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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德性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德性伦理思想在伦理学史上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文试从德性伦理思想及其与儒家伦理道德的关系出发，分析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内涵、特点，并结合当下现实，探讨并追寻其实际意义。
关键词：德性伦理；儒家；仁心；现代性
一、德性思想的起源初探
“德性”，意指人的善良品行。人的品行中有善有恶，恶的品性当然不能被称之为德性，“德性”是针对于善而言的品性。德性伦理思想综合了情感德性和理智德性两重因素，德性的根据、德行规定与培养等是整个德性伦理学的中心。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和传统儒家的伦理思想来看，德性是一切美好品质的概括，西方哲学的伦理思想以理智德性为特征，中国儒家传统德性伦理以情感德性为特点。那么在中国传统的伦理意义上，“德”究竟来源于何处呢？孔子周游列国到宋国，宋司马桓魅欲加害孔子，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魅其如予何！”（《论语·述而》），此处的“德”指的是“天赋之性”，那“德”又是如何从“天”中产生的呢？孔子说，道是从“本”中得以确立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可见，在孔子看来，“孝悌”就是为仁之本，我们可以说“孝悌”是一种行为，一种准则，可这些似乎都是外在的行为规范，没能指向人之为人的根本，没有对人本身进行自我关照，不足以形成“人道之本”的强大说服力，再来看《阳货篇》中记载，“宰我问三年之丧”，三年之孝作为一种行为准则，其建立的基础是“不安”，自己良心与情感的不安，孔子以此为判定仁与不仁的依据。可见，“为仁之本”也正体现了这样一种“不忍之心”，基于这种情感，才有了“孝悌”的准则规范，道以孝悌为本，也就是以这种“不忍”情感为基础。在“德性”的获得上，人自身的自觉自愿的品质必定成为了基本道德的出发点，从某种意义上讲，道德是自由的象征，在自由选择的基础上，人类自身的秩序化、规范化、理想化都成为了可能。
二、儒家德性思想的基本内涵
（一）以“仁”为基础的人性论
中国传统儒家德性伦理学以人性论为其出发点，德性的完善就是人性的扩充。在孟子看来，人人都可以像尧舜一样养成美好的品德，因为人性是善的，人生而有善性，这善性表现在四端中：“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而已。”
孔孟德性伦理学以“仁心”为基础，其他的一系列美德诸如忠、孝、恭、信等都是在恻隐之心的基础上发散开来的，也就是说，美德来源于人的先验本性，人的自然禀赋是德性形成的基础。当代英国美德伦理学家麦金太尔却将德性视为了一种气质，这种气质也是先天具备的，德性的培养也是一种符合人的天性的活动，这一切均源于德性论的人性论依据。人之所以成为圣人、英雄，是因为人在现实生活中有效地完善了自身固有的善良天性，如果我们肯定了人性的存在，那么就能说，传统儒家的德性伦理学强调了人的天性的自我完善，是人的一种自我实现的充分体现。
（二）以“内圣外王”为其政治追求
传统儒家德性伦理的出发点是个体的人，然后自我的完善却又不是孤立的，个人总是和社会连为一体的，自我的道德完善过程同时也就是个体在社会中生存的过程，是个体与社会的交往过程。儒家是很讲究积极入世的学派，不回避从政为官，因此，人的自我实现与社会正义等政治理念的形成就自然而然地联系起来了，这在传统儒家思想那里就是“内圣外王”的仁政理念。
孟子认为，统治天下之道有二，一是霸道，二是王道。靠着自己的强势蛮力，辅之以仁义，就是霸道，霸道是强者之音，但人们心中却不能心悦诚服。而王道则不然：“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公孙丑上》）君王如果能够对人民施以仁政，以宽厚钟爱之心对待黎民百姓，天下人就会忠心耿耿的臣服于君主。传统儒家伦理思想认为，全天下之人，就应当像一家人，相互之间讲究礼让仁爱，君主与臣民之间，如同手足兄弟，如果一个人没有基本的仁心德性，那是不可能做到君临天下的。因此，儒家学派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论是君王还是平民，首先要做到修身，即完善自己的德性，这是基础，也是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目的的手段。
不过，同样是政治行为，儒家的道德理想与追求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却又有所不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追求善便是一切行为的目的，包括政治行为，道德理想是终极关怀。而在传统儒家看来，在“仁”的道德基础之上，还有一个理想就是“圣”，人生最大幸福不是成就道德人格，而是成为人人仰慕的圣人。因此，在中国传统儒家那里，培养美德更多的是为一种功利主义的考虑，更高的理想存在于现实中的践履。
（三）以“中庸”德性为协调手段
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在孔子看来，美德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中庸。中庸，孔子又称之为中行，“不得中行而与之，比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狂妄与拘谨都不是好的品质，只有不偏狂不拘谨的中道才是最好的选择。
在儒家看来，中道并不意味着采取一种折中的方法，取事物的中间，而是要做到合适、适当。中庸不是一种僵化的、一成不变的标准与模式，而是一种灵活与机动，也即是说，在保持基本道德原则的同时也要兼顾着不同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孟子举过一例，说男女婚姻大事，当告知于父母，但是舜的父亲为人暴虐，总是想害舜，如果舜告诉他，他肯定不会同意，因此，孟子就认为，还是不要告诉他吧。这种充分考虑到了主体的因素，既不偏离规范，也不墨守陈规，在具体的实践中总结规律、处理问题，实际上就是中道，这种德性思想突出了人作为事物的主体在处理问题中的作用。
三、儒家德性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
儒家德性伦理思想以“仁”为理论基石，将“德治、良知”积极用到了治理国家的为政方略上，以追求“至圣”为其终极目标，以“中庸”为其处事之道，这些伦理思想都以人性为根本，以人性修养为己任，不断地向善的方向努力。儒家德性伦理思想植根于其内在的心性修养，外在的礼制规范仅仅是人性修养的外在尺度，至于能否主动的追寻善的美德，在于其心性修养所达到的程度，规范的约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的道德良知。
西方现代性危机的出现，显示出了启蒙运动的负面效果，为了找回伦理德性和正义，康德、罗尔斯等伦理学家以普遍主义伦理学寻求普遍有效的道德法则，但是这种有效性似乎目前都还无法实现真正伦理上的善。儒家德性伦理思想因其内在的人性论基础，从人心的内在性层面进行道德修养以求得美德良知，解决外在制度规范所不能解决的良心问题，因此可以在个体上加以道德实践，进行道德践履的努力，然后可以试着加以推广，逐渐形成普遍社会风气，用以应对当下的现代性危机。（作者单位：1.西南民族大学政治学院；2.郑州大学旅游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陈瑛.中国伦理思想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
[2]李承贵.德性源流——中国传统道德转型研究[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
[3]唐凯麟，张怀荣.成人与成圣[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99.
[4]韩丽华.儒家德性伦理论析[J].求索，2011（8）
关键词：德性伦理；儒家；仁心；现代性
一、德性思想的起源初探
“德性”，意指人的善良品行。人的品行中有善有恶，恶的品性当然不能被称之为德性，“德性”是针对于善而言的品性。德性伦理思想综合了情感德性和理智德性两重因素，德性的根据、德行规定与培养等是整个德性伦理学的中心。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和传统儒家的伦理思想来看，德性是一切美好品质的概括，西方哲学的伦理思想以理智德性为特征，中国儒家传统德性伦理以情感德性为特点。那么在中国传统的伦理意义上，“德”究竟来源于何处呢？孔子周游列国到宋国，宋司马桓魅欲加害孔子，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桓魅其如予何！”（《论语·述而》），此处的“德”指的是“天赋之性”，那“德”又是如何从“天”中产生的呢？孔子说，道是从“本”中得以确立的：“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可见，在孔子看来，“孝悌”就是为仁之本，我们可以说“孝悌”是一种行为，一种准则，可这些似乎都是外在的行为规范，没能指向人之为人的根本，没有对人本身进行自我关照，不足以形成“人道之本”的强大说服力，再来看《阳货篇》中记载，“宰我问三年之丧”，三年之孝作为一种行为准则，其建立的基础是“不安”，自己良心与情感的不安，孔子以此为判定仁与不仁的依据。可见，“为仁之本”也正体现了这样一种“不忍之心”，基于这种情感，才有了“孝悌”的准则规范，道以孝悌为本，也就是以这种“不忍”情感为基础。在“德性”的获得上，人自身的自觉自愿的品质必定成为了基本道德的出发点，从某种意义上讲，道德是自由的象征，在自由选择的基础上，人类自身的秩序化、规范化、理想化都成为了可能。
二、儒家德性思想的基本内涵
（一）以“仁”为基础的人性论
中国传统儒家德性伦理学以人性论为其出发点，德性的完善就是人性的扩充。在孟子看来，人人都可以像尧舜一样养成美好的品德，因为人性是善的，人生而有善性，这善性表现在四端中：“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而已。”
孔孟德性伦理学以“仁心”为基础，其他的一系列美德诸如忠、孝、恭、信等都是在恻隐之心的基础上发散开来的，也就是说，美德来源于人的先验本性，人的自然禀赋是德性形成的基础。当代英国美德伦理学家麦金太尔却将德性视为了一种气质，这种气质也是先天具备的，德性的培养也是一种符合人的天性的活动，这一切均源于德性论的人性论依据。人之所以成为圣人、英雄，是因为人在现实生活中有效地完善了自身固有的善良天性，如果我们肯定了人性的存在，那么就能说，传统儒家的德性伦理学强调了人的天性的自我完善，是人的一种自我实现的充分体现。
（二）以“内圣外王”为其政治追求
传统儒家德性伦理的出发点是个体的人，然后自我的完善却又不是孤立的，个人总是和社会连为一体的，自我的道德完善过程同时也就是个体在社会中生存的过程，是个体与社会的交往过程。儒家是很讲究积极入世的学派，不回避从政为官，因此，人的自我实现与社会正义等政治理念的形成就自然而然地联系起来了，这在传统儒家思想那里就是“内圣外王”的仁政理念。
孟子认为，统治天下之道有二，一是霸道，二是王道。靠着自己的强势蛮力，辅之以仁义，就是霸道，霸道是强者之音，但人们心中却不能心悦诚服。而王道则不然：“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公孙丑上》）君王如果能够对人民施以仁政，以宽厚钟爱之心对待黎民百姓，天下人就会忠心耿耿的臣服于君主。传统儒家伦理思想认为，全天下之人，就应当像一家人，相互之间讲究礼让仁爱，君主与臣民之间，如同手足兄弟，如果一个人没有基本的仁心德性，那是不可能做到君临天下的。因此，儒家学派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论是君王还是平民，首先要做到修身，即完善自己的德性，这是基础，也是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目的的手段。
不过，同样是政治行为，儒家的道德理想与追求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却又有所不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追求善便是一切行为的目的，包括政治行为，道德理想是终极关怀。而在传统儒家看来，在“仁”的道德基础之上，还有一个理想就是“圣”，人生最大幸福不是成就道德人格，而是成为人人仰慕的圣人。因此，在中国传统儒家那里，培养美德更多的是为一种功利主义的考虑，更高的理想存在于现实中的践履。
（三）以“中庸”德性为协调手段
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在孔子看来，美德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中庸。中庸，孔子又称之为中行，“不得中行而与之，比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狂妄与拘谨都不是好的品质，只有不偏狂不拘谨的中道才是最好的选择。
在儒家看来，中道并不意味着采取一种折中的方法，取事物的中间，而是要做到合适、适当。中庸不是一种僵化的、一成不变的标准与模式，而是一种灵活与机动，也即是说，在保持基本道德原则的同时也要兼顾着不同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对策。孟子举过一例，说男女婚姻大事，当告知于父母，但是舜的父亲为人暴虐，总是想害舜，如果舜告诉他，他肯定不会同意，因此，孟子就认为，还是不要告诉他吧。这种充分考虑到了主体的因素，既不偏离规范，也不墨守陈规，在具体的实践中总结规律、处理问题，实际上就是中道，这种德性思想突出了人作为事物的主体在处理问题中的作用。
三、儒家德性伦理思想的现实意义
儒家德性伦理思想以“仁”为理论基石，将“德治、良知”积极用到了治理国家的为政方略上，以追求“至圣”为其终极目标，以“中庸”为其处事之道，这些伦理思想都以人性为根本，以人性修养为己任，不断地向善的方向努力。儒家德性伦理思想植根于其内在的心性修养，外在的礼制规范仅仅是人性修养的外在尺度，至于能否主动的追寻善的美德，在于其心性修养所达到的程度，规范的约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的道德良知。
西方现代性危机的出现，显示出了启蒙运动的负面效果，为了找回伦理德性和正义，康德、罗尔斯等伦理学家以普遍主义伦理学寻求普遍有效的道德法则，但是这种有效性似乎目前都还无法实现真正伦理上的善。儒家德性伦理思想因其内在的人性论基础，从人心的内在性层面进行道德修养以求得美德良知，解决外在制度规范所不能解决的良心问题，因此可以在个体上加以道德实践，进行道德践履的努力，然后可以试着加以推广，逐渐形成普遍社会风气，用以应对当下的现代性危机。（作者单位：1.西南民族大学政治学院；2.郑州大学旅游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陈瑛.中国伦理思想史[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
[2]李承贵.德性源流——中国传统道德转型研究[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4
[3]唐凯麟，张怀荣.成人与成圣[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1999.
[4]韩丽华.儒家德性伦理论析[J].求索，20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