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夏天，我到雅加达短居，住在一间名为“巷尾”的餐厅后方。那里实际上是一间归国移工的庇护所，由Lina和她老公一起经营。“巷尾”餐厅的收入，是为了支持两人生活以及庇护所的开销。Lina的老公有时也会出去跑Gojek（摩的）贴补家用。
　　Lina说，庇护所一年服务超过百位归国移工，有人被积欠薪资或“资遣费”、有人遇到职灾，也有人罹患重大疾病。Lina会四处奔走，为他们向印尼政府争取权益。
　　一开始我不太理解，为什么Lina会特别关注归国移工？后来，我在她的生命史里找到了线索—十多年前Lina高中毕业后，为了撑起家中生计，曾经到中国台湾当移工。

外汇英雄

　　因为许多复杂的历史、地缘与政治因素，东南亚地区在全球产业经济链中，至今大多仍处于“半边陲”地带。对这些国家而言，输出劳动力不只是舒缓了国内就业机会不足、低薪的压力，更得以藉由移工汇回海外的薪资赚取外汇，成为维系国内经济的快捷方式。
　　菲律宾的劳动力输出经验，可以说是东南亚国家中的滥觞与翘楚。1960年代，美国出现护士荒，而菲律宾得利于受美国殖民的经验，开始输出大量具有语言优势的护士到美国工作。菲律宾政府在此次经验中尝到了甜头，于是在1974年开始大力推行输出劳动力的政策，先是往波斯湾国家输送建筑工和船员，接着将家务工送到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
　　劳动力输出政策发展数十年后，海外移工对菲律宾经济来说，已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2003年，时任菲律宾总统阿罗约造访美国时说：“我不只是一个对8000万人口负责的国家元首，我还是全球800万菲律宾海外移工企业的执行长，他们生活、工作在海外，并且每年为我们的国家创造数十亿美元的收入。”
　　在菲律宾媒体的聚光灯下，当地社会逐渐将海外移工视为“英雄”。他们的海外收入不只贡献于家中，也同时贡献于国家经济。无独有偶，自1970年代末期开始，印尼也尝试以输出劳动力解决失业与贫穷问题，并且在1997年的金融风暴后，更加积极地推行此政策。
　　到了2019年，印尼的海外移工人数突破370万，而同年度，菲律宾官方统计的海外移工人数为230万。印尼的海外移工人数已远超菲律宾，而印尼移工赚进的外汇超过110亿美元，约占印尼GDP的1%。
　　2011年时，印尼总统苏西洛曾发表谈话：“我们在印尼，称呼移工是‘外汇英雄’。他们努力工作，将自己献给家人。”这个“英雄称号”有一段时间，还被装饰在苏卡诺-卡塔尔机场的大型广告牌上，用来迎接归国的印尼移工。
　　几十年来，印尼政府有计划地推动国人成为“外汇英雄”，而年轻时候的Lina，也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脉络，以及贫穷的现实逼迫下，踏上了她的“英雄之路”。

英雄之路

　　其实，Lina的故事算不上太特别，毕竟大部分蓝领移工出国工作的轨迹都是类似的。他们同样面临贫穷、低薪、失业，或是饿不死却也吃不饱的生活;上有父母，下有婴孩嗷嗷待哺;家徒四壁，甚至墙上早已出现大量裂缝、摇摇欲坠。对国家来说，送人民出国工作是调节经济的工具，然而对人民来说，出国工作却往往是迫于现实、无从选择下的选择。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印尼的“移工输出链”已经相当成熟，每年都输出上万名移工到世界各地，而目前有最多印尼移工的地方是马来西亚、沙特阿拉伯、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
　　在那些有大量人口到海外工作的村落，一旦你起心动念要出国工作，并随口向家人、邻居一提，没多久便会有“牛头”前来敲门，进一步告诉你到海外工作可以赚多少钱、盖多大的房子、让小孩上到高中甚至大学。

　　到了2019年，印尼的海外移工人数突破370万，已远超菲律宾。

　　“牛头”位处移工输出链的底层，却是带动大量移工出国工作的“催化剂”。

　　“牛头”位处移工输出链的底层，却是带动大量移工出国工作的“催化剂”。他们负责在乡间找寻有意愿出国工作的人，并透过各种怂恿的话术，让其下定决心成为“移工候选人”。甚至若对方有心出国，而钱不够的话，有的牛头还会提供借贷的服务。
　　大部分的“牛头”都和特定中介公司有合作关系，他们将招揽到的“移工候选人”带到中介公司后，便可以从中介公司得到一笔佣金。而在这之前，“牛头”也会向“移工候选人”收取一笔500万印尼盾（约合人民币2400元）的“报名费”，才会将“移工候选人”带到中介公司。
　　我对“牛头”的角色感到非常疑惑：为什么想出国工作的人，不能直接去中介公司？
　　“不知道怎么去。”“大家都这样，我们村子的人都是跟那个牛头。”“牛头都开很好的车、住很大的房子，看起来很成功，会不由自主地相信他。”答案不一而足。
　　后来，已经出国工作三次的Wanto跟我说：“就算你不透過牛头，自己跑去中介公司，还是会被收那笔‘报名费’，因为中介公司里帮你办件的那个人，就会变成你的‘牛头’。”
　　虽然500万印尼盾对一般印尼人来说，已经不是一笔小钱，但跟亲友借借也许还够。不过想出国工作，代价绝对不只是如此。中介公司会依不同的目的地、工种而开出不同的“中介费”价码，薪资愈高、劳动保障愈充足的地方，价码自然愈高。 　　虽然印尼政府早就对“中介费”进行规范，但是杀头生意都有人做，何况印尼政府从未严格取缔，以至于“超收”的情况一直都存在。中介公司漫天喊价，移工为了出国工作也只能照单全收。
　　例如，Wanto申请到中国台湾的工厂工作，必须先给中介公司4500万印尼盾（约合人民币2.2万元）的现金，这部分完全是“超收”的。而Wanto还必须签下一纸约1800万印尼盾（约合人民币8800元）的贷款，开始工作之后分月摊还，这部分才是印尼政府规定中介公司可收的费用。至于像Lina一样申请担任家庭看护工的人，因为薪资较低，所以不必“被超收”，但是仍然得在开始工作后每月偿还“贷款”。

犹如弃子

　　Wanto是没有那么多钱可以交上中介费的。即便到了今日，印尼基本工资最低的省份仅有170万印尼盾（约合人民币825元），基本工资最高的雅加达也只有420万印尼盾（约合人民币2040元）。
　　在Wanto第一次出国工作的10年前，若有能力一下掏出4500万印尼盾的人，可能也无意成为“移工候选人”。所以，Wanto当时不只跟亲戚借了一圈钱，还把家中耕作的田当了，就为了换取一个出国工作的机会。
　　Wanto的“牛头”告诉他，缴了钱之后几个礼拜就能出发，之后工作、还钱、存钱、盖新房，但Wanto在中介公司的宿舍待了5个月，却连个面试机会也没有。Wanto渐渐感到不安，而且在宿舍也很不舒服。他住进去的第一天就发现，房间里有大量“臭虫”，咬得所有人奇痒无比。后来大伙儿只好捡了纸箱，移到院子里睡觉;至于雨天，只能索性不睡。
　　在宿舍的日子漫长且无聊，Wanto说虽然有体能训练跟中文课，但都是“聊备一格”。尤其是中文课，只要在臺湾或香港工作10个月就能回来当中文老师，结果他跟老师学了之后，到台湾却发现很多都是错的。“我觉得这些课程，只是为了让他们有借口不给我们工作，因为他们都会说我中文还不够好所以才没有工作。”
　　最让Wanto受不了的，是中介公司规定他们不得外出。如果想吃点别的东西、喝杯咖啡，只能隔着墙请对面餐厅的人送过来，“就好像在坐牢”。有好几次，Wanto觉得再等下去不是办法，想干脆放弃回家种田，但中介公司却说：“你如果要离开，钱不会还你，而且还要罚钱才会把证件、文件还给你。”也许Wanto并不是真在坐牢，但他却扎扎实实地被“套牢”了。

　　第六个月，Wanto总算有面试机会，用视讯的方式接受两间工厂面试。再下个月，中介公司通知Wanto被录取了，但工作合约上的雇主，却不是他曾面试过的工厂。“我已经放弃争论什么了，我只要有工作就好。”
　　Lina在印尼的那一段过程没那么坎坷，因为输入移工的地区对看护工的需求甚高，所以Lina取得工作的成本较小、等待时间较短。但Lina在台湾待了一年，其中却有10个月被监禁在收容所内。
　　Lina签的是看护工合约，但到台湾之后却被“中介”带到工厂工作，而且薪资远低于在印尼说好的价格。输入地的“中介”是整条移工输出链的最后一环，也往往和“牛头”“母国中介公司”一样问题丛生。因为移工初来乍到，中介便有许多可以介入、从中获利的空间。
　　在工厂工作一个月后，Lina身体不堪负荷、求助中介却无响应，她毅然决定离开这个工作，成为法外的“黑工”。后来，她在一家餐馆找到打工机会，但是工作不过一个月，Lina就因为想跟雇主要回被扣的护照而起了争执，雇主一气之下报警举报了Lina。接下来的10个月，Lina只能待在收容所内，等待被遣返。
　　虽然Wanto后来顺利到台湾工作，也存了一点钱，但谈起那段过往，他神情依然凝重。当他说到一些听起来很魔幻的片段时（例如像在坐牢），我因为觉得荒谬而笑了出来，Wanto有点无奈地说：“你现在听觉得好笑，但我那时候真的好痛苦。”
　　无论是Wanto“受困”在中介公司，还是Lina最终的铩羽而归，在他们这些痛苦的经验中，得利于移工经济的母国，却未曾在场。他们都不是，或还未成为国家口中的“外汇英雄”，反倒成了未被眷顾的“弃子”。
　　听完他们的故事，我总觉得国家赞扬英雄的同时，也刻意不告诉这些奔向海外的人们—若当不成英雄，后果请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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