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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夏天,我到雅加达短居,住在一间名为“巷尾”的餐厅后方。那里实际上是一间归国移工的庇护所,由Lina和她老公一起经营。“巷尾”餐厅的收入,是为了支持两人生活以及庇护所的开销。Lina的老公有时也会出去跑Gojek(摩的)贴补家用。
Lina说,庇护所一年服务超过百位归国移工,有人被积欠薪资或“资遣费”、有人遇到职灾,也有人罹患重大疾病。Lina会四处奔走,为他们向印尼政府争取权益。
一开始我不太理解,为什么Lina会特别关注归国移工?后来,我在她的生命史里找到了线索—十多年前Lina高中毕业后,为了撑起家中生计,曾经到中国台湾当移工。
外汇英雄
因为许多复杂的历史、地缘与政治因素,东南亚地区在全球产业经济链中,至今大多仍处于“半边陲”地带。对这些国家而言,输出劳动力不只是舒缓了国内就业机会不足、低薪的压力,更得以藉由移工汇回海外的薪资赚取外汇,成为维系国内经济的快捷方式。
菲律宾的劳动力输出经验,可以说是东南亚国家中的滥觞与翘楚。1960年代,美国出现护士荒,而菲律宾得利于受美国殖民的经验,开始输出大量具有语言优势的护士到美国工作。菲律宾政府在此次经验中尝到了甜头,于是在1974年开始大力推行输出劳动力的政策,先是往波斯湾国家输送建筑工和船员,接着将家务工送到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
劳动力输出政策发展数十年后,海外移工对菲律宾经济来说,已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003年,时任菲律宾总统阿罗约造访美国时说:“我不只是一个对8000万人口负责的国家元首,我还是全球800万菲律宾海外移工企业的执行长,他们生活、工作在海外,并且每年为我们的国家创造数十亿美元的收入。”
在菲律宾媒体的聚光灯下,当地社会逐渐将海外移工视为“英雄”。他们的海外收入不只贡献于家中,也同时贡献于国家经济。无独有偶,自1970年代末期开始,印尼也尝试以输出劳动力解决失业与贫穷问题,并且在1997年的金融风暴后,更加积极地推行此政策。
到了2019年,印尼的海外移工人数突破370万,而同年度,菲律宾官方统计的海外移工人数为230万。印尼的海外移工人数已远超菲律宾,而印尼移工赚进的外汇超过110亿美元,约占印尼GDP的1%。
2011年时,印尼总统苏西洛曾发表谈话:“我们在印尼,称呼移工是‘外汇英雄’。他们努力工作,将自己献给家人。”这个“英雄称号”有一段时间,还被装饰在苏卡诺-卡塔尔机场的大型广告牌上,用来迎接归国的印尼移工。
几十年来,印尼政府有计划地推动国人成为“外汇英雄”,而年轻时候的Lina,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脉络,以及贫穷的现实逼迫下,踏上了她的“英雄之路”。
英雄之路
其实,Lina的故事算不上太特别,毕竟大部分蓝领移工出国工作的轨迹都是类似的。他们同样面临贫穷、低薪、失业,或是饿不死却也吃不饱的生活;上有父母,下有婴孩嗷嗷待哺;家徒四壁,甚至墙上早已出现大量裂缝、摇摇欲坠。对国家来说,送人民出国工作是调节经济的工具,然而对人民来说,出国工作却往往是迫于现实、无从选择下的选择。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印尼的“移工输出链”已经相当成熟,每年都输出上万名移工到世界各地,而目前有最多印尼移工的地方是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
在那些有大量人口到海外工作的村落,一旦你起心动念要出国工作,并随口向家人、邻居一提,没多久便会有“牛头”前来敲门,进一步告诉你到海外工作可以赚多少钱、盖多大的房子、让小孩上到高中甚至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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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19年,印尼的海外移工人数突破370万,已远超菲律宾。
“牛头”位处移工输出链的底层,却是带动大量移工出国工作的“催化剂”。
“牛头”位处移工输出链的底层,却是带动大量移工出国工作的“催化剂”。他们负责在乡间找寻有意愿出国工作的人,并透过各种怂恿的话术,让其下定决心成为“移工候选人”。甚至若对方有心出国,而钱不够的话,有的牛头还会提供借贷的服务。
大部分的“牛头”都和特定中介公司有合作关系,他们将招揽到的“移工候选人”带到中介公司后,便可以从中介公司得到一笔佣金。而在这之前,“牛头”也会向“移工候选人”收取一笔500万印尼盾(约合人民币2400元)的“报名费”,才会将“移工候选人”带到中介公司。
我对“牛头”的角色感到非常疑惑:为什么想出国工作的人,不能直接去中介公司?
“不知道怎么去。”“大家都这样,我们村子的人都是跟那个牛头。”“牛头都开很好的车、住很大的房子,看起来很成功,会不由自主地相信他。”答案不一而足。
后来,已经出国工作三次的Wanto跟我说:“就算你不透過牛头,自己跑去中介公司,还是会被收那笔‘报名费’,因为中介公司里帮你办件的那个人,就会变成你的‘牛头’。”
虽然500万印尼盾对一般印尼人来说,已经不是一笔小钱,但跟亲友借借也许还够。不过想出国工作,代价绝对不只是如此。中介公司会依不同的目的地、工种而开出不同的“中介费”价码,薪资愈高、劳动保障愈充足的地方,价码自然愈高。 虽然印尼政府早就对“中介费”进行规范,但是杀头生意都有人做,何况印尼政府从未严格取缔,以至于“超收”的情况一直都存在。中介公司漫天喊价,移工为了出国工作也只能照单全收。
例如,Wanto申请到中国台湾的工厂工作,必须先给中介公司4500万印尼盾(约合人民币2.2万元)的现金,这部分完全是“超收”的。而Wanto还必须签下一纸约1800万印尼盾(约合人民币8800元)的贷款,开始工作之后分月摊还,这部分才是印尼政府规定中介公司可收的费用。至于像Lina一样申请担任家庭看护工的人,因为薪资较低,所以不必“被超收”,但是仍然得在开始工作后每月偿还“贷款”。
犹如弃子
Wanto是没有那么多钱可以交上中介费的。即便到了今日,印尼基本工资最低的省份仅有170万印尼盾(约合人民币825元),基本工资最高的雅加达也只有420万印尼盾(约合人民币2040元)。
在Wanto第一次出国工作的10年前,若有能力一下掏出4500万印尼盾的人,可能也无意成为“移工候选人”。所以,Wanto当时不只跟亲戚借了一圈钱,还把家中耕作的田当了,就为了换取一个出国工作的机会。
Wanto的“牛头”告诉他,缴了钱之后几个礼拜就能出发,之后工作、还钱、存钱、盖新房,但Wanto在中介公司的宿舍待了5个月,却连个面试机会也没有。Wanto渐渐感到不安,而且在宿舍也很不舒服。他住进去的第一天就发现,房间里有大量“臭虫”,咬得所有人奇痒无比。后来大伙儿只好捡了纸箱,移到院子里睡觉;至于雨天,只能索性不睡。
在宿舍的日子漫长且无聊,Wanto说虽然有体能训练跟中文课,但都是“聊备一格”。尤其是中文课,只要在臺湾或香港工作10个月就能回来当中文老师,结果他跟老师学了之后,到台湾却发现很多都是错的。“我觉得这些课程,只是为了让他们有借口不给我们工作,因为他们都会说我中文还不够好所以才没有工作。”
最让Wanto受不了的,是中介公司规定他们不得外出。如果想吃点别的东西、喝杯咖啡,只能隔着墙请对面餐厅的人送过来,“就好像在坐牢”。有好几次,Wanto觉得再等下去不是办法,想干脆放弃回家种田,但中介公司却说:“你如果要离开,钱不会还你,而且还要罚钱才会把证件、文件还给你。”也许Wanto并不是真在坐牢,但他却扎扎实实地被“套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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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个月,Wanto总算有面试机会,用视讯的方式接受两间工厂面试。再下个月,中介公司通知Wanto被录取了,但工作合约上的雇主,却不是他曾面试过的工厂。“我已经放弃争论什么了,我只要有工作就好。”
Lina在印尼的那一段过程没那么坎坷,因为输入移工的地区对看护工的需求甚高,所以Lina取得工作的成本较小、等待时间较短。但Lina在台湾待了一年,其中却有10个月被监禁在收容所内。
Lina签的是看护工合约,但到台湾之后却被“中介”带到工厂工作,而且薪资远低于在印尼说好的价格。输入地的“中介”是整条移工输出链的最后一环,也往往和“牛头”“母国中介公司”一样问题丛生。因为移工初来乍到,中介便有许多可以介入、从中获利的空间。
在工厂工作一个月后,Lina身体不堪负荷、求助中介却无响应,她毅然决定离开这个工作,成为法外的“黑工”。后来,她在一家餐馆找到打工机会,但是工作不过一个月,Lina就因为想跟雇主要回被扣的护照而起了争执,雇主一气之下报警举报了Lina。接下来的10个月,Lina只能待在收容所内,等待被遣返。
虽然Wanto后来顺利到台湾工作,也存了一点钱,但谈起那段过往,他神情依然凝重。当他说到一些听起来很魔幻的片段时(例如像在坐牢),我因为觉得荒谬而笑了出来,Wanto有点无奈地说:“你现在听觉得好笑,但我那时候真的好痛苦。”
无论是Wanto“受困”在中介公司,还是Lina最终的铩羽而归,在他们这些痛苦的经验中,得利于移工经济的母国,却未曾在场。他们都不是,或还未成为国家口中的“外汇英雄”,反倒成了未被眷顾的“弃子”。
听完他们的故事,我总觉得国家赞扬英雄的同时,也刻意不告诉这些奔向海外的人们—若当不成英雄,后果请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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