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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时代的音乐史研究及评述往往具有一种显著的风险:一是在对其作曲家的生平,时代背景,创作特征及风格的文字记录中丧失了自己的品格,扮演一名跑龙套的角色;一是洋洋洒洒地在作品的“背后”制造某种粗糙的理论注脚,使人们最终怀疑其史学研究是否具有价值。 舍弃原先早已熟悉而陈旧的理论模式,重新建立一种更加适合于历史和时代的崭新的音乐史研究框架,是非常迫切的任务。 这也应该是我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