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入学到小学毕业，陪伴我的是一把弹弓。那时候，弹弓不仅是我们的玩具，同时还是我们随身携带的武器。我的弹弓很高级，先说“丫”字型弓柄，我选用的是桑树的枝叉，一边是笔直的，而另一侧带有天然的弧度，握在手里有美不胜受之感。桑树有极好的韧劲，硬铮而又极具弹性，这一来在瞄准的时候就可以把弹弓的弓柄捏得很靠近，只在中间留下一段很小的距离，这对提高射击的精确性大有好处。而我的拉簧就更高级了，我的拉簧是赤脚医生那里用于打吊针的滴管，这种黄色的橡胶皮管有惊人的弹力，射出去的子弹呼呼生风。而我的子弹不是小石头，我精选了形状上佳的树果子。树的果子水分充足，沉甸甸的，在它击中生猪、耕牛、毛驴或山羊的时候，这些牲畜们会平白无辜地四爪离地，像乒乓球那样一蹦多高，又一蹦多高。但是，它们的毛皮上不会有外伤，只有绿色的液汁缓缓地流淌。我那把弹弓绝对是高科技的产物——所谓高科技，完全是材料，说得科学一点，就是最合适的材料用在最恰当的地方。像我这个岁数的中国人有几个不知道弹弓的呢？在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弹弓是中国大地上最普及、最常见的少儿玩具与少儿武器。
　　在更多的时候，它不是玩具，而仅仅是武器。因为那时的教育是一种仇恨教育、警惕教育。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警惕，都有仇恨。警惕什么？仇恨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愈是不知道就愈要教育，愈要培养。
　　有警惕与仇恨就必须有武器。全民皆兵，我们也是兵。红小兵没有钢枪，红小兵就必须有弹弓。我们整天把弹弓揣在口袋里，射擊鸟类、家禽、家畜、电线，在放学回家的路上互相瞄准。
　　1984年，在美国的洛杉矶，在二十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许海峰为我们中国赢得了第一枚奥运金牌。举国为之欢腾。许海峰是一个搞射击的，众所周知，他出色的基本功得益于少年时代的弹弓训练。
　　弹弓、射击、奥运会、金牌、举国欢腾，这里头有它的内在逻辑。那一年我正在读大二，我真是羡慕许海峰。如果我们能有机会得到一把枪，凭我们扎实的弹弓基础，把那枚金牌带回来的绝不可能只是许海峰一个。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枪杆子里头同样出奥林匹克荣光。
　　我没有能成为许海峰，因为我“出事”了。第一件不算太大，——我在百无聊赖的日子里用弹弓射击了一位农民朋友家的老母鸡。母鸡正在觅食，我躲在墙角，用一棵树果子精确无比地击中了它的脑袋，这只老母鸡突然张开了翅膀，斜着头，围着一个并不存在的圆圈不停地打转。我快活疯了，跟着它手舞足蹈了起来。人一得意就得出事，我被老母鸡的主人当场逮住了，他把我交给了我的父亲。我的父亲用一种极其狠毒的方式收拾了我：他命令我写了一份检查书，当着我的同班同学，站在老母鸡主人的家门口大声宣读。那种羞耻真让我终生难忘。现在想来，从这件事情上我们至少可以正视三点：一，人之恶：二，羞耻感的被唤起：三，有效的外部力量。
　　但是，我想说，作为玩具，弹弓实在不能说是一个坏东西。真正的大事出在数月之后——事情的起因我可是一点也想不起来了，结果是极其可怕的，当时我正在教室里头，我用弹弓打坏了黑板上方人物肖像的眼睛。尽管我还是个孩子，然而，在那个刹那，我懂得了什么叫大祸临头，什么叫魂飞魄散。谢天谢地，我的班主任王大怡老师取下了画像，同时没有声张。但那种“后怕”伴随了我很久，你只有真正恐惧过，你才能明白什么叫“后怕”。我扔掉了我的弹弓，再也没有摸过一次。当一种东西被认定了它的“武器”性之后，即使是玩具，游戏的性质也只能是零。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我与妻子陪我们的儿子到金鹰去买玩具，在满眼的玩具面前，我的儿子简直手足无措。他每一次都这样，高兴得像个贼。这是一种幸福的标志。他的幸福让我幸福。我想起了我的童年与少年。那是一个没有玩具的年代，那是一个人之恶易于膨胀的年代，那还是一个最容易被恶所威胁的年代。儿童节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日子，可我却想起了那把该死的弹弓。
　　选自《少年文艺》