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年前的仲夏，我头顶烈日，蹬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向四十里之外的母校奔去。班主任陈老师告诉我：中考成绩还行，全校第三名，考取师范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
　　我喜忧参半地赶回家，看见夕阳余晖下在田里忙着收割早稻的家人，我换下汗流浃背的父亲，一边踩着打谷机，一边把结果告诉他们。母亲肩挑一百多斤的稻谷，闻言轻轻地“嗯”了一声，布满皱纹的黝黑的脸庞露出一丝微笑。
　　乡村的八月依然是双抢时节，不知不觉就进入了新一輪的插秧热潮。那一天，当我挑着秧苗在田间地头来回奔走的时候，有人兴冲冲地跑过来，手里挥舞着一份通知书，嘴里大喊：“起乐考上师范了！起乐考上师范了！……”乡亲们像赶集似的聚拢到田埂上，满怀欣悦地议论起来：
　　“我们山沟里飞出了金凤凰啊！”
　　“乐子跳出农门了！”
　　……
　　我手捧通知书，不知道什么时候扁担掉进了水沟里。
　　晌午，火球似的骄阳炙烤着散发秧苗清香气息的田野。父亲坐在大门旁的石板凳上，“吧嗒吧嗒”地抽着生烟。母亲提着满篮子的蔬菜瓜果，顾不上擦拭脸上的汗珠，生活的沉重已使她不苟言笑。父亲递给我一碗自家制作的凉茶：“乐子考到了师范，是光宗耀祖的大好事，我想请地理先生挑个好日子，邀请亲戚和老师，简单准备几桌酒席，庆祝庆祝。”母亲眉头紧锁起来：“乐子的学费，八字都还没有一撇！”停了一会儿，母亲又信心满怀地说：“好吧！反正都是借，就向他舅舅多借一些吧。再说，以前邻居大哥的二儿子读大学的时候，不是也做酒（办酒宴）了吗？”我鼻子一酸，心中又感到一种自豪。几天后响彻云霄的爆竹声，“磨刀霍霍向猪鸭”的嘈杂声，以及老师和亲人们的欢声笑语，至今仍不时在我的脑海里回响。
　　九月，酷暑有增无减，广袤无垠的田野翻腾起一层层绿油油的稻浪。那天，姐姐顶着烈日排了好久的队，终于在上犹县城汽车站买到了两张车票。出发当天，天刚亮，母亲就开始帮我再次整理行囊。一个哥哥早年用过的发白的牛仔包被塞得鼓鼓的。母亲说：“学校很远，你回一次家不容易。衣服、鞋袜、炒黄豆、浸辣椒、腌萝卜都要多带些。你可是第一次出远门！”听着母亲的唠叨，我的眼睛又湿润了。
　　我就读的赣州师范的校园很美，绿树成荫，生机勃发。开学第一课，班主任朱老师走进教室。他双鬓留着浓密的络腮胡子，却一点儿不会让人感到畏惧。他翻看着学生档案，突然抬头看看身材还算魁梧的我，说：“郭起乐，你来当体育委员。”我赶忙“嗯” 了一声。轮到我登台做自我介绍时，我有点慌张地走上讲台，大声喊道：“我叫郭起乐，‘音乐’的‘le’，来自‘英雄好汉争上游’的‘上犹’……”全班人顿时哄堂大笑。多年后的同学聚会上，几位同窗好友还记得那好笑的一幕。
　　那时，每个星期五的晚上，是大家翘首以盼观看电影的清闲时光。夜幕还没降临，银幕就已经挂起，同学们也都备足零食赶来了。操场上人山人海，银幕上放的是《李小龙传奇》《唐伯虎点秋香》等当时流行的影片。有时，当我们看得正起劲时，电影却戛然而止，师傅对着话筒高声喊：“某某，幕布底下有人找！”没有人会埋怨，那正是其他院校老乡来串门的高峰期。要知道市区的所有大中专院校中，唯独我们学校才有周末观看电影的特别待遇。
　　那时，双休日总有丰富多彩的“游学”活动。有一次，大伙儿兴味十足地攀登章贡区第一高峰——峰山，都铆足了一股劲，发誓“不到电视发射塔非好汉”！结果回来时已是次日上午，腿脚水肿者有之，立即进入梦乡者有之，肚子发出强烈抗议者亦有之。
　　三年的学习生活时光转瞬即逝。毕业晚会上，伴随着欢快的旋律，我们团团围坐，师生相互敬酒，尽情共饮。有的人相顾无言，此时无声胜有声；有的人泪如泉涌，生怕分别就是永别……那是我们的不眠之夜！
　　那一年，我十九岁，初为人师。
　　我第一次来到一所青山环绕、脐橙满园的村办小学。土墙黑瓦，门窗的锈迹斑斑，好像在诉说着校园的“悠久历史”。泥巴满地的操场上，一些孩童在打乒乓球、踢毽子，他们很快发现了陌生的我，就一溜烟地跑进教室。我的同事们都很热情、纯朴，那天的午餐是乡村的最高接待级别：大鱼大肉，农家果蔬，赣江啤酒……
　　登上三尺讲台以来，备课、上课、批改、辅导、谈心、家访成了生活的一道道经纬线，让我辛苦并快乐着。每每追忆师范就学的美好时光，时刻铭记母校“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教诲，坚守“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就这样走过了二十一个无悔的春夏秋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