区域化的构架是汪晖为了改变被动的形势所作的首要尝试，这就需要打破自明的欧洲概念，洞悉“新帝国”内部的多样，这不仅是重构“亚洲”概念和“欧洲”概念的前提，也是突破“新帝国主义”逻辑的必由之路。所谓“新帝国主义”的逻辑是指以自我为中心的、扩张的、排他的支配逻辑。在这种情况下，打破“新帝国逻辑”并非意味着与西方行事相对立，而是冲破欧/亚之分，历史化梳理亚洲近代以来的演化。至于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并非是对于“亚洲中心主义”的确认，而是破除那种自我中心的、排他主义的和扩张主义的支配逻辑。
西方宗教社会向世俗社会转型，精神层面迫切需要一个活样本，而西藏是一个现实之地，由此西藏成为西方眼中的“他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持有一种观念，它认为西藏与汉文化之间是宗主与宗属国的关系，“西藏”是在此状态下被生产的，该区域文化面临的是文化独立性问题，历史化西藏问题显得较为迫切。90年代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一方面经历“去政治化的政治”，另一方面区域的不平衡性激化民族矛盾，在此背景下，以“理想性社會图景”为目标看待西藏问题具备可行性，但此目标必须同西方的定义区别开来，否则将落入到西方叙事的圈套中。
三、“跨体系社会”作为方法
在上世纪冷战结束之后，世界冲突不再表现为阶级斗争，而是表现为文明的冲突。西藏不仅是区域范畴，它携带着资本主义的文化霸权问题。首要的即是克服霸权障碍，在霸权体系下，西方并不希望亚洲走向区域合作、互惠共赢，传统的思考方式是以“民族——国家”为主，汪晖教授超越这一框架来谈民族革命，并启用“跨体系社会”这一全球史视野作为方法，对于民族利益冲突和其他的区域政治问题有一定的理论启发。
文化保守主义把中国定义成一个独特的文明体，这在当时符合“民族——国家”需求，中国的知识分子曾纷纷以文明论的思维去思考中国，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新自由主义的乐观情绪弥漫。波兰尼在《大转型》中指出“惨痛的社会灾难被资产阶级发明的政治经济学巧妙地遮蔽过去了，以至于新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以无视社会转型的残酷而坚持一种发展主义的乐观情绪”。
汪晖教授批判文明论，并对新自由主义视野持有质疑，他认为文明论的内核——“民族——国家”是不成立的，“民族——国家”的核心在于以平等为诉求、以人民主权为诉求，这样的需求本身即是一种虚构。为了突破这一幻想，他提出要重新认识阶级斗争的意义，因为在他看来，阶级斗争更有可能促成现代平等政治。所谓的阶级斗争并非政治批判，而是释放被压迫者的政治能量，取消种种压迫性权力关系，从而使得阶级社会向非阶级社会转化。这就需要将“跨体系社会”作为方法，在表面上中立的、去政治化的国家机器的背后重新发掘一个政治化的，拥有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的领域，从新自由主义所提供的保守、理性的幻象中解脱出来。
总之，在面对区域问题去政治化的背景下，西藏问题需再政治化。历史连续性和高度凝聚力体现了西藏文明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的维系也需要以区域间的联系为纽带，从而形成多层次的、开放性的社会组织和网络，以协调西藏经济的发展，进而打破“民族——国家”视野的局限性。另外“知识——表述”与真实历史间呈现着某种扣合，在想象西藏历史过程中，如何在亚洲内部汲取文化共存的制度经验，并在“民族——国家”的模式之外找寻民族间平等相处的新型模式，这就需要重新深入历史的脉络中，将区域问题重新政治化。
【参考文献】
[1] [英]卡尔·波兰尼著，刘阳译.大转型[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
[2] 汪晖.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3] 汪晖.亚洲视野：中国历史的叙述[M].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0.
[4] [美]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M].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
[5] 王晓平.窗体顶端
[5] 季剑青.民族主义能否成为我们的思想资源？——汪晖《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读后[J].文化纵横，2012，（01）.
作者简介：寇漾，女，1996年3月，籍贯：河南，海南大学研究生，研究方向 ：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