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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开始得到大幅度的发展，随着佛教的发展，佛学文化对整个社会都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而在服饰方面，不仅僧人的服装开始出现变化，宗教服饰也影响到日常生活的服饰文化。
【关键词】佛学文化；魏晋南北朝；服饰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的综合实力和经济实力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动荡和混乱以及多个王朝的更迭，让东西方文化顺利在这片神州大地上交汇，佛教也顺应着历史的潮流，发展成为主流宗教之一，与中华文化有机结合，逐渐出现本土化倾向，并影响到政治、社会、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受到佛学文化影响的魏晋南北朝服饰独具特色，承上启下，也对之后的服饰文化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南北朝时期佛学文化的本土化及其影响
东汉衰落之后，中国陷入战火纷飞的动荡之中，南北王朝起此彼伏，相互割据对峙。这种混乱的局面，使得西汉以来构建的儒法礼制体系出现崩塌，社会文化出现混乱局面，《抱朴子·讥惑篇》有载：“丧乱以来，事物屡变，冠履衣服，袖袜财制，日月改易，无复一定，乍长乍短，一广一狭，忽高忽卑，或粗或细，所饰无常，以同为快”。
东汉末年进入中原的佛教因其宣传的生命轮回学说，得到统治者的重用，成为新的思想领域的统御工具。佛学文化进入中原后，迅速依靠“用高深精致的哲理去俘虏知识界，又用权设方便的形象说教去俘虏下层民众，因而影响迅速扩展”。当时帝王将相尽趋之若鹜，如梁武帝萧衍曾定佛教为“国教”，杜牧的诗文中也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感慨。据统计，这一时期共译出佛经1000多部，3437卷，都城建康就有寺院500余所，僧尼10多万，以至于“普天信向，家家齐戒，人人仟礼，处处梵音”，佛教在魏晋南北朝的兴盛可见一斑。艰难的生活和残酷的现实社会，让相当一部分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唯有去寻找信仰来增加活下去的信心，而正在这种背景下，佛教文化顺利得到百姓的接纳。
佛教对于中国的影响，还体现在艺术、雕像等方面。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艺术中的犍陀罗艺术被广泛运用在彩绘壁画和泥塑上，如新疆、敦煌、云岗、广元等地的石窟艺术，都是在原有佛教艺术的基础之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和特色形成的独具本土特色的佛教艺术。而这些艺术特色，也渐渐影响到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念，从而直接影响到服饰文化的发展，对魏晋南北朝的服饰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变。
二、魏晋南北朝佛教服饰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佛教得到当时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佛教本身的衣服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相对佛教的发源地而言，我国的僧衣在发展过程中，充分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结合，不仅名称较多，形制也渐渐中国化。游僧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的幕后功臣，对佛教的传入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百衲衣”是游僧纵游四方，吃百家饭的服饰，梁代慧皎的《高僧传》卷六《义解·释慧持传》中有载：“持形长八尺，风神俊爽，常蹑草履，纳衣半胫”。一般而言，“百衲衣”是由有施主衣、无施主衣、死人衣、往还衣和粪扫衣五种衣服的碎衣片缝补而成，一直到僧侣的地位得到提升，佛教文化得到大幅度推广，游僧慢慢变成地方寺庙的僧人，百衲衣才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三衣”、“五衣”、“袈裟”和“天衣”等。三衣为僧伽梨、安陀会和郁多罗僧，分别用于出入城镇、进入王宫和集会；日常作业和就寝；和于听讲、礼诵等。梁代慧皎的《高僧传》卷十《唱导·昙光传》中同样有载：“宋明帝于湘宫设会，闻光唱导，帝称善，即敕赐三衣瓶钵”。五衣则是在三衣的基础上，多了僧袛支和厥修罗，前者左开右合，上长过腰。穿时覆在左肩，掩于两腋，可供僧人和尼姑使用。后者专用于尼姑，以长方形布帛制作，缝纳两侧，穿时伸入双腿，腰系纽带。
相信很多人会对《西游记》中唐僧那件火烧不破的袈裟记忆犹新，而在魏晋南北朝时，袈裟就开始成为僧人的服饰之一。《高僧传》卷四《义解·东莞竺僧度传》中有载：“且披袈裟，振锡杖，饮清流，泳波若，虽王公之服，八珍之膳，铿锵之声，炜晔之声，不与易也”，将袈裟作为僧人的标准服饰之一。佛教中认为，袈裟有五种功德：如有一小块袈裟，敬重之可常胜于他人；真心敬重袈裟可达三乘果位；真心敬重袈裟可在三乘道上不退转；得袈裟乃至四寸，即有充足饮食；若众生都能想到袈裟，便可生慈悲之心，化解冲突。正因佛教中对袈裟的重视，我国的佛学文化也对袈裟的颜色和质地按照我国的传统进行了改变。为了宣扬佛学和提高僧侣的地位，主持仪式和讲经诵法的高级僧人多身着金缕织成的高级袈裟，“遣使送释迦牟尼佛袈裟一，长二丈余。帝以审是佛衣，应有灵异，遂烧之以验虚实，置于猛火之上，经日不燃”。这与《西游记》中的记载相似，但在此之前，《三国志》卷四《魏书·齐王芳纪》就已经有载：“景初三年二月，西域重译献火浣布”，《异物志》中也有载：“斯调国有火州，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死。有木生于其中而不消也，枝皮更活，秋冬火死则皆枯瘁。其俗常冬采其皮以为布，色小青黑；若尘垢汙之，便投火中，则更鲜明也”，《傅子》有云：“汉桓帝时，大将军梁冀以火浣布为单衣，常大会宾客，冀阳争酒，失杯而汙之，伪怒，解衣曰：‘烧之。’布得火，炜晔赫然，如烧凡布，垢尽火灭，粲然洁白，若用灰水焉”。而在一些神话传记中，也进行了阐述，如《神异经》中有说：“南荒之外有火山，长三十里，广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烬之木，昼夜火烧，得暴风不猛，猛雨不灭。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长二尺馀，细如丝，可以作布。常居火中，色洞赤，时时出外而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续其毛，织以为布”。因此，《西游记》中的描绘并非无中生有，魏晋南北朝时便用火浣布制作袈裟，从而炫耀佛法。除此之外，还有天人所着的“天衣”，《南齐书·舆服志》中对此有过描写：“衮衣，汉世出陈留襄邑所织。宋末用绣及织成，建武中，明帝以织成重，乃采画为之，加饰金银薄，世亦谓为天衣”。
三、佛学文化影响下的魏晋南北朝服饰 魏晋南北朝时，发饰和颈饰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开始出现一些改变，如一些斧械戈戟造型的发饰，融入到之前以花鸟为主的发饰造型中，“惠帝元康时期，妇女之饰有五兵佩，又以金银玳瑁之属，为斧械戈戟，以当弃”。在考古中，南京泉山晋基出土了斧械形状的金簪。除了造型上，饰品的纹样也有了一定的改变，如兽王锦、对鸟对兽纹绮等。而其中忍冬纹、莲花纹等则受佛教文化影响颇深，极大丰富了当时的服饰品种，为魏晋南北朝服饰增添了一抹独特的色彩。
忍冬纹源自印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应用。实际上，忍冬是一种植物，寒冷不落，凛冬不凋，也称“金银花”、“金银藤”，在佛教文化中喻为“人的灵魂不灭、轮回永生”。因佛教的盛行，南北朝时忍冬纹不仅出现在饰品上，甚至还会作为衣服的边缘装饰。菱格忍冬纹绮花纹单位长5厘米，宽2.2厘米，出土自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307号北朝墓。花纹单位呈菱形，四周以两色的点状并列排布，衔接点装饰圆形莲花，莲花呈八瓣状，左右、上下对齐，异常工整。花纹内正中央是一只凤凰，上下为正在盛开的忍冬花，凤凰成对鸟，左侧双脚立地，双翅绽开，右侧单脚立地，体型较左侧的大一些，可能象征一凤一凰。此外，“天王化生纹”也是受到佛教文化影响的一种服饰装饰。天王化生纹由“天王”字样、莲花和半身佛像构成，象征着“凡人若能够苦心修行，死后定能化生成佛”。无论是“天王”，还是莲花和佛像，都有着浓浓的佛教文化色彩，也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已经将佛学文化与本土的吉祥平安融合到了一起。同时，“童子戏莲”的图案也出现在服饰之上。在佛学文化中，莲花被赋予“净土”的含义，象征“纯洁”和“吉祥”，随着佛学的盛行，莲花也广泛传播，并结合本土对于莲花的认知和“太子莲华经”的寓意，创造出了“童子戏莲”，寓意着多子多孙，家族繁荣。
魏晋南北朝时期服饰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受到佛学文化中开放、坦然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在妇女服饰方面，开始出现修身式的衣服款式和袒胸式的衣服款式，飘带和披肩成为人们在服饰上抒发内心情感的一种方式。而在北朝时期，不少人将头发梳成各种“螺髻”，佛教中传说释迦牟尼的头发就是螺旋的。《绣阿弥佛赞》有载：“金身螺髻，玉毫绀目”，《北齐校书图》中女侍便有着各种各样的螺髻。而《颜氏家训·勉学》中则有载：“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魏晋南北朝时期男子服装以长衫为主，具有宽大敞袖的特点，这种袒胸露臂不拘礼法的服饰风格，体现了佛学文化中自由和平等，也象征着佛学文化的平民化、民族化和自由化。
参考文献：
[1]阮荣春.就日本文化厅藏画纹带佛兽镜——论“褒衣博带式”佛像的产生[J].东南文化，1992（Z1）：141-142.
[2]宋湲.论中国服饰文化的传承与变异[J].哈尔滨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5）：136-140.
【关键词】佛学文化；魏晋南北朝；服饰
【中图分类号】B948 【文献标识码】A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的综合实力和经济实力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动荡和混乱以及多个王朝的更迭，让东西方文化顺利在这片神州大地上交汇，佛教也顺应着历史的潮流，发展成为主流宗教之一，与中华文化有机结合，逐渐出现本土化倾向，并影响到政治、社会、文化艺术等各个方面。受到佛学文化影响的魏晋南北朝服饰独具特色，承上启下，也对之后的服饰文化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南北朝时期佛学文化的本土化及其影响
东汉衰落之后，中国陷入战火纷飞的动荡之中，南北王朝起此彼伏，相互割据对峙。这种混乱的局面，使得西汉以来构建的儒法礼制体系出现崩塌，社会文化出现混乱局面，《抱朴子·讥惑篇》有载：“丧乱以来，事物屡变，冠履衣服，袖袜财制，日月改易，无复一定，乍长乍短，一广一狭，忽高忽卑，或粗或细，所饰无常，以同为快”。
东汉末年进入中原的佛教因其宣传的生命轮回学说，得到统治者的重用，成为新的思想领域的统御工具。佛学文化进入中原后，迅速依靠“用高深精致的哲理去俘虏知识界，又用权设方便的形象说教去俘虏下层民众，因而影响迅速扩展”。当时帝王将相尽趋之若鹜，如梁武帝萧衍曾定佛教为“国教”，杜牧的诗文中也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感慨。据统计，这一时期共译出佛经1000多部，3437卷，都城建康就有寺院500余所，僧尼10多万，以至于“普天信向，家家齐戒，人人仟礼，处处梵音”，佛教在魏晋南北朝的兴盛可见一斑。艰难的生活和残酷的现实社会，让相当一部分百姓流离失所，苦不堪言，唯有去寻找信仰来增加活下去的信心，而正在这种背景下，佛教文化顺利得到百姓的接纳。
佛教对于中国的影响，还体现在艺术、雕像等方面。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艺术中的犍陀罗艺术被广泛运用在彩绘壁画和泥塑上，如新疆、敦煌、云岗、广元等地的石窟艺术，都是在原有佛教艺术的基础之上，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和特色形成的独具本土特色的佛教艺术。而这些艺术特色，也渐渐影响到当时人们的审美观念，从而直接影响到服饰文化的发展，对魏晋南北朝的服饰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改变。
二、魏晋南北朝佛教服饰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佛教得到当时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佛教本身的衣服也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变。相对佛教的发源地而言，我国的僧衣在发展过程中，充分与我国的实际情况结合，不仅名称较多，形制也渐渐中国化。游僧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兴盛的幕后功臣，对佛教的传入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百衲衣”是游僧纵游四方，吃百家饭的服饰，梁代慧皎的《高僧传》卷六《义解·释慧持传》中有载：“持形长八尺，风神俊爽，常蹑草履，纳衣半胫”。一般而言，“百衲衣”是由有施主衣、无施主衣、死人衣、往还衣和粪扫衣五种衣服的碎衣片缝补而成，一直到僧侣的地位得到提升，佛教文化得到大幅度推广，游僧慢慢变成地方寺庙的僧人，百衲衣才渐渐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三衣”、“五衣”、“袈裟”和“天衣”等。三衣为僧伽梨、安陀会和郁多罗僧，分别用于出入城镇、进入王宫和集会；日常作业和就寝；和于听讲、礼诵等。梁代慧皎的《高僧传》卷十《唱导·昙光传》中同样有载：“宋明帝于湘宫设会，闻光唱导，帝称善，即敕赐三衣瓶钵”。五衣则是在三衣的基础上，多了僧袛支和厥修罗，前者左开右合，上长过腰。穿时覆在左肩，掩于两腋，可供僧人和尼姑使用。后者专用于尼姑，以长方形布帛制作，缝纳两侧，穿时伸入双腿，腰系纽带。
相信很多人会对《西游记》中唐僧那件火烧不破的袈裟记忆犹新，而在魏晋南北朝时，袈裟就开始成为僧人的服饰之一。《高僧传》卷四《义解·东莞竺僧度传》中有载：“且披袈裟，振锡杖，饮清流，泳波若，虽王公之服，八珍之膳，铿锵之声，炜晔之声，不与易也”，将袈裟作为僧人的标准服饰之一。佛教中认为，袈裟有五种功德：如有一小块袈裟，敬重之可常胜于他人；真心敬重袈裟可达三乘果位；真心敬重袈裟可在三乘道上不退转；得袈裟乃至四寸，即有充足饮食；若众生都能想到袈裟，便可生慈悲之心，化解冲突。正因佛教中对袈裟的重视，我国的佛学文化也对袈裟的颜色和质地按照我国的传统进行了改变。为了宣扬佛学和提高僧侣的地位，主持仪式和讲经诵法的高级僧人多身着金缕织成的高级袈裟，“遣使送释迦牟尼佛袈裟一，长二丈余。帝以审是佛衣，应有灵异，遂烧之以验虚实，置于猛火之上，经日不燃”。这与《西游记》中的记载相似，但在此之前，《三国志》卷四《魏书·齐王芳纪》就已经有载：“景初三年二月，西域重译献火浣布”，《异物志》中也有载：“斯调国有火州，在南海中。其上有野火，春夏自生，秋冬自死。有木生于其中而不消也，枝皮更活，秋冬火死则皆枯瘁。其俗常冬采其皮以为布，色小青黑；若尘垢汙之，便投火中，则更鲜明也”，《傅子》有云：“汉桓帝时，大将军梁冀以火浣布为单衣，常大会宾客，冀阳争酒，失杯而汙之，伪怒，解衣曰：‘烧之。’布得火，炜晔赫然，如烧凡布，垢尽火灭，粲然洁白，若用灰水焉”。而在一些神话传记中，也进行了阐述，如《神异经》中有说：“南荒之外有火山，长三十里，广五十里，其中皆生不烬之木，昼夜火烧，得暴风不猛，猛雨不灭。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长二尺馀，细如丝，可以作布。常居火中，色洞赤，时时出外而色白，以水逐而沃之即死，续其毛，织以为布”。因此，《西游记》中的描绘并非无中生有，魏晋南北朝时便用火浣布制作袈裟，从而炫耀佛法。除此之外，还有天人所着的“天衣”，《南齐书·舆服志》中对此有过描写：“衮衣，汉世出陈留襄邑所织。宋末用绣及织成，建武中，明帝以织成重，乃采画为之，加饰金银薄，世亦谓为天衣”。
三、佛学文化影响下的魏晋南北朝服饰 魏晋南北朝时，发饰和颈饰受到佛教文化的影响，开始出现一些改变，如一些斧械戈戟造型的发饰，融入到之前以花鸟为主的发饰造型中，“惠帝元康时期，妇女之饰有五兵佩，又以金银玳瑁之属，为斧械戈戟，以当弃”。在考古中，南京泉山晋基出土了斧械形状的金簪。除了造型上，饰品的纹样也有了一定的改变，如兽王锦、对鸟对兽纹绮等。而其中忍冬纹、莲花纹等则受佛教文化影响颇深，极大丰富了当时的服饰品种，为魏晋南北朝服饰增添了一抹独特的色彩。
忍冬纹源自印度，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应用。实际上，忍冬是一种植物，寒冷不落，凛冬不凋，也称“金银花”、“金银藤”，在佛教文化中喻为“人的灵魂不灭、轮回永生”。因佛教的盛行，南北朝时忍冬纹不仅出现在饰品上，甚至还会作为衣服的边缘装饰。菱格忍冬纹绮花纹单位长5厘米，宽2.2厘米，出土自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307号北朝墓。花纹单位呈菱形，四周以两色的点状并列排布，衔接点装饰圆形莲花，莲花呈八瓣状，左右、上下对齐，异常工整。花纹内正中央是一只凤凰，上下为正在盛开的忍冬花，凤凰成对鸟，左侧双脚立地，双翅绽开，右侧单脚立地，体型较左侧的大一些，可能象征一凤一凰。此外，“天王化生纹”也是受到佛教文化影响的一种服饰装饰。天王化生纹由“天王”字样、莲花和半身佛像构成，象征着“凡人若能够苦心修行，死后定能化生成佛”。无论是“天王”，还是莲花和佛像，都有着浓浓的佛教文化色彩，也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人们已经将佛学文化与本土的吉祥平安融合到了一起。同时，“童子戏莲”的图案也出现在服饰之上。在佛学文化中，莲花被赋予“净土”的含义，象征“纯洁”和“吉祥”，随着佛学的盛行，莲花也广泛传播，并结合本土对于莲花的认知和“太子莲华经”的寓意，创造出了“童子戏莲”，寓意着多子多孙，家族繁荣。
魏晋南北朝时期服饰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受到佛学文化中开放、坦然思想的影响，尤其是在妇女服饰方面，开始出现修身式的衣服款式和袒胸式的衣服款式，飘带和披肩成为人们在服饰上抒发内心情感的一种方式。而在北朝时期，不少人将头发梳成各种“螺髻”，佛教中传说释迦牟尼的头发就是螺旋的。《绣阿弥佛赞》有载：“金身螺髻，玉毫绀目”，《北齐校书图》中女侍便有着各种各样的螺髻。而《颜氏家训·勉学》中则有载：“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魏晋南北朝时期男子服装以长衫为主，具有宽大敞袖的特点，这种袒胸露臂不拘礼法的服饰风格，体现了佛学文化中自由和平等，也象征着佛学文化的平民化、民族化和自由化。
参考文献：
[1]阮荣春.就日本文化厅藏画纹带佛兽镜——论“褒衣博带式”佛像的产生[J].东南文化，1992（Z1）：141-142.
[2]宋湲.论中国服饰文化的传承与变异[J].哈尔滨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5）：136-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