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带来的不仅仅只是制度的变革，也是观念、文化和思维方式的转变。
　　经济学家樊纲在其新书《制度改变中国》一书，深入探讨中国市场经济的制度变革，涉及到国家职能、企业制度、文化意识等方方面面，用典型案例来说明制度变迁对国家的影响，给读者展示了一条清晰的思维线条。
　　比如，究竟应该怎样看待中华文化传统？作者从制度层面做出了深度剖析。
　　中国文化传统比较重视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和非正式制度的安排，这有利于在一些情况下节省短期交易成本，但从长期看，不利于形成现代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稳定的制度结构，不利于实现现代社会生产与市场关系需要的经济体制。
　　20世纪中叶，一批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史，又使人们重新审视中国文化传统中所包含的现代化潜力。有人把东亚高速增长区域称为“亚洲伦理工业区”，认为由于儒家文化比西方社会更加重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赖，较之西方文化更适合现代化的要求。但从文化伦理的深层次看并非如此简单，樊纲提出了关于理性化的行为理性和功能理性，前者更加注重传统文化因素对人际关系的制约，从而决定人们的行为，这也可以形成规则和约束；而后者是经过多方利益集团的反复谈判、争议，甚至斗争中形成的成文的行为约束，体现在一定的法律程序之中，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在社会机构的保证下得到执行或强制执行，不会因情况差异而变化。
　　如果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似乎更加注重“人治”，法律、规章都可以因人而异、因事而异的改变。这些的确是我们在历史和现实中都不难看到的现象。但是转换一下视角，从中国文化五千多年历史都能够存活下来，这必然有着内在多重适应性，人们注意到中国人的保守传统，文化越是古老，与新的生存环境反差越大，保守性就越明显，但中国文化在数千年所表现出的顽强生存力，正是在保守传统的大罩中所孕育的顽强的存活能力——灵活性。不追求形式上的正规化，也可以形成一种不求形式，只重内容的实用主义文化，这种文化就可以较高的灵活性去应对环境多变的复杂情况。
　　中国30多年改革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这种“重内容不重形式”的文化基础，人们在改革中首先在事实上采取了与正式规则相冲突的行为，改变了事实上的行为约束，创造出各种新的经济关系，使改革红利得以充分发挥。灵活性在改革中层出不穷，推动了改革，催生了新制度。比如，农村集体经济的形式没有变，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中国农村事实上出现了农户经济；正式的市场不允许，私下的“灰市”却发展起来了。多少改革以不争论，先试验；不理论，看效果的形式推进着，使中国文化的灵活性在改革中的效应发挥到极致。
　　中华民族是要永远向前发展的，在充分的发挥民族精神之同时，我们对人类世界发展中的优秀文化同样可以接纳吸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是法治的经济，需要有一系列强制人与人之间关系行为规范的制度以及法律，“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表明了执政者将把国家推向法治化轨道的坚定信念。
　　“以律均清浊，以法定治乱”，唯有此，中华民族才会在这场制度变革与社会转型中，推进市场化、法制化、民主化的改革。

《制度改变中国：制度变革与社会转型》

　　作者：樊纲
　　出版：中信出版社
　　定价：42.3元

《论个体主义：人类学视野中的现代意识形态》

　　作者：[法]路易·迪蒙
　　出版：译林出版社
　　定价：30元
　　现代意识形态以全体社会从属于代表道义、独立和主权的个人为表征。这种意识形态将西方社会与其他社会区分开来，后者坚持以全体社会为价值主体，并倡导个人从属于社会。

《广岛》

　　作者：[美]约翰·赫西
　　出版：广西师大出版社
　　定价：38元
　　普利策奖获得者约翰·赫西应邀调查广岛原子弹爆炸，用清晰、冷静而克制的文字，记录了六个普通人的平常经历和他们四十年的人生轨迹，折射出“被爆者”一代的创伤记忆。

《顾顺章：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

　　作者：劉育钢
　　出版：当代中国出版社
　　定价：32元
　　从青帮小头目到中央特科首脑人物，再到投靠国民党，顾顺章身后留下了一串串谜团。

《死亡百科全书》

　　作者：[南]丹尼洛·契斯
　　出版：中信出版社
　　定价：39元
　　“我”在图书馆找到了记录1789年以来所有普通人的传记的百科全书，这时“我”才获知了去世的父亲的全部真相。

《扯平》

　　作者：[美]伍迪·艾伦
　　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
　　定价：28元
　　伍迪·艾伦的第一部幽默文集，包含17篇曾在《纽约客》等刊物上发表的短篇文章，集结了他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写作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