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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任期尚未结束，伊琳娜·博科娃已经成为到访中国最频繁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总干事。
2009年10月1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会议，投票批准执行局提名的唯一候选人伊琳娜·博科娃为新任UNESCO总干事，接替日本人松浦晃一郎，成为UNESCO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总干事。
曾担任保加利亚外交部长的博科娃，会流利使用英语、俄语、保加利亚语和法语等多国语言。获选当天，她用英语和法语发表了获选感言。她说从不相信“文明冲突”的存在，教科文组织的宗旨在于宽容，就任总干事后，她将致力于推动文化对话。
此后，博科娃曾多次到访中国，足迹遍布北京、深圳、成都、杭州、海口等城市，UNESCO与中国的合作也得以拓宽。
10月2日，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92届执行局会议上，中国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郝平被推选为该组织第37届大会主席的唯一候选人。这是该组织历史上中国执行局委员首次获得大会主席候选人资格。
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举办的“首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北京峰会”，即是UNESCO首次把科技、教育、文化三个重要会议放在同一时间、同一国家、同一地点召开。
出席此次峰会的博科娃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评价说，中国在UNESCO中的角色“今非昔比”。
以“学习型城市网络”应对城市化难题
《瞭望东方周刊》：此次峰会是UNESCO首次把科技、教育、文化三个重要会议在同一时间、同一国家、同一地点召开。这显然不是偶然。你如何评价中国在UNESCO中的作用？
博科娃：此次创意城市峰会我们特意选在北京举行，并同时召开了三个重要的会议。
全球创意城市网络（Creative Cities Network）是我们自2004年启动的一个项目，旨在推动文化交流，鼓励不同国家的城市积极发展创意产业。北京在设计、美食、文学、音乐、民俗艺术等领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绩，而这些将启发各个城市，使城市的环境更富有创造活力。
我们选择北京的另一个考量，是“学习型城市网络”这一全新概念的提出。“终身学习”的观念正受到UNESCO更多的重视，并且在许多城市得到发展。当然，人口增长等因素也使这一概念的实施面临诸多挑战，而北京无疑在这方面作出了表率。
如何创造更好的城市环境，打造城市软实力？我们希望能激发每个个体的潜力和创造力。因为我们知道，城市化有时会导致对某些群体的排斥，甚至导致贫困问题。因此学习型城市概念的提出十分重要。
《瞭望东方周刊》：经济转型和城镇化是最近中国最火热的议题，此次论坛也聚焦了城市话题。你认为教育在城镇化过程中有怎样的作用？你怎么看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教育问题，比如教育均等化、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教育、人的城市化等？
博科娃：我对中国舆论对这一问题的热议有所耳闻，我也了解到中国政府现在的首要目标是维持稳健的经济增长，同时关注人民生活质量、环境保护、文化发展，以及你所提到的社会分化等民生问题。
我认为中国政府和习主席的这一落点是十分正确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和中国的合作十分重要，因为这些问题对于科教发展、社会稳定和文化交流都非常有意义。
我认为这次在北京召开的一系列论坛，给北京、给中国带来了机遇---中国将有机会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先驱者。我们需要探索出新的方案，使教育质量得到提高，使城市新移民更好地融入。而推动城市文化产业，包括在设计、手工艺品、博物馆、民俗节日、本土文化及文化多样性等领域的探索，将对解决上述问题提供帮助。
大量外来人口的迁入，给城市发展带来新的压力和挑战。应对这一问题，我认为需要完善适合个人需要的教育体系，另一方面，尊重文化多样性和发展文化产业无疑也相当必要。
同时，我也想强调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不管是有形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在两年前出台了《保护城市历史景观的建议书》。这一文件的出台对于中国来说也意义非常，因为你们有着众多需要保护的城市传统景观。
中国不再是跟随者
《瞭望东方周刊》：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近年来中国也正在承担起更多国际责任。但目前，在UNESCO，中国似乎还是一个跟随者。中国如何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出更多贡献？尤其是在价值理念方面，UNESCO被称为“思想库”，你认为中国可能在哪些领域能为教科文组织贡献新的理念？
博科娃：我不认为中国仍是一个跟随者，或许过去曾经是，但显然今非昔比。
我认为中国在UNESCO的事务上越来越有领袖风范，也有自己的原创性。我们可以从很多事情上看到中国在UNESCO中扮演的积极角色---精心筹划各种会议，发展文化产业，在各个领域发挥着领导作用。
我们于今年5月在中国召开了“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国际会议，通过了重要决议，提出了将文化发展与全球的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新概念。2012年，我们还在中国举办了国际职业技术教育大会。而今年我们又来到了这里。这些都表明中国不再仅仅是UNESCO的跟随者。明年我们将与中国开展更多的合作，尤其是和高校的合作。
2012年我们共同启动了中国-教科文组织援非信托基金，加强对非洲国家教师的培训，以弥补教育质量差距。我希望类似的合作能进一步展开。因此，中国正在提出新想法、塑造新理念方面发挥领导力，包括你问题中提到的一系列概念。
《瞭望东方周刊》：但中国提出的理念似乎还没有获得足够的世界影响。
博科娃：这一点上，我还是不能赞同你的观点，你可以回顾一下我前面所提到的种种。UNESCO已经推广了几十年的“终身学习”，这一理念不正与孔子的观点不谋而合吗？
但是UNESCO是个国际性组织，它并不只遵循某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我们希望能总结世界各地人民的最有价值的经验和智慧，解决当下的难题。所以正如我说的，终身学习这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观点在UNESCO中有所体现。 文化融合犹如爵士乐
《瞭望东方周刊》：目前有学者认为，“9·11”之后，主要大国从绝对认可硬实力，转而正视“文明的冲突”，进而认识到UNESCO在不同文明间对话的独特作用。你如何看待这一评价？你并不相信“文明冲突”的存在。
博科娃：非常有趣的问题。是的，我并不相信文明冲突的存在。我认为不同地区发生的冲突并不源于文明冲突，而与全球化联系紧密，这些冲突的发生与否取决于社会群体能否从内部处理好传统价值观和现代性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我对于UNESCO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因为我们一直致力于寻找这样的一个文化平衡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的出台，正是对这种挑战的应对。
全球化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改变，人们甚至感到受到冲击，因为他们被暴露在一个开放的大环境下，不再像从前那样被某种文化团体或者说国家完全保护着。在这种开放性的环境下，人们对自己的文化遗产感到不安，而UNESCO所要做的就是给人们带来文化上的安全感。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概念，我们希望每个人对哪怕很小的一个群体的文化也表示尊重，以此告诉这个群体的人们，对于人类的发展，他们的文化遗产和那些“大文化”遗产同样重要，他们因此会感到受尊重，感到自己的存在是有价值、有理由的。
UNESCO一直寻求以对话来传播对不同文化的尊重意识。我们认为所有文化都是平等的，没有哪一种文化相对其他文化来说处在主宰地位。这样的观念是十分重要的。
让我来举一个十分具有现代性的例子。
我们在上一届大会上决定将每年4月30日定为“国际爵士乐日”。可能有人会认为这是一个充满美国色彩的节日，其实并非如此。
爵士乐起源于非洲，是来到美国和加勒比沿岸的非洲黑奴的音乐。他们将自己的文化带来美国，随后又对这种音乐进行了声乐上的进一步发展，并融合了其他民族的传统元素。于是，一种全新的音乐类型诞生了。这显然并不是欧洲裔移民带来美国的，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加勒比元素、拉丁元素，在巴西，爵士乐还受到西班牙和葡萄牙文化的影响。所以在今天，我们有了一种新的文化、新的音乐类型，而这实际上是各种文化融合的产物。
这种具有非洲传统、在非洲鼓上诞生的音乐被带到了美国，而走出美国，我们还能看到融入中国传统的中国风爵士乐，同样的融合还发生在日本、巴西，以及非洲、北美洲的国家。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实例，展现出文化的巨大影响力。
因此，我们认为，如今的世界，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没有哪种文化是绝对纯粹的，各种文化互相影响着。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待问题，我想我们就能为文化间的冲突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
最主要的问题是和平和可持续
《瞭望东方周刊》：21世纪以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走出了被政治化困扰的时代，日益发挥更大的作用。未来，教科文组织要发挥更大作用，将在哪些方面着手？
博科娃：你知道UNESCO是在二战结束后成立的，这正是人们对二战的思索总结的结果，它的成立围绕着和平以及我们如何建设和平这一主题。在二战后人们还经历了冷战，因此可以说20世纪是一个充满战争和冲突的世纪。
而在21世纪，人们需要从整体上把握地球上各类文明、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最紧要的问题是可持续发展；我们面临着环境危机、气候变化、消除贫困等难题，需要寻求科学解决之道；我们还需要应对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样性所带来的惊人挑战。所有这些都是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同时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也给人们的行为施加了限制。
我认为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关于和平和可持续，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UNESCO日益重要的原因---我们需要对新挑战作出回答，或许主题依然是和平与发展，但今天需要在一个全新的大背景下进行探索。
我不能说我们已经找到了答案，但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发起的讨论，将会帮助找到问题的答案。
《瞭望东方周刊》：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历任总干事中，你和松浦晃一郎是仅有的职业外交官。此前7位总干事均来自“知识界”。在促进不同文明对话的过程中，外交官的身份有何帮助？
博科娃：我并不倾向于这样划分我和前任总干事们。我认为作为总干事，需要知性思维来理解和继承UNESCO的一系列思想，需要对人的洞察力。
但同时，我也认为目前全球政治环境的大趋势要求我们不仅具备上述能力。我们必须将UNESCO的各种理念诉诸实践，如何影响国际政治非常重要。因此，我的目标是如何应对知识、领导力和世界政治的交汇点，如何使UNESCO发挥更大的政治影响。这是我现在最大的挑战。
2009年10月1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会议，投票批准执行局提名的唯一候选人伊琳娜·博科娃为新任UNESCO总干事，接替日本人松浦晃一郎，成为UNESCO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总干事。
曾担任保加利亚外交部长的博科娃，会流利使用英语、俄语、保加利亚语和法语等多国语言。获选当天，她用英语和法语发表了获选感言。她说从不相信“文明冲突”的存在，教科文组织的宗旨在于宽容，就任总干事后，她将致力于推动文化对话。
此后，博科娃曾多次到访中国，足迹遍布北京、深圳、成都、杭州、海口等城市，UNESCO与中国的合作也得以拓宽。
10月2日，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92届执行局会议上，中国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郝平被推选为该组织第37届大会主席的唯一候选人。这是该组织历史上中国执行局委员首次获得大会主席候选人资格。
10月20日至23日，在北京举办的“首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创意城市北京峰会”，即是UNESCO首次把科技、教育、文化三个重要会议放在同一时间、同一国家、同一地点召开。
出席此次峰会的博科娃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评价说，中国在UNESCO中的角色“今非昔比”。
以“学习型城市网络”应对城市化难题
《瞭望东方周刊》：此次峰会是UNESCO首次把科技、教育、文化三个重要会议在同一时间、同一国家、同一地点召开。这显然不是偶然。你如何评价中国在UNESCO中的作用？
博科娃：此次创意城市峰会我们特意选在北京举行，并同时召开了三个重要的会议。
全球创意城市网络（Creative Cities Network）是我们自2004年启动的一个项目，旨在推动文化交流，鼓励不同国家的城市积极发展创意产业。北京在设计、美食、文学、音乐、民俗艺术等领域都取得了杰出的成绩，而这些将启发各个城市，使城市的环境更富有创造活力。
我们选择北京的另一个考量，是“学习型城市网络”这一全新概念的提出。“终身学习”的观念正受到UNESCO更多的重视，并且在许多城市得到发展。当然，人口增长等因素也使这一概念的实施面临诸多挑战，而北京无疑在这方面作出了表率。
如何创造更好的城市环境，打造城市软实力？我们希望能激发每个个体的潜力和创造力。因为我们知道，城市化有时会导致对某些群体的排斥，甚至导致贫困问题。因此学习型城市概念的提出十分重要。
《瞭望东方周刊》：经济转型和城镇化是最近中国最火热的议题，此次论坛也聚焦了城市话题。你认为教育在城镇化过程中有怎样的作用？你怎么看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教育问题，比如教育均等化、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教育、人的城市化等？
博科娃：我对中国舆论对这一问题的热议有所耳闻，我也了解到中国政府现在的首要目标是维持稳健的经济增长，同时关注人民生活质量、环境保护、文化发展，以及你所提到的社会分化等民生问题。
我认为中国政府和习主席的这一落点是十分正确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和中国的合作十分重要，因为这些问题对于科教发展、社会稳定和文化交流都非常有意义。
我认为这次在北京召开的一系列论坛，给北京、给中国带来了机遇---中国将有机会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先驱者。我们需要探索出新的方案，使教育质量得到提高，使城市新移民更好地融入。而推动城市文化产业，包括在设计、手工艺品、博物馆、民俗节日、本土文化及文化多样性等领域的探索，将对解决上述问题提供帮助。
大量外来人口的迁入，给城市发展带来新的压力和挑战。应对这一问题，我认为需要完善适合个人需要的教育体系，另一方面，尊重文化多样性和发展文化产业无疑也相当必要。
同时，我也想强调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不管是有形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在两年前出台了《保护城市历史景观的建议书》。这一文件的出台对于中国来说也意义非常，因为你们有着众多需要保护的城市传统景观。
中国不再是跟随者
《瞭望东方周刊》：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近年来中国也正在承担起更多国际责任。但目前，在UNESCO，中国似乎还是一个跟随者。中国如何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出更多贡献？尤其是在价值理念方面，UNESCO被称为“思想库”，你认为中国可能在哪些领域能为教科文组织贡献新的理念？
博科娃：我不认为中国仍是一个跟随者，或许过去曾经是，但显然今非昔比。
我认为中国在UNESCO的事务上越来越有领袖风范，也有自己的原创性。我们可以从很多事情上看到中国在UNESCO中扮演的积极角色---精心筹划各种会议，发展文化产业，在各个领域发挥着领导作用。
我们于今年5月在中国召开了“文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国际会议，通过了重要决议，提出了将文化发展与全球的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新概念。2012年，我们还在中国举办了国际职业技术教育大会。而今年我们又来到了这里。这些都表明中国不再仅仅是UNESCO的跟随者。明年我们将与中国开展更多的合作，尤其是和高校的合作。
2012年我们共同启动了中国-教科文组织援非信托基金，加强对非洲国家教师的培训，以弥补教育质量差距。我希望类似的合作能进一步展开。因此，中国正在提出新想法、塑造新理念方面发挥领导力，包括你问题中提到的一系列概念。
《瞭望东方周刊》：但中国提出的理念似乎还没有获得足够的世界影响。
博科娃：这一点上，我还是不能赞同你的观点，你可以回顾一下我前面所提到的种种。UNESCO已经推广了几十年的“终身学习”，这一理念不正与孔子的观点不谋而合吗？
但是UNESCO是个国际性组织，它并不只遵循某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我们希望能总结世界各地人民的最有价值的经验和智慧，解决当下的难题。所以正如我说的，终身学习这个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的观点在UNESCO中有所体现。 文化融合犹如爵士乐
《瞭望东方周刊》：目前有学者认为，“9·11”之后，主要大国从绝对认可硬实力，转而正视“文明的冲突”，进而认识到UNESCO在不同文明间对话的独特作用。你如何看待这一评价？你并不相信“文明冲突”的存在。
博科娃：非常有趣的问题。是的，我并不相信文明冲突的存在。我认为不同地区发生的冲突并不源于文明冲突，而与全球化联系紧密，这些冲突的发生与否取决于社会群体能否从内部处理好传统价值观和现代性的关系。在这一点上，我对于UNESCO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因为我们一直致力于寻找这样的一个文化平衡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的出台，正是对这种挑战的应对。
全球化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改变，人们甚至感到受到冲击，因为他们被暴露在一个开放的大环境下，不再像从前那样被某种文化团体或者说国家完全保护着。在这种开放性的环境下，人们对自己的文化遗产感到不安，而UNESCO所要做的就是给人们带来文化上的安全感。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概念，我们希望每个人对哪怕很小的一个群体的文化也表示尊重，以此告诉这个群体的人们，对于人类的发展，他们的文化遗产和那些“大文化”遗产同样重要，他们因此会感到受尊重，感到自己的存在是有价值、有理由的。
UNESCO一直寻求以对话来传播对不同文化的尊重意识。我们认为所有文化都是平等的，没有哪一种文化相对其他文化来说处在主宰地位。这样的观念是十分重要的。
让我来举一个十分具有现代性的例子。
我们在上一届大会上决定将每年4月30日定为“国际爵士乐日”。可能有人会认为这是一个充满美国色彩的节日，其实并非如此。
爵士乐起源于非洲，是来到美国和加勒比沿岸的非洲黑奴的音乐。他们将自己的文化带来美国，随后又对这种音乐进行了声乐上的进一步发展，并融合了其他民族的传统元素。于是，一种全新的音乐类型诞生了。这显然并不是欧洲裔移民带来美国的，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加勒比元素、拉丁元素，在巴西，爵士乐还受到西班牙和葡萄牙文化的影响。所以在今天，我们有了一种新的文化、新的音乐类型，而这实际上是各种文化融合的产物。
这种具有非洲传统、在非洲鼓上诞生的音乐被带到了美国，而走出美国，我们还能看到融入中国传统的中国风爵士乐，同样的融合还发生在日本、巴西，以及非洲、北美洲的国家。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实例，展现出文化的巨大影响力。
因此，我们认为，如今的世界，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下，没有哪种文化是绝对纯粹的，各种文化互相影响着。如果从这个角度看待问题，我想我们就能为文化间的冲突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
最主要的问题是和平和可持续
《瞭望东方周刊》：21世纪以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走出了被政治化困扰的时代，日益发挥更大的作用。未来，教科文组织要发挥更大作用，将在哪些方面着手？
博科娃：你知道UNESCO是在二战结束后成立的，这正是人们对二战的思索总结的结果，它的成立围绕着和平以及我们如何建设和平这一主题。在二战后人们还经历了冷战，因此可以说20世纪是一个充满战争和冲突的世纪。
而在21世纪，人们需要从整体上把握地球上各类文明、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最紧要的问题是可持续发展；我们面临着环境危机、气候变化、消除贫困等难题，需要寻求科学解决之道；我们还需要应对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多样性所带来的惊人挑战。所有这些都是21世纪人类所面临的新问题、新挑战，同时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也给人们的行为施加了限制。
我认为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关于和平和可持续，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UNESCO日益重要的原因---我们需要对新挑战作出回答，或许主题依然是和平与发展，但今天需要在一个全新的大背景下进行探索。
我不能说我们已经找到了答案，但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发起的讨论，将会帮助找到问题的答案。
《瞭望东方周刊》：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历任总干事中，你和松浦晃一郎是仅有的职业外交官。此前7位总干事均来自“知识界”。在促进不同文明对话的过程中，外交官的身份有何帮助？
博科娃：我并不倾向于这样划分我和前任总干事们。我认为作为总干事，需要知性思维来理解和继承UNESCO的一系列思想，需要对人的洞察力。
但同时，我也认为目前全球政治环境的大趋势要求我们不仅具备上述能力。我们必须将UNESCO的各种理念诉诸实践，如何影响国际政治非常重要。因此，我的目标是如何应对知识、领导力和世界政治的交汇点，如何使UNESCO发挥更大的政治影响。这是我现在最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