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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年来，一个遥远而亲切的地方，令我梦萦魂牵，心驰神往，不论是万籁俱寂的夜晚，抑或纷繁喧闹的白天，只要看到或听到“柴达木”三个字，眼前就会浮现昆仑山的雄姿，巴音河的柔波，沙蚀林的沧桑，饮马峡的奇崛……多少次，我手捧《柴达木开发研究》杂志，细心拜读里面的每一篇文章，感受柴达木的每一点变化；多少回，我打开尘封已久的影集，寻找摄于柴达木的一幅幅照片，回味每次叩访柴达木的情景……
第一次走进柴达木，还是1959年夏季，我才16岁，刚考上高中，趁着暑假，前往德令哈农场看望二舅。我先从湟源坐汽车到西宁，找到德令哈农场办事处的大表哥，他为人热情好客，朋友极多，公关能力强，人称“董大使”。表哥略使“外交”手腕，就让一位刚装完货的卡车司机答应捎上我，一路食宿由他负责，保证两日内到达德令哈。这位司机技术不错，路上没出一点麻烦，在预定的时间内到达了目的地。当时的德令哈，刚刚迈开建设的步伐，已经显出了日新月异之貌，气象万千之势，沿着清澈晶莹的巴音河两岸，一座戈壁新城的雏型已经凸现。
二舅家在德令哈农场家属区，两扇小小的木板门，一只可爱的小花狗卧在门前，看到生人来到，“汪汪”地叫了起来。大表嫂满面笑容地前来开门，一看是我，惊喜地说：“早上喜鹊喳喳地叫哩，原来是远客来了。”表嫂拉着我进了大门，只见院子收拾得十分整齐，石头垒起的一个小花坛是院里的亮点，金盏花、大丽花开得热烈耀眼，几只母鸡在院子里悠闲地散步，猪圈里还有几头猪，用嘴拱着圈门，也想出来凑热闹。
二舅和舅妈也走出房门来迎接，我将一包点心递上，算是见面礼。进门上了炕，我抬眼打量了一下房间，虽说是粗糙的干打垒，但布置得清清爽爽，墙上贴着报纸，又用白纱布做了一圈炕帷，已经看不出土坯的本来面目了。炕上放着一个小炕桌，代替了茶几的作用。我一面喝茶，一面回答二舅和舅妈迫不及待的问题，大表嫂下厨房做饭去了，两个侄子还没放学。
这里必须交代一下，二舅当时是戴罪之身。1957年，他身为湟源牧校教导主任，却反对大量保送贫下中牧子女，说过什么“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之类的话，被划为“右派”，送到德令哈农场劳动教养。由于他表现良好，加之身体文弱，动辄生病，农场领导特批将家属迁来，照料他的生活。于是，舅妈和大表嫂放弃了湟源县城居民的身份，来到陌生的德令哈，大表哥也从湟源人民银行调到德令哈农场办事处工作。
文质彬彬的二舅一如既往地衣着整洁，举止优雅，毫无“改造人员”的猥琐和邋遢。在许多文学作品中，劳改农场和人间地狱相差无几，“右派分子”们被折磨得九死一生。但我看到的德令哈农场处处充满阳光，鲜花开放；身为罪人的二舅气定神闲，谈吐从容。难道这里是一块净土，人间真情取代了阶级斗争？抑或舅舅巧妙地掩饰了内心的痛楚？
谈话间，舅舅情不自禁地夸起了舅妈：“古代有孟姜女万里寻夫，哭倒长城，你舅妈从湟源漂到海西，也有上千里的路了，可以称做现代孟姜女吧！”我连忙附和：“不光象中国的孟姜女，更象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舅妈茫然地笑笑，对我说：“你二舅被我惯坏了，走到哪里也放心不下，只得跟着来呗！”舅舅又说：“你舅妈身体也不好，前不久腹腔积水，连炕也下不了，全靠你大嫂昼夜伺候，农场的医生精心治疗，才算转危为安，化险为夷。如果你舅妈走了，我也活不下去……”
我相信，这是舅舅的肺腑之言。提起二舅和二舅妈的感情，真是一部传奇！他俩纯粹是包办婚姻，结婚前连面都没见过。天资聪颖勤奋好学的二舅是四个舅舅中的尖子，他17岁时考上了北京大学，外公怕他一去不复返，就突击给他娶亲。新娘比新郎大一岁，裹着一双小脚，大字不识几个，连名字都不会写。如果按现在的观点看，这种夫妻根本没有共同语言，肯定不会长久。然而，二舅和舅妈相敬如宾，情深意笃，共同生活了70多年，直到2000年才相继辞世。
听我母亲讲，二舅从北京大学学成归来之时，风华正茂，英俊儒雅，正是一个男人最有光彩的年纪，对女人很有吸引力。当时，他担任西宁女中校长，不少女学生暗恋他，有勇敢者还写情书给他，表白倾慕之情。为了摆脱无谓的纠葛，也为了保护对方的名誉，二舅将舅妈从湟源接到西宁，在学校附近找了房子安置下来。他有意将舅妈带到学校，主动给追求他的女学生介绍这位小脚师母。从此，女学生们除了更加尊重他，再也不敢抱别的希望了。
当然，舅妈眉清目秀，长得很好看，又会操持家务，教育子女、招待亲朋也自有过人之处，为二舅省了不少心。从某个角度看，知识分子找个文盲妻子，倒有利于家庭稳定，儿女成材。二舅的四子二女都很有出息，表嫂们也麻利勤快，孙辈中还出了桥梁专家、银行行长等小有名气的人物。除了遗传因素，应归功于舅妈调教有方。她的能干和贤惠成为家族中的榜样，令三位妯娌既羡慕，又嫉妒，只能无奈地感叹：“人家二嫂命好！”
在我小住半个月的日子里，亲眼看到许多感人的细节：每天二舅收工回来，舅妈迎出去替他掸尘，上炕前又为他脱鞋，打开棉褥盖到他腿上，连褥角都要细心地压展。每当倒茶端饭，都是双手满碗，先看着二舅吃完第一碗，她才肯盛饭。我深知，当时只靠大表哥一个人的工资，要养活一家六七口人很不容易。即使手头再紧，二舅碗里的荷包蛋是保证了的，饭桌上的两个菜碟也是花样翻新：芹菜、萝卜、豆角、洋芋都成为刀法精细的凉盘，味美色佳。
当时，经过1958年大跃进的折腾，饥饿的阴云已经开始聚集，我常常感到吃不饱。在德令哈农场做客的这段日子，我不仅吃得好、睡得香，而且跟着表嫂挖野菜、打猪草，上山下河，寻奇觅趣，玩得十分开心，简直不想回去了。我和二舅一家约定，来年暑假再到德令哈，干脆住上一个月。可惜，由于种种变故，我未能赴约。“文革”中，农场造反派揪出了“走资派”，二舅因受过保护，又有“历史问题”，自然受到株连。他们一家被遣返到湟源，一竿子插到底，又回到当年离开的老家董家脑，成为地地道道的庄稼人，直到八十年代，二舅和大表哥才恢复公职。
当我再次踏进柴达木，已经是20年以后了。1979年秋天，我和另一位女记者受《青海日报》委派，深入柴达木采访。我们从兰州坐火车到敦煌，转乘汽车到冷湖，再由冷湖至花土沟、茫崖、大柴旦，最后到格尔木，历时一个月，行程数千里。如果说，当年仅仅见识了戈壁绿洲德令哈的旖旎风情的话，那么，这次则是全面感受了柴达木的浩瀚与广袤，雄浑与苍凉，神奇与蛮荒。
第三次叩访柴达木是1984年，那次是陪同上海来的一位老作家。我们乘一部北京吉普，一路走，一路停，先在茶卡盐湖访向上海知青；再到乌兰希里沟采访小麦专家“王忙忙”（此为绰号，真名我已记不得了）；接着在德令哈寻找可鲁克湖上的养鱼能手应百才；又到冷湖接触一些已成为骨干的油田大学生……写出了一批通讯、散记、专访等。那次的路线是最长的，纵横柴达木之后，再穿越甘新交界的星星峡，到达东疆门户哈密。在哈密市委书记韩鹏图的全程陪同下，赴巴里坤探望从格尔木迁来的哈萨克牧民，在美丽的草原上度过了难忘的一天。我们还结识了几位在哈密颇有影响的上海人，在他们爬满葡萄藤的小院里做客，倍感温馨。
40天的旅程，充满了惊喜和快乐，伴随着歌声和笑语。当然，也承受了暴风沙尘的洗礼，经历了迷路失途之险情，那一切，可以用“八千里路云和月”来概括，至今珍存在我的记忆屏幕上，不时出现在我的梦境中，即使离开青海18年之后，仍然清晰如初。这些年，酷爱旅游的我，踏访了不少名山大川，见识了许多文明故址。回过头来看，柴达木的魅力丝毫不减，因为那里留下了我的几行浅浅的足迹，还有一段少女时代的美好回忆。
(作者单位:重庆日报报业集团)
第一次走进柴达木，还是1959年夏季，我才16岁，刚考上高中，趁着暑假，前往德令哈农场看望二舅。我先从湟源坐汽车到西宁，找到德令哈农场办事处的大表哥，他为人热情好客，朋友极多，公关能力强，人称“董大使”。表哥略使“外交”手腕，就让一位刚装完货的卡车司机答应捎上我，一路食宿由他负责，保证两日内到达德令哈。这位司机技术不错，路上没出一点麻烦，在预定的时间内到达了目的地。当时的德令哈，刚刚迈开建设的步伐，已经显出了日新月异之貌，气象万千之势，沿着清澈晶莹的巴音河两岸，一座戈壁新城的雏型已经凸现。
二舅家在德令哈农场家属区，两扇小小的木板门，一只可爱的小花狗卧在门前，看到生人来到，“汪汪”地叫了起来。大表嫂满面笑容地前来开门，一看是我，惊喜地说：“早上喜鹊喳喳地叫哩，原来是远客来了。”表嫂拉着我进了大门，只见院子收拾得十分整齐，石头垒起的一个小花坛是院里的亮点，金盏花、大丽花开得热烈耀眼，几只母鸡在院子里悠闲地散步，猪圈里还有几头猪，用嘴拱着圈门，也想出来凑热闹。
二舅和舅妈也走出房门来迎接，我将一包点心递上，算是见面礼。进门上了炕，我抬眼打量了一下房间，虽说是粗糙的干打垒，但布置得清清爽爽，墙上贴着报纸，又用白纱布做了一圈炕帷，已经看不出土坯的本来面目了。炕上放着一个小炕桌，代替了茶几的作用。我一面喝茶，一面回答二舅和舅妈迫不及待的问题，大表嫂下厨房做饭去了，两个侄子还没放学。
这里必须交代一下，二舅当时是戴罪之身。1957年，他身为湟源牧校教导主任，却反对大量保送贫下中牧子女，说过什么“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之类的话，被划为“右派”，送到德令哈农场劳动教养。由于他表现良好，加之身体文弱，动辄生病，农场领导特批将家属迁来，照料他的生活。于是，舅妈和大表嫂放弃了湟源县城居民的身份，来到陌生的德令哈，大表哥也从湟源人民银行调到德令哈农场办事处工作。
文质彬彬的二舅一如既往地衣着整洁，举止优雅，毫无“改造人员”的猥琐和邋遢。在许多文学作品中，劳改农场和人间地狱相差无几，“右派分子”们被折磨得九死一生。但我看到的德令哈农场处处充满阳光，鲜花开放；身为罪人的二舅气定神闲，谈吐从容。难道这里是一块净土，人间真情取代了阶级斗争？抑或舅舅巧妙地掩饰了内心的痛楚？
谈话间，舅舅情不自禁地夸起了舅妈：“古代有孟姜女万里寻夫，哭倒长城，你舅妈从湟源漂到海西，也有上千里的路了，可以称做现代孟姜女吧！”我连忙附和：“不光象中国的孟姜女，更象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舅妈茫然地笑笑，对我说：“你二舅被我惯坏了，走到哪里也放心不下，只得跟着来呗！”舅舅又说：“你舅妈身体也不好，前不久腹腔积水，连炕也下不了，全靠你大嫂昼夜伺候，农场的医生精心治疗，才算转危为安，化险为夷。如果你舅妈走了，我也活不下去……”
我相信，这是舅舅的肺腑之言。提起二舅和二舅妈的感情，真是一部传奇！他俩纯粹是包办婚姻，结婚前连面都没见过。天资聪颖勤奋好学的二舅是四个舅舅中的尖子，他17岁时考上了北京大学，外公怕他一去不复返，就突击给他娶亲。新娘比新郎大一岁，裹着一双小脚，大字不识几个，连名字都不会写。如果按现在的观点看，这种夫妻根本没有共同语言，肯定不会长久。然而，二舅和舅妈相敬如宾，情深意笃，共同生活了70多年，直到2000年才相继辞世。
听我母亲讲，二舅从北京大学学成归来之时，风华正茂，英俊儒雅，正是一个男人最有光彩的年纪，对女人很有吸引力。当时，他担任西宁女中校长，不少女学生暗恋他，有勇敢者还写情书给他，表白倾慕之情。为了摆脱无谓的纠葛，也为了保护对方的名誉，二舅将舅妈从湟源接到西宁，在学校附近找了房子安置下来。他有意将舅妈带到学校，主动给追求他的女学生介绍这位小脚师母。从此，女学生们除了更加尊重他，再也不敢抱别的希望了。
当然，舅妈眉清目秀，长得很好看，又会操持家务，教育子女、招待亲朋也自有过人之处，为二舅省了不少心。从某个角度看，知识分子找个文盲妻子，倒有利于家庭稳定，儿女成材。二舅的四子二女都很有出息，表嫂们也麻利勤快，孙辈中还出了桥梁专家、银行行长等小有名气的人物。除了遗传因素，应归功于舅妈调教有方。她的能干和贤惠成为家族中的榜样，令三位妯娌既羡慕，又嫉妒，只能无奈地感叹：“人家二嫂命好！”
在我小住半个月的日子里，亲眼看到许多感人的细节：每天二舅收工回来，舅妈迎出去替他掸尘，上炕前又为他脱鞋，打开棉褥盖到他腿上，连褥角都要细心地压展。每当倒茶端饭，都是双手满碗，先看着二舅吃完第一碗，她才肯盛饭。我深知，当时只靠大表哥一个人的工资，要养活一家六七口人很不容易。即使手头再紧，二舅碗里的荷包蛋是保证了的，饭桌上的两个菜碟也是花样翻新：芹菜、萝卜、豆角、洋芋都成为刀法精细的凉盘，味美色佳。
当时，经过1958年大跃进的折腾，饥饿的阴云已经开始聚集，我常常感到吃不饱。在德令哈农场做客的这段日子，我不仅吃得好、睡得香，而且跟着表嫂挖野菜、打猪草，上山下河，寻奇觅趣，玩得十分开心，简直不想回去了。我和二舅一家约定，来年暑假再到德令哈，干脆住上一个月。可惜，由于种种变故，我未能赴约。“文革”中，农场造反派揪出了“走资派”，二舅因受过保护，又有“历史问题”，自然受到株连。他们一家被遣返到湟源，一竿子插到底，又回到当年离开的老家董家脑，成为地地道道的庄稼人，直到八十年代，二舅和大表哥才恢复公职。
当我再次踏进柴达木，已经是20年以后了。1979年秋天，我和另一位女记者受《青海日报》委派，深入柴达木采访。我们从兰州坐火车到敦煌，转乘汽车到冷湖，再由冷湖至花土沟、茫崖、大柴旦，最后到格尔木，历时一个月，行程数千里。如果说，当年仅仅见识了戈壁绿洲德令哈的旖旎风情的话，那么，这次则是全面感受了柴达木的浩瀚与广袤，雄浑与苍凉，神奇与蛮荒。
第三次叩访柴达木是1984年，那次是陪同上海来的一位老作家。我们乘一部北京吉普，一路走，一路停，先在茶卡盐湖访向上海知青；再到乌兰希里沟采访小麦专家“王忙忙”（此为绰号，真名我已记不得了）；接着在德令哈寻找可鲁克湖上的养鱼能手应百才；又到冷湖接触一些已成为骨干的油田大学生……写出了一批通讯、散记、专访等。那次的路线是最长的，纵横柴达木之后，再穿越甘新交界的星星峡，到达东疆门户哈密。在哈密市委书记韩鹏图的全程陪同下，赴巴里坤探望从格尔木迁来的哈萨克牧民，在美丽的草原上度过了难忘的一天。我们还结识了几位在哈密颇有影响的上海人，在他们爬满葡萄藤的小院里做客，倍感温馨。
40天的旅程，充满了惊喜和快乐，伴随着歌声和笑语。当然，也承受了暴风沙尘的洗礼，经历了迷路失途之险情，那一切，可以用“八千里路云和月”来概括，至今珍存在我的记忆屏幕上，不时出现在我的梦境中，即使离开青海18年之后，仍然清晰如初。这些年，酷爱旅游的我，踏访了不少名山大川，见识了许多文明故址。回过头来看，柴达木的魅力丝毫不减，因为那里留下了我的几行浅浅的足迹，还有一段少女时代的美好回忆。
(作者单位:重庆日报报业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