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德拉的“主编式全知视角”

　　2020年2月21日的《洛杉矶书评》网站上，刊载了吉娜·弗兰基洛评论米兰·昆德拉的文章，题为《在其宏伟中有奇异的相等：论米兰·昆德拉与手法》。
　　弗兰基洛提请我们特别注意昆德拉小说中经常出现、但却迄今未受到足够重视的叙事视角：“主编式全知视角”，在他看来，纵观昆德拉的整个小说创作，从《好笑的爱》到《不朽》，对于此一“主编式全知视角”之变异形态、演进形式以及矛盾冲突的反复实验，都是昆德拉的自觉追求。
　　在《好笑的爱》里所收录的《搭车游戏》中，昆德拉即开始展示这种视角，它既是全知的，又似乎是不动声色、冷静客观的。在这篇小说里，人物的哲学观点似乎得到了空前深入和精确的发展，但我们还是可以说，这些人物依然还只是一些“类型”，是作者思想的喉舌。从一开始，昆德拉最为关心的，就是即使在面对“自由”时，我们是如何置自身与他人于陷阱之中的;尽管充满了哲学意味，但昆德拉的小说读起来却更像是心理象棋大师赛，而非理论或哲学。而到了《笑忘书》，这一视角又开始从貌似冷静客观，向某种更为明确的主观性叙事转变，比如，在《天使们》这一篇中，他将自己的第一人称自传性经验，与他笔下虚构人物的经验混杂在一起，而這些人物有的住在可悲的“真实”世界之中，有的则困在梦魇般的超现实世界之中。就此而言，虽然仍然是在用第三人称，但作为作者的昆德拉却把自己也置入文本之中，他就像一个精明而又固执的导游，不仅为我们分析他笔下的角色，而且还告知我们该如何阅读他的小说。而到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昆德拉则进一步以亲密的第一人称视角告诉读者，他是如何碰巧创造出了笔下人物的：他在小说里写道：“多少年来，我一直想着托马斯。”——这也诱使读者进一步去怀疑，所谓第三人称究竟是真实存在的呢，还是说一切写作不过都是第一人称？最后，在《不朽》里，昆德拉将平行叙事的技巧再推进一步，他一面讲着自己的故事，一面讲着笔下人物阿涅丝的故事，越到最后，两人的故事就越是重合，也因此，叙事者就既是作者，又是小说人物;在这里，作为人物的昆德拉进入了小说世界，这又使得第三人称叙事成为不可能.
　　如今的作家和读者们，能从昆德拉的叙事演进中学到什么呢？弗兰基洛认为，昆德拉一直无惧于展示自身的“主编式”主观性，不管你如何理解他的主观;他也无惧于给出自己的看法，无论是针对古典音乐作曲家，还是身心分离的二元对立;他最终抛弃了自己以前的所谓客观和权威，转而同他笔下的虚构人物一样荒诞、挣扎、犯错。而即使是到了今天，昆德拉小说在形式与内容方面所取得的突破和成就，可能依然还是新颖和摩登的。
　　（韩晓露）

《1984》出版50周年

　　2020年2月号的《社会主义评论》网站上，刊载了约翰·纽辛格针对乔治·奥威尔的名著《1984》的书评，题为《1984及其他》。
　　2019年是《1984》出版五十周年的日子，但时至今日，围绕该书的争论却从未停止——《1984》出版于1949年，其时作者已经病入膏肓，并于1950年1月离世，享年四十六岁。而他英年早逝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这本小说在英国和美国都被右派劫持，并被变成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武器，以捍卫英美的帝国主义利益，同时在全世界范围内打击左派。如今，《1984》又再度成为畅销书，不同地域的不同人群都觉得该书符合他们的生活经验。但如果追根溯源，从奥威尔自己的角度来说，该书究竟意味着什么？
　　纽辛格介绍说，自1930年以来，奥威尔本人就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所以他认为应该彻底剥夺资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而资产阶级根据自身利益所创造的阶级体制也应该被推翻，直至被连根拔除——取而代之的，将会是以“平等”为核心的民主社会主义体制;在他看来，所有这一切转变的发生，又将有赖于工人阶级。之所以有这样的判断，是因为他亲身参与了1936年开始的西班牙内战，并目睹了工人阶级在巴塞罗那的革命，他希望此类革命也会席卷英国和全球，并使得民主社会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取得胜利。但是另一方面，奥威尔又对斯大林主义痛心疾首——小说《动物农场》的写作初衷，就正在于此：这部小说想要告诉人们的是，革命当然有着绝对的正当性，但革命成功之后的“民主”与“平等”又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就将沦为王朝的轮回。换汤不换药。但我们不能因此将《动物农场》理解为反革命，理由很简单，在与友朋的通信中，奥威尔明确表达过革命有遭到背叛的危险：“我想说的是，只有自己争取，才会有革命。”
　　奥威尔曾孜孜不倦地阅读了大量文章、传单和书籍，以弄清苏联阶级斗争的性质;另一方面，参与西班牙内战的见闻和经验又告诉他，左派内部的派系斗争和互相倾轧，又往往会造成诸多亲者痛、仇者快的惨剧。可以说，如果我们不熟悉，或者不愿意正视奥威尔的信仰和他对于工人阶级事业的积极参与甚至流血牺牲，那么我们就完全无法理解奥威尔试图借助《1984》所表达的痛切心情。我们当然也不应该忘记奥威尔对于“普通民众”所寄予的希望：一切都可以归结为逐渐觉醒的普通民众与有产者及其帮凶之间的斗争，而普通民众迟早将会获得最终胜利——在记住《1984》的灰暗与绝望的同时，你也应该记住奥威尔的这一希望。
　　（孙锡莲）

日本印刷工人在二战期间的斗争

　　2020年夏季的“马克思主义左派评论”网站上，刊载了ShomlYoon针对杉浦正男的著作《抵御风暴：日本印刷工人如何抗争军事政权，1935-1945》的书评，该书的英文版刚刚于2019年面世。
　　《抵御风暴》是印刷工人领袖杉浦正男的个人回忆录，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高涨，而他就活跃于那一时期。该书主要记录了杉浦正男在“印刷与出版工人俱乐部”时期的经历，它告诉了我们当时的日本印刷工人是如何反抗帝国主义政权，并捍卫自身和失业者利益的。我们一般所熟悉的说法是，二战时期，日本全民狂热、个个忠于天皇和侵略战争，而杉浦正男的写作动机，就是要打破这一神话，他用丰富细致的细节，为我们描绘了当时日本印刷产业工会是如何艰难生存，并试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 　　Shomi Yoon认为，这本书有许多地方的描述很有历史质感，它生动说明了日本工人参与斗争时的机智灵活。
　　比如，该书介绍说，1934年，杉浦正舅结识了曾活跃于全国劳动组合总联合的日共党员柴田龟一郎，他们一起将工人组织进一个文学圈子——“步行”之中并筹划罢工，而用“文学”的名义，显然是为了避免引起警察的注意。罢工失败后，他们决定组织一个印刷工人社团，到1937年，这个社团发展成印刷工人俱乐部，而为了在开展工会与反战活动时掩人耳目，俱乐部以俳句、电影、棒球等文娱活动小组的名义组织会员和支持者。1938年，他们组织了一次有四百五十人参加的体育日;同年，他们的成员遍布东京一百多座印刷工厂。1940年，随着日本战时迫害的加强，所有工会都被迫加入爱国工业协会，这是一个用来控制劳动力并使其服从于日本战争需要的机构，俱乐部的对策是佯装解散，甚至通过一场假仪式让当局信以为真;与此同时，他们又建立了各种文化小组作为掩護，推行俱乐部的反战活动，并维持印刷工人们之间的联系。
　　再比如，根据杉浦正舅的记述，一方面，二战时期日本政府对内镇压民众，社会底层的不满情绪持续蔓延，反战言论不绝于耳、屡见不鲜;但另一方面，此类不满在很多时候似乎又转化到了其他地方：人们上班的时候迟到早退，干活懒散、监工来了才做做样子，或者对管理人员暴力相向，等等。而杉浦正男组织的俱乐部，则试图将工人的不满与一些社会活动联系起来，比如如何规避街头的警察小屋、如何在参与社会政治活动时保证安全，以及如何与可能的志同道合者交谈，等等。这样一些与权力当局斗智斗勇的组织和联系方式，也为俱乐部的生存甚至壮大，提供了连绵不绝的力量。
　　总的说来，杉浦正男的这本回忆录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于二战时期日本社会——尤其是日本工人的理解，它还为我们展示了黑暗时期反抗力量的坚忍不拔而又灵活多变，就此而言，它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依然还是具有启示意义。

重返1950年代初期的“反对细菌战”运动

　　2020年第1期的《神州展望》杂志上，刊载了陆柳（音译）的文章，题为《关于细菌的想象：在1950年代早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看见敌人》，在文中，作者对1950年代初期的“反对细菌战”运动——特别是其中所涉及的视觉文化、科技史与主体性生成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
　　众所周知，1950年代初，当朝鲜战争爆发时，一场反对美国细菌战的运动在国内轰轰烈烈展开，随后，该运动变成了我们所熟悉的“爱国卫生运动”，并持续至今——当然，时至今日，对于当时的美国是否展开过细菌战，人们依然各执一词，但这并非该文的主旨。作者援引了海外学者所谓“卫生的现代性”的说法，指出，此一时期，“卫生”不仅与群众动员和政治教育有关，而且还逐渐成为划分敌我的“科学”手段，因此又与社会主义主体性的生成密切相关。
　　作者从“显微镜”这一视觉文化装置入手，一方面，正是通过显微镜的放大，关于细菌战的宣传和相关的展览才收获了巨大的成功——人们透过显微镜，近距离地对于细菌有了直观印象，并因此激发起了对于帝国主义行径的愤怒;另一方面，这样的“科学”展示又往往与关于二十世纪中国屈辱历史的叙述——特别是关于“东亚病夫”和日本“731部队”的叙述——联系在一起，因此人们对于细菌战的理解，又迅速地具有了鲜明的政治意涵。作者接着还考察了当时的一部纪录片：《反对细菌战》，根据作者的分析，该片的特点，就是特别讲究“科学”，为了强调这一点，该片甚至不惜牺牲掉很多生动详实但未必“科学”的细节，而完全依照“科学程序”来组织全篇的叙事。但是，对于“科学家”在片中的角色，该片又充满了意味深长的犹疑：作为“科学知识”的掌握者，片中的科学家们占据的，是向普通群众讲授知识的位置;但是，毛泽东时代对于知识分子的态度，以及卫生运动由专家领域向“人民战争”的转变，又使得该片不断调整摄影手法，比如，在拍摄一个实验室场景时，镜头由正面变为透视，如此，观众即可以跟随女研究员的视角，既看到“科学”，又看到“科学行为”本身——换言之，在这样一种观看位置上，受众就不仅仅只是被动的知识接收者，而是占据了参与科学活动的主体位置。另一方面，当拍摄科学家时，我们总是能够看到镜头从对于科学家的描述，快速切换到器皿中的实验动物，这就似乎在两者之间建立起了某种关联性;同时，当科学家在透过显微镜观看时，他们其实又正受到观众的观看——作者认为，这正与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敌友位置不清、主体位置不明有着某种同构关系。
　　作者总结说，这样一场既包含着历史创伤，又与新社会之主体的确立有关的运动，其遗产其实也一直延续至今：在如今的都市化、公共卫生或社会安全等问题那里，我们都能看到它或明或暗的影响。
　　（付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